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的五四青年节，正当全国青年都在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假期好好休息、养精蓄锐的时候，某互联网巨头公关总监发了这么一条很简短的微博：“当我们忙着做各种致敬青年的策划时，青年们正在睡觉。”这种黄鼠狼给鸡拜年，埋怨鸡没有起床的态度，以及五四这个点，迅速惹怒了广大青年们。青年们不去睡觉，难道要效仿五四先辈们把你们批判一番么？
有意思的是，注意，这些资本家们、年长者们在做着致敬青年的策划时的发出的感慨，说明他们是有意把青年视作讨好的对象，却又时常露出对青年的态度的马脚，只言片语道出了对青年长久以来的不满，里面隐含着主流社会对青年的规训，最终导致其反成了一个敏感的火药桶。从结果来看，包括去年的b站弄的致敬后浪的演讲亦是如此。
我们首先从青年说起。
1915年，陈独秀为《青年杂志》写了一篇发刊词《敬告青年》: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杂志很快就改名为《新青年》。
“新”是五四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眼。发刊词这一段话已经隐含了特殊的期待：“青年”与“新”两位一体，他们是历史前沿最富活力的创造群体，承担了社会的真正希望。
这些观点构成了当时青年话语的基本主题，即青年如何自我塑造为民族国家的主人公。同时也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如何去想象“青年”。
在过去，青年并不是负担宏大叙事的主体，当然，也不可能是被颂扬的对象，在我们国家传统儒家的文化秩序之中，主要以长者为尊，年轻人naive，而纵观各种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的形态，情况大多也是如此，他们的稳定的维系和再生产有赖于长者的人生经验的传递。
批评家注意到，在传统秩序中，“老人”隐含了阶序的优越，体现在话语上：老马识途不假，“老朽”并非谦称而是显而易见的矜威，“少年老成”之说则更是对青年模仿老年的褒奖。在我们的古典诗词中，“老夫聊发少年狂”，少年虽然狂狷，但这种青春年少仅仅是一段惆怅的忆念，犹如镜花水月，更多的诗人在年轻时经常长吁短叹的是怀才不遇；诗人们渴望“文章老更成”，老成、老到、老辣都被赋予了美学范畴。
“五四”作为我国现代性的起点，不仅是要推倒前现代秩序对青年的压制，同时也把青年象征的希望融入道路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在更早之前的梁任公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就已经在做这种工作了。任公对于“老大帝国”之称耿耿于怀，在他看来，老年人因循守旧，保守怯懦，丧失了冲击传统秩序的勇气；相反，少年人瞻望未来，勇于破除成规，他们的内心充满了进取和豪迈之情，志在创造一个新世界。
梁启超对于这种比附的解释是，“人固有之，国亦宜然”，亦如《觉醒年代》里的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不再纠缠于古老而漫长的文明中国，而是饱含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新生憧憬。
今天的文字，我们重点还是说到“青年”，在西方，如同“童年”概念是出自印刷机时代的高贵的野蛮人卢梭之口，青年概念也是一个现代产物，是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才成为一个社会学概念。
正是在现代性展开的线性时间维度上，代沟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独有问题，于是乎，青年就在年长之人的审视下变成了“问题”，得以越来越被关注并加以干预。因为青年的荷尔蒙分泌旺盛，会冲击稳固的社会秩序，年长之人对于青春期的某些特征逐渐形成共识，例如感情骚动、混乱、叛逆、越轨、心理创伤、too simple等等。
但“青年”本身从来不是问题，或者说所谓青年问题、年轻的事物是时代的表面，是社会的表征，它与童年、中年、老年同构在一起，标示出现代社会结构中脆弱、容易松动的部分，因此也最可改变。
由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相较于西方现代性的特殊性，五四时期的青年话语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是进化的方向，是改变整个国家命运的寄托，《觉醒年代》就是这样的青年话语（这也注定了《觉醒年代》的知识分子倾向，受一二线城市小资产阶级喜爱）。
然而到了杨沫的《青春之歌》这里，青年与参与工农武装斗志的前辈比起来，就变得有很大局限性了，学生（知识分子）、青年与小资产阶级仿佛是交汇重叠的形象，五四青年话语中的激情、天真和正义感与“小资产阶级作风”形成某种镜像关系，最后年轻的主人公克服万难，终长成了革命者，标志了五四时期孕育的青年话语，逐渐融入了阶级话语之中。
而在改开以后，青年问题不再是“小资产阶级”的问题，青年话语不再是救亡图存的比附，重新进入了一般工业社会的去政治话的语境里，其经济转型和文化突变被铭写为代际裂痕，变成一种年代论上的强调。
年代论时怎么回事呢？原本这是共和国产业快速积累期所带来的一种靠世代共同记忆区分的方式，譬如说到六零后有一个框，他们可能窝在单位一辈子，自诩为体系的中坚，或者成为敢闯传说，改开后第一代富人；七零后是最有机遇的一代，中产阶级，学术共同体主流专家；到了八零后，开始被长辈们视为垮掉一代，逐渐有了要打压的声音，包括早些年媒体上到处是歧视八零后的现象，包含的攻击的字眼处处可寻，但随着他们逐渐参与社会分配，能跟着前面两个世代喝汤分羹的时候，这份规训被导向更年轻的群体。
如我们所知，年代论已经失效，但结构对青年的规制却照常进行。
变化的是，随着95、00后年轻人逐渐成为互联网的主流消费者，他们中的部分后浪承续了70后那批人的财富积累，资本已然转变了策略，自诩为长者传授人生经验的打压或许毫无资本增殖的意义，为其营造一个迎合青年人个性抒发的自身形象才是正道。所以我们发现，资本控制的媒体或多或少出现青年崇拜甚至谄媚的现象，甚至还经常挑动青年人和中老年人间普遍性的代际冲突话题。
顺便说一句，这种青年崇拜的话语的阶级性还体现在了对以往传统社会睿智老者的崇拜的颠倒。注意，这是颠倒，而非突破。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社会资源仍然掌控在一小撮中老年人手中，而大部分普通中老年人又因为对新事物消费能力不足，而在这种有预谋的青年崇拜中成了被敌视的对象。这种青年崇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商业广告的主题一样，贯穿着整个社会（包括认为拼搏属于年轻人，不应该休息等，把年轻人的肉体承受力神话了）。如今资本商业的文化导向就是从对老年人的精神崇拜已经被颠倒为对资本让人永葆青春的的崇拜，实质上并没有变化。
那么青年会因为资本目光的转变，就能真的获得主体性吗？就像一百年前的新青年一样？按笔者的体验，没有进入社会生产关系的学生，没有社会关系锚定，思想就像滑块一样漂移。在学校赋予的想象工程里，很自然的，对自己是“青年”认同十足，一般会，也应该会拥有两种生活的航向，一个是注重当下生活的激情，文艺青年般及时行乐；一个是畅想投身于实现未来，譬如占据一个高级打工人的职位，操心房婚育话题，偶尔兼顾一下诗和远方。这两个方向有时是重叠的，有时是矛盾的。
然而，在房地产，互联网和金融全面绑架社会的时候，绝大多数如同当年从韶山农村走出来的来自边缘的青年就变成潜在的人力资源，是诸多机构的谋利对象或者手段，却极少享有真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议程；普通青年们要谋生，对应了各种企事业单位设置有一套套精明的低成本吸纳、利用年轻员工的雇佣制度；普通青年们要发展，也被囊括在以地产、互联网，金融的开拓意图所制定的社会吸纳政策里。
在就业上，相当多的青年所面对不是平流缓进的，每代人都有机会的行业环境，现实是往往在很多行业里，风口一代把该行业的生命周期的大头红利通吃了，新入行的青年只有当红利的份；相当多的青年被资本社会毒打，且意识到35岁被辞退的现实以后，发现稳定的编制是宇宙的尽头，自嘲式喊出施一公永远的神；住房上，我们也从来没想到买房成为了一个小时候从未有过的梦想（相信在座各位大多数小时候的梦想绝不是买房）……
甚至青年们在本该自主控制的睡眠上，在这个一切以利润为指向的晚期资本主义24/7的世界里，睡眠给生产、消费和娱乐都会造成损失，睡眠是资本利润的损失。
青年的主体性处于人生的高峰期，集中表现为需要对复杂多变的客观外部环境做出一系列自我调整，并通过实践将主观想法转化为客观实在，然而这样的环境不仅贩卖虚假的主体性，同时抑制了青年人真实的主体性，客观经济的环境和令人苦恼的标签，使得他们需要不停地检视甚至否定自身的愿望冲动，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为。
所以应对青年主体性矛盾，无外乎有三条道路在延伸：其一，用时间的流逝来掩盖主体性矛盾。也就是说，当青年不再是青年，当然也就不存在青年主体性矛盾一说。其二，主体性弱化或消融自身的主体性。把自己或他人当做客体，用一种物化自我甚至毁灭自我的方式使主体性消逝，以拒绝与主体性对话。前两者都可能导向青年躺平。其三，将主体性用于改造客观世界以克服矛盾。五四，以及历史发展规律已经证明，主体性愈强，则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愈强。
我们看到，在当下，以上三种克服主体性矛盾的方式和青年话语都广泛存在，构成了复杂的青年舆论生态，青年们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平着的，有享乐的，此外还有很多种。但是作为整体的青年，就像鲁迅说的，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狂欢之后，我们必须面对这个复杂的优化问题。世界局势攻守势异，人口老龄化步步紧逼，我们想逃避又不能逃避。毫无疑问，若想冲破挣脱困顿之枷锁，走向康庄之大道，第三种方式才是最彻底的，也是最难的。
当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此之前，青年人应该先多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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