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通吃岛岛主
今天某官方青年工作机构的新媒体发了一篇文章“清华博士袒露心声回应质疑：我为什么去非洲？”，在我的朋友圈炸了锅。
文章的内容非常真挚，又不失理论高度。
作者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博士，出身于东北某老工业城市的高知家庭，毕业后却选择去援建坦桑尼亚。这使周围的人不解，他也不知如何解释，于是只好追溯到最本源的念头——“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生，究竟应该如何度过”。
然后，他从毛教员的“三个世界”理论出发，结合自身在非洲的见闻，表达了对西方发达国家无耻行为的不满，说明了对我国援非政策的理解，也抒发了自己的志向。西方国家剥削非洲，造成其深重的苦难，以此维持本国的优渥条件，又污蔑踏实做事的中国是“新殖民主义”。中国的援助，是公平竞争、合作共赢、以真心换真心。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也作为曾经同样深受苦难的民族，中国不能放任极端不均衡的世界体系永远维持下去，应当作出努力去改变。而作为共产党员，要为了英特纳雄耐尔的的初心去努力。
当然，造成文章炸锅的原因，是该作者在以知乎平台为代表的网络键政圈中是这两年很热门的“入关学”代表人物之一。因为他曾发表过不少“暴论”，比如经常被人提起的“去非洲”梗，所以也经常引起讨论甚至争议。
大家一直都以为“键盘政治家”都是在吹水空谈，还经常拿“非洲”作为一个梗来调侃，前几个月又盛传他要做选调生留在北京/回黑龙江。没想到他竟然真的选择了去非洲。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这个事情。沉思录的老读者都知道我们对所谓“入关学”曾有过几篇讨论文章，肯定过其中的包含的一些积极意义，也分析过其中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这里不再重复。虽然很多观点不同，不过这不妨碍我们赞同这位同学的实践精神和勇气。
同样，知乎键政圈中大多数人的态度，多是祝福，惊叹，以及善意的调侃。
该作者以往的反对者们，一时间也都闭了嘴。谁曾想没过多久，阴阳怪气的声音又出来了。一些人说此人是为了XX万年薪，以及，为将来的回国从政镀金，云云。
当你手里只有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是钉子。同样，当一个人心里只有“升官发财”四字时，无论别人做什么，他都能解释为“最终一定是为了升官发财”。
我们觉得，这种事首先论迹不论心。起码这比知乎上那些仗着自己在湾区当程序猿拿高薪就天天嘲讽国内网友的行为高出好几个层次。
况且历史告诉我们有理想和实践精神的人始终是存在的。举一例子，不少读者应该知道“马海德”这个名字。他是黎巴嫩裔美国人，当年和斯诺一起去的延安并留下成为医生。193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个入党的外国人。1949年，他放弃美国国籍，成为第一个拿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作为医学专家，他对我国的性病和麻风病防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上也享有声誉。1988年去世，按照遗愿将其骨灰撒入延河。
2009年，马海德（Shafick George Hatem）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19年，他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就是这么一位为中国乃至人类健康事业奉献终生的人，竟也受到了非议。
2003年，新西兰学者布莱迪（Anne-Marie Brady）出版了一本研究在华外国人的书，把所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抹黑了个遍。她的核心论点就是，这些人都是被TG收买了，为了一己私利才帮中国做事。
比如，马海德当年本来在上海开诊所，为什么就跑去延安了呢？布莱迪教授说，以往的叙述一般都是说，马海德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并希望能够帮助世界革命，因此在得知延安需要医生的时候，就报名去了。但这个以往的叙述不对，根据她查阅的大量原始资料，一个重要的被忽视的原因是，马海德的私人考虑。
当时他的诊所开不下去了，他在上海快要饿死了，天天去朋友家蹭饭，又不好意思，就想离开上海。这位朋友其实是美共的总书记Granich，就和他说，延安的红军现在没有医生，你去了就是他们的金矿啊。
因此，马海德才决定去延安。而去了之后，他受到了热烈欢迎与非常高规格的待遇，于是就一直留在延安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
尽管布莱迪教授没有明说，但她话里话外暗示，马海德不是为了革命理想，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一类的物质原因前往并留在延安的。
这种推论虽然听着荒谬，但布莱迪引用了大量一手资料，各种信件、日记、访谈等等。我心里也不免疑惑，莫非真是如此？否则的话，就是她对原始材料进行了手段高超的剪裁拼接的春秋笔法。我总觉得，作为一个知名学者，多少应该有点良知，基本的学术规范还是要守的。于是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查证她的那些原始材料的上下文。
（许多档案在美国的档案馆，查起来很困难，我只好去查引用了相同档案的其他文献，以此获得更完整的上下文）。
九牛二虎之力的查证结果是……我真是太傻了，这类西方学者在面对中国的时候怎么可能有良知？
马海德在上海时确实很穷，也确实打算离开。但他最初设想的地方是朝鲜或者西班牙，因为那里是当时的革命前线。至于延安，在《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以前，外界对此是非常陌生甚至恐惧的。当了解了延安的部分情况，以及真正去了延安之后，他便决心留下。
况且，马海德当时已经是日内瓦大学临床医学博士。作为一个有美国国籍的顶级大学医学博士，回国后至少也是中产阶级。他家虽穷，但也曾到达过中产水平，他很清楚美国的中产生活是什么样——肉蛋奶充足，大House住着，小轿车开着，壁炉旁坐着，收音机听着。
而当时的延安是什么生活？规格待遇最高的是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时，他曾要求每天吃鸡，但实在无法满足，于是便要求每天吃糖。最终得到二斤白糖。
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所有人住窑洞，冷了就只能生火，燃料质量稍差些就呛得人透不过气。
为了升官发财物质享受，马海德医生没有回美国，而是去了延安。为了一己私利，建国后他又留在中国，与性病与麻风病斗争——这是当时西方医生认为最脏的，最不愿接触的病。
这种分析，亏她敢写，而西方读者还真的敢信。（她还有很多别的分析，均是类似的问题，我仅举以上的一例）
当然了，这位布莱迪教授，恐怕脑子里真的是只有“升官发财”四字。我把以上内容与自己的导师交流，得知，布莱迪教授因为这些优(Fan)秀(Gong)著(You)作(Gong)，已经被美国政府请为了座上宾。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相信马海德医生、白求恩医生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是真的为了伟大的理想而为中国革命服务呢？
我们回到这位去非洲的同学。
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一定仍有人挑他的毛病，搜集各种“证据”证明，他去非洲不是为了他所说的“英特纳雄耐尔”的理想，而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他们的证据有些可能还像那么回事。对此我就引用毛教员的一个论断：
毛教员曾多次把宣传稿上的“大公无私”改成“先公后私”。他说，不应宣扬大公无私，而应宣扬“公私兼顾”“先公后私”。一个好的行为，应当是让国家、集体和个人都获得益处。
一切援非项目，都应当是让社会主义事业、民族复兴、所在企业，以及每个参与者个体都获得益处。这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
我家中的一位长辈，在七十年代曾参加过坦赞铁路建设，在坦桑尼亚工作生活了四年多，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衷心希望每一个真心参与援非项目的中国人能够取得希望的成就，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能够早日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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