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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金靴:“双减”政策的时代逻辑——从“人为资本奴”到“资本为人控”

2021-07-27 09:20:11  来源: 阳春白靴公众号   作者:欧洲金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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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全文:点击阅读

  这其中有一些比较引人注目、也是比较“干货”的部分,我总结摘录为十条:

  ① 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② 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③ 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④ 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⑤ 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已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⑥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培训机构不得高薪挖抢学校教师;从事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并将教师资格信息在培训机构场所及网站显著位置公布。

  ⑦ 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培训机构融资及收费应主要用于培训业务经营,坚决禁止为推销业务以虚构原价、虚假折扣、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依法依规坚决查处行业垄断行为。

  ⑧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禁下达升学指标或片面以升学率评价学校和教师。

  ⑨ 中央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校外培训广告管理,确保主流媒体、新媒体、公共场所、居民区各类广告牌和网络平台等不刊登、不播发校外培训广告。

  ⑩ 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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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总结,大致的核心点其实就是三条:

  一、给学生减负,学生不是做题机器,内卷不可取;

  二、给资本上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割韭不可纵;

  三、给教育润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初心不可忘。

  嗅血露牙、闻刃拔腿的资本市场,旋即迅速“响应”,跌股价的跌股价,裁员工的裁员工,找后路的找后路。

  仅7月23日一天,新东方跌了40个点,好未来跌了70%,高途跌了60%,51Talk跌了43%,有道跌了42%……

  一波吃了“改革开放红利”、“应试教育红利”的境内外资本,在鲸吞教育产业利润、培植数个教育财阀、邪化国人教育观三十年之后,也确实到了该“被改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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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这帮巨头大鳄敏感一些的话,在今年5月份时就应该有所察觉。

  今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官文很直白:“减轻学生负担,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方式,全面压减作业总量,降低考试压力。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对问题机构要严肃查处。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

  甚至在4月份时,当时就已经有“今年可能会有教改”的传闻发出,针对教材改革、教学改革、教育产业改革的诸多声音都在奔涌。

  我微博@-欧洲金靴-在4月9日的时候发过,后被夹,有印象的同志应有记忆。

  所以信号是早就释出,何故七月末才后知后觉。

  在双办发出“双减”的《意见》之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也配合着打出组合拳,推出雄文《莫让资本蒙蔽教育初心》,文本铿锵:

  “《意见》明确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要精心组织实施,务求取得实效。加强党对“双减”工作的领导,把“双减”工作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强化督促检查和宣传引导,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地方、部门、学校及相关责任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问责。”

  “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这是必须守住的底线。”

  …………

  紧接着,25日,那帮资本们也是乖,在社会主义铁拳面前积极呼应:新东方、好未来、作业帮、猿辅导、高思(爱学习)、一起学、精锐教育、掌门一对一、学大教育、51Talk、卓越教育、昂立教育、北外壹佳、洋葱学园、高途教育、中文未来教育(豆神)、河南大山教育等120家全国性校外培训机构,联合发出支持国家“双减”政策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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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这份倡议也是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带领下发出的,不倡也得倡。

  这个时候,这番场景,恐怕就不得不再重温一下去年年底大大主持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其报告第六条「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内容: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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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将火烧到教育领域、将中国教育不断产业化的三十年里,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就是教育阶层的形成和不断固化:顶层垄断优质资源,中层混战内卷(也是学生机器化、课外辅导大肆割韭的庞大人口群),底层出头无望。

  就在今年的高考日,6月7日当天凌晨,著名的“骑墙派爱国喉舌”胡锡进先生,又发表高论:“高考是中国社会治理分量很重的一环,是社会公平的最大寄托之一。这几十年来无数寒门子弟通过高考成功改变了命运,以此作为关键起点实现了阶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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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现实真的如胡锡进所言吗?

  去年时,我在微博吐槽过以高考语文作文为典型、反衬出的现代资本教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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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中国商报》曾刊过一篇文章《市场化是中国教育唯一出路》,里面有云:“市场经济下的市场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学形式多样化,办学方向市场化,人才培养差异化。就像大自然的山一样有高有低,像海洋一样有涨潮有落潮”、“30多年春天的故事,让中国坐上了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把交椅,我们同样期待着‘1978’的教育之春能如约向我们走来。”

  那篇文章发表的2013年,北京的学区房当年连续4个月上涨1500元。

  也是到2013年时,中国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占比已经达到1/6。

  当教育消费成为一项社会巨量产业时,这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财富导向之下的中国教育分层。

  毕竟在自由化的市场大潮里,是没有公平可言的。

  除非你拒绝进入市场,拒绝参与教育竞争——课外辅导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巨额支出的教育竞争。

  毛主席当年为什么要搞五七干校,为什么要搞工农兵大学,为什么要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搞“教育革命”……

  他老人家当年的一切战略都是服从于一个思想:坚决不可出现贫富分化、城乡分化、阶层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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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46岁时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抒发过:“判断一个青年是否是革命的,就看是否愿意与工农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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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没有过“特殊学校”、“特殊教育”?

  当然有,那就是一众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

  干部子弟学校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1937年徐特立提议开办干部子弟小学,得到中央批准,随后在鲁迅师范学校开设了一个小学班,这成为了第一个干部子弟小学;一年后,延安干部子弟学校成立;再三年后,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成立。

  成立干部子弟学制,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特定的政治诉求,主要是想打破“党的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界限,以及在战争阴影下“保留革命火种”的愿景。

  像“一保小”“二保小”“华东保育院”等在抗战与解放战争过渡时期建立的,都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

  但是在建国后进入新中国阶段,这些干部子弟学校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娇生惯养、铺张浪费、与工农子弟显现出待遇差距。

  到1952年时,根据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四大区的统计,各类干部子弟小学达到42所,学生超过13000人,教职工将近3000人。

  这些干部小学的待遇普遍优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还出现过教师每日给孩子称体重、陪吃陪喝、生怕体重下降的怪像。

  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和警觉。

  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对干部子弟小学用汽车接送的问题表达过不满:“浪费汽油”、“这值得注意!”

  伴随着同一时期的三反运动,毛主席“反特权、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贯彻下去,干部子弟小学开始了一轮大整改。首先解决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学校占地厂房过多、经费开支过高、寄宿制范围过大等现象。

  但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谓不大,某些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家长甚至联名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车接送,甚至要求用党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学……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1952年6月,毛主席正式做出批示:“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贵族学校”,这是毛主席亲自为这一类权贵教育场所贴上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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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80年代后,新的风潮开始出现了。

  1980年,美国驻华大使馆联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大使馆,共同建立了北京顺义国际学校。

  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完全采用国外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的国际学校,当时该校只接收使馆人员子女。

  国际学校并非是改开的产物,1969年就有北京巴基斯坦使馆学校,之后还有1973年成立的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和1975年成立的北京第五十五中学国际学生部。

  但是这三所国际学校采用的均是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式,增加了在语言教学上的比重和本民族的教学内容。这和后来的国际学校从本质定义上有很大差别。

  整个80年代,我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节奏下悄咪咪诞生了6所国际学校,其中5所为外籍子女学校,以及1个公立学校国际部。

  客观说,那个时期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差异化还不算太过明显,国际学校主要是解决使馆工作人员子女以及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工作的外籍人员子女的学习问题。

  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门进一步洞开、外企涌入,同时某些“先富起来的人”走上前台,国际学校的数量与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性的巨变。

  类似上海中学国际部、北师大附中、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中、广州碧桂园学校、大连枫叶国际学校等学校,其“贵族”“奢华”的味道逐渐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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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进入21世纪,就更不必说了,以人大附中国际班、北京四中国际部、北京十一中学国际班、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天津惠灵顿国际学校等为桥头堡,“贵族学校”已经不再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而是一种堂而皇之的广告语、品牌形象。

  网络上曾有一段子:“某些省份的省委书记,也不如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主任牛掰。看看人家抽屉里多少张贵族幼儿园、贵族中小学的条子吧。”

  80年代“学区分”、“就近上学”的概念出现,这是对1978年《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和1983年《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的指导精神的呼应。

  尤为有趣的是,1978年的《方案》中明确提出:“以后要在重点中小学建设长期规划上,形成‘小金字塔’结构……”

  步入21世纪,「学区房」横空出世,小金字塔陡然形成了。

  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1958年,毛主席曾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年9月,中央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亦有指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将一个孩子驱逐出课堂真的是很容易的,容易得就如同把一个阶级驱逐出越来越聚合化的水泥大都市、钢筋大城市……

  正如我们看到的,以上海华二初中、兰生复旦中学等为标志的飘散着金钱味道的学校,更是被爆出曾明目张胆地“劝退”上不起贵族学校的“低质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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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从历史看。

  1980年时,北京八所高校录取新生家庭调查,20%是农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专业技术人员;

  到1990年时,北京录取新生1.7万人,干部、军人子女占比已达到78%,而工农占比仅占21%。

  2015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统计了中国各地考生考人清华北大几率的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北京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的概率是广东考生的30倍(10000人中分别取106.62和3.65),北京之后是上海(32.16)、天津(25.81),而倒数三名是广东、云南(3.79)、贵州(3.93)。

  根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的数据,在2000-2010年的十年时间里,农村小学减少了22.94所(减幅52%);农村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幅60%);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25%)——农村学校减幅远远大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速度。

  这就是我此前一再说的,“农村被抛弃”。

  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这就为资本的市场收割创造了必要条件。

  至于其后果,马克思同样又指:“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伟宜在2016年时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7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其中鲜明指出:

  “2000年之前,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2000年达到了43.6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43.6倍。

  到2010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为30.1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30.1倍。

  而重点大学中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比例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出国,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公平有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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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时,新版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删除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旧规定,不再禁止民办学校向社会募集资金。

  这在当时被视作为教育企业尤其是课外培训辅导机构前往A股上市圈钱,扫除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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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入侵,或者或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带来内卷。

  这是无法调和的制度矛盾,也是其制度特征。

  如同资本主义必须要求保有一部分「失业人口」、以给予有工作机会的人以“压迫感”、从而达到剥削的目的那般,资本控制下的教育产业,也必然会要求必须保有一部分「差等生」

  有了「差等生」的存在,才能让陷入恐惧和焦虑的学生们为了成为所谓「优等生」而纷纷戴上防弹玻璃一样厚的眼睛、吃饭上厕所时都要看书背书、个个成为做题家。

  同时,有了「差等生」的存在,也才能让教师群体同样跟着学生群体一道陷入焦虑:尔虞我诈的非良性竞争、勾心斗角的校园官场职场、开小灶补习的恶劣风气、对成绩好坏的学生施以不同态度……

  在压力和强度不堪重负,又被迫出现了家长承担“家庭辅导任务”的怪像,导致了家长与教师之间的矛盾——这是经典的“挑动群众斗群众”而资本坐收渔利。

  乃至到了大学,「学阀」事实上的形成,以及拥有近乎于可决定学生命运之权力的「导师制度」,更是催生了止不住的研究生自杀悲剧。

  一切的悲痛源头,其实很简单:私有制。

  资本主义,就是一个让人不为人、让人吃人、让人失去人性、让人的眼里只有政绩/成绩/金钱的制度。

  所以《共产党宣言》的宗旨、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只不过,今天的某些既得利益者们不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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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个最著名的、以“吓死人的清北命中率”著称的、年年吸引全国高中校长前去“取经”的河北衡水中学,即为典例。

  衡水中学曾经在90年代还主动降低分数线录取大量农村学生、让城市农村学生极不平衡的九一开比例向着五五开比例靠近。

  然而今天,“魔鬼做题、监狱生活”这些老生常谈就不提了,真正值得瞩目的,是衡水中学不但早就用“跨区域掐尖”的模式强行保障优质生源、保障清北率,更是在资本运作方面早已集团化,成为全国高中所谓“企业化运营、资本化盈利”的典范。

  眼下,以公办衡水中学为首的“衡中系”资本集团,已包含了四所高中学校。

  除了衡水中学是省级示范性公办高中外,衡水第一中学、滏阳中学、衡水中学实验学校均为由衡水中学统一参与管理的民办学校,在性质上属私立。

  即,私人资本作物。

  今年3月11日,长水教育集团操作的所谓“第一高中教育”,悄然在美国上市,其中不少衡水中学的名师(桑海勇、丁业胜)竟然出现在股东名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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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所谓“衡水模式”,那些年年挤破头去取经学习的全国各地的校长们,你们学的来吗?别再浪费差旅费了。

  还记得今年衡水学子张锡峰的那一声呐喊吗:“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城市里的大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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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为什么要以拱到白菜(尤其是城里的白菜)为荣耀、为成功的标志呢?

  这种价值观,本质其实就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谚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句我们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奉为真理的话,事实上是不折不扣的、冷血的资本主义成功学。

  “人上人”,人身之上亦有他人,人身之下亦有他人,这便构筑了一个层次分明的阶级压迫体系。

  同时,由于深谙“一旦成为人下人就一定会被人歧视、被人欺负、被人打压”的社会现实,所以个个都不择手段地妄图成为“人上人”。

  哪怕,是踩着别人的头颅,是违法乱纪忤逆人伦,是置人格尊严于不顾………也要“成功”!

  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教育。

  这张图,已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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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清北命中率”而闻名、而成为办学荣耀与融资噱头,那么从普罗大众的角度,审视清华北大这两所高校,对这两所“留美预备高校”就是如何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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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清北那令人看不透的艺术审美一样,让人民群众难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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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办、学生到底应该怎么学,毛主席其实早在1967年12月的《论教育革命》中就有指导。

  我摘录如下:

  我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

  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

  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我就问各位,服不服?

  可以对比一番,今天的“双减”政策难道不就是回归与致敬吗?

  从小学到大学,毛主席把路子早就指明了、把问题早就剥开了,何故要走这三十年的资本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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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放一个有意思的,1975年第11期《红旗》杂志的文章:《请看苏修的新玩意》,全文如下: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

  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

  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

  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

  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

  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

  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

  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

  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

  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

  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

  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

  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

  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

  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历史真是个轮回,历史真是面镜子。

  你就说逗不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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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既然说到苏联(准确的说是1956年后的苏修),就不妨多说点,苏修的很多领域之变质、蜕化,都是社会主义中国需要恒久学习和警示的历史教材。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教育领域。

  在1917年之前 ,俄国的学校是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鲜明的等级性、阶级性、宗教性 ,国民教育管理体制松散混乱。

  是十月革命 、准确的说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苏维埃国家教育委员会通过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国民教育的宣言》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将教育和教养事业从宗教部门移交移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的决定》,第一次将受教育的权力下放到底层的工农阶级。

  包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 》、《俄罗斯各民族人民的权利宣言》这些法令,清除了宗教教会和地主们对学校的影响 ,快速推动了面向普通人民的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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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教育开始了“改革”,尤其受到西方“精英教育”思维的冲击,

  如1964年8月,苏联通过了《改变兼施生产教学 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学的学习期限的决定》,把建立在8年制学校基础上的中学的学习年限,由3年改为2年;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又强调“要把提高专家培养质量当做头等任务”。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就会决定了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

  苏联后期,在“以二十大精神彻底改造苏联教育”的理念趋势下,大批资本疯狂涌入原本属于苏维埃国家机器管辖的教育领域。

  资本家们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全面发展”这些从字面上看合理先进、但实际上是在强化苏联新生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改革方案”。

  赫鲁晓夫上台后,给学校提出一个新任务叫做:“发掘和关心少年天才”;此后的勃列日涅夫也叫嚷:“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一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主要源泉”。

  列宁在1917年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时就曾指出:“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

  可是在“改革”的春风吹拂下,连《真理报》也开始对资本趋炎附势,专门以《深刻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证》为题发表文章,声称“招收生产工人的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造成惊人的淘汰率,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有才能的青年入学”。

  这与今天中国的衡水中学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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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利益集团鼓吹的“知识仲裁”,正是以“知识”、“分数”的自由竞争为幌子,给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而把底层劳动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学校之外。

  恩格斯过往在谈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指出: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在苏联后期,既得利益阶层的子女有强势的父母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

  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

  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5~10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只能望洋兴叹。

  资本涌入教育的结果只能是一个:两极分化。

  至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中央委员中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师、教授等学位学衔的,就占到了46%。这正表明:高等学校已经变成了进入特权阶层和攫取更高权力的阶梯,“知识”,变成了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这一点,连西方都看得很清楚,英国《苏联教育中的政治》一书就指出:这种“设立特权阶级的学校”,是苏联“特殊阶级明显地企图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众孩子分开”,“把有特权目的的学校转变为社会分化的学校”。

  到了1988年,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已经诞生了第一批由寡头投资的私立学校,这完全违背了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第1468号法令。

  但是在苏联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人或媒体,对其提出异议。

  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更是直接“摊牌了、不装了”:1991年初通过了《企业活动法》,声称“开办公司、股份公司和私营企业的任务之一是为满足社会需要提供服务,而教育活动是为国民服务的重要形式之一,理应包括其中,可以和私营商业机构一样注册。”

  1991年5月,苏联中央政府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政府,几乎同时收到了各自教育部门递交的有关私人办学的议案。

  苏联部长会议做出的《私立学校组织程序与功能》,尚带有一丝苏维埃的味道,比如私人办学必须在当地政府监管下开办等严格条款。

  但是俄罗斯方面制作的《关于俄罗斯私立教育机构组织程序及功能临时条例》,则完全是另一个立场。它允许资本自由办学,还规定各级党委严禁干预学校的班子搭建和教学内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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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月后,叶利钦当选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其发布的第一号总统令就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发展的紧急措施》,紧随而来的,就是一大批非国立教育机构的拔地而起……

  血淋淋的历史事实,不值得警钟长鸣吗?

  

  今年的2021届高考,毛主席“重返”语文作文,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姿态,时隔多年回归亿万考生的考卷,这一幕着实令人泪目。

  我愿意看做这是某种初心的回归,是这次“双减”政策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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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一张硕大厚重而又十分亲切的考卷。

  能否答好这张考卷、能否让这张考卷长久地存留在中国的课堂里,这决定着中国往后恒久的前进方向。

  四十年来,有的人恐怕不敢面对这张考卷;但经过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洗礼后,如今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辈正在觉醒,正在尝试着答题、尝试着将它紧握在手。

  文章的最后,以高考为案,回顾一番曾经那个英雄出少年的时代里,英气勃发、雄姿盎然的高考作文题:

  1952年《新人新事》;

  1953年《我的理想》;

  1954年《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确定的》;

  1955年《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

  1956年《生活在幸福时代》;

  1957年《我的母亲》;

  1958年《记整风运动中的一件事》;

  1959年《记我的一段有意义的生活》;

  1960年《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

  1961年《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一位革命前辈的事迹鼓舞我前进》;

  1962年《说不怕鬼》、《雨后》;

  196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日记》、《唱起国际歌的时候》;

  1964年《读报有感》;

  1965年《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谈政治和业务的关系》。

  ………

  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把人驯化成资本的奴隶、群众的阶级叛徒,还是把人培养成群众的先锋者、无产阶级的示范兵?

  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必须持久思量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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