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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太真实了?太理想了

2021-02-07 10:23:01  来源: 熏烟字篓   作者: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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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收看《历史五味》第20期,我是观察者网的萧武。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山海情》感动了很多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农村和农民问题。

  《山海情》一开始的背景是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准确的说就是固原。固原和我的老家甘肃庆阳相邻,从庆阳去省会兰州,需要穿过固原。庆阳和固原一样,都属于黄土高原,不过种植条件比固原好不少,所以还用不着移民搬迁,但有些山里的村子也搬出来了。

  《山海情》一开始的时间背景是在1996年,前面几集很写实,都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和环境的反映。当地的老百姓很穷,生活十分困难。所以,很多人质疑这个电视剧的第一波,就是指责电视剧夸大了当地的贫穷。

  这是因为中国这些年发展太快,变化太大,有些人忘记得太快了,或者是城市长大的孩子,没有见过那么穷。我在这里说说我小时候,我老家庆阳的情况。

  1996年,我在上高中,课余时间要在家里种地。这一年庆阳大旱,几乎颗粒无收。因为之前十多年一直不太担心温饱问题,所以当时大多数农村家庭只用小部分土地用来种粮食,剩下的土地种杂粮,或者经济作物,余粮都不多。所以,这一年我家就断了粮,吃过玉米面,小米饭,凑合过完了这一年,熬到了下一年收获。

  我们家有五口人的地,但在分地之后没有增加过人口,在村里相对来说属于土地比较充足的,而那些在分地之后才结婚、生子的人,就会出现一家有三四口人,但却只有一口人的土地的情况,会更加紧张。我家断了粮,就意味着村里其他人会更困难。

  我上高中的时候住校,和我一起住宿舍的同学,绝大多数人都是周末从家里带一个星期的馒头到学校,家里一星期给两三块钱的菜钱,一两天才在学校食堂买一次炒菜,大多数人都是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酸菜就吃了。冬天馒头太冷,就要用开水泡了吃,放一点点盐,能放一点白糖的,属于条件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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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绝大多数普通农村家庭一年都吃不了几次肉,过年才能吃,所以我们当时都很盼望过年,主要就是因为过年可以吃肉。家里一般还要炸油饼、炸麻花等等,可以吃很多不健康的油炸食品。早饭的时候,学校门口有人卖豆腐脑,一碗两三毛钱,我们买来后,要用馒头蘸着吃,因为里面有油泼辣子,也就是有油,但也不能常吃,一星期也就一两次。

  我们学校在镇上,会考高考的时候要进城,到市区的考点去考。当时带队参加考试的老师会帮大家联系市区的旅社,一个房间两三个人,一晚上八块钱到十块钱,除了一瓶开水,不提供其它任何服务。即便如此,也有同学不住,而是早上从老家骑自行车四五十里路来考试,中午吃自己带的饭,下午考完,再骑自行车回家。

  不仅老百姓困难,政府当时的日子也很困难。最严重的90年代中后期,我们镇政府因为发不出来工资,每天只有上午上班,下午就没人了。学校老师工资也发不出来,财政只能向企业借钱,我们镇上当时唯一的企业是砖瓦厂,所以就给老师发拉砖的票,来代替工资。

  到2018年,庆阳市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62元,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4617元,仍然属于深度贫困地区,在全国地级市排名为322名。全国最高的浙江省嘉兴市,为34279元,浙江省最低的丽水,为19922元,与甘肃省最高的嘉峪关持平。

  都穷到这个地步了,政府为什么不像《山海情》里那样,给老百姓想办法呢?《山海情》里找专家,让老百姓种蘑菇,我们老家也想了不少办法。

  80年代中期,粮食产量基本稳定下来之后,大家不再担心吃不饱饭的问题,就开始想着种点啥能赚点钱,首先在庆阳流行开来的是种烤烟。

  种烤烟这个活儿很辛苦,从三月份开始自己搭塑料棚培育烟苗,到四五月份移植到地里,还得浇水。我们浇水到现在都还是用水桶拉到地里去浇,一瓢浇一窝,还得覆盖塑料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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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六月下旬开始烤烟,先从地里的烤烟上一片一片的摘下来。烟叶很油,而且很高,人要蹲在里面一片一片的摘,一天下来,整个手都是黑的,回到家洗手,要先用土搓,完了再用香皂洗,洗完手上还是有烟油味。

  摘完之后,用《山海情》里面的那种架子车拉回家,再用绳子一片一片的绑在杆子上,再放进烟炉,开始烧煤加温,昼夜不断,差不多七八天出炉。

  基本上三亩地就需要一个烟炉,烟炉实际上就是我们那边三米乘五米的房子的样子,里面架上三四层横木,再把绑好的烟叶架上去烤。往里面架上去的时候,感觉人都要窒息。烤完又要从烟炉里拿出来,放在外面晾,稍微受点潮,否则太脆,无法保存。

  这个过程差不多持续到中秋节前后结束,然后开始分检,主要是按品相、质量分检。到十一二月再拉到国家统一收购的站点去卖。

  我们家从85或86年开始种,一直到94年,前后差不多十年,非常辛苦,而且熬人。因为放进烟炉两天之后,就要从小火升到中火,然后再到大火,煤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火太小了不行,太大了也不行,很复杂。

  这期间基本上一两小时加一次煤,当时是我爸负责加煤,定好闹钟,基本上一个夏天都不怎么能好好睡觉,暑假的时候可以白天我替他加煤,他休息,晚上他再接着干。等到我开学了,他就只能一个人不分昼夜的这样,睡一两个小时,起来加一次煤。

  种烤烟一开始的收益还是可以的,三亩地差不多能有个三四千块钱的收入,全家的所有劳动力都投入进去,一年到头,也就是平均一亩地一千块钱左右的收入。但当时没有其它就业机会,劳动力不值钱,所以计算成本的时候不算劳动力,大家都还是乐意的。村里有人胆子大,就承包别人家的地,种几十上百亩,雇人干活,也能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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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90年代之后,乡政府提出,要靠种烤烟让全镇三万多老百姓脱贫致富,于是一度硬性规定,全镇所有家庭都必须种,只要是分了地的家庭,就必须要种,不种的要罚款。结果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烤烟收购价格开始逐步下跌,农民收益越来越少,加上化肥、地膜、劳动力等其它要素涨价,尤其是通胀一波接一波,老百姓就逐渐不愿意种了。

  到90年代中后期,又开始流行种辣椒,主要是各种菜椒,收益也不错,一亩地能有个千把块钱收入,但种辣椒相对来说,没有种烤烟那么辛苦,只要有人来收购,然后长途贩运,这个事情就可以维持下去。但持续了四五年之后,也基本上没人干了,也是因为种的人越来越多,就不赚钱了。

  再就是苹果。我们庆阳的苹果是全国最好吃的苹果,因为光照足,海拔高,虽然水分不大,但是很甜。从90年代初,有些亲戚就在家里搞苹果园,收益也不错。有亲戚从自己搞苹果园,把果子卖给贩子,发展到后来自己做贩运生意,也发家致富了。我家也栽了五亩地的苹果树,但没怎么好好培育、施肥和修剪,所以也没有过收益。2000年以后觉得没有意义了,就全部砍掉烧了。

  这期间,政府也曾经鼓励农民大规模的种植苹果树,但收益很不稳定,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总的来说,因为果树从种植到见效益,周期比较长,大多数人等不及,就改种别的去了,所以并没有像之前烤烟和辣椒那样推广开。再加上2000年之后,年轻人逐步以外出打工为主,不再继续好好种地了,种植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五六年前,有些在外面打工回来的人,利用推广土地流转的政策,在村里租地,搞种植。一度有人大规模种植从新疆引进来的薄皮核桃,挂果也很快,但后面发现也不怎么赚钱,这几年基本上都砍掉了。

  还有之前基建比较多的时候,有人种松树、柏树、槐树和隔离带的灌木,但现在基本上都烂在地里了。我家有一亩多地,就被人租去种了树,现在人都找不到了,也不给地租钱,树就扔在那里,也没人管。

  《刘老根儿》播出的时候,有人受到启发,也承包了我们村的林场山地,准备搞成刘老根儿里那种农家乐,要开发旅游。但承包了之后,以此为抵押,拿到了国家的贴息贷款,连给村里的地租钱都没付,人就找不到了,等被找到之后,直接进了监狱。

  前几年国家大规模扶贫的时候,还有人在村里承包了一块地,搞了羊场,说是要养羊,也是同样的套路。银行和政府来检查,就把村里其他人家的羊租下来,一只羊一天给几块钱,放在羊场,等考察结束了,这些羊再各回各家。

  反而是这几年,村里有个小伙子,以前在富士康打工,现在回来在村里养鸡养鸭,也养羊,把这个羊场租了一部分,真的在养羊,但他似乎没拿到国家补贴。

  在三农研究学界,这种种植经济作物的做法,也叫高效农业,或者特色农业,在个别地方可以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增加农民收入,但不具备普遍性,也没有推广意义。而且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专家明确提出,政府鼓励种什么,农民开始大规模的种什么,什么东西就要贬值,降价,效益就要下降。之前我老家种烤烟和辣椒,就都经历了这个过程。

  到现在,我老家村里农民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的人已经比较少了,除了靠近城镇的地方有人建大棚种菜,供应城市之外,距离城镇比较远的村子,基本上主要都是种玉米、小麦为主,加上现在粮食价格比较高,种子改良,收益也比较高。对五六十岁的农民来说,可以一边在附近打零工,一边在家里种地,可以增加收入。

  这里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农业生产,尤其是这种经济作物,基本上都是投资比普通的农作物要高,收益也更高,但同时风险也更高,而且生产周期长,大多数只能以年为单位,所以农民得到信息之后决策,实施,再到收获的时候,这个周期都要以年为单位,往往等到农民收获的时候,市场上的供应已经大幅增加了,价格也下降了,农民只能亏钱。

  举例来说,农民今年种什么,往往是基于他们看到今年什么东西价格高,而市场上价格高的农产品都是去年就已经种下去的。而且,农村信息获取渠道比较少,多数是直接看市场价格,当一个农民发现种某个产品有利可图的时候,其他农民也会发现这个信息,从而导致生产规模同时扩大,市场供应猛然增加,到下一年收获了,价格就下降了。

  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包产到户之后,农民种什么,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千千万万的小农作为经营主体,既缺乏及时获取信息并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的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也比较低,一旦一次决策失误,可能会把几年的积蓄都搭进去,有些家庭可能会因此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一旦出现基层政府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情况,就会出现前面我说的那种局面,以行政命令强制种什么,结果导致整个产品的利润率下降。

  近十多年来,农民收入水平还是在普遍提高的,农村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改善。2004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之后又有了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并且补贴午餐,都是在实实在在的减轻农民的负担,农民都可以从中受益。现在也在农村推广养老金制度,发放标准也在逐步提高,我老家每个农民六十岁以上,每个月可以领120块钱。

  那么农村为什么会有改善和发展呢?主要还是靠工业反哺农业。国家能够取消农业税,又给予很多补贴,是因为财政收入结构中,工业占比越来越高,已经不依赖农业了;农民增加收入,也主要依赖于外出务工,尤其是年轻人。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如此,完全依赖于中国的工业产能和基建能力。

  即使是农业本身,粮食产量提高也是靠化肥和种子改良,我小时候种小麦,亩产二三百斤,现在已经普遍在七八百斤,农民就不再担心吃饭问题。也是因为粮食产量提高,才能够有粮食用来喂猪养鸡,增加肉类供应。虽然现在我老家也不是天天能吃肉,但至少不用等到过年才吃肉了。

  所以,现在农村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三四十年前的温饱问题了,而是如何让更多的农业人口在城市里稳定下来,变成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就是最近几年扶贫工作中常说的,扶贫主要是靠产业扶贫,寻找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出路,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让农民回到农村去从事农业。

  总结起来就是,农民的出路在城市,农业的出路在工业。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大力发展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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