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斯诺访华的时候，周总理特地接见他，对他介绍过官员下五七干校劳动的情况。周总理说：
“过去，中央政府直属部门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委会中都有党的核心小组起领导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多人。”“那些换下来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换下来的干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称为‘五·七干校’的农村中心去了，……‘下放’到公社学校去，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据说被看作是党内的继续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级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查，作为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
【斯诺著 伍协力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14页】顺便说一下，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也一样下过中直机关五七干校，还是在干校里找的对象结婚的。
据《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记载：
武汉市革委会及各区、局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立即组织干部学习黑龙江的经验。1968年10月21日，市革委会举行欢送大会。原市直机关干部4500人(约占市直机关干部总数的75%)按班、排、连组成6个大队到几个农场和郊区搞“斗、批、改”，开始了在机关干部中“全面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至12月止，全市城区又有2492人下农场搞“斗、批、改”。26日，市革委会在写给省革委会的报告中，赞扬机关干部“下去便打响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在短短的一个月，便清出了所谓“坏人”700多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13.5%。
黄纪苏是干部子弟，我曾经问题他父母下干校是什么感觉，他说当时他上小学，跟小伙伴们说：
“我爸我妈下干校了，那感觉就跟今天人们说我们家谁谁去上大学的感觉，特自豪。等到她妈妈从干校回家之后，他就感觉他妈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而且特能干，以前水龙头灯泡什么的坏了，都是找人修，现在一律自己搞定，而且是马上搞定。”
之所以叫做五七干校，首创权在于黑龙江省革委会，他们率先找到了安置剩官的方法，这个方法被 《人民日报》当做先进经验推广，又得到了毛老人家的肯定，于是全国各地都学习。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在编者按语中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
《人民画报》1969年第1期
60-70年代有一个现象：很多人造反批判当权派，多年以来的黑暗面被大量揭发，但是，群众对于“合法性”不仅没有怀疑，反而还更加认同了。这个现象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毛时代有个说法叫做“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看来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
以批评干部的方式增强干部对于正当要求的回应性，变得很方便了。在1975年《宪法》第十三条保障“四大”权利的条款出来之前，给干部写点大字报已经没有啥子风险了，而且只要大字报提出的要求合理，干部的回应性也是很及时和充分的。
工人一般而言还是挺喜欢学习班和批判会的，因为这个会议不管讲什么，都客观上重申批评权。质而言之，这种会议讲什么、听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会议要经常开，可以增强“面对当权派的弱势群众”的地位。
在很多老工人看来，这种会议的一个巨大好处在于：群众相对于干部的地位提高了，而且行使对干部的批评权的风险近乎下降为零。
有很多新老精英瞧不起毛时代的老干部，说他们不过是毛主席领着一帮子贫下中农进了城掌了权而已。不过，算是有部分的依据，这个副厅级高官原本就会放羊，而且是延安时期就学会了，算是老经验了。
毛主席对于五七干校的“最高指示”
西安市革委会在南泥湾创立五七干校，把本市的剩官组织去劳动，按照周总理告诉斯诺的说法：就是参加那种“例行的政治疗法”。
到了干校之后，不管从前的官大官小，都称为五七战士。行动军事化算是一个特色，当时的拉练，相当于今天的集体驴行活动。
老战士讲课
老农民讲课
做作业：干校讲究活学活用，联系实际，光听老师说还不行，还要自己说，自己口头说还不算，偶尔还需要白纸黑字写下来才算数。
上劳动课
劳动课的成绩单
社会调查课
对于农业劳动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不行的，要有持久战的打算。
艰苦朴素课程，针线包要随身带的，而且不能够靠妈妈或者老婆帮忙，更不能依靠女秘书，大老爷们自己就得学会，还是在相互监督或者相互学习的场合中间。
当年的小学生都会背的著名诗歌，专门夸奖针线包和补衣服手艺的——“小小针线包，革命传家宝;当年红军爬雪山，用它补棉袄;南征北战打豺狼，缝补鞋和帽。”
进军建材行业，学工学农还要学军，这是毛时代的教育方针。
进军畜牧业，围观正宗的土猪，土猪肉真的好好吃耶!
自力更生，自己养羊吃羊肉。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毛主席说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土法上马办文艺，有人说了文革时期只有一个作家和八个样板戏，看来遗漏了这个宣传队的演出。
干校里的“豪华蔬菜种植方案”
看着有“威武雄壮斗志昂”的感觉，看样子还特高兴，不像是去种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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