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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皓阳:毛泽东走出了“至暗时刻”,中国共产党也走向了光明

2021-06-20 10:16:02  来源: 大浪淘沙   作者:赵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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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重回中国,在采访中向毛泽东主席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毛主席一生遇到危险无数,比如在秋收起义时被清乡队抓住,在押去枪毙的路上伺机逃脱,在水塘边的草地里躲了一整夜才成功脱险。比如在国民党进攻陕北时,身边就带一个警卫连,跟刘戡的七个旅兜圈子,有时候部队驻扎的地点就跟敌人部队隔着一条沟,有时候今晚住在这个村,第二天早上敌人就赶到了。

  然而就这样“在刀尖上跳舞”,毛主席依然认为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草地上的分裂——这个回答很有高度,也很真实。不管是敌人多么凶残,不管是蒋介石、日本人还是有原子弹的美国,我们都战胜了他们,我们都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而最大的威胁,永远来自内部。

  1934年,毛泽东被王明博古等人排挤,赋闲在大后方,时值第五次反围剿最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屡次上述中央阐述正确的军事决策,但屡次被否定。随后毛泽东换上了严重的恶性疟疾,连续几个月不得好转,最严重的时候十几天持续高烧40余度,正好又赶上敌机的持续轰炸,每次都是警卫员抬着担架,在一片狂轰滥炸中把昏迷的毛泽东抬进防空洞。这时候不仅仅是毛泽东的至暗时刻,同样是苏区、是党最危急的关头。

  高烧退去后,恢复了意识他又向中央建言:“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结果又被拒绝。此时的他不知道,博古正在考虑让他去苏联养病,博古表示:毛泽东同志已停止工作,且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建议去苏联养病。其实也是想借去苏联养病踢开这个一直给他们挑刺的“刺头”。王明听后表示,首先敌军围剿下没有去苏联的安全途径,然后他说了一句实话:“苏区离不开毛泽东”。

  但不要以为王明这句话是在夸人,因为当时王明就在苏联,他自然不愿意毛去莫斯科,同时九月份是中央已经决定离开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当时那些中央留洋派们的观点是想把毛泽东留下来,留在根据地继续打游击。但是因为毛在红军中下级指战员中威望极高——因为大家都肉眼可见,毛委员在的时候怎样屡战屡胜,等留洋派和外国顾问来了根据地之后是怎样一系列愚蠢的操作;同时当时毛泽东名义上还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不带上走显得说不过去。首先是朱老总、张闻天像“三人团”据理力争说不带毛泽东走,红军人心不稳;而后周恩来说服了三人团中的另外两位——李德和博古,最后毛泽东在担架上走上了长征路。

  毫无疑问,这一举动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但是仅仅一个遵义会议还是不够的,会议只是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让他的军事思想能够完美的贯彻实行,但是曾经王明、博古等人为代表的错误并未清除,也出现了像张国焘这样险些葬送了红军的危急时刻。遵义会议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所需要的是延安整风。

  《为人民服务》里说得好:“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而这“五湖四海”实在是包括的太多太多了。

  我们可以简单粗暴的看看这样的对比:党在成立初期,高级干部以“留洋派”为主,而且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所以苏联的影响对于党组织是举足轻重的;而党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建设了广泛的根据地,那些参加起义并成为建设根据地中坚力量的同志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军阀苦大兵、少数产业工人。相当于当时能够出国留学最精英、最有学问的一群人,与中国大地上最底层、最苦难、最朴实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

  但是光有理想是没用的,“一起做事”距离“把事情做成”中间隔着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些背景不同、知识储备不同、人生经历不同的人们在共事过程中,自然会对相同问题产生不同看法,对相同的目标寻找不同的路径,结果就这两边人互相瞧不起。留洋派觉得根据地的人们都是“泥腿子”:不知道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知道将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甚至大字不识几个,很多留洋派是发自内心地不相信这些泥腿子们能救中国。然而根据地的干部与士兵们看那些“洋书生”也好不到哪去:天天掉书袋,理论背得滚瓜乱熟,办事办得一塌糊涂,更别提让他们扛枪上战场了。

  然而由于苏联对我党早期的影响,以及三湾改编后“党指挥枪”这一影响深远制度的确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留洋派占了上风,并排挤了毛泽东等一枪一炮打出来、土生土长的优秀干部。大家都知道的历史:王明博古等“洋书生”当政期间,胡搞乱搞,打仗打不赢,人事斗争第一名。结果党和根据地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以来最大的损失,被迫进行长征。

  虽然“洋书生”不靠谱,但是“泥腿子”也并没有多高大全。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底层人民苦难重重、民不聊生,许许多多人为了各种目的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大家可以看《让子弹飞》里的情节,一说大家为啥来了,都是钱,只有张麻子说发给穷人,这就是当时“反抗者”群像的真实写照,许多人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不知道“革命”与“造反”有何不同,不知道“再造一个新中国”的伟大意义,根子上还是一个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

  已知“洋书生”是掌权派,且有一定程度上的“信仰洁癖”,又知大家扛起枪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动机各有不同,革命队伍中信仰不已。面对这种局面洋书生们做的只有两个字:肃反。

  首先不要简单的认为“肃反”是错误的。肃反的全称是“肃清反革命分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式组织的政党,肃反是保证组织战斗力、革命纯洁性的必要条件。《水浒传》就生动的展示给我们了——造反的门槛是很低的,造反众人是心怀鬼胎的:有的是替天行道,有的是路见不平,有的是走投无路,有的是官逼民反,有的是体制内提升自己议价能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钱来的,像张麻子这样发给穷人的少之又少,如果不肃反,下场就是像梁山泊这样,被投机分子充斥进组织内部,最后只能走右倾投降主义一条路。所以不要被嘤嘤作态的文人墨客带了节奏,他们不满“肃反”因为他们就是被肃反的那部分。毛主席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队伍必须要肃反。

  但是,“肃反扩大化”是错误的。要区分这两个概念,肃反是必须的,但肃反往往会扩大化,这是列宁主义政党难免的症候。在历史上,肃反扩大化给我党我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发生了众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无数优秀的革命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却成为自己人枪口下的冤魂,让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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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何解决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呢?伟大领袖毛主席设计了一个天才般的制度模型,完美的在保证队伍革命纯洁性的前提下,避免了肃反扩大化的危机。这个天纵英才般的设计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伟大的创新,答案也只有简单两个字:整风。整风不是隔离监禁,不是用反特务间谍的手段整党,不是肉体消灭,而是挽救思想落后、行为落后的同志。毛主席给整风运动精炼地提了一套流程:团结——批评——团结。第一个“团结”是出发点,我们整风出发点的是为了组织团结,而不是要肉体消灭某些人;第二个“团结”是目的,整风的最终结果还是要团结;而“批评”则是达到目的重要的手段,批评的出发点是团结,批评是为了让你进步,最终还是团结。

  毛主席为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提炼了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是为了救人,不是杀人,不是把落后的同志肉体消灭。从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力精神力凝聚力更上一个台阶,这是毛主席天才设计的伟大功效,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遵义会议之后,党内也从此杜绝了对同志的“肉体消灭”,诸如王明博古张国焘等人,也都是思想层面的清算。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自信,张国焘叛逃之后毛非常之淡定,因为知道他已经掀不起什么风浪、反而还是一个绝佳的反面教材。

  1941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的开始,随后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章(报告),被视为延安整风“三篇”指导性纲领。同时还有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视为文艺界工作的最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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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运动主要整什么错误呢?简而言之有三个方面: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这三个点大有说法。我们前面说了,留洋派跟本土派互相瞧不起,也在工作中产生了很大的摩擦。首先流量派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是主观主义。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到: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看着话说得多有趣,就是“洋书生”的一副做派,骂的就是王明和他的“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掉书袋掉得特别顺溜,但是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一无是处。

  那么宗派主义呢,同样很有意思,其实就是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绿林好汉的做派。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指出:

  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对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不难看到,整风运动既要反对“洋书生”的主观主义,又要反对“泥腿子”的宗派主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把党组织牢牢地捏和在一起。当然,土生土长的干部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比如不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只是根据有限的片面经验去判断失误;而留洋派们也会犯宗派主义的错误,王明博古“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不就是牢牢抱团搞小团体嘛。我上面说的,是抓主要矛盾的说法,也是为了证明毛主席下药下得太准了。

  我上周就犯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深感自己理论基础还是薄弱,理论联系实际更没有做到位,在微博上做了几天检讨,又把经典抄写了一遍,本文的内容其实也是这几天思想汇报的总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微博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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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毛主席两次拯救了党:一次是“肉体”上的,在遵义会议后执掌全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成功的保留了革命领导力量;而一次是“精神”上的,延安整风根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并纠正了“党八股”的倾向,让党能够更好地链接群众,这样就把老干部、新干部、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军队干部、根据地干部以及干部和人民,凝聚成了一股最坚实的力量,成为了最具有战斗力的先锋队。

  这歌唱的一点也没错: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走出了“至暗时刻”,中国共产党也走向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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