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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一周年,重新省思「医疗私有化」

2021-01-09 12:04:20  来源: Europe金靴公众号   作者:欧洲金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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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问世一年有余,在抗疫大业中凭借举国体制动员公有制医院中医国家队这三大法宝脱颖而出的中国,近日来又以一种独有的方式对疫情战役中的“公私之争”进行了某种诠释:艾芬医生vs爱尔眼科。

  放置于疫情爆发一周年的当口下,显然该事件值得引发更多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在全球抗疫战争中取得近乎于独家的胜利?同时,又该如何让胜利成为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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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事情缘由不复杂,武汉市中心医院(公立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2020年5月时发现自己视力下降,有白内障现象,于是开始寻求就医。

  当时她自己所在市中心医院的眼科还未恢复工作,所以经过行业内介绍,经“一个公立三甲医院退休的眼科主任”的推荐,艾芬医生选择去了爱尔眼科——全称“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换晶体。

  一家私立医院,竟然挂着武汉大学的名,这非常有意思。后文慢慢说。

  爱尔的副院长王勇亲自操刀为艾芬换上了高档晶体,但是不到2个月,艾芬视力还是发生了急剧下降,继而在2020年10月发生了严重右眼视网膜脱落。

  此后,就是公众看到的舆论大论战态势,双方各执一词、各有理由、互诿责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出现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画面:在此前的抗疫事业中,艾芬医生一度因为南方系媒体的一篇《发哨子的人》成为南方派系舆论集团的宣传红人——然而,在本次“艾爱大战”中,向来热爱标榜“为弱体发声”的南方系媒体,竟然统统装死,全数失了声。

  原因很简单:他们面对的爱尔眼科,是私立医院,而不是公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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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南方系那帮笔杆子,屁股坐得多正。

  显而易见的,如若一个患者是被公立医院毁掉了眼睛,莫言TA是不是艾芬那样曾被塑造为“反压迫斗士”形象的精英患者,南方系群雄也定会揭竿而起、用笔墨和唾沫淹没医院一方。

  舆论,其实就是政治。

  2.

  爱尔眼科早些年曾被曝光是莆田系一员,但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是一场乌龙。

  尽管在实际控制上,爱尔眼科非莆田系,但这家“医疗财阀”及其创始人陈邦/李力崛起的方式却非常莆田:

  ① 以电线杆和公共厕所为阵地,到处张贴牛皮癣;

  ② 开展“院中院”的扩张。

  何为“院中院”?即:在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中设立营利性医疗实体,或者承包医院科室并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

  简单而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医疗领域的“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即农业领域的私有化之风在医疗行业的大刮特刮。

  莆田系正是凭借院中院模式发家,爱尔眼科同样如此。

  从八十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的春风,公立医院开始流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说白了就是向市场开小灶,其实质为大门洞开、欢迎资本进入医院鲸吞那些油水大的科室。

  这其中,自然免不了医院内部的权力寻租。

  约在1994年前后,莆田系人马已经不再靠着贴牛皮癣挣小钱,而是逐步转型、搭上了“医院承包经营”的顺风车,谋求挣大钱,大举入侵公立医院、一步步承包利润丰厚的科室。

  陈邦和李力也是相同路径的捞钱,只不过他们剑走偏锋、盯上的是眼科。

  1996年,有人在东边的上海滩承包了上海第六医院的眼科赚到大钱,这给了远在湖南的二人深深震撼与启迪。

  收获启迪之后,就是寻找下手目标。

  长沙市第三人民医院,彼时成为了陈李两位老板向公立医院进攻、开启“科室承包”生涯的发端。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至成为湖南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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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正在两人的院中院模式捞得盆满钵满之际,2000年左右,原国家卫生部突然陆续下发一系列整治院中院现象的通告,陈李二人和莆田系均受到重创。

  从那时开始,陈邦在事实上不放弃院中院(开始转为偷偷摸摸的地下行为)的同时,也正式筹建起了自己的自有医院。

  在当时眼科专属医院的市场尚不蓬勃的阶段,陈邦大肆攻城略地:2001年,陈邦收购了长沙钢厂职工医院——这原是一家实打实的公立医院。

  随后,他又第一时间在东北的沈阳继续开院,一口气开张两家,爱尔眼科正式诞生。

  随后的随后,长沙、武汉、沈阳、成都等地纷纷拔地而起一座座爱尔眼科,彻底实现了其财阀规模的塑成。

  从2010年至2019年,爱尔年收入由8.7亿飙升到99.9亿,净利润由1.2亿上升到13.8亿,年均增速达30%,是医疗行业内巨头中的巨头。

  然而在疯狂扩张以及早已成为爱尔集团标志的“全天候广告营销轰炸”的喧闹背后,是这二十年来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的爱尔医疗事故,以及不断被侵占眼科市场份额的公立医院惨状。

  如果不是本次艾芬医生因为严重受伤而发声,会有人注意到这些爱尔的侧面吗?

  并且,纵观整个医疗行业的格局,爱尔之于眼科领域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以小见大的讨论抓手。

  3.

  去年(2020)5月13日,刚刚从疫情战斗中恢复、镇定下来的中国医疗业,被爆出一件轰动性的群体事件: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众多医护人员聚集在该院病房大楼前,齐声高唱《国际歌》,场面蔚为壮观。

  同时,这些医护人员还打出了“强烈要求纪检部门进驻徐州三院”、“强烈要求严惩贪污腐败行为”、“坚决抵制三胞集团侵吞国有资产的恶劣行径”等巨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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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三院的肿瘤专业是徐州市医学重点学科,拥有过徐州市第一家具有现代化规模的放疗中心,是淮海经济区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

  更重要的是,它曾经是一家在业内地位雄重的公立医院……

  六年多以前,这所公立医院被彻底改制为一家营利性的股份制医院,还被徐州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确定引入民营资本——也就是5月13日那天被该院医护人员指控为“侵吞国有资产”而受到抵制的三胞集团,其占股比例徐州三院达到80%。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2020年,同样是于前文艾芬医生病痛所在的眼科行业,著名的厦门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厦眼科”)在谋求上市时,被深交所质疑,其十七年前的“公改私”涉嫌重大国有资产流失。

  2003年,苏庆灿通过融资买下了厦门眼科中心——当时是厦门市效益最好的公立医院。

  之后,便以厦门眼科中心为资源核心,使华厦眼科逐渐扩张,后成为一个由51家医院组成的规模庞大的民营医院连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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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公司成立以来,作为龙头的厦门眼科中心一直都是华厦眼科内部最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

  随着华厦眼科谋求上市,厦门眼科中心当年改制时的转让价格也被迫首次对外公开:含一切无形资产在内,共计仅仅1708万余元!

  要知道,厦门眼科中心当年改制前光是一年的收入就已达三千多万元,而眼科在医疗界素以高利润闻名,业内有“金眼科,银外科”之说。

  这里的问题,必然是出在改制时的具体操作上了。

  相关文件显示,主导当年改制工作的原厦门开元区区委区政府,曾于2002年4月25日开会研究讨论过厦门眼科中心转让的招投标问题,并让财政部门制定方案。

  然而文件表明,后来的操作却是通过“洽谈”和“比选”选择合作对象,压根没有进行公开的招投标。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年对厦门眼科中心进行资产评估的两家公司是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的,中标价分别是2万元和1.2万元——这非常荒唐!

  对标的额仅一两万元的资产评估公司进行公开招标,而对标的额数千万元的大型公立医院转让,走的却是“内部决策程序”!

  这就成为了厦门眼科中心当年改制的最大疑点。

  原厦门眼科中心某核心部门员工李新(化名)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年改制的背景是以江苏宿迁为代表,全国医疗卫生领域刮起一股公立医院改制风,一些地方公立医院纷纷以低价贱卖到私人手里。

  但是李新也直言,其他地方被政府卖掉的公立医院多是亏本的,而厦门眼科中心作为公立单位一直非常赚钱,却还要去改制,等于把金饭碗当瓷饭碗扔掉,很多员工当年对此不理解。

  同时,2003年在厦门眼科中心的改制中,“职工持股”曾是彼时政府和苏庆灿鼓吹宣传的一大亮点,声称职工持股比例是30%。

  不过,根据工商注册资料表示,真实的职工持股比例仅为13%。

  最让人无语的是直到今天,厦门很多市民仍然以为华厦眼科是一家“公家医院”……

  4.

  在公共医疗这个极为特殊的领域,挂着公家的名头行市场之实、谋私人之利的现象,华厦眼科根本不是个例。

  比如在许昌,包括许昌市第五人民医院在内的多家所谓“人民医院 ”,事实上是实打实的私立医院,却在名头和门头上竖起了计划经济时代塑造的“人民”二字。

  根据许昌市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的对外答疑,许昌市第五人民医院确是非公立性质,当年改制后没有修改单位名称,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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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民”二字能不能加在私立医院名称上的讨论,当地媒体还深挖出: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许昌市第三人民医院皆为私立医院……

  可以说,挂羊头卖狗肉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业玩法。

  除了河南许昌,陕西省宝鸡市和四川省巴中市同样存在此类诡异现象。

  宝鸡市高新人民医院,是陕西汉唐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8.5亿元按照三级综合医院标准建设的一所民营医院;巴中市恩阳区第一人民医院,同样是一家私企,但都戴着一顶华丽丽的“人民”大帽。

  其中巴中市恩阳区第一人民医院已经被当地民政局和卫健委勒令工商名称整改,但是许昌和宝鸡两地的“人民医院”们仍未被纠正。

  公改私,私却又不舍公,这种局面的形成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一个“利”字。带着“人民”二字的人民医院在百姓心中的权威性和信任感,是私立医疗机构根本无法比拟的,因而促使了一帮资本家们“难舍人民”。

  了解了这些,或许也就能够明白陈邦、李力两人麾下的爱尔眼科,为何会“蹭”上一个武汉大学的前缀。

  一年前的2019年12月末,爱尔宣布与武汉大学签署了共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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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议之后,武汉大学官方授权爱尔眼科医院加挂“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武汉大学爱尔眼科临床学院”、“武汉大学爱尔眼科研究院”等三块院牌。

  这让身为民企资本的爱尔顿时“高大上”了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爱尔眼科是一家体制内的皇粮公家医院,特别是还沾上了学术味儿。

  如此操作后,“武汉大学爱尔眼科医院”的招牌对于公众的诱惑力加成、信任赚取度,自然上升数个台阶。

  5.

  不得不警惕的是,当前我国私立医院的占比已经达到64%,这是非常成规模的数量。

  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国医院数超过3.2万个,其中公立医院仅12072个。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恰恰是数量不占优势的公立医院,在去年(2020)抗击新冠肺炎的国家级战役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绝对领导作用。

  恰如数量不比西医、却在功效贡献上让世界惊叹的中医那般。

  就在五天前,因防疫指挥不力,沈阳市两家私立医院被吊销执业许可证——沈阳皇姑秀水门诊部沈阳谱康医院有限公司,因未严格执行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相关规定、未按照卫生行政部门要求采取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了新冠疫情在沈阳的复播。

  纵观去年上半年惊心动魄的抗疫作战,私立医院在战胜新冠疫情中所起作用实在甚小,仅治愈了1400余人,占治愈病人2%,其余98%病人皆为公立医院救治。

  以初期的暴风眼武汉为例,当地私立医院占比高达恐怖的72%——公立医院过少,是造成武汉在疫情初期严重泛滥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另两大因素是当地主管部门在抗疫初期官僚主义作祟,以及南方系媒体的夸张报道造成武汉民众恐慌而挤瘫了医院承载)。

  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2020)3月10日,全国共有643家非公医院参与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工作,累计收治确诊病例3419人、疑似病例1627人、治愈出院148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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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截止当日,我国彼时已治愈61567人——也就是说,私立医院治愈病人仅占2.1%。

  两天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

  “此次疫情启发了我们,必须将某些商品和服务置于市场规则之外,将食物、防护、医疗和生活环境托付给别人是一件疯狂的事情。我们必须重新夺回控制权,建立一个比现在更独立自主的法国和欧洲,一个牢固掌握自己命运的法国和欧洲。”

  再两天后,西班牙卫生部长萨尔瓦多·伊拉与西班牙国防、交通和内政三部门的部长召开联合发布会,宣布西班牙的医疗体系将“国有化”,所有私营医疗配置将置于西班牙国家卫生系统的管理之下。

  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于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由亿万工农阶级用汗水打造出的举国性的公有制,在2020年这个被疫情定义的“大变局之年”,成为了世界的灯塔。

  6.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在疫情被成功控制后,公开直陈:

  “全国民营医院所占比例已近64%,但它只是数量很多,在床位、能力等其他方面,与公立医院比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武汉此次医疗服务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2017年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民营医院258家,民营医院占比72.9%,显著高于全国民营医院占比64%。”

  “国家调集全国各地医务人员奔赴武汉抗击新冠疫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致命威胁,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请缨出征,奔赴武汉前线,支撑起抗疫防疫的大局,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相比之下,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龟头缩脑,应者寥寥,有的私立医院干脆关门停诊,以逃避责任。有的私立医院在不承担患者救治任务的情况下,居然和公立医院争抢医疗物资。”

  这样的描述,很难不让人想起一湾之隔的香港,竟然在疫情最危急时发生了“医护人员拒绝上前线”的可悲闹剧。

  拒绝救死扶伤,个人认为有三大原因:

   显然是香港臭名昭著的西派教育问题,导致了医者价值观的扭曲畸形;

   也是香港基层医护人员,对香港医疗领导部门“是否可以保证医生生命安全”的极端不信任;

  自然就是救死扶伤之后的待遇保障问题,这同样影响着医护战士们的积极性。

  关于第①点,资本主义医疗观的萌生,是医疗私有化与市场制几乎不可避免的结局。

  即便在大陆,也在市场经济的催使下诞生过如下的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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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第②点,可以对比武汉雷神山、火神山“医护人员零感染”的奇迹,这背后体现的正是组织制度的优劣。

  只有制度,可以在根本上决定一支团队的作战秩序。

  关于第③点,同样可以对比出中国大陆制度的完善。

  以广东为例,去年3月份时,广东省委、省政府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做出《关于激励医务防疫人员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担当作为的若干措施》(粤委办发电〔2020〕22号)、《关于抓紧办理驰援湖北医务防疫人员考察招聘手续的通知》(粤人社明电〔2020〕41号)。

  这两个文件中有一个重要内容:迅速开辟“绿色通道”,为尚未在编的支援湖北医务人员办理编制。

  近年来,南方系阵营里一直有声音叫嚣“取消医务人员编制制度”,这种主张归根到底是同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之思路一脉相承的。

  在当前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医务人员执业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如若再贸然取消公立医院编制,只会进一步打击一线医务人员积极性,动摇医护队伍的稳定性,特别是对基层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最典型的,就是压灭不住的“医闹”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与外卖平台撺掇“外卖员vs消费者”、学校撺掇“教师vs家长”(家长课后辅导问题)、幼儿园撺掇“幼师vs孩子”(红黄蓝等虐童事件)是一个性质:资本,总是在挑动无产阶级斗无产阶级。

  困境的根源,则是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极端市场化,让原本的皇粮饭者成为了被压榨、被剥削的打工人,最终影响了生产环节的输出。

  7.

  

  这个视频在3月份曾火遍全球,这名美国女议员对美国CDC的质问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关于医疗制度变革的深思,尤其是在经历过奥巴马医改失败(被利益集团掐灭)的美国。

  当时,一个中文互联网上令人忍俊不禁的场面出现:澎湃新闻也发了这个视频,然而原视频5分20秒,澎湃新闻却剪掉了其中一分钟。

  它剪掉了什么内容呢?如下:

  “美国40%的人拿不出400刀”

  “33%美国人放弃治疗”

  “美国人检测一次新冠需要1331刀”

  ………

  如上文所述,南方系媒体的屁股真的坐得太正了,他们看问题从来可能从来只用腚眼。

  所以他们看不到对比之下的中国公有制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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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着这话题,简单说说澎拜新闻

  2003年,南方报业正式开启北进步伐。当年的5月28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和上海民间财团共同出资,国内首份合资综合类日报《东方早报》,在上海滩头正式创刊。

  文汇报老人邱兵,宣布出任《东方早报》副总编,社长兼总编由原《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沈灏出任。

  南方系的自由派人马,开始把舆论炮火从华南开向全中国。

  当时,《东方早报》的中高层最初绝大部分都来自南方报业集团,随后经过改组,南方报业从《东方早报》撤出。

  但他们没有止步,而是继续北上,与光明日报社等合作创办了《新京报》

  在《新京报》,南都老人程益中兼任总编,时任光明日报社直属报刊社工作部主任的、去年刚刚被抡的戴自更,兼任社长。《新京报》的主力也是来自南方报业集团。

  2016年12月,上海报业集团决定,从2017年1月1日起《东方早报》休刊。《东方早报》原有的新闻报道、舆论引导功能,全部转移到新媒体运营项目——澎湃新闻。

  所以可以这么说,《新京报》与澎湃新闻,是南方系舆论集团在华北和华东分别下的两颗蛋。

  公有制vs私有制的舆论阵地,你不去出击,敌人就会去占领。

  好在去年以来,针对抗击疫情的舆论斗争,我国舆宣部门、特别是军宣部门表现得还算是可圈可点。

  军委直属新媒体账号“钧正平”,去年10月16日时曾发文《超级大国如今沦为超“疾”大国,罪魁祸首到底是谁?》,文中描写道:

  “随着疫情的扩散变化,数以千万的低收入群体和部分少数族裔正在疾病、贫困和漠视中艰难度日。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所谓的精英和富豪阶层却尤为得意。全美最富裕的50个人身家接近2万亿美元,较2020年初增加了3390亿美元。一场疫情,再次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与血腥暴露无遗。”

  “政客们总是吹嘘,他们有完善的公共医疗保险、最优秀的医护人员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可悲的是,这样的医疗体系却是为精英而设计,高昂的费用往往令普通人望而生畏。在美国,穷人往往要面临缺乏工作机会、负担不起房租等悲惨境遇,贫困因素导致他们在医疗待遇上根本无法与富人相争。正如《纽约时报》评论指出:‘在数百万人苦苦挣扎的时候,美国的医疗系统变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发动机,从穷人和工薪阶层身上榨取价值,为已经盆满钵满的富人贡献更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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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

  批判美国、揭露美国背后的财阀统治实质,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隔岸观火地戏谑之图,而应是警醒自我、审视自我,切莫走上大洋彼岸我们所挞伐的那条道路。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黎民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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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正式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明文规定:“工农人民享有免费医疗服务,政府应该开展卫生预防运动。”

  次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又发布了第2号训令《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

  这是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每千人中平均死亡率达27.9%的悲惨国度里,照射出的一束亮光(1929-1931年间进行的一项死亡原因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死亡是由传染病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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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束伟大的光一直照进了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

  在我国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就确立了以“农村卫生、预防疾病运动以及中西医结合”为重点的方针。

  在1950年至1952年间,中国6亿人口中有5.12亿人接种了天花疫苗。至今,中国上一次天花爆发还是在1960年,比联合国宣布消灭天花早了足足二十年。

  本次疫情,置身于如此巨大的全球性公共灾难,我国的地铁公交没有涨价、基本民用商品没有涨价、全员核酸检测政府包办、军委调动军力进驻疫区仅一夜之间、湖北武汉换将换帅超3000人(没有西方的“中央地方矛盾”)……

  这一切,都是公有制的伟大,都是共和国的“老底子”在保护中国人民。

  一场疫情,凸显制度优势和制度底线。

  我无意在这里刻意切割历史,但是观察到许多清晰可见的宏大又温暖的场面:武汉几近沦陷时全国各省公立医院调动医力“点对点”组建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舱医院内后期呈现出一片歌舞欢腾的人民公社式的“无阶级景观”、前线医护战士昼夜不分地为了一座距离家乡可能是千里之外的湖北拼命……

  我必须忍不住感叹一句:建国前三十年毛主席亲自为民族铸下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在护佑着中国。

  从抗疫的角度,这种精神无需花里胡哨的文墨飞扬,就是简单又刚劲的六个字:赤脚医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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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提及的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有过这样一段话:

  “谈新中国七十年的医疗保障,要分为改革前后两个时期。前三十年我们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花那么少的钱,就解决了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问题。

  而且我们走的路,真正是一条中国道路,它改变了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医学模式。

  西方医学模式是往高精尖走,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医生一定要经过专业化、正规化培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就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因为个人没钱,政府也付不起。

  而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农村的赤脚医生,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创举

  赤脚医生不是正规的医生,按照今天的标准根本就没有行医的资质。但是毛泽东当时说过一句话:这总比去庙里拜菩萨、吃香火好,比没有好。

  西方经济学有个理论叫‘干中学’,其实赤脚医生就是干中学的产物。用很短的时间给他一个培训,然后他就边干边学,用中医的手段处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

  跋.

  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

  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

  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

  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

  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

  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

  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

  这是二十年前赵本山在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中的台词,似乎放在今天都一点不违和。

  但还是开篇所语: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何而胜利,以及如何继续胜利。

  “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 ——《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 195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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