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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香港上一代的演员、艺术家们都特别爱国?

2021-03-02 11:19:50  来源: 大浪淘沙   作者:赵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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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六,香港著名演员吴孟达因病逝世。他和搭档周星驰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回忆”。在我小时候互联网刚刚普及,大家也没那么强的习惯去电影院,最普遍的看电影的方式是DVD+买碟。那个时候我家买得最的多碟就是两个人,一是成龙,一是周星驰;别人的可以租,但是他们俩的一定会买下来——因为会反复看。所以大哥和星爷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那是情怀。周星驰的亲密搭档吴孟达,自然也成为了“童年回忆”的一部分。

  而长大之后,了解了吴孟达与周星驰等人的生平经历,了解了香港与内地的历史渊源,对于他们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丰满了。达叔的最后一条微博内容是:“我是中国人”。这条发布于19年8月,正是香港全面塌陷,乱港反华势力最猖獗最无法无天的阶段,老派香港艺术家的风骨在他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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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孟达家境普通、起于微末,成名之后也经历了“暴发户”式的迷失,后来浪子回头功成名就,所以他的人物表演非常有张力,这是他生活经历带给他的。而他的搭档周星驰同样出身贫寒,幼时的苦难让他坚定了信仰与理想。星爷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经常喜欢读毛主席诗词来鼓舞自己、激励自己。成名之后周星驰当年来内地做活动,还专程绕路去了一趟韶山,拜访了一下毛主席故居。而他电影海报的一大特色也是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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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星驰电影配乐中一个标志性曲目就是五十年代反映人民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闯将令》,以及故事背景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起义的《小刀会组曲》,在电影《功夫》中,还有一处配乐用的是《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

  这些都是血浓于水的文化连结,都是根植于骨髓的红色记忆。不仅仅是星爷和达叔,上一代香港艺术家们都有着普遍的爱国情怀。最有代表性的——成龙,这个就不用说了。在吴京说“我爱国无罪”十年前,成龙就说反问过别有用心的西方记者:“我爱国有错吗?”而且要知道,成龙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是一般的高,人家是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在国外网民中调查对中国的辨识度,第一是熊猫,第二是成龙,第三是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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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年轻人不喜欢成龙,觉得他爹味重、大男子主义、官本位,确实,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呢,要这样想,成龙这样国际地位、已经形成自己独一派的文化体系的大佬,他的立场对我们来说是有多重要。

  再比如刘德华、梅艳芳、梁家辉、古天乐、谭咏麟、陈百祥这些香港明星,这里就不一一列举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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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那一辈的香港人中,并不只是演员、艺人们热爱祖国,这一种感情是深植于全民之中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港英政府治下香港物价飞涨、失业率增加、治安恶化、腐败加剧,引发民众强烈不满。1967年5月香港工人开始发动罢工,并逐渐恶化为暴动、警民冲突。彼时香港更多受到的是内地意识形态输出的影响,示威者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喊共产主义口号,冲击港英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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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5月16日,香港的爱国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运动达到高潮。

  彼时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意识形态输出严防死守,严禁反映大陆革命战争内容的影片在香港放映。各类文章中凡是提到“共产党和毛主席”,或在影视中出现毛泽东的镜头,都要被删除、剪掉。在民间茶楼、饭店、酒场传唱的经典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时,都被勒令将“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改成“爹娘的恩情比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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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6日,港英当局收买一名工人,在人造花厂制造了一起“打人”事件。借此机会,港英当局派出大批军警介入,当场打伤100多名工人,拘捕18人,史称“五·六血案”。为了表达对港英当局的极大不满,工人们开始走上街头,将矛头直接指向英国政府。他们仿效大陆的红卫兵,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中国人民不可侮”“英国人滚出香港去”“强烈抗议港英法西斯血腥暴行”“坚决把反迫害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等口号,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此后的两周内,港英政府对爱国工人进行大肆屠杀,接连爆发了“五·一二”“五·二二”两次血案。

  由于反动当局过于凶残,毛主席特别指示香港爱国群众“保存力量,停止暴力斗争”,于是香港无产阶级运动逐渐转入地下、转入文化领域。产生了大量映射港英当局、传颂民族精神的文艺作品。比如《黄飞鸿》系列,比如《霍元甲》系列,以及它们著名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万里长城永不倒》,还有在84年春晚火遍全国的《我的中国心》。一时间香港成为了爱国文艺先锋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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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香港的左翼立场、爱国立场是普通民众的主流,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涌现出了众多乱港废青呢?

  这其中的背景原因已经分析地很全面了,这里不再赘述。简而言之,一方面有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时代大背景;另一方面我们曾经去统战香港的无产阶级、香港的革命青年,后来去统战香港资本家了,最后让境外势力趁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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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再说一点别的更深层的原因:后现代中去政治化进程与政治娱乐化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人类思想变得越来越简单了,一提“政治”就是无脑的反感、厌恶,并且一定要把政治人物、政治活动变成娱乐圈八卦、选秀一样才肯接受。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费拉化”。“费拉”这一概念源自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不是一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概念,但是在亚文化圈“费拉”一词非常火。“费拉化”的具体含义大家不用理解,就可以理解为“变菜了”。其实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就预言了人类的普遍“圣母化”现象,与“费拉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原子化时代,人类不再有与自身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没有共同体,也就没有共同体所涵育的勇敢和信任——于是一切便都“变菜了”。费拉个体不是生活在历史中或共同体中的个体,而是孤立的个体、无聊的个体、等死的个体。我们现在就处在原子化的时代,而“费拉特性”则是原子化个人的鲜明特征。

  《三体》系列不但是一部杰出的科幻作品,更是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著作,是一部政治预言,堪称“文理两开花”。书中许多设定都非常有趣,比如人类在经历了长久的繁荣与和平之后普遍“圣母化”的趋势:首先盲目自大,认为人类舰队实力已经超越三体;之后被水滴教做人还没几十年,就选出来一个温柔可爱的“道德模范”担任关乎人类命运的执剑人;最后否决了光速飞船计划,断绝了全人类最后的希望。大刘表面上在黑程心,其实是在黑全体人类,认为这样的人类注定毁灭;而狠心对同胞发动攻击,完成了人类在太空中“直立行走”的星舰地球,则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希望。在《三体》的结尾中就有明示:归零者的广播里有人类的语言,这其实是星舰地球的文明火种,因为太阳系地球早就被二维化了,死得无声无息。

  人类“圣母化”的趋势大刘肯定是参考着欧洲那群白左来的,他们的特点是:放弃斗争,全是幻想,道德高尚,一无是处。我对“白左”群体没有恶意,我在《生而贫穷》里专门有一章就说“圣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他们只是经济繁荣与政治和平下的特定产物,所以在刘慈欣作品普遍的“地狱末世绝境”的设定中就显得一无是处,太年轻太天真。Naive是他们的最大问题——总自以为正义、道德、善良和普世价值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事实上在遇到真正的问题时这些东西都不堪一击。

  老读者都知道,我是一个“精神北欧人”,结果疫情期间被无情打脸。我至今难以相信“人类文明之光”的北欧诸国、医疗资源和社会福利在全世界牢牢占据前几名的北欧诸国,面对病毒会如此拉胯。

  事实上,曾经的北欧无愧于“人类文明之光”这一称号。在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意义的西方国家中,北欧国家是对华最友好的国家——最友好,没有之一。早在1950年,新中国就与瑞典、丹麦、芬兰建立了外交关系,1954年与挪威建交。而下一个欧洲发达国家与中国建交,还是要等到整整十年之后的1964年的法国。

  北欧诸国对当时的新中国都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人道主义援助。北欧四国老铁在联合国每次关于新中国投票的都铁定支持新中国,其中丹麦和芬兰还曾明确支持香港回归祖国。北欧曾经也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以马悦然老先生为代表的一众学者翻译了从诗经、史记、战国策到金瓶梅、聊斋等诸多中国作品,现在北欧诸高校都设有中国文学的博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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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几年北欧诸国感觉中了邪,各种匪夷所思的骚操作都来了,究其原因可能真的是他们的日子过得太好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乐久了,开始被“白左”那些思想把脑子弄坏了。当年北欧的领导人们都是识大体、顾大局、讲政治的一代人杰,他们为北欧成为世界最发达、人均GDP最高、福利最好的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后来这帮“二世祖”“三世祖”们吧,就显得非常菜了,不管东方西方都有这问题。

  最近二三十年就是,北欧诸国觉得我发达了、我富强了、我要开始圣母之光普照世界了。关键他们不是真圣母,而是一种圣母病,以挪威为例,不知道几次在诺贝尔奖和西藏问题上恶心我们。但当年挪威可是真真正正对中国扶持、援助过的。1950年的时候挪威主动提出与新中国建交,结果挪威在联合国讨论是否驱逐中华民国代表投了弃权票。我们就非常不满,搁置了建交议程,只与瑞典丹麦芬兰三国建交。结果挪威1954年的时候又提交国书,说好哥哥我们还是建交吧,我们一看太有诚意了不同意说不过去了。

  二战期间挪威是被纳粹德国按在地上摩擦的,英勇的挪威人民虽然奋起反抗,但无奈两国差距太大,最后英法联军又果断卖队友。但尽管如此,62天的战役使得挪威成为二战欧洲战场上抵抗时间仅次于苏联的国家。所以老一辈挪威人是知道忍辱负重的,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下图是我在奥斯陆市政厅拍摄的照片,这一幅大壁画在主厅和平大厅的正上方,我们可以鲜明的看见这样几个形象:工、农、兵、妇女、知识分子,展现的就是北欧的社会运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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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辈就没有给他们提高政治智商的环境,搞政治就是大家选举投票,比谁更圣母,投出来的一个个都是程心,看起来道德高尚,实操一塌糊涂。疫情下出现现在的困境也就不足为奇了。

  类比到香港也一样,年老一辈香港人就是英国人的二等公民,他们知道屈辱,他们知道国家和民族的意义,他们知道宏观叙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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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和平的年代已经不需要香港年轻人们去考虑严酷的政治问题,于是他们就把政治问题娱乐化,把他们认为的“政治运动”变成了一场娱乐圈式的作秀。最经典的就是台湾的“用爱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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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香港年轻人的“接力绝食”——先几个人“绝食”八小时,然后下场吃饭;换另外一拨人再“绝食”八小时,完了该回家回家,该睡觉睡觉,明天接着再来……最捉急的事,就是接力的这八小时途中,他们还怕营养不良,不断地喝运动饮料,实在饿了还可以喝粥……坐在哪里不运动,不断补充高糖饮料与碳水,然后暴饮暴食——这特么一场绝食运动下来,人均还能胖几斤。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我表示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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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分析香港问题的时候,我都会用这句话来结尾,本文也不例外: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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