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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不能代表中国医生

2021-07-19 14:52:34  来源: 新潮沉思录   作者:褐色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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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主旋律电影《中国医生》上映了。笔者认为,用糊弄评价它是再适合不过了。影片处处透露了所有制作人员的漫不经心,这种糊弄的感觉,甚至可以用荒诞来形容。《中国医生》如果可以代表“中国的医生”,那么老婆饼里也会有老婆。

  在技术和故事层面,《中国医生》都为某些人敲响了警钟,不要觉得拍了主旋律就可以代表国家,代表人民,也不要觉得对观众糊弄一下,好像也不是那么太大不了的事情。

  那个把观众当提款机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大众认识不到电影在糊弄人的情况也越来越少见。这要谢谢流量明星的付出,今天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影片在制作上的糊弄。我们讲,看一个电影的诚意,首先看导演等主创人员敢不敢冒着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风险,挑战不同的题材,讲不同的故事。好的导演往往会不断地否定自己,把心掏给观众,真诚地接受所有人的质疑,接着在下一部电影中改进,这才是大家风范。

  与之相反的,有人如果通过偶然还不错的票房,知道了观众的口味,把一个故事用一套人马再拍一遍,然后再用别人的眼泪当唾沫数钱,可能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中国医生》就是这样,在导演、主演、题材等方面,又一次糊弄了所有人。举个例子,很多人都知道,和《中国医生》一样,该电影公司的大部分主旋律电影,都是由它的个人大股东主演。

  不仅如此,在导演层面,我们要批评它,也有更多可以思考的地方。导演依旧是那位把革命当黑帮创业、把革命先辈当喊口号过家家的“人才”。但是,经历了四年前的失败,该公司依旧选择起用他。不仅如此,它的同行们一样也受欢迎。因此,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为啥该公司主旋律电影喜欢用香港导演?答案是,拍的快,没得选。

  这就要从18年前讲起。某民营电影巨头喜欢用香港导演的前提是,今日内地的娱乐圈要比香港发展的好,否则人家也不可能抛家弃子、背井离乡。这是因为,18年前的非典重创了弹丸之地的影视行业。说是重创,其实是最后一击。在此之前,某些影视资本家的心思早就不在电影上了。搞七天就能拍好的“七日鲜”电影压榨影视劳工赚快钱,赚的钱用来积累政治资本,为子孙后代谋出路。再搞搞选美比赛给那时候还不是太挑的富人们改良基因,这顿操作下来,已经把自己的员工逼得职业病高发。再加上香港娱乐圈黑帮横行的问题,香港娱乐圈的明星们,有条件的嫁人息影,没条件的商场剪彩,歌星没生活费了在红磡开个演唱会,就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娱乐圈景象。

  这种报复性透支市场与艺人的结果很明显。在2003年,整个香港只剩下了60间影院,到现在,香港电影院的数量基本维持在47家左右,还比不上朝阳一个区。运气好避开了疫情的《无间道》成了“港影”最后的辉煌。为什么说是最后的辉煌呢,因为出演这部最后的辉煌之作的绝大部分人,都来了内地发展。因此,脸混熟了,大家更会拿内地的电影人的收入地位,去衡量他们,然后更加觉得《无间道》厉害。该导演更是在最近几年有着无限风光,以“国”字头的系列电影出入亭台楼阁,与曾经压迫他们的人推杯换盏。

  在后者眼中,以“七日鲜”出道、在香港只有工薪收入的他们,不得不说在省时省钱完按期完成拍摄任务这点上确有独到之处,比如当初找李仁港拍摄《登山者》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早就过上了好日子,非八九位数不出山、还要股份的内地大导比,哪个更好用,这已经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了。

  所以,这种糊弄就此诞生了。更不妙的是,主旋律电影有着官方背书的特性,因此成了经历疫情而负债累累的影视公司的救命稻草。原来最起码要策划、制作两年才有脸见人的电影,现在仅仅只要半年甚至两个月。找三个导演把一个故事拍三遍赶工,和没啥戏演的中年演员抢档期,招呼小鲜肉客个串,都是他们常用的手法。

  因此,在技术层面,我们会发现,他们特别爱用新闻资料片让自己看起来真实。有些场景没时间拍了,就用黑场过渡,后期也没时间了怎么办,那就不仔细做调色和配乐了。画面细节不是发红就是发绿,把《国际歌》和《国歌》变奏一下当配乐,都是糊弄人的种种方式。演员没有时间找像的,就用同一批,反正出了问题先追溯“始作俑者”。因此,这些民控主旋律电影,都是后期民工的噩梦。直到上个月月初,笔者的朋友圈还是到处都是这些剧组在招调色、剪辑这些活的通知。

  而故事怎么办呢?《中国医生》想出的办法还是把主旋律电影当香港电影拍。这位导演在《建军大业》,就把《无间道》套了过来。到了今年,时间更紧,更进一步,连“兄弟情”和“天台情节”都搬了过来。文化上的香港电影,有非常明显的两个特征,一是故事里都会有“兄弟情”。其次,高楼上的“天台”往往代表着世外桃源与乌托邦。这两种意象得以成立、有意义的背景,是建国后香港社会野蛮、血腥的社会现实。

  香港电影的辉煌年代,也正是迁入香港谋生的逃难群众需要通过看电影宽慰自己的时刻,已经被战乱斩断了血脉、亲情,在周围举目无亲、工作报国无路、反击压迫手无寸铁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彼此间的理解与支持。“兄弟情”和“天台”,前者在情感上,后者在空间上,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惴惴不安。视野再广一点,香港电影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三级片和黑帮、警匪、古装电影的共性,就是在从不同的角度为他们缓解生存与生理的焦虑。

  兄弟情针对的是人,“天台”情节则是和“江湖”一样,想象一个可以避开权力与欺凌的场所。这其实不难理解,在香港经济飞腾的那几年里,楼越盖越高、地越来越少,天台就成了为数不多的不会令人感到压抑的场所。我们不难发现,香港电影拍卧底见长官,黑帮卖白粉,往往都会选择天台。

  但是,这种套路是建立在香港的社会背景中的,用在一部反映武汉疫情的电影里,主创们有没有想过是否合适的问题呢?电影中,广东、上海的两位援鄂医生非常自然的把武汉当成了香港,一遍又一遍在天台上“碰头”。他们之间的交锋,也更像是警队内斗、黑帮大选。互相明枪暗斗,若是有某些矛盾,主角竟然拍桌子走人。这到底是医生呢,还是香港的痞子呢?

  不幸的是,张院长在电影中的形象,也被这么糊弄了。在“赶着拍”的现实情况下,某位大股东给人了只会隔着口罩怒吼骂人的观感。通篇这么下来,在《中国医生》中,我们看不到“中国的医生”。电影里的医生,都有着一个从来都不用操心的完美家庭。甚至如香港电影中的某些主角家庭那般,好的就像没有一样。电影中的故事场景,也都有着浓郁的警匪对峙色彩,外卖小哥欧豪因为患上新冠而被工作人员围攻带走调查的镜头,和警匪片中阿sir包围暴徒的场景,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呢?

  我们如果要追溯这种做法的原因,可能需要承认,他们在重复出一个理想的、没有权威的香港电影故事模式。早些年,他们习惯于表现无政府状况下的江湖义气,那时候还有观众看。还有得不到任何法理、道义上的支持的普通人,为了活着的一口气,去电影院回顾那些只存在画面中勇敢、真挚的故事。现如今,香港电影没落了,没有观众了,北上的他们开始用香港的电影经验套主旋律电影。在电影行业的发展历程中,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部两部电影的通行做法。想象在绝境中亲情会怎么变形的故事,在香港导演的北上作品中随处可见。

  在陈可辛的《投名状》中,三个结拜兄弟自相残杀的原因之一,竟然是大哥爱上了兄弟的女人。《十月围城》里,黎明饰演的乞丐,还是爱上了父亲的女人。在更早些的《大话西游》系列电影中,至尊宝的暧昧对象里,也有结拜兄弟牛魔王的夫人。

  我们承认,如果在香港电影文化的结构中,故事上极端的伦理实验,与现实中极端的社会处境是互相对应的。电影的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谁是谁非,并没有定论。但是如果不加选择地将两者杂糅在一起,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只想着“快点怕、拍快点”,那么并不会有多少人,承认这是一部好的电影。

  就像我们之前很多次说过的那样,比起很多上一辈大陆导演,香港导演们起码拿钱干事,业务能力较强,不会像大陆一些导演一样业务不怎么样,还热衷于塞私货。但同时香港导演们确实普遍也有着非常局限的一面。拜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所赐,他们更热衷,也更擅长于刻画那个半殖民、黑白不分,文化浑沌的旧世界。他们的记忆中并没有社会大改造,并没有新世界的建设经历,这成为了他们止步不前的理由,不过,这方面我们怎么苛责他们都或许带一点偏狭。毕竟,还有很多人得益于新的世界,还想着回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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