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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之二

2020-12-18 17:36:3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张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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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我们知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

  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公有制的企业如果没有人民主权性质的政治统治的规制及国家的监管、整治,就不可能搞好。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苏联斯大林创建的经济模式。中国前30年搞的也是这种经济模式。

  斯大林创立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甚至中级阶段是必要的,根本没有错。苏联和中国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了这一点。

  扣除国内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包括这两次战争经济恢复所花的时间在内,算到上个世纪苏联在核武上赶上美国的六十年代未,苏联社会主义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只用了四十几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还在使用牛犁耕作的最落后的欧洲大国,变成了世国上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中国由于受到“大跃进”和文革的影响,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发展经济的效果差一些。但除掉受到影响的年分,经济发展比苏联的还快,甚至不亚于改开以后的高速度。截止65年的解放后16年,除55年中速增长5.6%、“大跃进”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60年中速增长5.4%、61年负增长31%、62年负增长10.1%外,其它十二年各年最慢都是9.4%以上的高速增长。66年到76年的“文革”10年,受到影响,除67年和68年是负增长9.6%和4.2%外,72年中速增长4.5%,因“文革”斗争重又激烈,74 增长1.4%、唐山地震和粉碎“四人邦”受到影响的76年增长1.7%,其余五年各年都是至少9.2%以上的高速增长。华国锋当政的77年增长7%,78年增长12.3%,79年增长8.5%。中国改开前的30年,正常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平均算下来是10%以上的高速度。

  农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发展最弱的方面。有必要指出,建国七十年以来,农业最重要的粮食生产持续增长时间最长、增长速度最快,正是被认为“左”的包文革十年在内的农业学大寨的1966年至1978年这十三年。这十三年粮食产量增长56.65%。改开的1979年至2007年29年则增长64.56%。如果不是“大跃进”造成的形响,前三十年农业发展应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搞得好的决定性前提是要有强健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集中制的有铁的组织纪律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主权的政治统治对抱括经济在内的社会的规制。这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用彻底革命斗争的方法才可能办到。

  前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学苏联搞计划经济,大多效果明显逊色于苏联。原因在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集中制的有铁的组织纪律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主权的政治统治没有苏联和中国那样强健有力,它们的政治统治大多都是苏联扶植起来的,不是主要和靠自己经过革命斗争在改造自己国家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甚至与所谓民主党派联合执政。

  苏联二战后,直到解体,四十多年,没有认真抓反官僚主义、特权主义,反资本主义渗透,反腐败,为人民服务的整党治党的政治斗争,官僚主义化、特权化、腐败和涣散趋于严重,党及其领导的政治统治的性质潜移默化地脱变,加上外延经济发展已走到尽头,到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因此而基本丧失。

  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学习苏联国家所有的计划经济根本没有优越性的原因所在。如印度在其独立后,现代工业就是搞的国家所有的经济,结果搞不好。这些国家的政治统治与苏联和中国在性质上和组织形态上根本不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专属于苏联模式的政治搞得好的国家。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搞得好坏同样由政治所决定。

  最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南斯拉夫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被说成是企业由工人自治,叫“工人自治的公有制市场经济[见歌会网 虞崇胜 、何路社的《对公有制企业改革的深入探讨与反思——以国内外具体实践为据》]”。

  企业由企业的工人自治,只能是企业工人竞选自治。果真如此,一般是两个结果,要么是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平均主义,要么是工会头头利用企业权力牟取私利。这两种状况,企业都不可能搞好。苏联十月革命后曾出现过企业工人自治的情况,由于只能对社会主义起负作用,被苏联政府取缔。

  “社会所有制”的企业果真是工人自治,或者果真是“工人自治的公有制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必然搞不好。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公有制市场经济”至少在其解体前没有搞烂,是因为工人自治徙有其名,企业管理经营的当权者,实际上是由国家决定,而不是由工人竞选决定。

  南斯拉夫和徙具形式的工人自治企业,被说成是“社会所有制”。然而,社会只能是国家统治的社会,离开了国家的统治,就只能是天下大乱,没有社会,当然也没有“社会所有”。如果国家统治的社会的包括生产资料的财富的所有,既不是私有的,也不是集体所有的,就只能是国家所有的,决不可能是什么“社会所有”。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只能是国家所有制。

  由于南斯拉夫使“工人自治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和企业的工人自治都是徙有其表,才避免了在其解体前搞烂。“在1950年之后的20多年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西方国家的标准衡量是很高的”与“1973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低于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所有其它东欧国家”是自相矛盾。因为阿尔巴尼亚是东欧最落后的国家,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倒数第二,“以西方国家的标准衡量是很高的”,以东方的标准只能是较差的。加之“南斯拉夫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高、物价不稳定、生产增长不稳定[笔者本段三个引号内的文字引自红歌会网虞崇胜 、何路社的《对公有制企业改革的深入探讨与反思——以国内外具体实践为据》]”。因此,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公有制市场经济”搞得不好。

  为什么南斯拉夫的实际上是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搞好呢?如我在红歌会网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所谈到的,“南斯拉夫的所谓‘社会所有制’和‘工人自治’所以失败,要害不在于公有制或国家所有制,而是在于统治经济的党——国家行政体系的腐败和涣散。所谓“工人自治”其实在根本上并没有使企业和工会组织的当权者脱离国家行政体系的权力支配。党——国家行政体系的腐败、涣散,得以使企业权力被当权者用来谋取私人的利益,从而内外钩结,侵蚀‘社会所有制’和‘工人自治’的经济。至于后期由于党---国家行政体系的根本涣散,企业当权者摆脱了国家行政的操控,根本腐败和涣散的政治---法律规制丧失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作用,不能使职工,特别是企业当权阶层的命运与企业经营的好坏联系起来,反而使内外钩结侵蚀企业资产的情况更加严重。腐败、涣散的政治统治规制的商品---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只能是腐败的,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社会所有制’和‘工人自治’所以失败,是政治统治的根本腐败和涣散所造成。”

  在计划经济下,工人竞选自治的企业与计划经济的统一调配不相容。在市场经济下,工人竞选自治的企业一般是效益差、缺乏竞争力乃至破产。党和国家不得不派干部来掌权经营。由于工人竞选自治对企业当权经营者形成制约作用,起到的是有损于企业效益和发展的掣肘作用,于是南斯拉夫只好让企业的工人竞选自治徒具形式。

  让企业成为企业工人集体所有,由工人自治,就会与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的工人自治的企业一样,不仅与苏式和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势必相克,而且势必搞不好。所以,在苏联的计划经济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国营企业。占城市经济比重不大的直接由县[区]级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的“大集体”企业,“小集本”的生产组,实际也是置于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下。改开后形成的市场经济,除非有政府的得力有效的监管、整治,“大集体”企业和“小集本”的生产组,其内部一般会出现损害集体利益的演变,效益低下。改开后,计划经济时代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很快丢失,基层政府更是趋于腐败和风气败坏,“大集本’“小集体”一般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这种情况下,相对更佳的办法就是私有化。于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城镇经济中,首当其冲私有化的是“大集体”、“小集体”企业。

  政治统治趋于腐败,社会风气趋于败坏,加上改开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第二次“跃进”或经济严重过热,造成严重通胀,不得不加以收缩,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三角债”、企业大面积亏损,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空前严重、国家财政严重困难、数以千万计的国企职工下岗和失业的危机。当局受西方经济学俘虏的官养的经济专家的误导,把这一切主要归因于公有制企业有与市场经济相克的弊端,国企也开始了用“抓大放小”、企业职工持股、管理层与企业股权挂钩的激励机制和“混改”等等的方法私有化。

  中国改开后,批“文革”,批“左”,把中共好的专统也大多批掉。阶级斗争为纲故然错误。但是,根本无视、不知政治的决定性作用,以生产力、经济决定论为指导,放弃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无视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抓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特权主义不力,根本不抓反资产阶级腐蚀和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斗争,相反是鼓吹恭喜发财、时间就是金钱,大搞物质刺激、利益诱导激励机制,一度搞什么党、政、军、工、青、妇等机关的“创收”,等等。于是,改开一开始,就官倒、回扣、吃喝、关系风兴起,领导干部趋于腐化堕落,脱化变质。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风气和道德趋于败坏。“政企分离”导致的是削弱国家对公有企业的监管、治理。以为放权让利,对企业当权者实行高薪制度、物质刺激,与金钱、企业股权挂钩的激励机制,就能解决问题,结果是把国有企业当权者惯养成贪得无厌,甚至贪赃枉法之徙。这是中国改开后国有企业搞不好的主要原因。大型国企慑于人们依据宪法的反对,也企图用职工持股、管理层持股、“混改”等方法的私有化化掉。

  2015年9月《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通称54号文)引人观注。怎样理解“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什么是资本?通过交换关系的经营实现追逐利润的财产。但自人类国家社会以来,财产的所有权只有三种,私人所有的,集体所有的和国家所有的。作为财产的资本也只能有三种所有权的:私人所有的资本、集体所有的资本和国家所有的资本。除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外,只能是私人所有的资本。因此,这里的“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非公有资本”,只能是私人所有的资本。

  因为现代人类世界的所有国家,除了对人自已对自己的行为、身体、生命,还有人格,进行了所有权化外,早已不再将人作为他人所有的财产来所有权化。 从而,所有权化的东西纵使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也只能是牛、羊等无意识的东西。因此,“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绝对排除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这种叫资本的东西交叉持股。

  那么,能否是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主体国家、集体和私人,交叉持有、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呢?决不可能。在财产的从而资本的所有权上,国家的,就不能是集体的或私人的,集体的,就不能是国家的或私人的,私人的,就不能是国家的或集体的,不能模糊,更不能混淆,绝对不可能交叉持有、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有国家用命令、方针、政策或立法,将集体所有的或私人所有的财产或资本所有权收归或没收为国家所有的事,但绝对没有国家使国家、集体和私人在财产的所有权上交叉持有、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而不造成社会生产、经济混乱和破坏的事。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只能是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者将各其所有的资本集合在一起,合资经营。但不同所有者或众多的所有者将他们各自所有的资本合起来组成从事追逐利润的股份公司,决不是他们之间对各其所有的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而是他们将各其投入公司的资本均等分制成股份,以各其投入的资本折算成的股分在公司总股份比重的大小,即以各其投入公司资本的多少,来决定各其对公司资本所有权的大小,从而决定各所有者对公司管理经营的权力、利益和责任或义务的大小。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者将他们各其所有的资本的“混合”,决不是将他们资本的所有权混合,从而决不能是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必须以分清公司的各所有者在公司资本的各其的所有权的大小和所有的资本的多少为前提,以保证股份公司的资本所有权以股份制的方式泾渭分明的分别属于该股份公司的各个所有者,才能以股份制来管理、经营股份公司。股份公司的资本,决不容许“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

  股份制公司不是、也不能是混合所有,更不是混合所有制,而是不同所有者所有的所有权及其资本必须加以分清的合资经营。不同所有者对公司资本所有权和所有权的大小是由各其持有的股份和在公司股份比重的大小来区分、判定,决不能加以混合,决不能混合所有,而是以股份制的方式分别所有,以各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比重的大小表示各其对公司资本所有权的大小来决定议决权的联合经营。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不同所有者或众多的所有者根据各其所有的资本的所有权用股份制管理经营企业、追逐利润的一种方式,企业各所有者持有的股份和股份代表的资本,根本就不存在,也决不容许“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哪里扯得上是“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

  既然“混合所有制经济”根本不可能存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就无从谈起。

  所谓的“混改”,不是也不能是“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从而不是也不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只能是国家所有的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从而无从谈起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

  因此,“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表述是根本错误的。

  梁军先生的《而今我谓混改,不好不坏 ——国企改革再评论之三十三 》[见昆仑策网]引用百度百科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解释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财产权分属于不同性质所有者的经济形式。作为微观层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组建的企业。”百度百科的如此解释是为了给官方以上表述打圆场的谬论。

  在一切国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及据此规范的所有权上,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不管宏观、微观,都不存在“混合所有制”。因为所有制,是政治统治就财富的所有权属于什么社会主体的规制。财富的所有权规制为个人的,人们把它叫私有制,规制为社会的非国家当权的部分众人大家共有的,人们把它叫集体所有制,规制为国家的,人们把它叫国家所有制。所有制是政治统治对社会财富规制的不同社会主体的所有权的规制,人们根据政治统治规制的不同社会主体的所有权得出认识,称之为所有制。在古代,尽管国家的政治统治对社会财富有国家所有权、私人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的规制,但至少有不少的国家的命令、政策和法律没有用文字符号表述出来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甚至私有制。不存在离开政治统治规制的社会财富的所有者的所有权的所有制。所有制只能是政治统治规制的社会财富的所有者的所有权的所有制。因此“微观层次的混合所有制”不能成立。在中国,不管怎样改开,都不可能改开出国家、集体和私人对任何一件社会财富的混合所有权来,所以中国的改开不可能弄出一个“混合所有制”。既然不可能弄出“混合所有制”,也就不可能有“混合所有制经济”。

  “混合所有制”与“财产权分属于不同性质所有者”在概念和逻辑上不能混为一谈。“财产权分属于不同性质所有者的经济形式”,既然是“分属于不同性质所有者”,就不是“混合”于不同性质所有者,就不是财产所有权的“混合所有制”。

  什么是“经济形式”?为此,得明白什么是经济。这里说的经济,是指包括政治统治规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生产关系和由此决定的社会生产成果除国家进行的再分配以外的分配在内的社会生产活动。那么它的“形式”是什么呢?看来说不清楚。因为,所有制,是经济的基本内容之一,而不是经济的形式。

  因此,国企改革,不能搞“混合所有制”。因为没有所有权上的“混合所有制”。叫“混合所有制”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只能是国有股权至少占主导地位的股份公司制的改革,否则就是将国有资本拿给私人资本家操控,这为资本家化掉国有资本为私有提供了更为方便的形式。搞不好的国企,可以破产、由其它企业兼并。

  现在,中国的股份企业的发展从股市的市值看已居世界第二。国企的股份制改革,主要应通过上市来实现。要让资本家和他的企业法人从沪、深股市上购买股票来实现投资国有企业,不应由行政方法来实现国企的股份制改革。这样,以防止官商钩结,偷盗国民的资产,防堵国有资本流失。不能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理由或借口让资本家盗窃国家资本或人民的财产,挖社会主义墙脚。

  政治、法治腐败了,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本占控制或主导地位的股份公司的任何内部治理机制或“现代企业制度”都不起作用。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决定性的不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问题,而是改开以来反腐败,整党治党不力,从而,对包括国企在内的国家各方面治理不力,导致党和国家系统性腐败。这决不是单单抓国企、乃至经济改革、能解决问题。只抓经济改革,不抓政治治理,特别是反腐败、槛整党治党的政治斗争,必然导致亡党亡国。只要将八年来反腐败、整党治党的政治斗争抓住不放,坚持去,包括国企在内的种种问题都不难解决,改革开放才能走上正轨。

  国有资本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重不能再减小了,因此,不是“有进有退”,而是总体上不能再退,而是要在遵守市场经济规则的情况下,用各种方式,包括国有企业投资兼并私有企业,争取进,争取发展,争取将国有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的比重逐步加以提高的问题。目前历史阶段,国有和集体所有的资本应达到社会总资本的50%左右。

  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企业制度上本身存在着现代的属性。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与德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有所不同,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企业制度也是适合于那个时代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毛时代计划经济的企业制度也是“现代企业制度”,改开后现在要“建立和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是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不能是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

  梁军先生《而今我谓混改,不好不坏 ——国企改革再评论之三十三市》有如下一段论述:

  “场经济体系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而逐渐趋于完善的一种解决‘委托——代理’矛盾的有效方式。各方出资人和利益攸关方,在统一、公平、透明的法制框架下,通过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工会的层层授权与闭环监管,实现既协调运转又有效制衡,同时保护出资人、管理层及员工的多方权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所以要引入非国有资本,就是要通过非国有资本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最大化诉求,使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相互制衡’动力得到真实的发挥,在企业决策层和监管层局部形成出资人到位的局面,解决国有企业因出资人(全民)不到位或虚拟到位而发生的内部人(管理层)控制问题。现今国企发生的腐败和低效问题,皆属此症结。虽有党委、国资、纪检、审计等多部门合力监管,但是从理论上说,可能都不如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更直接、更有效、更符合市场规律。”

  对此,不能苟同。

  作者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漫长的发展历程而逐渐趋于完善的”,是西方的、特别是以美国为典范的以私人所有的资本为基本或主要的公司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委托——代理’矛盾”,决定性的是用人民主权的政治统治规制的良好有序的社会关系来解决,使“党委、国资、纪检、审计多部门合力监管”严明有效,使国有企业的当权者,不敢腐,不敢贪,敬畏党纪国法,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和作风。而要作到一点,首要的是治理好党和政,而不是什么 “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而逐渐趋于完善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那套“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政治统治腐败、脱化变质,社会关系和风气必败坏,一切都治不好。经过八年的反腐败,整党治党,没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的国有经济的“‘委托——代理’矛盾”不是也可以解决或正在得到解决么。

  统一,各资本所有者主体进行同一种企业经营活动受制的是同一个法律。透明,是各主体都知道这个法律。但公平的“法律框架”就大谬不然了。西方的“法律框架”在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其中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社会经济所有制中占基本或主要地位,使市场经济由私有制占基本或主要地位,并在政治上实行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或所谓宪政政治,以利于私人资本渗透政治和社会的其它基本方面,确保统治市场经济的政治统治的资产阶级性质,就是西方“法律框架”的实质。西方的“法律框架”正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服务的,哪里来的什么公平。

  “通过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工会的层层授权与闭环监管,实现既协调运转又有效制衡”,在西方,是为企业资本的私有者即资本家的所有权决定企业权力、利益和义务关系服务的,它的有效性,即使在西方,也取决于政治统治的法律规制是否有效和严明,及其有效和严明的程度。“保护出资人、管理层及员工的多方权益”更是得靠政治统治的法律规制的根本有效才能实现的目标。西方是层层自治、三权分离制衡的竞选政治,经济是私有制占基本或主要的市场经济,所以它得有它那一套“通过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工会的层层授权与闭环监管,实现既协调运转又有效制衡”。中国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如果不搞股份公司,根本不需要这套东西。即便要搞股份公司,必须国有或公有股份占控制地位,至少占主导地位,而且,不宜搞职工持股,特别是企业当权者持股的企业职工从内部来对国有企业私有化。要持股可以,到沪深股市上自己去买。必须警惕从国有企业外部和内部两面夹击,假以时日,最终将人民的财产私有化的企图。这种情况早已经不是个案了。

  美国的股份公司有工会的什么授权?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力是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属于公司资本所有者的,而不是公司的雇工及其组成的工会的。除非公司的雇工持有公司股份,并且持股工人委托工会代表他行使他拥有的公司股份代表的资本所有权决定的议决权,公司工会哪里能拥有就公司的权力进行授权的权力。

  决不能借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改成股份制企业,股份公司资本的所有权及其决定的权力——利益——义务关系,或人们说的产权关系,得象西方的一样,不能模糊不清,不能混合,必须泾渭分明地加以区别。国有股一般必须占控制地位,至少主导地位。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必须以持有公司股份比重的大小来决定对公司的权力、利益,决定对公司管理经营的议决权的权重,在这一点上,董事会代表国有资本的董事决不能受非表国有资本的董事的什么制衡。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应当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主要地位。否则还能是社会主义?发展股份制是为了让国有企业利用私有资本,不是为了建立什么“现代企业制度”。中国非股份制的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早已存在,是怎样利用和完善的问题。国家政治、法治和意识形态文化治理不好,任何“现代企业制度”都搞不好国企。这种情况下,“通过非国有资本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最大化诉求,使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相互制衡’动力得到真实的发挥”,结果就是官商钩结,里应外合,盗窃国有资本,将人民的财产化为私有,挖社会主义墙脚。改开以来的大量事实正是如此。

  国有企业的“在企业决策层和监管层局部形成出资人到位的局面”早就摆在那里,国家政治、法治和意识形态文化治理不好,由于腐败,脱化变质,官商钩结,不仅没有发挥作用,而且是起了坏作用。根本就不存在“国有企业因出资人(全民)不到位或虚拟到位而发生的内部人(管理层)控制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出资人脱变成了资产阶级代理人,“内部人(管理层)”贪污受贿牟私人发财的问题。“现今国企发生的腐败和低效问题”关键是改开以来,三十余年,没有抓住反腐败、反官僚主义、反特权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和平演变的整党治党的政治斗争,造成“党委、国资、纪检、审计等多部门合力监管”或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者成了摆设,甚至变了性质。

  什么叫“更符合市场规律”?政治统治搞不好,市场就必然搞不好,国家社会的其它方面就必然都搞不好。这才是统管国家社会的规律。市场乱了套,那里还有什么市场规律。国家政治、法治和意识形态文化治理好了,一切问题都不难解决,“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是“形式更直接、更有效”,而是适得其反。

  国家,是国企的所有者,哪有所有者不管自已所有的东西的。国家是组织起来的一个系统,国家对自己的资产的管理经营只能委托任命自己信得过的人去管理经营。就如所有者委托任命他信赖的人管理经营所有者的资产,所有者必须加以监管一样,国家必须委托任命自已信任的人管理经营自已的资产,并对自已委托任命的管理经营自已资产的人以管理经营自已资产的好坏为主要标准进行监管。离开了对自已委托任命的管理经营自已资产的人的以管理经营自已资产活动的好坏为标准进行的监管,怎么能对自己的资产监管呢?

  一切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必须有国家对国家政治统治范围内的一切企业进行规制、监管、整治、干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企分离”,决不是国家与国家所有的企业在权力关系上的分离,决不是国家不能对自已委托任命的国有企业管理经营者以国有企业管理经营的好坏为标准进行监管和整治。“政企分离”只能是指国家所有的企业不再是国家行政体系的隶属单元,国家不用行政隶属的管理方式管理国家所有的企业。国有企业的管理经营者,必须由所有者——国家——委托任命给信得过的人,而且一般只能是国家自己培养的、在组织上属于党和国家的干部。国家赋予委托任命的人拥有依法自主地对国家所有的企业进行管理经营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对企业进行非行政隶属的法制管理。国家赋予委托任命的人拥有依法自主地对国家所有的企业进行管理经营的权力,决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对自已委托任命的国有企业管理经营者以国有企业管理经营的好坏为标准进行监管、治理。

  不对企业进行行政隶属的管理,不是党和国家不对企业干部进行非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外的、以企业经营管理得好坏为根本标准的政治思想、党纪国法的管理。改开的问题是腐败和涣散趋于严重,改开在没有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前,由此造成国家行政经济的腐败和涣散,相当程度腐败和涣散的政治---法律使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作用遭到削弱,国有企业管理不善,特别是由国家中层、基层隶属的中、小公有企业。改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不仅是对国有企业的非行政隶属的法制管理不善,有的管理走了样、变了性质,而且,不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行政隶属的管理后,就放松了,甚至是放弃了对企业的以企业经营管理得好坏为主要标准的政治思想、党纪国法的管理。由于腐败严重,就是有这种管理,也会走样,甚至改变性质,变成贪官污吏和企业的蛀虫钩结起来,中饱私囊,挖社会主义墙脚。这是改开以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层和基层所属的中、小公有制企业管理不好,不得不私有化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中、小公有制企业不能市场化。当然,目前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中、基层看来已难以搞得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好,中、小企业的私有化是必要的。

  对国企的管理,不能是单纯的资产管理,而应是资产和政治思想组织的管理的双重管理,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当权者的管理,从而必须是“政”。而且,对国企的政治思想组织的管理是决定性的,管不好,就不可能管理好国资。只不过除了重大生产经营的方向性原则性问题外,不能对国企自身的生产经营性的活动进行管理,不能干涉、侵犯国家以法律方式赋予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不能对国企进行行政隶属的管理,只能进行非行政隶属的法制管理。

  国企必须纳入党的领导,从而国企必须由国企的党组织或党委领导。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不是国企的管理部门,而是与国企一样,是国企的一种。对宏观上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及其政策,由国务院决定。中观的,应由财政部和央行等有关部门决定,微观的应由国企自行决定。至于国有资本运营合不合法,运营的好坏,则由国资委监管。

  国资委是和管人管事和管资产,三管的部门。问题是在于怎样管,而不是不能管人、管事,不管人管事是管不了资本的。西方的股东大会,及其建立的董事会,对企业或公司,决不可能只能管资产而不能管人和管事。看来国资委要能管住资产,就必须管人、管事。问题是腐败了,就管不好,和怎样管。应当立法,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是不能管,只能进行非行政隶属的法制管理。因为资本经营是由人来进行的。不管直接管资本的人,不对他直接管资本的重大举措和行为活动的事进行管理,怎么能管资本。

  “资本投资公司”,如果管的资本全都是资本投资公司的,那么它就象董事会代表所有者,必须得管人和事,而不能只是管资本。它就是管的是股份公司,它的资本占有绝对控股权,它也得管人,让它能信任的人在董事会中占据董事长的领导席位,并在董事会中具有绝对表决权。它的资本如果对公司不具有绝对控股,它也得尽可能争取嬴得董事长的席位和在董事会中获得其它董事的支持,也得对公司的人和事尽可能具有左右和领导力。企图用资产管理公民司来放弃代表所有者管人管事的权力是愚蠢的,这实际上是放弃国家所有的资本的所有权,让国有资本受到损失和侵犯。

  中国改开搞私有制经济,为什么会与发展中国家同样搞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同,私有制经济,从而中国整个的经济会逞现高速度发展,只能用中国特有的政治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来解释。尽管腐败发展,但没有腐败到根本质变和涣散的程度。而且,腐败是逐步严重的,特有的政治模式对社会的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统治仍然集中统一有力——尽管趋于削弱,还没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坏。

  “‘改开’无非主要是私有化、市场化,加国际易和引进外资,还有署名作者的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所有这些,其它发展中国家都在搞。其它国家的人民也是‘勤劳和智慧’的。为什么找不出一个能与中国‘改开’比肩的例子。所以,中国包括‘改开’的40年在内的70年的发展成就,决定性的是中国的政治模式。

  把中国‘改开’取得的经济发展奇迹,归结为‘得益于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也为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提供了持 续的增长动力和重要机遇。中美贸易额较建交之初增长了200多倍,双向投资从几乎为零到近2400亿美元’等等,是长期以

  来官方媒体和学者专家误导中国人民的一个谬论。[见我在红歌会网的《读杨洁篪署名文章有感》]”

  现在,不管是从就业人数、GDP的比重、还是社会资本的比重来看,包括外资在内,已经是私有制占主要地位。三十多年政策大力向发展私有制经济倾斜,市场化似乎就是私有化,用国家的税收和财政再分配济贫削富不力,大力发展私营经济,高抬“民营企业家”,甚至中共领导人在党的代表大会公然提出“民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的主张,加上腐败、官商钩结,改开以来,造成两极分化迅速发展。以中国历史、甚至人类历史空前的高速度造就了一批资本家暴发户。无节制的搞住房市场化,放纵地方政府搞房地产财政,不到二十年时间把地皮炒了一百几十倍甚至更高,变本加励地还一度搞什么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还有医疗市场化甚至私有化,将住房、教育和医疗负担全部、或部分转嫁给民众,加上各方面的盘剥,成为压在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坐大山。改开三十多年,一般民众的收入在GDP的比重不断趋于下降,加上新三坐大山的挤压,一般民众收入更加滞后于GDP的增长。官方的舆论、宣传和教育机构,以官养的“公知”为骨干,渲染公喜发财主义、时间就是金钱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甚至政治的自由民主主义,吹捧、美化所谓“民营企业家”,崇美媚美颂美捧美,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前三十年,放纵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蔓延,无视和平演变,甚至公然地反体制。革命精神沦丧,社会风气败落。当局无视解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不懂得不抓住反腐败,整党治党这个七寸,计划经济下,共产党势必脱化变质为特权阶级的党,市场经济下,共产党势必脱化变质成官僚资产阶级的党,或者根本不能理解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真理。结果弄成私有制经济比重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趋于严重。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称决不相配。

  “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的方向没有错,但三十多年以来存在某种程度的右倾倾向。由此必然是党和国家政治统治潜移默化的腐败和脱化变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正在向官僚资产阶级的党脱变,社会主义的国家正在向官僚资产阶级的国家脱变,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不过,在现代的中国,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脱变不可能成功。政治腐败必然导致政治统治的涣散,政治腐败和政治统治的涣散,必然是两极分化和潜在的金融危机的发展,最终必然是政治经济危机的总暴发,“颜色革命”的总暴发。在外部以美国为首的势力的干涉下,必然是空前未有的大动乱、大分裂、大浩劫。[见我在红歌会网的《香港动乱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有幸于十八大产生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这八年抓住了反腐败,整党治党这个决定命运的要害,才使中国政治统治的性质避免了根本的脱变,才使表面上一派蘩荣实则临于亡党亡国的局势逐步得到遏制和扭转。否则,中国很可能已经暴发了“颜色革命”,天下大乱,分裂解体、空前浩劫了。

  不管是社会主义的所谓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其首要前提是坚强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集中制的、有铁的组织纪律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统治。不能维护好这个前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会根本丧失任何优越性,为了维护这个前提,使这个前提不脱化变质,就必须抓住反腐败、反特权、反官僚主义,反资本主义腐蚀渗透的整党治党,保证政治统治的无产阶级性质和集中统一,保证政治统治的人民主权的性质,否则社会主义经济不管用什么方式、方法都搞不好,改开只能走到邪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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