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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之后怎么办?一位北大五四青年的牺牲路

2021-05-18 09:59:57  来源: 党人碑的熟人茶馆公众号   作者:党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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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份本该前程似锦的履历:

  他出生在一个大商人、大地主家庭,祖父在口外做皮毛生意发了家,家里拥有1500亩土地,在包头、归绥(今内蒙呼和浩特)等地有多家经营皮毛和毡制品的商号。

  他是个标准的学霸,从枣强县高级小学堂到冀中中学堂,再到北京大学预科和本科政治系。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学界做个国内高校的教授,从政做个省政府的厅长,不是什么难事。

  比如他的政治系同学,一同参加“五四运动”的梅思平,抗战前曾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江宁县实验县县长兼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

  他叫吕佑乾,河北枣强县人,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梅思平也是这年生人。

  如果让我回归老本行,做一部纪录片的话,介绍到这里,我会安排另一位年轻人“加塞”进来,他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董振堂。

  董振堂是吕佑乾的发小,比吕佑乾大一岁,也是冀州中学堂的同学,只是两人一人学文,一人学武,吕佑乾考上北大,董振堂考上考入北京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接着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作为反动军队的储备军官,董振堂和清河军校的同学们,照样不乏中国青年的热血,也纷纷响应“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爱国行动。只是由于这所学校的特殊性质,校方控制极严,不能公开集会,同学们只能私自串联。

  清河军校校址在宛平,与清华大学相距不远,大家经常借足球比赛的机会,与清华大学学生会联系。外面的情况,拜托多跟我们通气儿,你们有行动,可不能不带着我们,位卑不敢忘忧国啊!

  想的是挺好,准备得也不错,当清河军校的同学们,得知北京各高等学校和部分中学的同学们,要在“五四”当天,于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到总统府请愿时,也推开校门,参加进去。可校长钱选青早跟陆军部准备好了,调来一个营的军队弹压,所以董振堂被没有参加成“五四运动”。

  饶是如此,还是有“漏网之鱼”。一位叫邢尚志的河南鲁山籍学生,不知怎么跑出去,穿着全套军服和高筒皮靴,别着校徽,坐着黄包车,一口气跑到天安门,参加爱国游行。

  “五四运动”那一年,吕佑乾23岁,董振堂24岁,邢尚志比他们都大,那年27岁。

  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学生生逢其时,舍我其谁?

  吕佑乾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又是老家枣强的播火者。

  在北京,吕佑乾积极参加了由北大同学邓中夏发起,并组织的平民演讲团。不顾反动军警驱赶和包围,经常饿着肚子,深入到北京市区和郊区向群众做演讲。他的口才极佳,一位在北京的老乡毛洪镇回忆说,吕佑乾的口才极佳,甚至说服军警,给大家解围。

  1919年暑假,吕佑乾回到枣强,组织进步师生,宣讲国内外形势,播撒五四精神,因此被称作“枣强县的五四先驱”。

  1923年春,吕佑乾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在同学董振堂的介绍下,随孙岳的国民三军入陕,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早期的活动者和党团组织的创始者之一。

  这位怀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燕赵青年,从此开始在西北的土地上播撒革命的种子,直到作为中共旬邑区委书记,于1928年6月牺牲在旬邑起义中。

  吕佑乾烈士的英名,今天知道的朋友很少。毕竟距离他牺牲已经快百年了,而且您要知道,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先烈有两千万以上!

  幸好一位当年只有16岁的少年,旬邑起义参加者马志超,还记得这位旬邑党组织和旬邑起义的实际领导者。

  “五四运动”若干年后,吕佑乾这位北京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放着大城市里,收入稳定、体面潇洒的大学教授不当,钻山沟、闯荆棘,穿风雪,化妆成买笔墨纸砚的“笔客先生”,忍饥挨饿,破瓦寒窑,冒着砍头的危险,播撒革命的火种。

  旬邑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参与者,许才升、王浪波、吕凤岐等人,基本都是吕佑乾的学生,并由其介绍入党,在旬邑县立宝塔高等小学当老师。不少这所学校的学生,作为共青团员,参加了旬邑起义。

  1928年5月6日,一封鸡毛信在十八个村子里传递着,许才升按吕佑乾的安排,在清水塬上擂响了闹社火的大鼓,不到两小时,乡亲们云集响应,以农具为武器,跟定共产党,杀向县城。

  背着大刀到处跑的马志超,别看年龄小,却已经是一名“老革命”了。此时已经由团转党,跟着老师和同学们,带着乡亲们,起义队伍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几个土豪劣绅,挂起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的红布匾牌,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迎风飘扬,许才升担任了苏维埃政府主席。

  乡亲们热情争论着“苏维埃”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苏维埃”是个人,他还见过,其他人也无法解释和反驳。

  距离陕西旬邑1300公里外的湖南茶陵,半年前的1927年11月28日,按照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指示,县衙门前挂起了“茶陵县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的牌子,建立全国第一个工农兵政府。

  茶陵工农兵政府的士兵代表陈士榘同志,讲过“苏维埃”和“工农兵政府”的区别:

  “‘苏维埃’这个名字老百姓听不懂,1929年我们打下长汀时,敌军的一个姓郭的师长都不懂,他以为‘苏维埃’是个人名字。一个国民党的军阀都不懂这个名字,可见群众更听不懂,‘工农兵政府’这个政权名称是毛主席提出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就是这样提的。”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听得懂的“工农兵政府”,非要改成“苏维埃”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不接地气的洋学生们,觉得不够“内味”, 非要“气突苏”不可,山沟里怎么能出马克思主义呢?

  他们不知道,无数个“毛泽东”和“吕佑乾”,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用生命作代价,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探索一条不但要救亡图存,更要强国富民,还要适合中国国情的前进道路。

  旬邑县苏维埃政府大门前,有副对联:

  “要有阶级觉悟性,勿做时代落伍者。”

  中国人民的革命不是从天而降,旬邑起义作为历史剖面,几乎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一样,其根源都在于官逼民反。

  彼时旬邑正发生着大面积、长时间的旱灾, 庄稼颗粒无收,农村十室九空, 饥民食草根、树皮度日。

  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土豪劣绅对农民不但没有丝毫同情, 反而变本加厉。地主家的租子一斤不能缺, 债钱一分不能少,否则收回土地, 以人抵债。高利贷主也趁火打劫, 放“驴打滚账”, 加倍盘剥百姓。

  曾在北京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如今却蜕变为反动政客的旬邑县长庞天籁,不但不赈灾救荒, 反而派军警下乡催粮要款, 拉丁拉夫,甚至把地亩税已经提前预征到了十年后!

  省上派下来的催粮委员梁武,也跟当地的土豪劣绅串通一气,公然叫嚣:

  “我一手拿着生死簿(催粮花名册),一手拿着勾魂笔,叫谁死谁就死,叫谁活谁就活。”

  为此,旬邑的共产党员制定四大任务:

  一、攻县城,捉县长,惩贪官;二、开粮仓,济贫民,助百姓度春荒;三、打开监狱,解救被押共产党员及无辜群众;四、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击土豪劣绅。

  然而革命向来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高潮与低潮,进攻与退却,成功与失败交织在一起,革命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旬邑起义不到一个月就失败了,1928年5月31日,吕佑乾、许才升等七名共产党员被反动派捕杀。

  随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阶级报复,屠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起义群众及其亲属,反动军队和土豪劣绅还借端生事,敲诈勒索,凡稍有牵连者,无一幸免。

  死里逃生的马志超回忆说:

  “这次暴动失败以后,许才升、吕佑乾、王浪波、吕凤岐、王廷璧、程永盛、程国柱等当时被敌人逮捕,身受重伤,送往张洪镇,惨遭杀害。在去张洪镇途中,血迹洒遍沿途。被害后,旬邑籍同志尸体被搬回掩埋。外籍的吕佑乾、吕凤岐、王浪波等同志无人搬走,暴尸数日,情况之惨,目不忍睹。旬邑群众至今谈及,热泪盈眶。但在事后的这些年,有关写陕西革命史者,多对旬邑这次轰动西北的革命暴动遗忘了。”

  吕佑乾烈士牺牲时,只有32岁,这是一位“90后”,而其他六位烈士,25岁的许才升,24岁的王浪波、吕凤岐,23岁的程国柱,还有22岁的王廷璧和程永盛,则是一群“00后”。

  旬邑起义九年后,1937年1月20日,时任西路军红五军军长,吕佑乾烈士的同学董振堂,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牺牲在甘肃高台,英年42岁。

  很巧的是董振堂烈士入党和牺牲,都比吕佑乾烈士晚了九年。

  吕佑乾烈士身后,还有一位烈士,就是他的小儿子吕渐烈士。1938年,18岁参加八路军,1945年牺牲在解放阜城的战斗中,时任阜城县大队指导员,英年25岁。

图片

  枣强县烈士名录中的父子两代英雄

  旬邑起义的幸存者马志超,此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即便单线联系的同志牺牲后,仍坚持斗争不懈,冒死潜伏敌营,并以三青团员和国民党员的身份,掌握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旬邑县的武装大权。1947年5月21日,在胡宗南匪军大举进攻延安的关键时刻,为扰乱敌人部署,保卫中央机关转移,马志超接受党的指示,发动起义,破茧而出,重新归队。

  今天是“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203周年,我想以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一段话,作为本篇的结尾: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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