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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真的在劫难逃么?

2021-03-04 11:15:35  来源: 新潮沉思录   作者:刘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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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是二十世纪末的主题,特别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史诗。然而,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不妨环顾四周,就会发现,世界远非如此美好。北非,中东,南美,大量的后发国家曾经高歌猛进,然而如今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实现他们的发展意图。

  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是什么样的,只要去一趟东南亚就会发现,即使在越南这样被认为发展势头良好的国家里,普遍性的腐败从夹在入境护照上的小费开始。北非过去曾经有过繁荣的纺织业,如今只剩下至今未能平息的阿拉伯之春的动荡。类似的例子还有孟加拉,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服装出口国,而墨西哥制造业依靠美国曾经有过一段好日子,但只要看看每年大洪水造成的惊人伤亡和漫长的毒贩战争,显然不会有人认为孟加拉或者墨西哥是一个足够成功的国家。

  混乱的街头战争、更迭如旋转木马、不定时破产的政府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常态,通过出卖国民血汗与宝贵资源得来的巨大利益,谁也说不清到底花在了哪里。即使那些发展最好的南美国家,也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广泛的腐败与道德下滑,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分化和社会分裂,就像滴滴作响的定时炸弹,在严重威胁着这些国家的稳定。

  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从封闭走向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过程。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汰旧换新的过程,当旧的基础被削弱,新的力量尚弱小的时候,危险就将出现。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就像是从原来封闭的港湾,航向大海,也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成为掠食者的目标。

  事实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像一台一边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一边更换零件的老爷车,就这么在高速发展中四分五裂了。

  农业路径

  我们不妨农业开始谈起。农业和农村构成了大部分后发国家的主体,而无论走人力密集型还是资源出口型的发展道路,农业也是发展过程中首当其中的一部分。

  首先是农业和农村的解体。传统农业和畜牧业所生产的农产品是无力承受工业化与城镇化带来的粮食消费增长的,而把大量的人口从农业与农村解放出来,同样是发展的第一步。实际上,对大部分国家来说,与其占用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不如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廉价的粮食来的划算。

  除非进行国内粮食补贴或者严格的产业壁垒,比如中国的粮食收购价有时超过进口粮价一倍,或者像日韩一样销售高价国产农产品,大多数国家的农牧业生产必然要在廉价外国农产品的冲击下垮台。

  而即使农业禀赋好的国家,也不可避免的要面临着集约化农业取代传统农业的局面。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随之而来的粮价下跌,导致农民破产,一部分沦为佃农,大部分流向城市。通过金融手段和贸易垄断,真正的底层农民实际上无法从农业升级中获利。即使是美国,日韩这样的国家,中小农场主被大公司和银行压榨,疲于奔命也是一种常态。

  而在那些欠发达国家,分散的农民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境遇,比起过去的生活水平,往往是倒退的。无论是本国权贵,还是外来的农业资本,羊会吃人,田地也会吃人。正常情况下,这些农村人口会流入城镇,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从而促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

  但实际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美好。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农业解体导致的人口流出,其速度是超过工业增长所能提供岗位的。新生的,脆弱的,依靠初级出口的工业,显然不像传统的农业那样能吸附足够的人口。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就能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巴西或者菲律宾,印度的巨大城市贫民窟里看到。大量的青壮年人口拥挤到城市,城市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岗位,他们又不能回到农村,由此成为一个不安定的因素。

  其实,对大部分中小国家来说,本国农业的垮台或者国际化,都意味着把他们的粮食安全交给国际市场的过程。大部分时候,国家粮食是足额且廉价的,但国际粮食贸易是高度垄断的。全世界每年生产近27亿吨粮食,其中近一半是中美两国生产的(12亿左右),包括俄,印,加拿大,巴西等几个主要产粮国生产了全球八成以上的粮食。这使得西方的大粮商可以轻易操纵国家粮食贸易,从而实现对中小国家的掌控。

  只有那些最发达的国家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订单农业并有能力确保这些粮食能运回国内。实际上,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大部分亲美国家很快都会在粮食领域变得依赖美国。那些拥有相当农业产能的国家,在经历了农业产权的巨大变革后,并不能保障田地里的庄稼属于自己。一边是国际大粮商运走丰收的粮食,一边是本国国民处于饥荒的边缘,这种荒谬的景象实际上在很多订单农业的出口国并不罕见。

  资源路径

  后发国家追赶的道路不外乎两条,资源出口型或者人力密集型。我们先来谈谈资源出口型国家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很少看到资源型出口国家有成功转型的例子,倒是反例比比皆是。

  后发国家往往不具备开发自己资源的能力,所以和外国进行合作是必然的。但后发国家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下游,其结果往往是被动的。通过出卖资源获得的利益被有背景的与本国权贵勾结的外国投资商赚走了,而污染却留给了国内。类似的情形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在我们的邻居外蒙古或非洲的那些资源型国家看到。

  而处于产业链的下游,更重要的是不掌握技术和定价权。实际上很多资源出口国往往面临着低价出口资源,在发达国家进行精加工后,再高价进口的问题。这一点,中国人在稀土进出口上曾经就有过切肤之痛。

  那么,资源出口国能不能卧薪尝胆,解决处于产业链下游,仰人鼻息的问题呢?答案是很难。产业升级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甚至大部分资源出口型国家都没有办法靠本国来维持本国的资源生产。

  比如中东,大部分中东石油国家都依赖外国技术人员来维护本国的石油工业,更不用说技术升级和核心技术维护了。一方面国际贸易掌握在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手里,大部分后发国家没办法掌握定价权,一方面在发展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本身就容易在资源型国家中形成国中之国的局面。

  实际上,当代的大部分资源出口型国家,都受制于有大国背景的国际贸易巨头。这些国家既不掌握技术,也不能掌握本国资源的出口,根本谈不上资源的主人,而只是单纯的提供了场地而已。

  还有一些国家的问题,比如委内瑞拉则根本无力开发本国的资源,委内瑞拉的原油主要是重油,世界上除了中美俄几乎都没有能力进行炼化,本国也不具备攻坚的能力,一旦和美国交恶,自然容易被产业封锁。

  加工业路径

  目前为止,少数实现后发国家追赶的成功例子都发生在加工业领域。通过初级加工业起家,最终实现产业升级。比如韩国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而墨西哥也常被认为是一个有希望的例子。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妨先看一些失败的例子,比如北非。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是北非曾经发达的纺织业全军覆没。当然,这是中国这只工业巨兽不经意间碾压带来的,但并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此中国。

  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早期工业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代工。利用廉价的人力成本,特殊的区位优势,发展出比较优势产业,是二战后很多国家选择的道路。但大多数国家始终无法实现产业升级,一旦遭遇市场变动和外来竞争,就一死一大片,迅速面临淘汰。

  工业的发展不是一个和社会隔绝的过程,不是一个可以单一门类独立发展的事情。就像北非,传统的墨西哥制造业,它们有能力承接欧洲和北美的初级制造业,但他们缺少产业升级的能力。许多资源出口导向的国家长期就停滞在资源的初加工上,迟迟不能获得深加工的能力。一整套完整的化工体系,大多数国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人员来运转,即使花巨资建立的现代化企业也往往要依靠外国人来维护和管理。

  相比之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是压路机的一样的巨兽,不是因为劳动力廉价,是因为中国能提供从原材料开发,加工到生产设备制造,升级的全套产业链,并能源源不绝培训充足的研发和技术人员。这其实很好解释了一个问题,伴随中国崛起,还有传统工业中心的去工业化,加工业表现出向东亚集中的趋势。比如韩国,韩国几乎是天时地利与人和,当代最成功的后发国家,但它的工业也严重依靠中国进口零部件来维持。

  和农业一样,对后发国家来说,工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投名状的过程。比如墨西哥虽然在传统制造业上受到巨大冲击,但近些年来承接了美国不少高科技技术转移。但就像所有人都知道的,墨西哥制造业的主要收益都被美国人拿走了,而美国对改变墨西哥社会的其他部分并不感兴趣。

  相应的,这些国家的内部市场远没有发育到可以支撑自身工业发展的程度。它们的产业结构高度依赖外部,主要利润也不停留在国内,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脆弱工业更经不起国际市场的动荡,必然要周期性的随发达国家经济危机而发生社会动荡。

  而要命的是,发达国家有能力撑过或者转嫁经济危机,而后发国家一旦发生社会动荡,辛苦发展起来的工业就毁于一旦了。这种周期性的毁灭使得极少有国家能支撑过工业的生长阶段。

  发展的危险性

  所以,无论通过哪种路径,实际上后发国家在现有国际秩序下都很难真正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后发国家往往在国家金融安全上是弱不禁风,往往依附于外国。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国际资本掠夺时的软弱无力。这就难免使他们沦为替人打工的粮仓,矿场和取款机。而于此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政治上的危险和代价却是不可避免。

  毫无疑问,传统的,依附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的要带来主权的损害,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和政府权威、这就像驾驭船只行驶在布满礁石的激流险滩上,没有了不起的舵手是做不到的。大多数国家,在发展顺利时,为了压抑社会矛盾,选择了收买式的政策。分赃式的统治往往是那些后发国家常见的,这必然引发大规模腐败。只有最明智的统治集团,才能把有限的积累都投入到合理的发展建设中去。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比如越南,韩国,都有一个目光长远的集权式中央政权。

  当然,仅此是不够的,发展是危险的,这种危险来自地方发展的速度超过中央,来自长期积累的历史矛盾在发展的失衡中爆发,来自由于外国干涉与利诱,中央政府不但不敢对各种潜在的分裂进行镇压,反而统治集团往往会内部分裂。

  资源型国家是最容易分裂的,形成国中之国的。一方面是资源型国家本来就容易出现有资源的地区不满于供养没有资源的地区,挟洋自重的情况。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喜欢扶持小地区分裂,减少了不必要的额外投资,也使当地只能更加的依靠他们。这种情形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通过扶植不同代理人相互竞争,大规模的渗透教育界,宣传界,从而掌握一国的舆论话语权,是很多发达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一贯伎俩,这能有效的降低他们管理的成本。

  当然,动荡和分裂不能都归咎于发达国家的阴谋,我们应该承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地方矛盾,越是落后的地区越是如此。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中东和非洲,那些由西方人通过画地图来建立的国家。而这些都很容易随着发展导致的地域失衡,族群矛盾先后爆发出来,而大部分国家的管理能力并不足以驾驭这种矛盾。

  于此同时,我们恐怕也要承认这一点,大多数后发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应付发展过程中陡然加剧的社会管理难度。

  几乎所有人都会注意到,发展过程中,社会道德呈现了一种U型线的状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道德水平快速下降,各种贪污腐化,地域歧视高发,而要到国家发展逐步进入正轨,这种情形才会慢慢消除。

  这种情形很容易理解,在发展初期,只有那些最有背景,或者最大胆,最不守规矩的人,才能抓住机遇,这导致了权力的腐化和社会上的弱肉强食。尤其是很容易看到和国外生活的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不能不让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打破道德也在所不惜。

  无论是大规模贫民窟的存在,还是城乡的分裂,这些都促使了后发国家治安的下降和社会道德的下滑。一旦城镇化的发展超出了政府的管理能力,经济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国家的失控。使得后发国家要么长期陷入街头战争,或者在政客的扯皮中,集中的权力粉碎成几百块,落到崛起的新贵手上,从而通过乡贤来维持间接统治。

  这样的一个社会阶段,中国人应该是不陌生的,但大部分后发国家都没有能力挺过这样的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只能长期在其中轮回挣扎。国际经济好转时,发达国家留给他们的残渣更多些,就更有秩序些,发达国家一旦出现经济问题,那么他们就首当其冲,陷入崩溃的境地。

  中等收入陷阱

  同样,困扰大多数后发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在西方国家的秩序里,他们没有生态位可以升到更高的位置。大部分国家之内长期保持依附的地方,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出卖了相当一部分国家主权。这样,他们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为西方主要国家管理好资产的角色,而这种先天性的政治缺陷使得他们在内政合法性并不高。

  同样,大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既没有办法实现产业升级,也没办法平衡地区利益,更没有办法处理好随发展到来的意识形态解体。

  无疑,如果不能摆脱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打破当代这种有限的几个列强吸食全世界资源的畸形国际秩序,那么后发国家是难以实现发展的。中国的崛起,对打破这种长久以来的不公,显然是提供了一条的全新的道路。

  虽然,我们可以肯定中国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国庞大的体量级和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是必然要突破生态位限制的。但回过头来,我们不妨看到,我们是不是完全避开了后发国家遭遇的发展陷阱呢?未必是这样。我们固然赢得了破局的胜利,但我们也一样付出了代价。

  固然,中国拥有举世无双的行政管理能力,庞大的保障就业能力和稳定的国内消费市场,使我们不用担心治安的混乱,没有大规模贫民窟的存在,但也面临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还有广泛的道德与意识形态分裂。

  更严重的是,在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建设者,为发展做出了贡献的人民,却没有办法很好的分享发展的果实。过去为了发展所作的妥协退让,不免成为日后发展的障碍。从996到离职时倒欠公司,当代的劳动者面对劳动权益的被侵犯,却不知道该由谁维护。收入分配和社会资源的不公平,使辛苦的建设者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劳动得不到合理的报偿,使年轻人对奋斗的价值,未来的前途感到踌躇不安。

  我们刚刚实现了全面脱贫的伟大事业,但我们距离实现平衡发展,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还有很大的距离。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探索也才迈出了万里长征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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