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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甲:毕节天渠——比红旗渠更早的悬崖水利工程

2021-06-01 09:26:36  来源: “宏甲文章”微信公号   作者:王宏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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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新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经组织起来就创造的奇迹。在它的家乡,人们叫它天渠。它与红旗渠引来漳河水不同,它在贵州喀斯特地貌的半山拦截天降甘霖,引来灌溉土地和滋养人畜。红旗渠是当年林县一县人民修的。毕节在悬崖绝壁上修通的“卫星渠”,是一个合作社的农民在1956年动工1958年修通的。1958年底卫星渠荣获国务院“最高水利建设成果奖”,对全国兴修水利产生重要影响。1960年红旗渠在中原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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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天渠

  在它的家乡,人们记得为修天渠献出生命的人。2020年夏,我寻访当年的建设者,他们异口同声讲到一个名字:徐荣。

  “徐荣是干什么的?”我问。

  “领导打沟沟的。”一个老人说。

  他87岁了,叫刘显荣。坐在我面前的还有82岁的许光福和80岁的单怀忠。他们甚至记得徐荣的妻子叫顾尚英。“她带着一岁多的女儿来的。光顾了修渠,孩子感冒发烧,死了。”刘显荣说。我顿觉这里面有不寻常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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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显荣讲述修天渠的经历

  “徐荣的妻子还在吗?”

  “很多年没见到了。”

  8月下旬,问询到了徐荣妻。毕节市委书记周建琨去看望徐荣家人。我也去了。顾尚英已82岁,同二女儿一起住在七星关一个小区。听说市领导来看她,顾尚英眼圈红了。周建琨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我们来晚了。”

  62年过去了,徐荣在顾尚英心里永远是年轻的。问起往事,渐渐,屋里的气息仿佛回到从前……我听到了马蹄声,一个年轻人骑一匹黑马在村路上由远而近。那时刻顾尚英正在割猪草,她也直起身来看,看到那人勒马停下,让马停候在路上。那人向她走来,走到不近不远,站住了,盯住她看。

  “这人怎么这样?”这是顾尚英对徐荣的第一印象。

  这年顾尚英16周岁,她不割猪草跑回家了。没几天有人上门说亲,来人是顾尚英的堂哥,堂哥来帮那个骑黑马的人说亲。这时知道了那人叫徐荣,是本乡小龙村的。来人说,徐荣参加过抗美援朝,刚从部队回来,在撒拉溪乡政府当文书,那天他是骑着黑马去乡政府上班……我不禁想,这简直是一部电影的画面,一个“黑马王子”骑马走过春天的田野,忽然看见一个美丽的村姑……然后有人上门说亲来了。

  “一说就成了吧。”

  “我不同意。”顾尚英说。

  “啊,为什么?”

  “他自己跟别人说,他跟我好了。我听了很生气。我都没同意,他怎么能这么说?我更不同意了。”

  “那后来怎么办?”

  “他这个人,想做什么一定要做成。他想娶我,也是这样。”顾老太太脸上掠过一抹飞红。

  这是1954年,徐荣到顾家当了上门女婿。1956年9月,徐荣分配到毕节县农田水利局工作,这就要走进“天渠”的故事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镰刀湾村,该村大山谷里有个叫松树岩的地方,那里有一股清水倾泻而下落向赤水河,不知多少代人看着这一股天水白白流失。据说清代有个土司曾想引那一股天水,但望崖兴叹。1955年的镰刀湾村农民不但敢想,还提出要干。县农田水利局先后派了两批技术员来勘察,说修不成。第二年徐荣来了,他带人进山再勘察,回来说:“修得成。”

  方案上报后,当时县委组织部有位女主任找到徐荣,对他说:去了几批人都说修不成,你也不要冒失。徐荣说:“我说修得成就是修得成。”

  顾尚英说:“这就是他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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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荣(右)生前旧照

  今天仰望那绝壁天渠,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徐荣认为能修成,为什么这件事出现在1956年?

  山乡巨变

  20世纪50年代以前,土地属私人占有,无论地主和贫农都无法搞农田水利工程。据记载,那时毕节县连年受灾。“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遇旱甚至颗粒无收。农民分散耕作,无力兴修水利,只能困守着干涸的日子。

  1952年1月毕节县土改刚结束,县政府给农民免费发放了大量农具,帮助少数民族农民摆脱“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12月,省政府给毕节等5个高寒贫困山区发放冬衣15万套,这是当时的扶贫。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现阶段党在农村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促进农民联合起来,把农业从落后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合作经济,使农民摆脱贫困创造共同富裕。

  1956年春,毕节县加入初级社的农户已占到总户数的99.47%。年底初级社相继合并为高级社,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组织起来的农民同过去散落山野的农民今非昔比。这是徐荣在1956年带领镰刀湾村农民开凿天渠不可缺少的基础。

  徐荣第一次听到镰刀湾村人对修渠的强烈愿望是在1956年9月。毕节县农田水利局召开水利工作会议听取群众意见,有个镰刀湾村民代表把本村合作社社员的声音带到会上来了。

  “水就是粮食,水就是幸福!”

  “有共产党的领导,花工再多,我们不怕!”

  “经济困难,每家喂个猪也要修。”

  “我们坚决要干,一年干不了干两年,两年干不了干三年……一定要把松树岩的水引来!”

  这个镰刀湾村民叫吴兴孔,他带来的社员声音记载在1958年10月28日毕节县委一份打印的文件里。这份文件保藏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档案馆,我才得以窥见那个年代的某种氛围。文档里记载着农民的声音,农民说的“每家喂个猪也要修”,意思是每家喂个猪捐给集体去卖钱,这是筹集资金的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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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修建天渠时村民们扎营住宿的地方

  文件里记载着徐荣当即“表示赞同吴兴孔的发言”。徐荣说:“群众的热情这么高,再加上有党的坚强领导,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我由此看到,组织起来的群众相信党,徐荣相信群众力量。需要追寻的是,徐荣为什么相信群众力量?

  我在徐荣的档案里看到,他1929年生于毕节县沙坝乡小龙村,雇农出身,1948年参加共产党的游击队,第二年成为人民解放军某部工兵营战士。1950年参加志愿军26军工兵营,1951年到侦察营二连当侦察兵,曾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毕节这片红色土地,在红军长征时期有5000子弟参加红军,在抗美援朝时期仅毕节县(注意是一个县)就有15476人在部队服现役,126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其中在上甘岭战斗中牺牲的有吴道明等六烈士。

  顾尚英说徐荣身上有好多弹片伤疤,“他能回来就是命大”。1954年转业回乡的徐荣骑一匹黑马去上班似乎有点异样,却是仿佛还在战场上的感觉。听听他当年的声音:“志愿军在上甘岭能修出那么多坑道,今天头顶上没有飞机大炮炸我们,我们修不成一条沟沟!”这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英雄气概。

  开绝壁修渠之先河

  当年修渠的老人们还给我介绍了左遗轩。1956年左遗轩领头的左家寨初级社与镰刀湾村的初级社合并成高级社,组织开凿镰刀湾渠是左遗轩担任高级社社长时干的事儿。后来他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

  1956年国庆刚过,徐荣来了,他在镰刀湾村住下来。此时镰刀湾村的合作社共有315户1328人,可耕地2939亩,旱地占94%。这已是一个“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没有这种组织化程度,要在悬崖绝壁上修渠是不可能的。

  当晚,合作社社员踊跃报名参加勘察,左遗轩选择了12名社员。第二天早晨,徐荣、左遗轩就领着这支队伍出发了。

  没有资金。有技术吗?如果说有,徐荣当过工兵。要在悬崖上凿渠引水,在重重大山中转个弯,这边就看不到那边了,全线要在什么位置施工?如果凿出渠来,要靠水的自然力才能在同一水平线的渠道里流畅,如果测量不准,到时候水流不过去怎么办?今天,我们仰望那高悬在崖壁上的天渠,遥想他们当年到底是怎么测量、怎么定位、怎么做成的,仍感到是个谜。

  有测量工具吗?有,用铜钱和吊线。有打仗的那种望远镜,有军用水壶和装水的竹筒,还有开路的柴刀、攀崖的绳索和搭钩。除了望远镜、军用水壶,差不多都是祖先用过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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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渠一景

  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合作社。

  有组织起来的男女社员。

  有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世界。镰刀湾渠被命名为“卫星渠”,这里有新中国农民的凌云壮志。我在卫星渠中段的一个山洞前看到一个断碑,在下半截碑上还能看到修这条渠的三个组织者姓名:徐荣、左遗轩和吴兴孔。吴兴孔就是那个在水利座谈会上强烈发言的人。

  今天有人说吴兴孔是生产队长。其实不是。他是合作社会计。当徐荣、左遗轩带着强壮男劳力去开山修渠的时候,会计吴兴孔不仅是算账的,还要操持后勤。想一下楚汉战争中管后勤的萧何,就大致理解吴兴孔的重要了。

  吴兴孔要组织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还组织妇女到山里去割藤编筐、养猪,千方百计搞副业赚点钱,支持修渠一线所需的生产生活之用,那里有很多温暖人心的故事只有那一代人自己知道。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分工合作。1956年农历腊月二十,当这支开渠的队伍在晨光中出发时,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双草鞋,那是社里的妇女们打的。

  合作社的男女老少都来送他们出征。徐荣和左遗轩带领的这支队伍共有68人,其中有6名党员,12名共青团员,还有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是两位石匠:曾洪光和王相金。

  两位石匠极其重要!这是去凿岩开渠,卫星渠要经过1365米绝壁,最难的还是要经过一个叫“老虎嘴”的地方,它在悬崖绝壁最险峻的部位,向外凸出去的巨大山体下面是悬空的。要通过它,只能从山岩内部打通一条隧道,这条隧道近百米,在当时技术和工具都受限的条件下,要征服“老虎嘴”这个拦路虎,是不可想象的。在1958年毕节县委那份档案里记载着,要通过这段绝壁,“单石工就需要三万多个,可是全乡只有三个石工”,现在能出行的只有两个。两石匠虽然是凿石磨盘、石碾子的好手,但那是在平地上干,没在悬崖上干过。严重缺石匠,悬岩上的活儿怎么干得成?

  没有人细说过徐荣当年是怎么下决心的,或许他想过,自己没当工兵之前也不知工兵是干啥的,抗美援朝时志愿军战士建桥抢修大桥,很多人以前都没干过。干起来学吧!不管徐荣是怎么想的,他就是这么安排的。两位老石匠在干中培训了一大批石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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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崖上作业

  没炸药,怎么办?打过仗的徐荣感到这事自己有责任去想办法。他领人去找硝土,熬出芒硝,再加硫磺等物试制出一种黑炸药。威力不大,可没它不行。它能炸出少量石块和震松岩石。2020年已89岁的左遗朝老人说:“吊在悬岩打沟沟,那不是打,是抠,一天干到黑只能抠出10公分(厘米)左右。”他说的“抠”,就是指在震松的崖壁上“抠”出石块。

  “吊在半空中打钎放炮,先用黑炸药爆破,打出一个能站脚的台面,才好施展。”

  “有站脚的地方了,望一眼崖底,头就发昏,脚就发软。”

  从这些叙述中可知,今天我们去看绝壁天渠,脚能走去的地方原先是崖壁,是没路的。卫星渠要打穿的隧道,当时的修渠队员们称它“黑洞”。今已87岁的黄元刚老人说:“那时我和谭志文正在黑洞里打沟,一块大石头突然落下来,我脑壳上的血啊,簌簌簌地飙……”这件事修渠队员都记忆深刻。徐荣就此要求大家把安全放第一位。今天还能看到当年写在岩壁上的字:“同志们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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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留下的安全标语

  “我跟他吵架了。”今天的顾尚英说。

  她说,大女儿出生的时候徐荣就没回家。女儿半岁了,他回来一次,又半年不回家。再回来我们就吵架了。他说工作需要。我说我晓得。他说没办法,工地上离不开。他走后,她就想,“那就只能我带着孩子去找他。”

  1957年那个夏天,顾尚英带着女儿从沙坝乡沙乐村出发,去大渡乡的镰刀湾村找徐荣。那是毕节北部最边远的乡,母女天蒙蒙亮开始走,有车的地方坐车,没车了接着走,直走到天黑,才到镰刀湾村。村里的妇女们相邀来看徐荣媳妇,都说:哎呀,徐荣媳妇真漂亮啊,怎么放在家里,早就该带来呀!

  顾尚英母女安顿在村里的王铁匠家。修渠队员食宿都在山里,徐荣还是经常没回家。这年冬天,他们的女儿高烧不退,生命有危险。徐荣接到消息赶回来,女儿已经停止了呼吸。据说徐荣哭得用头撞地。女儿才两岁半,按当地习俗是不用棺材的。左遗轩找人做了一口小棺材。

  今天有人说徐荣草草地埋葬了女儿,继续去修渠。不是的。当年修渠的老人告诉我,左遗轩主持,郑重地把孩子安葬在镰刀湾村的山梁上。那一天,村里很多妇女都陪着顾尚英去送孩子,感伤震撼了整个镰刀湾村的人们。

  1958年毕节县委那份文档里还记载着卫星渠队员们当年唱的一支歌,不知作者是谁,一看就知道是农民自己创作的。

  过去山水淌下河,如今叫它爬山坡。

  大家坚持来苦干,子孙永远享快乐。

  封建压迫几千年,毛主席领导见青天。

  我们大家坚决干,硬叫荒山变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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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镰刀湾村梯田

  1958年3月1日(农历正月二十),卫星天渠正式通水,四面八方来了很多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牵着走的孩子。顾尚英说:“徐荣、左遗轩都追着那水,顺渠看了一天,用双手掬那水喝呀,喝了又喝。”这条天渠总长23公里,有了水,开荒造田造地,可耕地扩大到4446亩,另造出水田1360亩。

  在七星关区档案馆里还有一份1966年3月打印的《大渡公社发展史》,记载卫星渠通水后,“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了一百二十一万多斤,比土改后将近增产一倍。”还写道,“耕牛由土改时的一百多头发展到二百五十四头,羊由六百多只上升到一千四百多只,生猪由二百多头增加到九百一十七头。解放前喂不起猪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喂上了肥猪。”

  拦截天降甘霖修渠于崖壁,这是在悬崖绝壁上开先河的壮举。更宏伟的“开先河”,则是新中国农民走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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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收景象

  (来源:“宏甲文章”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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