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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晨暗淡,梦断“拿来主义”!

2020-11-29 19:06:5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谭吉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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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暴的恐怖就在于它的突如其来。

  62年的底蕴,34年的创新,风口上被吹上天的庞然大物,如今重重摔到了地上。华晨集团破产,还被人指控“逃废债”,若真的摊上官司,整个地区的金融信用都会受到影响。

  在大型国有车企中,华晨第一个将人事、财务、销售渠道等权限交到合资方手上,第一个将外资股权突破到75%,“以市场换技术”的步伐不可谓不大,换来的却是自主品牌的全线溃败和令人唏嘘的第一个破产。

  华晨的教训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现代化是买不来的,关键核心技术是换不来的,你最缺的恰恰是人家最不想给你的。华晨不但没有换来技术,反而在这个过程中患上合资依赖症,失去了自主品牌市场竞争的动力和激情,成了华晨宝马的加工厂,最后变成代工厂。写下了卖宝马把自己卖到破产这一笑话。

  动力和激情消失后,吃合资方的红利就成了一种路径依赖。2017年七月,华晨又以一元的象征价格,将华晨金杯49%的股份转让给雷诺集团,试图再造一个宝马模式,再养一头利润奶牛。事实证明,这种依赖有多深,最后的反噬就有多大。

  几十年来,华晨一直也在走创新之路。不过他们创新的逻辑不是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而是整合国外技术,希望通过这种简便省力的方式,赢得市场的欢迎。

  主政时间最长的祁玉民梦想中的产品,“底盘是保时捷调校的;它的造型内外饰是意大利搞的;它的发动机是和宝马合作的。三大资源一整合是不是一个好车就出来了”。直言无忌,一语道破天机。

  正是这种思维使1959年就试制成功“巨龙”重卡的华晨不但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反而一直用国外剩余技术来装扮自己的明天。底盘和发动机这两项核心技术一直是华晨的死穴,华晨出让了几乎所有的市场和权益,没有换来这两项技术,换回来的却是71.4%的资产负债率。

  不客气地说,正是这种拿来主义使华晨放弃了自主品牌的核心技术研发,由两条腿走路变成一心扑在宝马身上吃政策、市场、权益的红利。“没有关键核心技术,卖多少车都是别人的辉煌”。2002年是国内汽车行业黄金时代的起点,华晨整整比这个时间提前了18年,却落得今日的星光黯淡。

  反观华晨集团的合作伙伴宝马,在取得了华晨宝马控制权之后,马上又与长城汽车合资长城宝马,寻求更具发展潜力的合作伙伴,进一步扩大市场。中国汽车市场垄断化和寡头化成熟之日,宝马一定是令人瞩目的一匹黑马。

  华晨和华为,一字之差,两条道路。这就是终极鉴定。

  华晨还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吗?即使国资部门帮助它渡过面前的债务危机,可是没有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已经走入绝境,在竞争激烈,市场即将全面开放的今天,还能期望它走到哪里。

  这不是华晨一个企业的问题。纵观所有的国营大型车企,又有哪个自主品牌能够在市场赢得光荣和骄傲,又有哪个车型能够代表民族品牌参与国际竞争。在指责华晨的同时,更应该寻找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压抑了国企的创新。

  多年来我们一直混淆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区别,常常为用别人的技术造出来的东西而沾沾自喜。这种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辉煌除了短暂的高光时刻,更多的是烂尾后的心酸。曾经在《大国重器》中获得高度评价的沈阳机床今天已经破产重组,千亿市值仅剩1/10。

  正是特朗普唤醒了我们的危机意识,让我们看到了有那么多被“卡脖子”的地方,看到了我们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的“阿碦琉斯之踵”;看到了一个民族自主创新能力脆弱的可怕。

  同华晨等国企相比,民营企业的吉利、长城、奇瑞、长安反倒是异军突起,努力攻克核心技术,在自主创新和合作板块的关系平衡上也可圈可点。特别是吉利、长城、比亚迪,勒紧裤腰带也要走自主创新之路。这和华晨躺在宝马里吃利润红利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定会有“杠精”借此说那还要国企干什么。当年杨靖宇将军曾经说过,“老乡,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今天我们的回答是,没有了国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吗。

  国企是国营还是国有这个争论可以搁置不谈,但是国企依靠谁来创新却是一个必须要明确的大问题。自从“党政分开”“厂长经理负责制”以来,中国的国企一直在走一条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分工实践,这就是西方的福特主义。这在国企中形成了一个职业化的官僚管理队伍和“领导贵族化,员工奴仆化”的企业现实。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市场、资源、廉价劳动力只能给这种目光短浅的“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和快感,最终一定会被科技趋势和市场抛弃。

  多年来依托这种分工实践开展的创新此起彼伏,但是效果往往令人侧目。我们是不是应该认回忆一下,在我们极速奔跑的时候,是不是把什么宝贵的东西落到了原地。

  2012年中央派原广州市长,改革明星张广宁担任鞍钢董事长,挽救日益疲弱的鞍钢。张广宁以“重温鞍钢宪法”破局,吸引了极大的关注。仅仅实用性的重拾“鞍钢宪法”,2013年,鞍钢就取得了减亏108亿元的重大成果。但以张广宁一人之力,始终没有打破利益格局的天花板,最终黯然退场。

  被我们深度冷藏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却被欧美和日本管理学家认为是扬弃僵化企业分工的“后福特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鞍钢宪法》弘扬的经济民主,恰恰是企业创新和增进效率的关键之一。“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借鉴《鞍钢宪法》的团队合作。

  国内也有成功的案例。宝钢重拾鞍钢宪法,在国内第一个实现了零库存生产管理,全环节质量监控的体系。《华为基本法》的起草者坦陈,鞍钢宪法对华为基本法“有诸多启迪之处”。王石也一直在讲,鞍钢宪法在万科是贯彻的,优秀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它丢掉。

  当“福特主义”的创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那个和洗澡水一起丢掉的孩子找回来,看看鞍钢宪法的经济民主内核,能不能成为国企创新的金钥匙。

  当然,在“老大哥”已经变成“打工人”和“吃瓜群众”的今天,鞍钢宪法与走“福特主义”的力量根本无法兼容,面临着系统性的法律和道德风险,其实施难度可以想象。不过这不妨碍我们思考和比较。

  2012年2月3日,经济观察网上有一篇文章《获利20倍,华晨中国高管财富路》,直指华晨集团高层一旦全部变现手中股权,每个人转眼就是亿万身价。近日华晨内部流出的视频显示,因为不满低薪轮休而高层工资照发,华晨员工集体高歌“咱们工人有力量”,这很有嘲讽的味道。

  有人说过“最大的科学道德问题是缺乏自主创新勇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他们从来都不缺乏这种勇气和能力。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穿皮鞋的未必比穿草鞋的更聪明”,如何引导工人阶级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如何在我们民族的骨髓中充满创新的活性基因,这已经不是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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