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之变必须摒弃长官意志
作者：陈先义
最近，走了一趟中原，这个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库，处处都是古文化，处处都有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的地方。
捡一块瓦片就有故事，挖一块土壤都有历史，在这个地方毫不夸张。但是，让人不解的是，这里许许多多的地名命名完全让人匪夷所思。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觉得有的地名不仅是对这个充满古文化符号的地域历史的抛弃，甚至觉得有的地名简直是亵渎了历史。
随着郑汴一体化，开封城这几年迅速向西延展，一条又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像棋盘一样，以现代化的崭新形象迅速向郑州方向拓展。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二十多条南北向的大街，这在中原，不，在中国，都是罕见的亘古未有的变化，在辽阔的大平原上，一条条整齐的大街快速形成，这是这片中原沃土的巨大变迁。于是特别重要的是如何给这些大街命名。因为这块土地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发源的核心地带，它地处两个古都的中心，东边是八朝古都开封，人文荟萃。西边是八大古都之一郑州商都，怎么命名，一定要能反映这个厚重的历史。老百姓非常关注。
但是，让我们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大街的命名完全凭长官意志拍脑门办事，用这个世界上最为简单和最没有文化的办法，给这些大街命了名，如今从开封西郊依次排开去，便是第一大街、第二大街、第三大街，一直排到了第二十几大街。如此没有脑子的简单命名，恐怕只能属于乡村上的文盲，因为太简单不过了。你看，五六十年代因为文盲多，给孩子起名都叫狗蛋、二蛋、驴圣、狗圣，等等，不怪大人不会起名，因为他们确实没有文化。现在如果有谁再给孩子起这样低俗的名字，会让人笑掉大牙。但是在我们民族文化源头中原，现在居然一大批这样没有文化内涵的地名被命名了。不知道的，这第一第二的，还以为到了美国纽约的曼哈顿。这种受洋奴文化影响的地名，一下子让人倍感屈辱，那种奴化的思维，那种被殖民的感觉，那种崇洋心理一下子让人十二分的反感。应该说，这是一个时代崇洋媚外的历史标记。它只能让这个民族产生屈辱和愤怒。
开封是一个荟萃历史文化名人的地方，远的不说，就说北宋，就有欧阳修、苏东坡、司马光、包拯、李清照、苏辙、苏洵、范仲淹、吕端、黄庭坚、还有绘制《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等等，包括岳飞、杨家将等等，多了去了，他们都在开封生活过，都在开封为官一时，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我们如果用他们的名字为大街命名，而后在街口为在他们立一尊塑像，那么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便能让人肃然起敬，一座城市便活了起来，便能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深深思考，远比这些照搬美国欧洲的第一第二要高雅的多。
还有比这更加荒唐的是，在郑州有这样两件事，一个是毛泽东主席当年视察过的燕庄，如今留下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纪念亭，一尊毛主席塑像，燕庄的名字既有诗义，又有与毛泽东主席关联的政治意义，它会给人极其丰厚的联想，让人想起毛泽东主席当年视察的情景。但是，极其荒唐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一个毛泽东主席视察的村庄，如今被改成了曼哈顿。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让人哭笑不得。不用说，这既是崇洋媚外的历史记忆，同时又是那个“非毛化”时期的特殊产物。
与之类似的，郑州还有一件事，如今郑州新区省政府旁边，有一条历史厚重的名字叫“祭城”，有为官者名吴天君者觉得这字不吉利，执意一定要改过来，本来叫“祭城大道”挺好，它一定要改成平安大道，期待自己平安着陆、平安升官。但是这家伙却完全不知道，这个祭字有两种解读，一个是祭祀的祭，读“ji”。作祭祀解读。另一个读音是“zhai”，意思完全不一样了，是一个远古流传下来的地名和姓氏，作为一个地名，只在这一个地方读“zhai”，换一个地方就不读了。读zhai时，还有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延伸义。可被吴天君这家伙只知道搞腐败，从来不读书的，经他这么一改，就意味着从此便没有了这个古典读法，从保护文化历史记忆这个角度来看，吴天君罪莫大焉。吴天君改掉“zhai”字，改成“平安”，上帝却没有保证他平安，很快不久，便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锒铛入狱了。因为这个“zhai”字，在春秋战国之后中原百姓的解读中，还给他赋予一个文字引伸义，那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可惜吴天君这位为官者对这些历史一无所知，所以他随意乱改地名，遭受了历史惩罚。
地名是不能凭长官意志随意乱改的，既然是人民世代生活之地，但凡地名之变，总要听听老百姓的意见。据说开封下属的兰考县，也有一个让百姓不满的地名之变。
兰考向北有两个远古留下来的地名，一个叫谷营、一个叫爪营，关于这两个古地名的历史意义，据说有很多远古的故事，从秦汉到唐宋，历史渊源深厚，但是在扩城建城的狂热中，某个前领导脑门一拍，改成了“桐城区”，厚重的历史便被他一笔删除，并且百姓说他就居然连上报都没有。至于兰考这么一个刚刚脱贫的农业县，该不该无限制的扩城建城，我想历史早晚有一天业会做出公正定评的。
名字之变是大事，一个地方名字变了，据说，是要上报国家批准的。上边那些名字不知道上报国家机关批准没有。改一个名字，全国地图改，相关文书要改，据说国家上亿开支。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都有地名办，这些“地名办”的工作人员，如果拿着国家俸禄，不研究历史，不读书，对地名历史一无所知，对某些官员更名行为不闻不问，我看这个地名办还不如撤销为好。
名字之变，要关照历史，不能凭长官意志，何况现在很多官员已经不读书了，只知道滥用权力。七八十年代，也有一股改名风，那完全受政治影响。比如，我们的“人民公社”被强硬改成了解放前的“乡”，工作职能还是那个职能，管辖范围还是那个范围，把标志中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公社”改成了旧社会国民党执政时的“乡”，我至今没有看到这个改动的意义。这种事多了去了，再比如，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为什么一定要改为《求是》呢？同样都是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叫《红旗》不更能彰显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将红旗扛到底直到共产主义的决心和意志吗？而《求是》仅仅说明我们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一种倡导，如果外延来说，《红旗》的外延是有无限空间的。今天世界上许多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了，他们红旗落地的教训成为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曲折。今天，只有我们依然坚持扛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只要我们红旗继续扛下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倡导的人类公平正义的社会就一定能实现。
名字就是旗帜，不是小事，任何地方任何部门，改名字、命名字都不能凭长官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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