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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壹刀 | 30年启蒙的努力,失败了?

2021-02-26 17:20:38  来源: “补壹刀”微信公号   作者:补壹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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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昱看来,无法自由发挥的资本家是值得同情的,如其在财经专栏的第一篇评论中所说,“忍忍忍忍忍。这是马云手心里写的五个字。企业家,果然是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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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地说一句,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

  旧年岁末,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高昱,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以上一段文字,怀抱一种似乎“高大”、悲哀、孤独的情绪,叹息“教训已经被忽略”,“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键盘侠们举着放大镜,在微博上围剿着一切敢揭伤疤的人”。

  他的这种自居“高大”的口吻,在网络上激起更多的愤怒和调侃,获得最多点赞的评论说,三十年来失败的只是高昱这类公知,而胜利的是人民。

  一

  三十年前,国门初开,李泽厚一句“救亡压倒了启蒙”,引起了不少知识分子共鸣。

  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本是一场启蒙运动,旨在唤起个体自觉与个性自由,但“五四”打断了这一进程。而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接续“新文化运动”未竟的使命,将“启蒙”进行到底,重新发扬“个人解放”事业,使中国“回归”人类文明的大道。

  高昱显然不可能身处这行列中,1975年出生的他,彼时还是个中学生。在河南信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长大,母亲当了一辈子老师。1995年,从河南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的他由于成绩太差,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正好看见一个师兄在考中国新闻学院,后来也跟着考了这个学校。

  高昱记得,有一次和同学,一个山西农民的儿子坐公共汽车,讨论“三农”问题。高昱说,他们当时决定一定要为作为记者的责任感努力和奋斗,因此后来走上了新闻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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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新闻学院上学时,高昱就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从记者、编辑一直干到主笔,其间最为出名的,是对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

  2002年年初,高昱离开“三联”,担纲新创刊的《商务周刊》主编。

  2010年5月4日,《商务周刊》杂志社接到中国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文件通知,指其报道国家电力公司的《国网帝国》一文,“违反宣传纪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将内参内容公开化,造成负面影响”,且“多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使相关单位合法权益受到伤害”,因此勒令停刊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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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刊事件间隔不到一年,《商务周刊》宣布清盘,高昱在微博上写到,“这颗子弹飞了11年,终于飞不起来了”,同年,他进入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

  作为常务副主编,高昱主持了财新在2014年那段时间围绕反腐所做的一系列深度报道,包括《周永康的红与黑》《赵衙内的房产帝国》。公安部副部长原李东生、央视财经频道原总监郭振玺的“落马”报道,也都由他担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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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记者会上证实新冠肺炎出现“人传人”,财新负责人敏锐地想到2003年的SARS,便要求高昱组织一个团队去武汉。

  驻汉期间,高昱带着两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走访了武汉的大小医院。其所做的报道,包括对李文亮的采访以及“骨灰盒”等一些细节,后来成为西方媒体,也就是高昱口中“歪屁股递刀子”的重要材料,为此没少挨质疑和批评,也成为他哀叹“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的原因之一。

  二

  从记者到主编,20年来高昱留下的文字不少,所涉颇广,也可以从中大致勾勒出,他脑海中的“启蒙”究竟是个什么样。

  对社会管理,他崇尚“小政府”,他认为,政府“本身并不具备管制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的能力”,因此需要“监管者的被选择性,司法救济与阻吓的独立,以及第三方社会组织和‘第四种权力’的实力抗衡”。

  其对政府的角色是怀有深深成见的。他认为,“将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道德权力拱手让给政府”,“只会产生虚假的安全感”,其“必然结果”是“权力分配资源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权力控制秩序的警察国家,是权力任意揉搓权利的集权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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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许多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一样,他认为政府的“良性价值不是提出了什么宏大战略、强力打造了多少世界第一”,而是在“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下,把留给它的少数公共服务工作做好”。

  对经济,他推崇西方自由市场,相对地,他自然而然地把中国的市场经济看作“由权力主导市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伪市场”。至于市场经济中的不合理现象如何抑制,他寄希望于市场在资源配置和价格发现中发挥作用,以及资本家的良心发现——按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所说,“感恩、大度、正直、勤俭、自我克制才是社会人的根本”。

  在高昱看来,无法自由发挥的资本家是值得同情的,如其在财经专栏的第一篇评论中所说,“忍忍忍忍忍。这是马云手心里写的五个字。企业家,果然是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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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奥运会遭遇西方媒体抵制和歪曲后,高曾给西方媒体写信,称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以前“怀着恭敬的心情”阅读过一些来自西方书籍,但“更爱着自己的国家,并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西方“给予了媒体要公正客观的价值观,也告诉无数中国人平等和自由的概念”,如今却庸俗地使用“自由、平等、博爱”。如果西方“把低头做小弟作为参加奥运的条件”,中国人会坚定地站在一起,不惮于向一个不愿平等接纳我们的西方说再见。

  高哀叹启蒙失败后,有人拿出鲁迅“庶民的胜利”批判他,而“庶民的胜利”也曾高被拿来作为批判公权力的武器,他认为“庶民并没有胜利”,因为“庶民遭权力不公对待的案例比比皆是,被报道出来的也多有,但绝大部分最后都以被损害的庶民忍气吞声而告终”。

  那么高昱眼中的理想国是个什么样?2015年10月,改革元老杜润生逝世,高在报道中借杜的话说,“现代民主国家,既有透明的政府,还有公民社会,组织起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

  这段话听起来是美好的,是被称为“公知”这个群体的理想国,在中国大幅落后于西方的时候,曾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然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民众在政治上的逐渐成熟,这个理想国里潜含的对西方体制的推崇,对中国体制的否定等信息,都被人看破,甚至引起了条件反射式的警惕和反感。务实的中国人脚踏实地创造了奇迹,公知思维的天真和幼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三

  有熟悉高昱的学者告诉刀哥,高昱认识问题的根本,是中国选择哪种发展道路的问题,是谁最终战胜谁的问题。

  这位学者认为,相对于一些彻底投靠对岸的极端分子,高昱是温和的自由派,他有民族立场,但对发展道路的认识是站在西方自由主义那一边的。他们认为,日本和韩国已经开了先河,中国也最终会奔向“世界主流”,目前现状只是权宜之计,是最终走向西式“自由民主”道路的中介。

  高昱们是缺乏制度自信的,他们从根本上认为西方比中国优越,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冷冻疗法”也不可取,西方也要理解中国的特殊性,同时中西方不应该闹别扭。

  然而,正如高昱自己承认的,西方在新冠肺炎中“愚蠢的反衬”给了他们那一群人最严厉的冲击,林肯纪念堂前的方尖碑“倒了”,中国的年轻一代不再认同当下的中国不过是将来向西方的过渡,而是正在向世界展示优越性的冉冉升起的国度,人类的未来不再华山一条路,中国人也不需要别人启蒙,中国正在超越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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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高那一群人所不能接受的。

  对西方的失望,对中国的失落,是他们悲观的根源。

  这是一种小布尔乔布亚式的泡沫,如果它汇不进时代,就让它随风而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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