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披露了墨茶“曾因参与违法犯罪行为，多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作者还专门作了说明，“墨茶之死令人惋惜，毕竟才24岁，还这么年轻。另一方面，对于他被误解和带节奏的人生故事，媒体的责任就是还原真相，我们没义务配合键盘侠们塑造完美受害者，出于为逝者讳，我们隐去了已经被处理的违法行为。”
看到这句“出于为逝者讳”，一股强烈的“隔壁阿二”风扑面而来：先往一个惨死的底层青年身上狠狠泼上几大桶脏水，然后沉痛地对前来悼念的群众说，“为逝者讳，就不说这是什么脏水了，大伙知道他脏就行了。”
拿违法黑人，已经太苍白了。想要成为农夫要求的良牛，唯一合法的姿势就是埋头耕地。若东张西望，大小便时间超时，以罢耕拒绝996，以绝食逼加草料，……就违法违规了。
墨茶在打工的经历中，被欠过薪，被骗过钱，如果在维权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可能违法。
“界面”不敢摆出墨茶违法的具体事实，狡辩“为逝者讳”，恐怕是为自己讳。
而且，“界面”在这个问题上大玩“双标”：为企业家犯罪辩护，为赦免企业家原罪呼号。他们对资本家犯罪是多么支持啊：
原红塔集团老总褚时健因贪污腐败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却仅服刑3年。“界面”积极为他洗地，把他称为“牺牲品”(穷逼弱弱地问一句，这种“牺牲品”还有没有名额了?)：
褚时健活着，“界面”将其作为年轻人的励志人设——老褚都这么惨这么老了，还能东山再起，不向灰暗的命运低头，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这淡扯的太大了吧?请看老褚1999—2002年的人生低谷，能否让打工仔共情?
走狗说，那是因为老褚平时为人仗义，积攒了良好的人脉，好人终有好报。回顾价格双轨制的当年，若能从老褚手里批条子拿到“红塔山”，那意味着神马?多少人靠老褚发家?老褚入狱又保住了多少人?“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红塔集团老总的活儿给谁干，谁家的门前不特么车水马龙?
拿腐败犯罪分子给年轻人励志，这就是“界面”们的核心价值观。可一旦像墨茶这样的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界面”为他们树立的人生好榜样，违法犯罪了，“界面”马上又换上了一副浩然正气、嫉恶如仇的嘴脸，这特么还让不让人好好玩耍了?
褚时健死了，“界面”还要为其树碑立传：
老胡说“褚时健浓缩了国家的符号”，显然在与苏小和的“褚时健是一个对抗旧体制的符号”遥相呼应，隔空握手。
确实，当年为老褚奔走的诸神，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真理大讨论，促进了一次思想大解放，“有能力的贪官与廉政的庸官哪个有益于社会?”“企业老总的薪资是否遏制了其创业动能?”于是，国企领导人薪酬制度改革提上日程，在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总裁拿到了100万年薪，在这个起点上又向千万级年薪跃进。
走狗说褚时健当年有大功。大功就是使红塔集团利润翻了n翻。好像没有他褚时健，中国烟民就不抽烟了似的;好像没有红塔集团，中国烟草就不能年利税一万亿似的。
一提褚时健，走狗就说他如何的超能，而一提到中国烟草年利税一万亿，走狗们又心照不宣地呵呵了，你懂的。言外之意：这特么算啥本事呀?往狗身上绑一块大饼让它当总经理，都能赚一万亿。
“界面”把穷二代墨茶之死，歪曲成一个有性格缺陷青年的个案。
反过来，“界面”又把腐败资本家褚时健的失足落马，打造成反抗社会黑暗的完美人设。
“界面”等对资本家有多么宽容，对穷二代墨茶们就有多么严苛。宽严两极，证明了他们是称职的走狗，——“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鲁迅)
“界面”标榜“媒体的责任就还原真相”，没错，他们正是传说中的“真相党”，几十年来，他们发现的“真相”一个又一个：
他们发现了“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真相，其实是是人类的灯塔,“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了”。
他们发现了香港繁荣的真相，是因为做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他们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其实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
他们发现了社会主义的真相是贫穷。
他们发现了中国工业化的真相，始于四十年前“一穷二白”;他们还发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真相，全都是日本人的底子;他们又发现了苏联工业崛起的真相，是将满洲国的工业设施掠夺一空。(即：小日本留在东北的家底，同时造就了中苏两个工业大国。——也戳了一下“四十年前一穷二白”的盾。)
他们发现了雷锋、董存瑞、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
他们发现了刘文采、周扒皮的“真相”。
……
够了。唯独这一个真相，他们绝不去还原，那就是墨茶之死的真相。对黑茶的历史他们浅挖辄止，深度远远不够。那我们就接过他们的铲子继续了挖吧。
挖到底儿，真相其实是这样的：大大小小褚时健们的资产，都是从墨茶们手里抢劫的。这就是造成墨茶贫困的直接原因，造成墨茶因贫缀学，因贫致病，因贫致死的直接原因。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
秦始皇统一六国，消灭了奴隶主专政，开始了几千年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社会。奴隶也进化到了农民。社会主要矛盾由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变成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
陈胜、吴广领导了反秦的第一次农民起义，起义领导权又被六国旧贵族代表项梁、项羽和新兴地主阶级代表刘邦所窃取。刘邦集团消灭项羽集团，是新兴地主阶级战胜了旧贵族复辟势力。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社会从此稳固下来。
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地主和富农，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享革命成果，形成了新中国五星红旗政治格局。
显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从次要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新中国一成立，无产阶级先锋队沉重打击了炒币、炒粮的投机金融资本，但产业资本却在1950—1953年间得到了较大发展，土地革命后的农村也开启又一轮贫富分化，出现了买地卖地现象。
两条道路摆在了中国人面前：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
插一句，这不是民族资本家有多么牛逼，而是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掀翻了扼杀民族资本的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官僚买卖资产阶级，为他们扫清了障碍。就像在一个地区推倒了麦当劳、必胜客等大型餐饮集团，周边的烧烤摊立马就会兴隆起来，扩张成为烧烤店。但是，想靠烧烤店烤出一个资产阶级工业强国，显然是痴人说梦。
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提出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路线，就是基于对资产阶级实力最清醒的认识，——他们只有买船、租船的资本，发展一百年也就是现在印度的水平。所以，这绝不是代理人的水平低，而是依靠资产阶级的必然路线，这是对资产阶级的实事求是，一切从资产阶级的实际出发。
网络丑化东北的段子“重工业烧烤，轻工业直播”，其实正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写照，而用来笑话东北那简直就是“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
向钱看齐的市场经济使国民智商严重退化：东北、西北是“包袱”，扯了全国后腿，可惜不能像对待阑尾一样割掉，否则中国早就发达了。而真相却是：若真把东北、西北剥离了，立马就会给长三角、珠三角那些做时装、日杂、饮料、电子组装、p2p、o2o、区块链、电商、网游等各行业的老板们复习一堂“入关学”。
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买船，租船，那肯定投资少，回本快，赢利迅速。
网上很多人对联想集团当年的“柳倪之争”耿耿于怀。但，如果时光能倒流一次，就算联想股东全换成现在的网络“倪派”，大家还会整齐划一地PASS掉倪光南。
键盘侠是看热闹不怕事大，如果让他入股联想成为股东，马上就会为自己的投资负责。没听说过有哪个资本家投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国家、民族或人民的。
柳传志一边继续从事资本周转快的装机生意，一边把钱投入到利润更高的房地产，而技术派倪光南的思想尚未解放，脑子还停留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时代，主张自研芯片赶超美帝，所以，注定要被市场经济大潮拍死在沙滩上(据说离开联想之后的倪光南一直在为自主芯片奔走，结果不用我说)，这就是传说中的“不换思想就换人”，“运十”都下马多少年了?
我不觉得联想董事会当年是因为屈从柳传志的淫威而PASS了倪光南，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市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跟着倪光南干CPU也许多说有30%的机会干翻win-intel成为民族英雄，但少说也有70%的机率血本无归上天台，而跟着柳传志干房地产则100%欧美别墅靠大海。别跟我提任正非，他也是在别人家的地基上盖房子，自主操作系统“鸿蒙”的标签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备胎”，那是在万一买不到安卓的情况下才会启用的东西。
现在让键盘侠把全部积蓄拿出来，选择两个融资项目：一个是柳传志在北京三环内的商业地产，一个是倪光南的芯片研发。我不信老倪能融到钱。别说投资芯片，就是在肯德基对面投资一家华夏炸鸡店，恐怕也得犹豫一天一宿最后被老婆一票否决，第二天在一个肯德基辐射不到的偏僻角落里选址。
市场经济具有先发优势和顶端优势，谁投资不是因地制宜，在市场狭缝里发挥而去刚独角兽呢?国家路线都转向了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世界加工厂，为啥独逼联想硬刚win-intel?还有人说联想辜负了国家的厚望。什么?国家竟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了私人资本?那等于把安居的重任交给了“蛋壳”，把就业的重任交给了P2P，——周瑜打黄盖，就别互相推卸了，有点担当行吧?
最懂市场经济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不是小清新，他们体谅资产阶级的难处，他们深知，若把165个工业奠基大项目、“两弹一星”等重任摊压到资产阶级纤弱的小肩膀上，资本家跳楼会像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改革开放以后伤痕文学将严重生产过剩。
因此，无产阶级没有像键盘侠那样为难资本家，而是有困难我来上，有重担我来挑。于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就落到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肩上。美国几百万散户组成的松散蚁军，就能把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大鳄杀的一败涂地，而在共产党领导下六亿工农联盟还有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
1953年，在苏联无产阶级的大力支援下，开始了中国工业化奠基之作的“一五”计划。同时，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按照工人阶级的面目，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中国革命战略的第二步。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在第一步完成后，“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即：从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
毫无疑问，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既不能依靠外资，也不能依靠民资，国家也没有资金，那么只能靠全国人民自己积累，工人和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主力军兼投资人。
“勒紧裤腰带搞社会主义建设!”这不是一句口号，中国工业正是全国人民从嘴里省出来的。
全民所有制是对社会主义工业所有者的事实确认，绝不是某个人的心血来潮，神来之笔。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资无阶级斗争也开始决战，并伴随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始终。
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对新民主主义五星红旗政治格局的其他三个小星进行的改造，得到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的欢迎，也遭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反抗。
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咸与维新”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拥护社会主义”只是投机之辞，权宜之计，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他们头上时就跳起来了。
比如，1949年1月，同盟会元老、鄂省前作协主席方方的曾外祖父杨赓笙，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马上组织江西和平促进会，主张走北平解放道路，假意拥护中共拥护社会主义。
可是，到了方方大小姐这一代，却拒绝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说如果继续当工人，她就会自杀;等当上了省作协主席以后，又写了一本控诉土地革命的《车欠土里》，宣告了其家族顽固的剥削阶级立场和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
资产阶级“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失败了，随后又展开了反对“三面红旗”的斗争。
乡建派祖师爷梁漱溟开了第一枪。
老梁头对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俩眼乌黑。他的全部知识来自八股文，信奉《过秦论》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认为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仁义道德的问题，所以玩了一辈子阶级互助，世界大同，深受剥削阶级喜爱。
老梁头表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的世界观，他觉得新政权应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新中国的工业化急行军，仿佛封建君王大兴土木，给农民带来了沉重负担。于是，老梁头要“为民请命”，要求中共“施仁政”。
农民苦不苦，苦;农民累不累，累。但，他们已不是封建社会的农民，而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全民所有制工人的预备队。他们不是为地主阶级打工，而是在为自己创业。
工农业剪刀差，农业支持工业，是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唯一途径。即使奉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印度，每年饿死大把农民，还得大量出口粮食，否则，哪来的外汇进口工业品?
看一下“全球饥饿指数排名表”就知道，排名靠前的都是工业国家，排在后面的都是农业国家。
所以，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现代化。
资本的走狗们指责人民公社是农奴制，屯田制，显然似是而非，后者是为地主阶级打工，而前者是准备向全民所制农场过渡。
农业先支持工业，工业再反哺农业，最终把农业改造成现代工业化国营农场，一部分社员转为农场工人，剩余的农村劳动者转为全民所有制厂矿工人。
所以，农业支援工业，不是无偿奉献，工业里也有农民的长远利益。工业是全民所有的工业，农民的前途是全民所有制工人。
梁漱溟运用了“燕山雪花大如席”式的浪漫主义修辞，把工人与农民的收入不平等，夸张成“一个在九天之上，一个九地之下”，一加正好等于十八层地狱。
资本的媒体及走狗们也跟着起哄架秧子，把老梁头捧到天上，什么“铁骨铮铮”，什么“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特么的现代农民工进城打工一月的收入就相当于在老家务农一年的收入，怎么解释啊?
社会主义农业是集体所有制，尚未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农产品的所有权归公社集体，国家不能调拨，所以，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仍然保持商品交换形式。
有商品交换，就必然遵循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这里的“劳”是指劳动价值，因为工人的劳动效率高于农民的生产效率，所以单个工人创造的价值高于单个农民所创造的价值。这就是工人收入高于农民的原因。这也是工业国碾压农业国的原因。看看口罩生产：农业社会纺线、织布、剪裁、缝制全手工，一个劳动力一天也做不了几个;而工业社会用口罩机，口罩像机关枪子弹一样向外弹射。
按照老梁头的办法搞绝对平均主义，那势必违反经济规律，毁掉中国的工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雇两个人伐木，甲用手锯，乙用电锯，都干一天，能给他俩开一样多的工资嘛?还有人把按劳分配的“劳”歪曲成“劳动量”，说乙付出的劳动量高于甲，所以应该多拿钱。那好吧，甲第二天就会换成砍刀，看谁出力多?
而且，工人也和农民一样勒紧裤腰为全民创业，决不是某些“农民代言人”扯淡的“工人剥削农民”。
谁都要知道，创业比不创业苦，创业时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但创业一时苦，世代受益。马云、刘强东他们一与工人比惨，就回忆他们创业时代的艰辛，什么没黑没白没周末，什么“一夜白头”、“半夜哭醒”，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创业呢?当然是想用现在的苦，换世世代代的甜。
不甘心失败的资产阶级也把眼睛瞄准了农村，他们先极左刮“共产风”引起农民对公社的反感，然后再迎合富裕中农，引诱等不及工业化的一部分农民，转向极右“三自一包”，回归小农经济。终于在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即将产出回报全民的时候，资产阶级解散了人民公社，砸碎了工农联盟，国有私有了全民所有制资产。
工人和社员几十年的辛苦积累，全都为他人作了嫁衣裳，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储时健们的饕餮盛宴;学校、医院、房建这些全民的后勤福利机关，也统统化为割向全民的镰刀。美其名曰，“明晰产权”、“提高效益”、“反抗不合理分配制度”。
而工人和社员则一夜到解放前，从零开始，从头再来，从一穷二白起步，“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种精神，而是全民所有制的接班人，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主人。
然而，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墨茶们，长大后却面临无班可接的困境，工厂、学校、医院……这些原本属于他的资产，现在都向他们张开了吸血的大口。所以，墨茶生前从自心发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呐喊，是对历史和现实最沉痛、最深刻的领悟。
墨茶因贫缀学，因贫致病，最终因贫致死，追根溯源，来自几十年前的那一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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