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个故事吧？
山东沂水县东关北头棘林子，当年住着个“老倔头”郑瑞麟，为什么有此绰号呢？这还得从民国三年（1914）讲起。
时袁氏蓄意帝制，思尽诛民党，而当地劣绅守旧仇新，势如冰炭。瞅准机会，就向岱南道观察使邹道沂告密，说沂水的国民党员、老同盟会员郑瑞麟等人不老实，虽然国民党被当局取消了，他们“志不稍沮，组织工会，思联合农民，密谋大举。”
简单说就是这帮人，从反清转向倒袁。说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怎么民国建立了，黄龙旗变成五色旗，地权也不平均了，民国倒要重归帝国？
邹道沂这家伙是典型的“袁吏”，清末在河南做过巡警道，也就是今天的公安厅长。河南辛亥革命前夜，就是这家伙受命河南巡抚齐耀琳，带人围捕并杀害了河南革命军总司令、同盟会员张钟瑞等11人。所以沂水的土豪劣绅反对“平均地权”，他反对“建立民国”，蛇鼠一窝，沆瀣一气，迅速捉捕了郑瑞麟等人。
在济南山东都督署军法科的法庭上，法官问郑瑞麟，你目不识丁，开个建筑材料公司（烧窑）发了财，你得感谢政府，感谢乡贤，为啥非跟革命党凑到一起瞎胡闹？
郑瑞麟一笑，说：
“俺不当亡国奴，不当走狗，俺没有罪，俺是有骨头的中国人。俺在这里死了，比在家里死了强，俺的人格永远烂不了！”
后来，郑瑞麟被营救出狱，仍然是铁骨铮铮。1927年，年近七旬的他，还不忘勉励当地年轻人：
“不要当亡国奴，不要当走狗，要有硬骨头，别忘了自己是穷孩子。”
可惜老郑没活到抗战爆发，不然绝对是一把硬骨头，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不过他的儿子郑佐衡，却阵亡在抗日战场上，同时牺牲的还有在鲁西北与中共亲密合作的范筑先。范筑先是韩复榘旧部，最早是北洋军阀卢永祥手下的旅长，除他本人跟八路军携手抗日外，范家的第二代也都在抗战期间参加革命。
有人说郑佐衡烈士是中共党员，可更多的史料却显示抗战之前，甚至抗战初期，他都是个“顽固派”，当然也有可能是隐藏很深的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
是不是中共党员，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聊城保卫战中，郑佐衡和无数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抗日志士一起血战到底，壮烈牺牲；重要的是这场伟大的中国革命，由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路人一起参加和推动，最终取得了胜利，改变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重要的是从郑家两代人身上，大家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一个剖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逼迫中国人民，不得不起来跟它们做殊死搏杀，哪怕这些人跟我党其实并无渊源。
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取得最终胜利的这场革命，是因为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
那位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说得好：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人心向背，决定了国民党的不断败亡，决定了共产党的不断胜利。
可问题来了，我说的是我公众号文章的问题，在我的一百多篇文章里，写烈士的打赏率高，揭露民国阴暗面的打赏率低，有的甚至不到一百块，还不够资料费的。
今年是党史教育火热的一年，我们的宣传机器全开，基本也是只讲烈士牺牲的伟大，而很少讲烈士为什么参加革命，即旧社会何以逼迫各路英雄好汉，牺牲自我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我，笑对屠刀？
毛泽东同志有段话，说：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同理，伟大的中国革命，何以成为中国人民的不二选择？
如果您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个基本了解，就会发现除了极少数反动派，即与帝国主义经济有紧密瓜葛的买办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地主阶级之外，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广大人民与反动的分裂一天比一天显著，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即便是资产阶级都分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去了。
比如我写过的，蒋介石的老乡邬挺生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曾经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一员，然而后来不少人也不甘心当洋奴，完成原始积累后抽身而出，自己搞民族工商业去了。
比如著名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当年也做过买办，替洋人的煤矿得罪中国老百姓，差点没被人打死，坐一条粪船才仓皇逃出，可最后却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不但支持儿子参加共产党，自己也成了革命同路人。
甚至蔡元培，作为“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积极参与者和策划者，也逐渐跟蒋介石反动集团分道扬镳，最终走到了人民的阵营。
原因何在呢？
最近大家都在看《觉醒年代》，我正好看到两位年轻人1919年五四运动时，在上海的遭遇。一个是皖北籍的北洋军学兵，一个是上海青浦籍的店员，他们那年那时同在上海，共同经历了洗礼，迎来了自己的觉醒，殊途同归，参加革命，都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
他们为什么选择革命之路呢？
“我年轻的时候住在上海，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我家的对面有一块空地。在那块空地上，几乎每天都有被人抛弃的婴儿尸体。这些婴儿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也不能怪他们的父母铁石心肠，因为实在是没有饭吃。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改变那种制度，改变那种状况，使中国人能够真正过上人的生活。”
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选择，更别说亿万工农大众了，一位断臂还要继续闹革命的江西吉安农民的儿子说：
“家中只有田二亩五分、滩地2亩，另租种地主的田23亩。当时债务利息重，地租很高。地租的租率为收获的五成至六成。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打下的粮食，一多半要交给地主。”
如果你觉得这么说，还不深刻的话，一位拥有波莫纳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超豪华美国本硕博学历的学者，“以经济为各种行为之动机”，在整个三十年代，对国共两条道路做过解剖。
对于国民党政权，他认为：
“一方面，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仍在扩张；另一方面，建立了国民党官僚资本，这就极大地窒息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虽然这是如今不少学者吹嘘的“黄金十年”，蒋介石煞有介事地开展了所谓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在1936年迎来了农业丰收、国民经济复苏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峰。
对于共产党政权，他惊喜地发现：
“游击区发展的好的地方，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里的农村已经不在土豪劣绅的统治之下了。就因为民众已经动员，民众已经武装，民众有自卫自治的能力，政权在他们手里，他们才有改良他们生活的张本。在这些地方虽然经济的发展，似乎赶不上政治，以后在一面抗战，一面建设中，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很有希望的。”
所以毛泽东同志做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后，说：
“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我也因此要告诉大家：
不讲革命之因，只讲为革命牺牲的惨烈，就如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纯属耍流氓！
党史教育要从历史虚无主义中走出来，就必须真正读懂千万英烈的理想信念，即他和她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才促使他们牺牲得如此决绝来改天换日？
党史不能只强调牺牲、悲壮与惨烈，必须厘清这背后与封建时代改朝换代的巨大不同，搞清楚这种为了改造国家社会走上新道路而前赴后继牺牲的伟大理想信念。
要知道这世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信念的坚定。
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很适合当下党史教育要搞清楚的最基本问题。
“盐打哪咸，醋打哪儿酸？”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原题：讲党史不讲革命之因，就是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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