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儒家重新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起点。
这在史学界几乎成为定论。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严重经不起考证的，这可能是一起荒唐的、明目张胆的历史学造假事件，目的在于给儒家的地位找个历史依据，并打击法家的历史地位和功绩。
首先，汉武帝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怎么可能“独尊儒术”？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下令郡国铸五铢钱，这意味着汉朝中央与较大的财阀分享发行货币的权力，仅仅是统一了货币的外表形制，汉朝中央并没有收回发行权。但汉武帝不允许其他豪强势力盗铸货币，这一点表明汉朝皇帝及有铸币权的郡国势力，是知道铸币权的重要性的，是收回了一部分货币发行权（即所铸币权，铸币权这个说法不准确，货币，其灵魂在于发行，而不是铸造。）。不过，这一招提高了铸币门槛，减少了铸币的主体，表面上对有铸币权的势力较大的郡国是有利的，所以，他们不会反对。不过，这是汉武帝的虚晃一枪，是为了团结他们，同时也是为了麻痹他们。三年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以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为由，开始回收各郡国的货币发行权。又过二年，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这次来真的了，汉武帝“悉令郡国毋铸钱”，彻底废除了自汉高祖、迄汉景帝以来的各郡国铸币权;强制规定只有朝庭才有权铸币，而且，汉武帝还把铸币用的铜材由朝庭统管起来，并提高铸币的工艺难度，防止盗铸(即“造假币”)。
汉武帝还有常平仓、盐铁铜酒专营等政策，常平、盐铁等商品国营，恰如公有制工业和商业企业。那种把汉武帝时的财力说成是“文景之治”积攒下来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无法说通的。比如，粮食草料之类，三年后就无法食用，如何积攒？至于铸币，中央可以随时铸造，不必积攒。至于马匹、军器、弓弩、粮草之类，也都有个寿命，怎么积攒？所有这些物资，都需要强大的生产和动员能力。这个能力的形成，与汉武帝中央政权控制了五铢钱发行、盐铁铜酒专营是分不开的。
汉朝以后，历代儒家均反对国家铸币，反对国家盐铁等大宗商品专营，反对“与民争利”，均主张“藏富于民”。汉武帝的作为，岂不是与“儒术”恰恰相反，怎么能说是“独尊儒术”？
今天，国内外私有资本依旧反对国营企业，要尊孔，要弘扬儒家思想，，主张国营企业退出“竞争领域”，指责国营企业没有效率，“与民争利”，嚣叫“藏富于民”之类，一点新意都没有。
其二，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至少，法家并没有罢黜，而且极受重用。汉武帝时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严刑峻法，打击豪强地主，启用了诸多法家人物。比如桑弘羊、张汤。汉武帝朝中，儒家人物，并不多。此后，历代的儒家，最反感的帝王有两位，一位是秦始皇，一位就是汉武帝——他们吃过秦皇汉武的大亏。历朝历代的儒家，均反对法家，均反对打仗！而汉武帝却打了一辈子仗。据老骗子学者南怀瑾说，汉武帝谥号中的“武”，其实是“穷兵黩武”的意思，是一种批评。儒家把汉武帝远征大宛说成是仅仅为了“汗血宝马”，是为了给自己的小舅子提供个封侯的机会……，总之不择手段黑汉武帝。今天，不是照样有那么一批学者如此指责毛主席吗？把抗日战争的领袖说成是蒋介石，把解放战争说成是内战不值一提，把抗美援朝说成是上了斯大林的当、打了个平手、死了好几十万人，好像是个败仗、对中国毫无意义似的。
其三，董仲舒这个人，其实并不受汉武帝重视。主流学界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将儒家思想结合社会需要，并融合各家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这就有些胡扯了。董仲舒一生未受过重用，甚至，汉武帝因其装神弄鬼、胡说八道，曾经要杀他。
其四，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敬天地，事鬼神”这样的唯心主义主张，与孔夫子“子不语怪力乱神”“存而不论”是完全对立的！并不是孔子思想。那种因为董仲舒的言论被汉武帝采纳——其实也没有采纳——，便认为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是不是有些认错了祖宗？
据以上分析，我认为，所谓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而让儒家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说法，是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学术界明目张胆的造假行为，试图用学术造假的方式，鼓吹儒家，贬低法家。
从事西汉历史研究的学者，请帮我一个忙，考证一下我的这些观点对不对。
【吴铭，红歌会网专栏作者，原载公众号“吴铭再评说”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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