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演员吴孟达于27日去世，引发了网络上的纪念热潮。如果说吴孟达先生的离世，将人们拉回到了那个因精神生活不够丰富而使仅有的香港电影工业品显得弥足珍贵的年代，那么，我们可以说只是回到了八九十年代的表面。这与部分文化界人士对于八九十年代选择性的怀旧似乎并没有什么差别，对他们而言，自身权力、财富、声望上的渐趋消失往往意味着社会集体性的道德沦丧。
而对观众而言，怀念八九十年代中为人们带来勇敢、忠诚等侠义精神的香港电影及其制作者们，却忽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制下如同地狱一般可怕的工作环境，则同样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这种可怕首先就体现在香港电影人的癌症病死名单中。
香港电影人高寿者极少，而因肝癌、鼻咽癌、心脏疾病去世者尤其多。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刚刚去世的吴孟达先生死于肝癌;2020年去世、曾经执导《新警察故事》《扫毒》《保持通话》等作品的香港警匪片名家陈木胜先生，死于鼻咽癌;成为无数人童年阴影的港影“四大恶人”：何家驹、成奎安、黄光亮、李兆基，除黄光亮先生外，均已去世，他们分别死于糖尿病并发症、鼻咽癌和肝癌。
而那些在五六十年代为香港电影开疆拓土的电影导演们，以《侠女》夺得戛纳电影节最高技术奖的胡金铨先生，以《独臂刀》为香港响彻世界的电影暴力美学树立典范的张彻先生，以《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巨作奠定香港古装片传统的李翰祥先生，这三位在中国电影史中熠熠生辉的电影大师，不是死于肺炎，就是死于心脏病。
在幕后工作的岗位上，这一情况也不容乐观，香港电影武行的“一代宗师”刘家良先生，于2013年死于淋巴癌;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获得提名次数最多的资深音效师曾景祥先生，于2017年死于肝癌。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更不用说大家熟知的死于癌症的一代天后梅艳芳、“僵尸道长”林正英、“肥姐”沈殿霞、“燕赤霞”午马了，他们极少有寿过70岁者。
许多健在的香港电影人也因此类疾病而饱受折磨。作为华语影坛唯二成功打进好莱坞、执导《碟中谍》《变脸》《断箭》等好莱坞大片的华人导演吴宇森先生，在2011年拍摄《太平轮》时期被诊断出淋巴癌，使此片不得不延迟三年上映。笔者从小学时就期盼《太平轮》的上映，在QQ空间的愿望一栏中郑重地写下吴宇森先生的名字，然而直至大学时才得以如愿。除此之外，为《东邪西毒》《一代宗师》等王家卫电影配乐的电影全才陈勋奇患有肝癌，成龙电影中的常客、武行明星洪金宝有严重的心脏问题，这都是在香港娱乐圈时常被提起的事。
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疑问，2019年香港地区的男女平均寿命高达81岁、86岁，是全世界最为长寿的地区之一。中国大陆的男性人均寿命，直至2019年也只到达了香港地区1996年的水平。那么，为什么在被誉为“天堂”“自由市场的典范”的香港，在大众看来享受名利的香港顶级演艺阶层，却鲜有免于病痛折磨的长寿者呢?
其中原因有很多，笔者今天想讨论的，则是以吴孟达先生为代表的香港电影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万能的自由市场保护下避免了八小时工作制的“伤害”，因享受“福报”而百病缠身、人均寿命远低于普通市民的这段不能回避的历史。当我们一遍又一遍缅怀那些在精神生活较为匮乏的日子里，带我们领略江湖故事、都市传说，给予我们平庸的生活以宽慰和激励的影视工作者时，也不能忘记他们在万恶的“自由”之下所被强加的痛苦。
香港早期的电影工业以竞争激烈、劳动法规不完善著称。历经多次移民潮，人口密度冠绝全球的香港，在“三不管”的政治体制下，成为了自由主义证明其罪恶的“天堂”。在电影工业中，这种恶被放大到了极致。
这首先就表现在电影工业极度的急功近利中。早期香港电影的繁荣是建立在极为混乱和动荡的社会背景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普通商业电影制作时间极短，有“七日鲜”之说，即电影只要七天左右的时间制作完成，其中一天敲定剧组名单，边拍边改剧本，高强度工作，至第七天拍摄完成。这种急功近利是商业电影的本质所决定的。不光是《东成西就》这种电影，连《黄飞鸿》，《倚天屠龙记》之类的经典也是一周左右拍完。
当为了讨生计而迁入香港的底层人民，忍受朝不保夕的工作、举目无亲的悲凉、还有肆意屠杀民众的暴力机关、横行霸道的黑社会等自由市场福利的他们，面对低至几港币而又可以吹空调的影院时，自然会选择通过观看讲述兄弟情谊、江湖侠义的武侠、黑帮电影来寻求两小时的短暂安慰。这就促使了香港电影的繁荣。
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香港的商业电影，还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商业电影，都有着类似的叙事模式、人物设置和视听规则。这在学术上被称为“类型片”。香港的警匪片、黑帮片、古装片，韩国的政治惊悚片，台湾的爱情片，美国的西部片、歌舞片、喜剧片，都可称为“类型片”的典范。
依托香港庞大的电影市场，以邵逸夫的邵氏电影公司为代表的大陆电影人才在战后延续了民国武侠电影的香火。而演艺行业又给了一无所长的香港移民养家糊口的机会，演艺行业成了不少年轻人的首选。绝大多数香港明星并非本地人，而是祖籍两广福建地区且大多有着极为贫寒的出身。如刚刚去世的吴孟达先生，1951年出生于厦门，7岁时移居香港。电影业给了毫无基础的年轻人以安身之所，而自由市场又并不在乎电影本身的质量，观众的票钱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因此，此时此刻的香港电影以粗制滥造而著称。徐克、王晶、吴宇森等知名电影人，都有着早期拍摄“七日鲜”烂片的经历。这甚至延续到了九十年代，还有《东成西就》等制作周期极短却误打误撞成了影迷经典的作品出现。在TVB的电视剧中，我们还能看到“七日鲜”的痕迹，“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等高密度出现的台词即是香港几十年影视工业的遗产。
这种急功近利的代价就是电影人的长期高强度劳动。笔者曾撰文指出，影视工业中存在“质量——金钱——效率”这对不可能三角，钱少、质量高、效率高三者只能同时满足两者。满足钱少和效率高，就不可能质量高，而香港电影市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已经放弃了对于影片质量的追求，大善人邵逸夫常为人忽视的一点就是其对邵氏公司的员工极为严苛、残忍的对待。以产量著称的邵氏电影时常只有几十万的票房，演员均靠基本工资度日，甚至还有害怕演员出去影响形象而禁止其坐公交的规定。
许多香港电影人的现状，如周星驰的白头、王晶的极度肥胖、吴宇森和林超贤们的光头，都与这种高强度工作脱不开关系。香港作为中国最后被解放的地区之一，三座大山一直压在电影人的头上。为了“200块一天”而始终面目狰狞的扮坏人的“四大恶人”之一，新界农家子弟成奎安在六年时间里拍了100部电影，而在业内号称劳模的刘德华花了18年时间才解锁了百部成就。
至于周星驰，被黑社会带枪强逼拍片十数部，“就连一杯奶茶都没有”的事件早已是旧闻，其伯乐李修贤曾经公然承认这一点，即使如“烂片之王”王晶，在“烂片”背后，则是他在采访中道出的“老板让我拍，我能不拍嘛”这种受制于资本的实情。
在为了养家糊口而受制于资本的生活压力下，香港电影人有许多并不是秘密的恶习。抽烟自不用说，已中风且患癌的香港武打演员的陈惠敏曾公开道出“香港大多数演员都抽烟“，大导演杜琪峰、王家卫甚至习惯雪茄傍身。至于赌博、酗酒、乱性早就不是香港娱乐圈的新闻。
《喜剧之王》中周星驰对于贫穷的自嘲，对于成名的渴望，完全符合当时香港地区0.539远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已然去世的吴孟达先生在早年也曾陷入烟酒赌博的陷阱之中，行至晚年，他依然要为三段感情、五个孩子负责而努力工作。
以吴孟达先生为代表的自祖国大陆南下的电影人、自50年代在孩童时就跟随父母移民的子一代如今已近古稀之年。荒谬的是，他们为了一个活下去的目的而逼不得已在剧组忍受非人道的待遇，在面临香港居民平均寿命的关口，却因与高强度劳动相关的癌症、心脏等问题纷纷撒手而去。
我们并不能简单的因为他们的童年的身份、青年的放纵指责其有一定的政治、道德问题。事实上，有数量极为可观的50年代移居香港的华人在改革开放之后大力支持了祖国的建设，如田家炳、邵逸夫、金庸等人自然也不必我们多说。由移民一代所生发的对于大陆深情的怀念构成了香港文化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吴孟达先生人生最后的一条微博写的是“我是中国人”。
时至今日，以想象中国、歌颂侠义为主题的江湖片仍然是香港电影的主打招牌。这也启迪并催生了无数中国人的善良、正义的品质，这在80后、90后的成长经历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正如笔者在初中时依靠语文老师随意提及的香港电影度过父母时常不在家的时间那样，他们的意义都太过重要。然而此时此刻，我们有铺天盖地的缅怀，却缺少了对整个行业背后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的反思。
资本主义市场正以其庞大而无情的机器吞噬每一个人，在齿轮卡到异物而咔咔作响的此刻，正有一群消耗了青春的苦命人在试图让大众记住他们为大众的欢愉而牺牲的一生。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台湾，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同。过去香港发生的，如今的内地一样在发生。毕竟，他们相信，为他人在庸碌的日常生活中带来哪怕再渺小的欢乐，他们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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