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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金靴:1959-1961年,“饿死三千万”吗?

2021-03-29 10:33:06  来源: 金靴指挥淮海战役公众号   作者:欧洲金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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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终于破三千万了,等来了这一天。但是,我想借此机会,聊聊我们的“三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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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一直是党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很长时间以来,也一直是国内反毛化浪潮、国外反gong势力持续三十余年时间里一个卓有成效的攻击利器。

  很多时候,他们是一体的,因为想掘掉共产党的合法性,就必须向毛主席泼污。

  首先,有没有天灾即自然灾害?当然有。

  除了微博上的李爷在2014年就已经披露过的CIA解密资料有力证明那三年新中国确实遭遇特大自然灾情,还可以查看郝治清的《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和李文海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均有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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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1958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灾面积为1971万公顷,成灾面积877万公顷,而1959-1961三年的年平均受灾面积就达到5728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91%;成灾面积2251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57%,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峰值。

  所以,某些砖家说三年是“风调雨顺,纯粹人祸”,显然是不顾事实。

  其次,那么到底有没有内部的人祸?当然有!有没有大面积饿死人?当然也有!

  只不过,谁的锅,你得搞清楚吧?

  从1958年开始的浮夸风,就是最大的人祸。

  关于浮夸风,即便是一发就被毙、就被夹,但经过去年2020这一年的互联网大教育,很多人应该已经对浮夸风的历史有了解了。

  如果依然有疑惑,从历史上去寻找这么几个答案即可:

  ① 1956年“八大”之后,毛主席退居二线(吸取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被一帮xiu正之徒搞的乌烟瘴气的教训),被推上前台主持工作的,是某两位同志,一位管党、一位管政,同时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舆论喉舌掌握旗下(毛主席遏制浮夸风时都不得不通过党内通信来传达信息)——这两位同志是谁?查查去;

  ② “大跃进”这个词是毛主席发明的吗?195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首创“大跃进”,是谁负责审阅的,查查去;

  ③ 1958年8月12日,酿成河南信阳饿死百万群众惨案的吴芝圃,陪同毛主席视察农田,背后是谁指使的?查查去——我教你怎么查,查查吴芝圃在之前反右扩大化时是谁的马仔,谁是反右的组长负责人;同时,再看看1979年1月24日,吴芝圃是被谁“平反”的;

  ④ 1958年7月,是谁在视察河北武清、香河两县时,提出“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查查去;1958年9月,是谁去的江苏常熟县考察时声称“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查查去;

  ⑤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著名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是谁的手笔?查查去;

  ⑥ 1958年10月,又是谁在天津站上稻堆拍照?查查去。

  …………

  这些问题的答案,四十年来不让说。

  不让说就不说,但至少作为铺垫,我们需要知道1959年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强力纠左、遏制浮夸风,情况逐渐好转。

  随便举几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将第四十条中“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谨慎一点。”

  三、针对某些领导干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亿九千万土石方”的问题,毛主席说:“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毛主席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些笔杆子们谈话,说:“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干部发了《党内通信》,专门讲了农业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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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大刮无风期间,毛主席是最喜欢“泼冷水”的人,然而后世遵循81决议精神,却将锅甩给了他老人家………

  只不过,言归正传得说,恶果毕竟已经被种下,影响仍然蔓延:人祸的客观存在,也不可避免地给某些势力递了刀子——西方媒体、港台势力、大陆轮子,这三四十年来不断地夸大数字:三千万、五千万、七千万、一个亿………

  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真的是张口就来的“三千万”吗?

  特别是,动辄要把罪过扣到毛主席身上吗?

  先说“三千万”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是谁发明的。

  “饿死三千万”这种说法,最早出自于香港大学荷兰籍教授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这是一本彻头彻尾的谣书。

  书中大量图片选用的都是民国时期蒋记国府治下的大饥荒图片,如1942河南大饥荒的影像摄图(白修德拍摄)。

  这一招后来又被安徽凤阳的大包干纪念馆抄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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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果粉们热爱吹捧的“撑着油纸伞”的民国,发生过多少饥荒呢?我随便列一列有史可寻的: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难民5000万;

  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超过14万,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沦为灾区,受灾人数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即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1750余万人……

  …………………

  那么问题又来了,冯客写这本造谣书籍的经费从哪里来?——台湾蒋经国基金会!出资100万美元,责成书写。

  从台湾弥散,从此“饿死三千万”成为抹黑我党、抹黑毛主席的“不锈铁证”。

  之后,经过著名大陆外逃“历史学者”、著名轮子辛H年在台湾香港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演讲”,扯淡程度进一步升级:“1962年中国共产党在10月间开了省委书记碰头会,在这个碰头会上,他们认为从1959年到1962年3月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风调雨顺的岁月里,完全是因为人祸造成的4300万人的不正常死亡,安徽,我的家乡安徽700万,山东900万,河南900万,天府之国,四川1000万,这些数字是铁的数字,是我亲自记录的!”

  这扯淡真的扯的没边。

  可就是这种扯淡,能够几十年来在各种西方媒体的“大雅之堂”上登来跃去,然后再出口转内销、由国内各个砖家二次三次加工创作,继续升温。

  查证《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等,根本就没有中央在1960年10月举行各地省委书记会议的记录,事实上当时也压根没有“碰头会”这种官方会议的叫法。

  这“4300万人死亡”,张口就来之胆大,实为轮子风范。

  最后,除了境外势力的造谣,过去大陆方面同样存在“官史错误”。

  比如著名的1983国统局数据(1960年非正常死亡千万人)与党史二卷的计算错误,也造成了恶劣的国内国际影响(比如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国内砖家的“研究”,又比如安斯利•科尔以中国官史数字为依据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

  根据“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的公式,在1983官史数据中,从1957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竟然出现了巨大差异。

  这能够作为论据以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千万、三千万人吗?

  事实是:灾害前的在1956—1959四年中,由于户籍制度落实伊始执行不到位,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中国统计年鉴》1986)——这等于莫名增加了千万人口,所以,也就造成了此后1960年看似“下降”了千万人口的数字滑坡。

  关于这段历史以及不可隐去的官史漏洞,包括孙经先、杨松林、艾跃进、孔庆东等老师曾经年累月科普、辟谣,但是相比那些造谣的人四处出书演讲赚得盆满钵满,播散真相的人却真的是用爱发电。

  …………………

  我希望从2021年3月开始,“三千万”这个贬义性的历史词汇、人权词汇,可以戴到美帝国主义的脑袋上。

  我们的“饿死三千万”是被污蔑,他们的“新冠三千万”可是铁证。

  希望这条不要被毙,领导一个月前才说了:“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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