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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从五一到五四,我们该纪念谁?

2021-05-04 20:04:2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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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是劳动节,五四是青年节,我们当然要在托了这两个节的福的小长假里纪念为这两个节做出直接贡献的劳动者与青年们了!然而,放眼2021年这个小长假的神州大地,真正从这个角度纪念五一五四双节者会有多大比重?无须收集精确的相关数据,现在的劳动者与青年们较之于1886年的芝加哥工人与1919年的北京学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前者又是如何看待后者的?我们不妨对比一下1921年我党成立前后与1949年我党建国前后是如何看待五一五四的:

  一百年前我党在上海诞生有很多必然因素,其中尤其是上海工人阶级力量的成长壮大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我党立足奠定了重要的阶级基础。1920年国际劳动节那天,陈独秀在上海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隆重推出《劳动节纪念号》,该版面比以往扩大了一倍多,篇幅有四百多页。《劳动节纪念号》的推出被视为陈独秀向建党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新青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更积极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的结合了。陈独秀的这一转变与1919年上海工人阶级“六三”大罢工息息相关,我党奠基者从那次罢工中初步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所以逐步将目光从学生界乃至整个知识界转向了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20世纪20年代上海工业产值通常占全国总量的60%以上,这意味着上海资本高度聚集,更意味着这里聚集了大规模的产业工人。五四运动前夕全国工人总数已有二百多万人,其中仅上海一地就有近56万人,这一数据也占到了当时上海总人口的近1/4。另外,帝官封三座大山严重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导致上海工人在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环境里暗中思变。1921年7月27日《民国日报》公布了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华工罢工的消息,列出了工人向工厂提出的一系列条件,比如“撤换虐待工人的监工”、“以后不准虐待工人”、“无论如何,不准开除工人的代表”,等等。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也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反抗能力,而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又强化了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随着上海工人力量的持续壮大,上海的阶级斗争也越来越公开化了,中国有初步的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集中建党的阶级基础也越来越坚实了。将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发展为“自为”的阶级则务须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能迅速以此为指导积极投身于群众斗争了。尤其是俞秀松曾在上海改装易习深入铁厂做工发动工人,李中、李启汉深入工人生活区建立学校,邓中夏则在北京持续向长辛店工人开展宣传教育。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分别主办了《劳动界》、《劳动音》与《济南劳动周刊》等杂志,面向各地工人宣传科学理论。上海的党组织进而指导成立了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改开名称为“上海机器工会”,我国的工人运动由此进入新阶段。1921年8月15日,上海的第一期《劳动界》公开出版,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与陈望道等我党骨干为主要撰稿人。其中李汉俊的发刊词《为甚么要印这个报》认为:“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正是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在组织工人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初步确立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得到了迅速的成长。在与知识分子接触的过程中,一部分工人的眼界得到拓展,阶级觉悟逐步提高,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迅速高涨。毋庸置疑,一大批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提高了阶级觉悟的工人当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坚实可靠的阶级基础。1919年巴黎和会将青岛划归日本,民族危难迫使中国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掀起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与信心。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提供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五四精神,开国领袖毛泽东当时年仅26岁,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不到一年,刚刚结束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而返回长沙不久。五四运动的消息很快惊动全国各地,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向毛泽东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毛泽东此后一直站在运动的前哨积极组织这一运动。为了打开湖南革命运动的新局面而进一步强化湖南人民的政治觉悟与革命热情,也为了发表自己的最新政见,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在长沙办一个政治刊物。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横空出世,创刊宣言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覆盖了整个第一版的篇幅。这篇文章立意新颖而热情奔放,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当时深受“世界革命”的呼声与“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毛泽东深情地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自五四运动以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先后发表了许多意义重大的文章。尤其是其《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认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遥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其余音还袅袅至今否?

  1948年4月30日,我党发布纪念国际劳动节的23条口号,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刻赢得了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与海外华侨的拥护。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通电,公开拥护我党在北平召开新政协。从1948年8月起,全国各地各方面的代表陆续到达延安解放区,与我党代表携手完成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而拒绝参与国民党幕后操纵的旧政协。1948年5月4日,北大师生在民主广场上联欢庆祝五四运动,此时国共两党内战正酣,国民党按其原有方式纪念“文艺节”,但我党内部纪念“文艺节”的基调有所调整,主要是将五四运动中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再次树立起来。我党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五四运动的相关课题意义重大,文艺界根本担负不完。为了抵抗国民党的思想文化侵略,我党向全国文艺界发出发扬五四精神、为民主运动而斗争的号召。在这一号召下,很多进步作家积极参与其中并靠自己最新发表的作品推动全国各地的民主运动。1949年5月1日,天安门挂出北平各界“纪念‘五.一’、‘五.四’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条幅,我党学生骨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5月3日,纪念五四文艺晚会在北大民主广场热烈举行,到会的工人、学生、教员有六千多人。这是北平解放后文艺界空前的一次盛会,闻家驷在会上演讲“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冯至谈到“什么是宽容”,赵树理演说“如何夺取反动文化的阵地”,卞之琳大谈“文艺的修养”,李广田演讲“关于北平文艺工作的回顾”,艾青专门“谈诗”,何其芳谈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结合”。会场的秩序与听众的情绪从始至终都是在宁静中不乏热烈,在灯光下每个人的状态显得越来越年轻,大会直至深夜11时才结束。5月4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朱德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人民日报》开辟专栏刊登《毛泽东同志论“五四”运动》、黄炎培的《人民革命的信炮——五四运动》、杨振声的《五四与新文学》、周建人的《科学与民主》、叶圣陶的《不断的进步》、柏生的《几个“五四”时代人物访问记》、臧克家的《会师》与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主要的革命青年团体介绍。5月4日当天,《人民日报》最年轻的女记者、刚满20岁的金凤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朱德总司令后写下《朱总司令和青年一起劳动》一文。5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平三万多大中学校的学生集会游行纪念五四运动的消息。就在全国各地的青年们欢欣鼓舞庆祝五四运动之际,六架美制国民党B-24轰炸机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这是北平解放后遭到轰炸损失最大的一次,也由此而使毛泽东下定决心迅速建立我党自己的空军心。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50年4月26日,我党发布《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38条,第一条就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五一劳动节!”4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干部纪念大会,刘少奇在会上的长篇演说被刊登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等国内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刘少奇豪情万丈地说:“五一劳动节已被中央人民政府定为国家最重要的合法节日之一,并命令工厂、作坊、机关、学校和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在这一天放假,人民的军队和警察不独不会来禁止人民举行庆祝与游行。相反,他们将和人民一道参加庆祝与游行……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从有史以来才第一次在自己政府的保护之下,在自由欢乐的情景之中,庆祝自己的节日。这怎能不使我们和全中国的劳动人民感到十分的兴奋和骄傲呢……如果我们的工作作风更好一些,我们的缺点错误更少一些,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团结全中国的人民,就能更高地鼓舞全国人民的热情,就能增加人民更大的力量,就能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快地渡过目前的困难和创造美好的将来。而这一切,就正是我们在庆祝今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所要求达到的目的。”5月1日,中国人民迎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劳动节,全国各地纷纷以游行集会、文艺表演等形式热烈庆祝这个节日。相关口号的初稿由胡乔木起草送刘少奇审阅,原稿的“毛主席万岁!”被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建国后不断发展壮大。为了让青年团组织更好地继承发扬五四运动革命传统,我党又将5月4日作为青年团的成立纪念日。1950年5月4日,新中国各界青年在北京举行盛大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故宫前的广场变成了红旗的海洋,工人、少数民族与学生等队伍行进到北京故宫前城楼底下时都激动的欢呼,掌声、歌声与口号声在庆祝现场起伏不休,1919年汇集北京的全国各地的青年当中又有多少有幸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见证新中国青年一代的盛会?“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如今再提会否危及“维稳”?

  一百年前立志为劳动者代言的中国知识青年,如段锡朋、周恩来、许德珩都不超过25岁,放在今天都是“90后”,但那一代的“90”后都有怎样的气质?1905年中国废止科举制度,知识青年毕业后的远景模糊起来。传统制度之下读书人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入仕为官,科举废除后则只好用有机会做群众领袖来弥补了。这个事实迫使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自我发展为革命家,而不像受过高等教育的多数西方青年那样沦为犬儒主义者,愤世嫉俗之流只能活在没有真正的立法机构与选举制度的国家。仁人志士目睹渐进的改良被阻碍与汹涌的民意被抑制,这种情形不能不使他们认为通过非正统式的政治行动组织的反抗或抗议都是正当合理的。因为旧制度越来越无望,新世界的现代思潮对知识青年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我党的“初心”与“使命”,纪念五一劳动节与五四青年节的初心与使命理所当然都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吧!对照上述我党在建党前后与建国前后纪念五一五四双节的处境与言行再审视2021年中国的劳动者与青年们的处境与言行,我们还能在小长假里纪念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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