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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孙代尧 李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

2021-07-18 11:19:47  来源: 马列微讲堂     作者:孙代尧 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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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既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在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我们党的百年奋斗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包括对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关系、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等的认识;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的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展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丰富和拓展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第三,在推动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和践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宏大历史视野,蕴含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智慧,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关 键 词] 中国共产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现代化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孙代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1]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宽广的世界视野和天下情怀,始终将自身的奋斗目标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视野中来看待,把为人类社会发展作贡献的使命扛在肩上。早在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就指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2]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豪迈地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对近代以来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来说意义重大,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影响深远。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4]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发展自己不仅是为了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是对整个国际和平的贡献,也就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我们正是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的。”[5]习近平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6],“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7]。这些重要论述都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人类情怀。100年来,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前行、创造历史伟业的不懈奋斗,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其广度和深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一、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世界以及中国的走向,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在奋斗中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一,深化了对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认识。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进行了不懈斗争和多种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在这个历史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应该走怎样的具体道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呢?能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吗?当时有些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的理解,认为中国必须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由此得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在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和理论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更替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不是抽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依次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也并不意味着某些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够越过其中某一发展阶段。以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并不具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而且,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深入分析后,毛泽东得出结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8],即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截然二分的两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篇文章的上下两个部分。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从而越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发展道路所体现出来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反,它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更替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和实现形式。

  第二,深化了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要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整体性逻辑上加以把握,并辩证理解这一规律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9]。因此,不能把这一规律的运行过程作简单的线性式理解,似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某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必须先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才能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先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才能有相应的上层建筑。毛泽东在对历史上社会革命的经验进行总结时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10]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都是首先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变革,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些事实并不违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发展规律,而是社会发展规律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决定历史发展的具体细节和形式。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正是通过辩证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充分发挥历史能动性,自觉建立和调整生产关系来激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潜力,自觉建立和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符合历史内在规律地向前发展。

  第三,深化了关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各个社会形态都存在的基本矛盾。但是,即使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下,在基本矛盾不变的情况下,在不同阶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主要矛盾。只有善于判断和识别每一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牢牢抓住社会发展主要矛盾,才能更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11]。因此,要注意研究发展长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矛盾的特殊性及其本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了,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随着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并不一样。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虽然之后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中国社会依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规范表述,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也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供了指引和遵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初期阶段之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具体阶段,各具体阶段的主要矛盾也会发生变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正确认识和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

  第四,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毛泽东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阶段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12]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3]。同时,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十八大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明确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并对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的30年又作了进一步的阶段划分,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14]。习近平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15]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尽相同的阶段性特征,需要据此提出适应当时情况的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善于抓住各发展阶段的特点,并把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目标有机联系起来,以接力的姿态带领中国人民向着远大理想不断奋进。

  第五,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然而,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许多西方政客和学者弹冠相庆,扬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将在地球上消失。面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人登高望远,坚定信念,坚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只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暂时现象,“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也会出现曲折,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16]。中国共产党人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指出,“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风景这边独好’”[17]。特别是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得到彰显,很好地诠释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

  二、拓展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16、17世纪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经过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建立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他们占据世界舞台中央之后,将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包装成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借此向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传播所谓“普世价值”,试图让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他们的模式来进行建设和改造。许多人声称,发展中国家只有效仿和跟随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才能摆脱贫困与落后,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走向“光明”和“美好”的未来。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众多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国家,有的在经历初步发展之后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有的虽然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实际上不得不依附于发达国家,自身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独立性大打折扣;还有的则在所谓“先进”的民主体制下陷入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国家难以稳定发展,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他们非但没有顺利走上期待中的现代化道路,反而实际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充分,贫富分化、债务危机、治理失灵、民粹主义等问题在他们内部凸显,某些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更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加以破坏。他们实际上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绊脚石。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自由”“民主”“人权”的灯塔形象更是日渐暗淡。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绝不是像西方国家自己鼓吹的那么“完美”和“普世”。

  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当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给出了一个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18]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启了追求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征程,在艰辛探索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秉持全国一盘棋的国家计划建设思路,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独立自主的持续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紧跟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几十年的稳步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9]。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并对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了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究竟新在何处?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哪些参考和借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都强调,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并高度概括、深刻阐明了中国现代化的五个显著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0]根据这一论述,可以对我国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作进一步的理解。第一,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而不是少数人主导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导致的结果是资本统治人民,少部分人攫取巨大利益。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是独立自主、自信开放的现代化,而不是依附他国、自我封闭的现代化。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做任何国家或集团的附庸,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体现了清醒的战略眼光、坚定的原则坚守和开阔的世界视野。第三,中国的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不是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破坏生态环境的现代化。中国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并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第四,中国的现代化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化,而不是追求霸权、以邻为壑的现代化。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不以攫取他国利益为目标,并积极带动落后国家共同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国的责任和担当。最后,中国的现代化是先进政党领导下全体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现代化,而不是党同伐异、社会撕裂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关键就在于有以先进思想为指导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而不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并相互攻讦、离心离德,从而造成严重的内耗。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所固有的缺陷,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全新选择。同时,中国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既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习近平指出,“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21]。到21世纪中叶,当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将更加充分地展示出其历史意义。[22]

  三、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把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同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在推动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探索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的成立,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接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其间,我们党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这个成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推动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我们党始终将本国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本国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让国家更富强、人民更幸福,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长期以来,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本国的发展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更多机遇、提供更大动力、增添积极因素,中国在推动实现人类社会美好发展前景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更加突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满希望,也面临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习近平以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以为世界谋大同的世界视野和天下情怀,展现大国领袖担当,创造性回答了这一时代之问,提出了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时代之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带来的不仅是力量构成的变化,更是思想维度的开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的产物。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23]在2021年2月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24]。今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这种局势,各国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多层面、多角度都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难题、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提供了思想引领和方法启迪。

  在政治和安全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新准则。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倡导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倡导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主张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在经济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破解经济全球化遇到的难题提供了新思路。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25]中国倡导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建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得到沿线国家广泛认同,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在文明发展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跳出“文明冲突”的困境提供了新思考。中国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2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和践行,将为解决世界冲突增添重要的思想性共识。要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坚决反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文明终结论”等错误论调。

  在生态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新思维。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主张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主张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为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作出了系统部署和安排,充分彰显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对近现代以来普遍存在的狭隘的“西方中心论”的超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宏大历史视野,蕴含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智慧。如今,这一倡议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既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在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遵循历史前进逻辑、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呼应人民群众期待,着眼本国和世界,着眼全局和长远,敢于担当,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和丰富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1]《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3]《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44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2页。

  [6]《人民日报》2018年4月9日。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9]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4页。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页。

  [14]《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

  [15]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16]《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17]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18]《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

  [19]《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0]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2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22]参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0页。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42页。

  [24]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25]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求是》2020年第24期。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44页。

  文献来源:《党的文献》202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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