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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造文化和提升精神价值来改造我们的民族性

2020-10-17 14:58:4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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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改造文化和提升精神价值来改造我们的民族性

  一、梁启超“近代化三期论”、“刺激-应变”及其他

  二、任何一个文明体,既运行在逻辑中,也运行在实证中

  三、“三期论”、文明“四要素说”、“三阶段说”到“连续共体说”

  四、因果律VS共时律:传统思维与现代思维关于文明认识上的差别对我们当下的影响

  五、“近代化三期论”应该从徐光启那个时代算,并且三期连续共体、相互交错、螺旋递进

  六、“文化”究竟是什么?也许我们卡壳就卡在这儿

  七、通过改造文化和提升精神价值来改造我们的民族性

  八、文化可以且应该超越

  九、只要道一人一谈马克思主义,全网就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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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梁启超“近代化三期论”、“刺激-应变”及其他

  中国进步,梁启超曾有“近代化三期论”。1922年4月,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的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觉悟,一方面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近代化三期论”归纳中国进步的路径是“器物->制度->文化”,逻辑清晰,也基本符合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比如上世纪前半场的两场文化运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1934年~1949年的“新生活运动”)与下半场的两场文化运动(60~70年代的“文革”,80年代的“文化反思”),正是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巨大变革后才有。器物的进步有目共睹――不妨手摸摸、脚踢踢;制度变革麼,改朝换代就是巨大的制度变革,GDP可不是横竖撇捺书写而来,那也是真实的制度变革产物。可这文化大都表现为“精神”和“观念”,怎能看出他也在进步?这儿书写者和视察者立场不尽相同。

  有一种说法叫做“刺激-应变”,缺少外在“刺激”,中国的事情似乎总是勉为其难:中国革命(或变革)的冲动总是外来事物引起,他首先是器物层面的冲击,特别是战败国对枪炮武器的刻骨铭心,然后再引起制度层面的变革,再传递到文化层面的反思。这一层层的靠外在“刺激”,或许也有失效的情形,刺激怎么个传递到“文化”,诡异多于理性畅达。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败了,怪罪于坚兵利甲不如人,所以激发了一阵造器热;后来竟然被日本打败,这就怪罪不到器物不如人,小小日本不仅打败满清还打败偌大的沙俄,那绝对无法“器不如人”,所以激发了制度变革,才有了变法运动。可这“文化”变革谁来刺激?文化进步要靠全民共识和自觉,化激进“革命”为渐进“变革”,这绝非易事,这里存在认识论上的原因,并不全都来源于实践上的原因。怎样理解?

  二、任何一个文明体,既运行在逻辑中,也运行在实证中

  汤因比在他著名的《历史研究》提出“挑战-应战”说:文明是在挑战与应战中成长,面对挑战就要应战,应战的首要问题就是制度变革以适应挑战。来自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自然或非自然(如战争、冲突等);挑战面前败下阵来的文明体也就成为“夭折的文明”,挑战成功的就被载入历史。

  人类告别蒙昧进入文明社会,关键在这个“文明”怎样标志?学界大致有“文字、城市、神庙、青铜器”四要素说,这已共识很少异议了,其实还可以抽象为“器物->制度->精神”三阶段说。三阶段说比四要素说形式更简练,内容更丰富,更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文字、城市、神庙、青铜器”其实是“器物、制度、精神”的一般象征物,人类思维总是通过一般象征物进行的;青铜器象征器物、城市象征制度、神庙象征精神,文字则是规则制度与精神的综合。

  “器物->制度->精神”三阶段只是个逻辑过程,他的意思是文明体总是从物质文明开始到制度文明,再到精神文明这样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的升腾演化过程,这只是一种逻辑化,实际上任何一个文明体的存在运行总是通过政治、经济、宗教、文卫、医疗体育诸多体现出来,他是一种实证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明体,既运行在逻辑中,也运行在实证中。

  为便与研究,我们就举例“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项来示范说明。实际上{器物、制度}确实也很好的对应于{政治、经济},{精神}很好的对应于{文化},因为以人们的经验,政治与经济确实较多的规则和制度性,文化较多的反映出精神性;但是他们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政治与经济也可以反映精神性,甚至物质器物性,比如经济行为中的较多方面就具有物质器物性,同样文化也可体现出制度规则性。

  有怎样的分类就有怎样的思想。我之所以挑选“政治”、“经济”和“文化”,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华人今天的思想材料来源于“分科别类”,不同的分科别类就是不同的思想,但是他们大同小异,进入一个门基本也可出入其他门。关于“分科别类”我后面会详细展开的。第二个原因,“文化”是我本文详说的,这里先把他挑出来,凸出一下先放一边。

  三、“三期论”、文明“四要素说”、“三阶段说”到“连续共体说”

  分析可知,梁启超的“近代化三期论”可以非常贴切作为汤因比“挑战-应战”论的一个实例,“三期论”与“三阶段说”可以说是等价的,近代许多人也都认识到并有意识的去指导实践,但是“三期论”各期之间以及“三阶段说”各阶段间究竟怎样过度?依我看中国社会相当多的纠缠,都由此说不清而引起,属于认识论上的问题,这是我说的“认识论上的原因”之一。比如上世纪前半场与后半场共四次文化运动,无论是否冠以“文化”的字眼,也无论谁来主导,当时的国家领导和各界精英都已认识到急风暴雨般社会变革后应该是文化跟进,后人也持类似看法,这四场运动确实与华人思想领域激烈碰撞有关,但实际进程经常没有拿捏好革命与缓进的分寸,没有把握好“制度变革”与“精神嬗变”之间的关系,没有划分好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界线――经常是打着“文化”的旗帜其实是一些列政治运作,经常看似在写小说、唱歌跳舞,装模作样像似在提升精神价值,其实心心念念在及时功利,意在制度变革和规则修改而从速获有实际利得,特别80年代那次给我们那代人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这些当然是实践中的问题,我以为根子还是在“认识论上的原因”,特别是没有搞清楚“文明既运行在逻辑中也运行在实证中”,经常在两类不同的运行中穿插思维、寻找根据。没有理论或者理论混沌,实践一定颠三倒四。我们先将“三阶段说”转换为“连续共体说”,再进行分析。

  一个社会的存在和运动,或文明或蒙昧,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物质层面:比如野蛮时代的旧石器或新石器,文明时代的青铜器、铁器,更多的先进工具,各种农具、捕鱼网具、炊具、凳子、床;文明进一步发展,透过“器物”我们又看到“制度”层面的进步:文明时代建立了各种规则,包括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相处的规则,各种规则的分类集成,进入不同领域而得以命名,就是制度,制度的国家强制化就是法律。他总是通过各项社会事务和个人行为表现出来:比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军事战争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制度、文化制度;哪怕一个企事业单位内部他也有制度,比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工薪制度、奖惩制度等;通过这一系列社会事务和个人行为,才认识到“器物”和“技术”、“规则”和“制度”的进步,才能体会到“文明”的继续深化,通过“精神”价值层面的事物来体现。这如何去看?

  如果说“制度”的效用是通过这一项项社会事务和个人行为表现出来,其作用是刚性、显性、约束性、应答因果性、形而下,那么“精神”的效用总是通过个人行为表现出来,其作用则是柔性、潜移默化、非约束性、非应答因果性、形而上。文明总是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事物来体现,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治、经济、军事的作用总是表现为更强的规则性和制度性,更强的刚性,更显著的显现性,更强的约束性,更直接的应答因果性(比如给你一袋金,你必须给我一只羊,这种应答因果性就是交易规则所具有),更显著的形而下――这项比较可以说是相对于前列几项的抽练;比较而言文化则表现为更强的精神性,更显著的形而上。

  于是我们观察一个文明社会的存在和运动,应该从逻辑和实证两方面看。

  就逻辑上看:总是从刚性方面到柔性方面,从显性方面到隐性潜移默化方面,从约束性较强方面到约束性较弱方面,从应答因果性较为直接方面到应答因果性不太直接方面,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由简单而复杂这样一种连续过程,当然可以的话你还可罗列几项比较,总之就象由明到暗的连续光谱。连续光谱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你无法在“器物”、“制度”和“精神”他们间划一根清晰的界线,指出他们究竟谁谁谁;第二层含义是,不必完全按照“器物->制度->精神”这样的先后顺序,也许某个过程是“制度”走先,也许“精神”走先,也许三者共同发挥――大部分情况就是这种。

  就实证来看:文明体总是存在和运行于政治、经济或文化等各项社会事务上,体现在个体行为中,这里也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其中任何一项事务或行为都可能兼有器物、制度或者精神属性;第二层含义是:器物、制度或者精神属性的任何一项,都可能同时存在和运行于政治、经济或文化等各项社会事务上,同时体现在个体行为上。就这两层含义说,“器物”、“制度”和“精神”总是三维共体的。

  你比如建造一个凳子看作一项经济活动,具有器物性,可是板凳的形状、颜色等物理特征无不体现出建造者和使用者的精神方面,因此也兼具精神属性;板凳的建造过程是在规则和制度约束下进行的,比如木材的选用、砍伐、运输,工具的使用,商业交换等等一系列必须符合规则和制度,因此具有制度属性。再比如社会革命他总的倾向是“制度变革”,具有显著的制度性,但这个“制度变革”一定同时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项事务中,也必然反映在个人行为上,否则就称不上“社会革命”了。

  总之:从逻辑和实证两方面看,文明体或任何一项社会存在和运动,他总是三维连续而共体。梁启超“三期论”与文明“三阶段说”等价,那么三维连续共体自然可以推及三期连续共体。

  四、因果律VS共时律:传统思维与现代思维关于文明认识上的差别对我们当下思维的影响

  以上我们从文明观察的“四要素说”到“三阶段说”再到“连续共体说”,来统摄理解中国社会改造的说与做、行与思,理解梁启超的“近代化三期论”。无论“四要素说”、“三阶段说”还是“连续共体说”,他的底层基础、思维材料来自分科别类――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就是某种分科别类。我们的分科别类思维是从明末清初徐光启那代人开始的,那时科举还在,历经200多年直到满清末期的废科举,上世纪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那代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再到1949年后几代的日臻完善,比如中国教育部2011版本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按门类、学科大类和专业三级体系,设置13个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军事学、艺术学),110个学科大类,下面再有无数个专业。这只是人才培养方向,其实可以有不同目的(比如面向社会宏观运动)的“分科别类”,他们大同小异,进入一个门就可以出入其他门。这种分科别类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由刘向、刘歆父子按照经、子、文、武、天、人六个维度奠定的“六略”分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略”以后也有稍稍小改小弄(比如魏晋以后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但大体思想如此,进入这个门也可出入其他门,他是我们华人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思维方法,他是科举的基础,他与西方思想影响下建立的分科别类迥然有别,中西两个门很难互相串门,除非专业工作者。今天华人关于“文明”的看法,他的底层基础和思维材料就是西方思想影响下建立的分科别类,这件事是很难改变的,这需要理性清醒认识,发脾气也没用。有个笑话:当年有大量新名词通过日本转译涌入中国,引起一些人不安,包括张之洞。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示“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也是外来的。这件事下面我还会说一些。

  过去的是历史,当下的是社会,中国人长于过去经验,成就了发达的史学传统,包括诸子经学等,但却乏于当下社会的洞悉;中国人的宇宙本体论思想也颇为丰富,比如炁本论、数本论、理本论、无本论等,但却疏于人本世界深入考察。另外中国传统思维阴阳二元论,体现在语言上的“二元对举”(比如无所不在的黑白、强弱、好坏、上下、明暗等等,中国语言多半这类二元对举式),近代西方唯物主义世界观或者唯心主义世界观以及他们关系的学说,一旦进入中国便与传统阴阳思维一拍即合,经子、文武、天人、心物简直是无缝衔接,其实西说比附传统是个郢书燕说。这可不管,他却死死的扣住华人思维,比如我们总会说“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问题来了:这个“物质”我明白,可“精神”怎么个抓法?他与基于分科别类上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宗教、文卫、体育健康等等究竟何种关系?唱歌、跳舞、绘画、写诗、读小说固然提升精神文明,那么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是否属于“精神文明建设”?如果是,那么推而及之,“辛亥革命”或“1949年革命”是否也属于“精神文明建设”?是否属于精神领域?推进任何一项事业,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你怎能辨别其中的“制度”与“精神”因素呢?在传统思维过于强烈下,过于“心物”二元对立,过于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何者第一性,他必然会走到这个地步的,人的语言是没法改变的,娘胎带出来的。

  结果,一桶浆糊还是一桶浆糊,你任何一个完美回答,我总能找出两个破绽。理论指导实践,理论一塌糊涂,实践必然颠三倒四。关键在于没弄清楚:基于中国传统《六略》及阴阳二元思维的经子、文武、天人、心物等思维,与基于西方分科别类的思维究竟何种对应关系?

  我这里打个比方,一个西瓜可以有不同的剖分方法:比如把西瓜放在砧板上,把他切成两半,我们可以从上往下切,这是一种剖分方法,也可以横切,从左往右切,这也是一种剖分方法。当然也可以斜切,比如东北角往西南角斜切,或者西北角往东南角斜切。这样的话显然可以无数种剖分方法。我们把所要观察的文明视作一个西瓜,基于西方分科别类的思维就好比从上往下的一种剖分,基于中国传统《六略》及阴阳二元思维又是另一种思维方法,好比从左往右横切。

  近代西方唯物主义世界观或者唯心主义世界观以及他们关系的学说,进入中国已经一百多年,一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以为是马克思主义,其实其底层思维是中国传统的阴阳二元论,实质是个嫁接、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完全走了调;而我们当下实际观察文明、研究社会的思维却是基于西方的分科别类。似乎没有人愿意去厘清两者的关系和矛盾,这是我说的“认识论上的原因”之二。

  因果律VS共时律

  西方引进后的二元论与传统二元论形似而神不似 。引进二元论二元之间是不平等的,讲究第一性第二性、作用和反作用,符合因果律;传统二元论二元之间是平等的,讲究共时性、整体效应,符合共时律。共时性是西方人创造的概念,然而他却受中国阴阳观念影响而来,首先运用于语言学,后来蔓延到其他领域,特别如《量子力学》和《亚微观物理学》,没有共时性概念几乎就建立不起来;爱因斯坦一拨人坚持因果律,相信“上帝不掷骰子”,而玻尔一批人则坚信共时律(玻尔研究所的图标就是太极图),他们殊途同归,然而哲学迥异――这本身就值得我们做第二次解释。

  不合时宜的共时律应该抛弃,华人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比如中国传统的阴阳八卦算命,其中就有共时律原理,我看不合时宜,可以送入历史博物馆以供后人缅怀,巫蛊术、吃啥补啥等一大批民俗,我看不合时宜,可以抛弃。但就整体看,共时性强调整体效应,这个效应绝不是“一加一大于二”或者“作用反作用”,而是华人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应该坚守。物理世界的“亚微观”,人文社会领域的“巨宏观”都是共时律大展身手的领域,许多难以解释的都可用他来解释,特别当今世界处于巨大的不确定风险,各国精英都从共时律中找到灵感,找到决策依据,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嫁接后的二元论极大的牵引和影响当下华人的思维。传统二元思维他依托庞大的汉语二元对举式语言,在最高的哲学抽象上以“阴”和“阳”作为二元符号,落入各不同领域亦有相对应的二元符号,思维法则整体上表现为华人特征;引进后他仍须依托庞大的汉语二元对举式语言,但思维法则上逐渐滑向西方,极大的牵引和影响当下华人的思维。比如我们研究文明,观察社会存在和运动,前面一路术语下来,无论“三期论”、“四要素说”还是“三阶段说”,他至少三个变量,而传统思维二元变量,因此就存在“缝隙”,但是传统思维强调的是共时性和整体性,二元的数字特征只是表现层,因此可以通过“三阶段”到“连续共体”的过度,来弥补他们间的“缝隙”;而嫁接后的二元思维过度强调二元对立,那又如何与“三阶段说”弥补缝隙?比如社会存在和运动中“制度”维是必不可少的,你又怎样与二元中的哪个元形成对应?“制度”也即“规则”固然是人类心灵和精神的产物,规则就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相处之道,他的终极之源来自哪儿?来之“道”,也即规律,规律与规则一字之差,他却完全来自心灵之外的“道”,来自于形而上的存在;由此回看“制度”或“规则”,看似心灵和精神之作,可他来自于“道”,不能归之于精神。

  纯理的方式讲解“因果律VS共时律”是不直观的,我就用“矛盾之辩”与“弓箭之喻”两个故事来解释。

  矛盾之辩:有一个人卖矛和盾,夸他的盾最坚固,什么东西也戳不破;又夸他的矛最锐利,什么东西都能刺进去。旁人问他: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怎么样?

  弓箭之喻(夏人争矢):一个人拿着一支箭对别人说:你看我这支箭,没有一个良弓配得上我这支箭,另一个人说:你看我这张弓,没有一支箭可以配得上这张弓;羿(古代善射者)对两人说:如果没有弓,箭怎能射出去?如果没有箭,怎能射中靶心?

  弓箭之喻就是个简单道理:弓和箭作为一个整体(共时性)才能表现出良劣性;弓箭之喻的哲学含义就是太极,也即:同存同灭、阴阳互抱、互根互生;互补互衬、互为背景;阴不侵阳,阳不犯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不阴则不阳,过阴则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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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思想界在两种极端情况:要么就是胡吹海侃,没有任何理论和哲学依据,要么就是“唯心”与“唯物”必居其一的哲学,而又左顾右盼回避实际(弓或箭)。

  五、“近代化三期论”应该从徐光启那个时代算,并且三期连续共体、相互交错、螺旋递进

  这里强调一下!!!

  “(三维)连续共体”已经说明一个道理:“器物->制度->文化”并不是一定有个界线分明的严格分期,先完成“器物”建造,再完成“制度”变革,最后再完成“文化”改造这种绝对顺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三者相互促进,成螺旋状递进,三期连续共存一体,体现在任何一项社会事务、个体行为或文明发展阶段;某个阶段也许以“器物”建造为主,辅以“制度”变革或“文化”改造,也许“制度”变革为主而辅以“器物”建造或“文化”改造,也可能“文化”改造为主。以我的看法:中国自明末清初徐光启那代人开始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今天当然仍在“局”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从徐光启那代人到1840年“鸦片战争”一百多年,制度变革不明显,文化碰撞和制器进步共体表现,对社会整体和文明进化无显著影响。利马窦西方传教士进入后中西思想激烈碰撞,包括宗教与科学(比如翻译“几何原本”),皇权和精英也开始了制器,从各种机械玩器、天象观察仪器,到实用性战争工具比如红衣大炮。制度变革不明显但也终究有几例,比如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东南沿海(苏州、杭州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新教材好像没有这些内容?),这些都可能促使制度变革,但是促进变革的阶级未出现,不曾有根本制度变革。

  1840年“鸦片战争”到今天,这一百多年经历了多轮“器物->制度->文化”的大起大伏、相互递进,其中器物进步、制度变革或精神彰显,三期虽然连续共体但清晰可辨。“鸦片战争”到1949年间的几件大事,比如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幼童留洋、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及新生活运动,就可看作一轮递进;1949年革命,1949年后的建设高潮、“文革”亦可看作又一轮递进。其实每轮递进中间也有更小的前后递进,事实上类似“辛亥革命”整体观上是一次改朝换代的制度大变革,但其中文化观念的嬗变不亚于朝代革命本身,例如贯穿其中的“男女平等”、“剪发”、“禁小脚”等等观念习俗的革旧布新,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就是集推翻满清政权与播撒基督教天启观念于一身,制度变革的促进与文化观念的引进融合于一体的运动;同样看“新文化运动”整体上是一场文化运动,但他对制度变革的促进作用绝对不亚于一次社会革命,我们今天许多制度比如教育制度(包括他的学制、教材等一些列)改革都拜那次“新文化运动”――虽然1949又来了一次更新,但基础框架是那次已经奠定。

  梁启超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自述是“祝寿文”、“命题作文”,是为“五十年”,但未必五十年算起,可以从明末清初徐光启那代人算起。拉长时程看得更清楚,规律更彰显。

  总之:中国近代的“器物->制度->文化”变革(或革命),应该从徐光启那代人算起,历经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朦朦胧胧、忽隐忽现、三期连续共体、成效不彰,后一阶段则是大起大伏、相互递进、三期连续共体但清晰可辨、进步显著。

  后一阶段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不想被人质疑:你这划分就是为了印证“刺激-应变”说,其实未必有道理。可是不这样,你又能怎样?材料都在这,你也试试看。

  六、“文化”究竟是什么?也许我们卡壳就卡在这儿

  人们对文化的整体印象似乎是:众口一词、无所不在又无处可寻、亦虚亦实。中国语言很少有确切内涵定义的,你要定义他的内涵,往往要到各语境中去“挖掘”;这也不能怪老祖宗,关于“文化”的定义,全世界据说超过180多种,这就不能全怪中国老祖宗。其实放在中国传统语境下,无须定义就能清晰理解。因为中国语言是二元对举式,他有这样的功效。比如“上下”一词的含义,你无须定义“上”,也无须定义“下”,两个对举同时就能理解他们的内涵。中国语言核心部分多半这类二元对举式,“文化”是否也可寻找到他的对举?是否可以是“武化”?我没做过这方面试验,最关键的问题在我们的语言和思维已无法回到过去,无法回到传统,这件事我在前面“因果律VS共时律:传统思维与现代思维关于文明认识上的差别对我们当下的影响”有交待。

  多定义就是没有定义,认识他的办法还是有的,可以用逻辑排除法:比如十个已命名的事物,九个被排除,不属于文化,那么最后剩下的就是文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三属性法(也可说是三个维度、三个侧面):刚才用“器物->制度->精神”三阶段来标志文明,其实也可用“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属性来观察研究“文化”。“器物”、“制度”、“精神”是吸附于文化(这里指文化一般,不是具体文化)的三种属性,虽无法确切定义文化的内涵,但无碍于一项项罗列:比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文化;比如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比如听觉文化、视觉文化、影视文化;比如考古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比如筷子文化,甚至我还看到“马桶文化”呢,他是厂商们召开的坐便器博览会――上海以前很多博览会,现在都讨巧改名了,都叫什么什么“文化盛会”。这么多文化!难怪很难给他一个定义,但对于文化一般,我们总可以从这三个属性上去理解观察。对于某具体文化,也许某个属性更彰显一些,某个不那么显著;也许还不止这三种属性,比如体育文化,他可能还有“行为”、“运动”属性,这里也就示范一下,三个就够了。

  比如陶艺作品是正儿八经的文化,具有物质(器物)属性,更具有浓厚的精神属性,其实也具有制度(规则)属性。怎样取土、怎样制作、怎样烧制等涉及一系列工艺,他是规则和制度串起来的――工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极为复杂;有些国家可以制作,有些国家有禁令,不得制作淫秽作品,宗教极端国家不可以塑像,这与制度有关,陶艺作品肯定凝结了制度属性。任何冠以“文化”的事物都可依此类推分析,看看其中有哪些属性,有些彰显一些,有些隐含些罢了。

  文明与文化极易混用,许多语境下他们确实可以互换而不致误解。一般可以三个方面(三种语境)辨析他们:

  1、文明一般施加于整体对象,比如国家、社会、人群,而文化既可施加于整体对象,也可施加于个体对象;

  2、文明隐含有序性,文化则不特定。比如文字,他与人们交流有关,最早与通神有关,他就导致社会朝向有序化;比如城市,他既是有序的产物,又是有序的保障;比如神庙,他是社会等级序列的精神保证;比如青铜器,中国的青铜器与基本就是礼器和兵器,起源于生产的青铜器比例很小,外国出土的青铜器也是用于军事的比例高于用于生产,因此青铜器也隐含有序性。

  3、文明具有动态性,隐含一个时间轴,文化一般是静态性,有时虽也隐含时间轴,但不具有动态性。我把文明四要素说转换为三阶段说,也是意在突出其动态性。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所说的“三期”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例。梁启超将华人在此“三期”中的心理过程也记录描绘了下来。比如他记录到: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

  ……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

  ……

  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七、通过改造文化和提升精神价值来改造我们的民族性

  标题所说是个老套话题,每人心中都有个自问自答,不容易说清楚。原本想放在以后再说,时间还没到,现在说说不清――前面一大堆铺陈意在强调这件事,难度很大,时间还没到,现在说为时尚早;前些日发表了《柴静的美学观与善恶无关,可能更与“个人趣味+国家威权”有关,更有可能她还不自知!》(以下简称“柴文”),觉得有些事不多说一句容易遭曲解,恰巧论坛读到韩毓海的《“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以下简称“韩文”),两件事有共同处,应该说一下,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民族需要进步,这是全民共识,“五四”就已取得的共识,无须赘言。其实魏源那代人就已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启了民族解放和改造进程。改造者,向着进步的方向变化是也,并不是网上某些人胡说八道的“向西方人看齐”之类;可怎样走?革命或者变革只是激进和缓进的方式不同,不是目标本身,目标究竟何至?梁启超曾有“近代化三期论”,我们前面条分缕析,这个目标应该是通过“文化”来提升民族的精神价值。因此这个文化应该具有全民性,文化确实具有阶级性,但是全民性也是客观的;阶级性和民族性齐头并进,这里就有个规则安排问题。前面几节算是技术性铺垫,接下来我们说道说道。

  百多年来热词统计发现,“文化”一词出现的频率大大盖过其他,除了清末民初、抗日战争和1949年前后年代,类似“打倒”、“革命”、“斗争”这类热词占尽风头外。伴随着热词的是一股股文化思潮,比如“五四”期间的民主和科学,1917年蔡元培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八十年代的“知识就是力量”,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思潮促进下的社会运动,比如上世纪前半场与后半场共四次文化运动。通过这些热词、思潮或社会运动,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有共同的心理愿望:不仅要有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来促进制度变法、改造社会,更有要有心灵的触动和精神提高,而这除了文化不足以堪当此任。

  这百多年恰好也是世界革命风起云涌、改朝换代前仆后继、民族解放前浪后浪,中国是三千年大变局最剧烈的时代,世界何曾不也如此;但依我看来,华人对精神领域的要求比其他任何民族和地区都来的急切、都来的提高。比如俄罗斯“十月革命”而成为苏联,但是苏联人民对俄罗斯的精神反对,远不如新中国对旧中国。对不起!我也不是这方面专家,没有专门研究,只是某种直觉甚至幻觉,只凭有限的阅读产生的直觉。这些直觉来自比如,普遍而弥漫与民间的“英国贵族传递wifi纸条需要用托盘”、“我的中文名叫‘小沈阳’,英文名叫‘肖声样’”,小小的争吵竟会引来“种族有优劣”,刚拿绿卡就会对同胞们直斥“你们中国人”等等思潮。这些思潮固然反映出一部分国人的精神贵族甚至种族主义倾向,不也可以间接反映出华人对精神领域的要求比其他任何民族和地区都来的急切、都来的提高?

  确实,精神领域的要求,华人似乎比其他任何民族和地区都来的急切、都来的提高;但也正是如此,道路愈加曲折崎岖,依我看来两股倾向左右着文化,使文化失去了自性:过宽和过窄两股倾向。

  过宽的倾向,比如“泛政治化”:这股倾向反映出的是急切性,急切的想通过政治来改造和提升人民的精神面貌,然而欲速则不达。政治与文化固然难分难解,比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还要紧密,但毕竟两种事务,政治和文化都具有规则制度属性和精神价值属性,前者主要在约束规则和建立制度为主,后者主要在精神价值属性。规则制度可以通过一次或若干次“动作”而见效,甚至可以通过社会革命来立竿见影,而精神的改变则是漫长的潜移默化过程,前面我用术语“连续共体”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读“韩文”引发的感想。我赞成“韩文”的思想,共产党人不能弱化文化和精神领域的领导权,而应该加强。而政治与文化,规则与精神毕竟两个领域,虽然连续而共体,不曾一根清晰界线,但在具体语境下人们还是可以把握他俩的不同。确实这种“潜移默化”、“把握”本身也是需要规则,甚至“艺术”,但不可不察。

  过窄的倾向,比如“文艺代替文化”:这股倾向反映的是精英志趣一旦与公权结合,他就可能强加民意,这是“柴文”表达的意思。大家也许都有这样的感觉,媒体一提文化准能一下子指向文艺,一提起文艺则不是吹拉弹唱就是琴棋书画。文艺确实是文化,但文化不全都是文艺,哲学是文化,他使人清晰聪明;宗教是文化,他教人信仰;科学是文化,他授人知识;吹拉弹唱、琴棋书画也都是文化,他使人高雅、情趣多端。这个道理太简单,谁不明白?可愈益窄化是个不争事实。“韩文”说对了!这里有个文化领导权问题,由“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来领导文化,他整天满脑子淫辞滥句,用这种淫辞滥句收获偶像崇拜,特别是少男少女,他们可是这个民族的未来;由“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来领导文化,那他一定以个人闲适意志充当崇高神圣。

  两种倾向就象硬币的两个面,是同时存在,但未必沆瀣一气,很可能互为因果;你过分的“吹拉弹唱、琴棋书画”――以前的说法叫做“小资情调”――我就要政治来约束你一下子,你越是要约束我,我就越是要反弹一下,结果两种倾向你追我赶、死缠文化,使文化失去自性。这本身又要回到规则制度上,需要更好的规则去调适。

  真的!文化究竟要什么?他就是为了弥补政治的不足,通过个人精神的提高达到整个民族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而这确实又需要更好的规则去调适。

  八、文化可以且应该超越

  前面一个圈子兜下来,由文明说文化,为的是精神,这就要说民族性。

  存在民族性吗?这个话题简直不能提起,因为主观性太强,任何方面开说都会被“对号入座”引起不适。有些朋友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民族性;当然他理论上也承认民族性是客观的,但只要你开口说,他就会批判你,说你阶级性与民族性搞混淆了。确实!这里需要极高的理论水平和社会心理的洞悉力,既要阶级性与民族性他们谁是谁的理论把握,亦要避免不必要的“对号入座”引起不适。

  办法还是有的,我先引一段毛泽东同志对鲁迅先生的著名评价,然后展开我自己的理解。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提出: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看到吗?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当然未必每个人都同意,特别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鲁迅的作品一篇篇从课本删除;当然有人最后统计,绝对数量没有减少,而是较大的“改头换面”,已不是我们熟悉的“鲁迅”了。也许用心良苦,减少“对号入座”引起不适。我就从“人血馒头”、“围观杀人”、“男扮女装”、“傩鬼通过占有女人还魂成人”四则说起。

  “人血馒头”是鲁迅小说《药》中的故事,讲的是华老栓用“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的故事。说实在的,鲁迅小说并无多少艺术性,近乎直白呼出;一些艺术家过于“意象”之类文学解读,反而湮没了直白呼出。进入中国古代文本记录世界,频繁的记录到古代华人“吃啥补啥”习俗,极端例子亦有吃食人体,这已近乎恶俗。恶俗往往假借正当理由,比如“处决人犯”、“饥荒”,当然也包括“治病”。古代华人是否当真信仰人血可以治病,我不曾研究,但是亵渎人体确实是普遍现象。以前解读这篇作品,或者认为其立意是表现“民俗愚昧”,或者表现“同情革命者”,我以为是揭示“文化根由”。鲁迅笔下的华老栓是不恶的,没有半个字写他的恶,最多也就愚昧,但是恶俗却是恶的;不是这层意思,那真枉费了鲁迅的直白。

  “围观杀人”则是鲁迅亲历事件,并由此改变他的人生。鲁迅留日期间外出看电影,片头加映中有俄日在中国土地发生战争,中国人被当间谍逮住而杀头,一群围观者全都是中国人。这件事对鲁迅刺激很大,因而萌生“弃医从文”,拯救国人灵魂。有研究认为鲁迅愤中国人精神麻木,起而拯救灵魂。有人考证鲁迅是否真的经历过此事件,其实这已不要紧,“围观起哄”乃至“围观杀人”以达精神之娱,这在这块土地上确实并不少见,不必古代记录中找寻,近几年经常见诸报道,有人高楼跳楼自杀,底下一群人围观起哄。这已不再文字描绘而是手机直接摄录传之网络,大家都看到围观者们面部刺激欢乐的表情,比鲁迅文字描述直观真实多了。这固然“鲁迅愤中国人精神麻木,起而拯救灵魂”,也许“鲁迅愤中国人没有民族自觉精神”,然而面对围观杀人者们的刺激欢乐表情,你当真没有其他看法了吗?他已无关精神麻木,更与民族自觉无涉,他与基本人性有关。一个绝望的人腾空跃起结束生命,一群人刺激欢快的面部表情,这张经典照片经常在网络流传,你难道认为不存在需要矫正的民俗心理?

  “男扮女装”,鲁迅似乎对梅兰芳的艺术不甚感冒,他的文章中经常可见“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之类,哪怕不指名道姓,明眼人一看便知指的是梅兰芳。在《社戏》里,鲁迅说他20年里只看过两回京剧,无非是“咚咚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戏台下是“太不适于生存了”。

  《鲁迅全集》中鲁迅化名评论或提到梅兰芳的全部文章共九篇,大都“眼睛是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一幅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这类词句,不象恶句,似乎也不象中性影评。甚至解放后举行的多次纪念鲁迅诞辰和忌辰的活动中,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梅兰芳,很少出席,而且从不讲话;他和鲁迅夫人许广平虽然同是全国政协常委,经常在一起开会、聚餐、合影,私下却从不来往。可见心理芥蒂有多深!

  这不象闲常影评呵!要知道梅兰芳可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是“民族魂”呵,1945年10月10日,上海天蟾舞台,蒋介石偕宋美龄十分郑重走到梅兰芳面前,毕恭毕敬送给他一张宣纸,上写着“民族魂”三字(2008年1月19日《新闻午报》 );1949年后更是声望日隆,比如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士兵在炮声间隙涌出坑道、与之握手,祖国来人了呀!然后热泪盈眶、冲向高地、奔向死亡。

  “男扮女装”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民俗,有两类形象:第一类是欢快明朗,比如北方民间社戏,男人扮掉了牙的老太太,一副滑稽相;第二类就是鲁迅不甚感冒的梅相。第一类形象来自民间,基本是健康的民俗,后一类形象由统治阶级故意导向民间,长盛不衰――据一份研究,上世纪20、30年代国破家亡之际,各路军阀争相涌入剧院热捧梅兰芳,这早已超越艺术心理。

  “傩鬼通过占有女人还魂成人”,这是《阿Q 正传》中故事:阿Q摸了一下小尼姑的头,他说:和尚摸得,我为何摸不得?

  其实是个隐喻,他隐喻一个缺乏男性意识的人,通过占有一个女人来发现男性意识。一个傩鬼般的男人,不声不响的一个猥琐存在,幽灵般的一个移动物,四周人们根本不会在意他的存在;然而他一旦瞄准某个(或某种类型)的女人或女孩,他会以你想像不到的方式夸张对待。通过这种“夸张对待”来显示自己是个男人。阿Q这种类型普遍存在,他们没有传统想像中的所谓“男性意志”,甚至连“人”的一般意志也隐而不显;然而正是那个“小尼姑”的存在,使他“自我男性”得以发现和觉醒;并且这个偶然的“自我发现和觉醒”,会导致往后一系列的事件,甚至改变历史――就这个意义说:小尼姑改变大历史。

  中国文化和传统民俗中具有显著的光明性格:你待我客气,我待你更客气,你待我不客气,我待你更不客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断我一指,我斩你一臂。但也有“畏威而不怀德”、“欺软怕硬”的阴雌性格。鲁迅塑造的“阿Q”大都解读为“精神胜利法”,其实就象鲁迅作品那样,阿Q非常复杂多元,其中就包括“傩鬼通过占有女人还魂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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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作品塑造了许多民俗现象,这里仅抽取经常见诸高中课本的四则,我也经常在红坛发表并通过审核。我们那代人对鲁迅作品解读往往是朝着“阶级性”方向,既使承认其“民俗性”亦往往作“轻量化”处理――比如“围观杀人”解释为 “中国人精神麻木”,很少作“恶俗”之类的“重量化”处理。我今天把他们并拢在一起,意在突出他的“民俗民族性”。

  文明的进步究竟制度变迁还是精神嬗变引起,他们难有确界而是“连续共体”过程;政治与文化、阶级性与民俗民族性确实难有一根确界线,但他们毕竟是不一样的事物。鲁迅确实不曾以理论家形象出现在历史,解读他的作品意义全靠我们后代,需要耐心和智慧:

  比如“男扮女装”是我着墨较多的一类:“男扮女装”乍看纯属娱乐,就连民俗也算不上,可他确实投射到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在红坛经常以“男性雌化”来揭示,并以古代记录中大量的,引起社会动荡的“阳盛之厄、阴盛之灾”现象来佐证。他已不纯是“民俗性”而是渗入强烈的“阶级性”――比如统治阶级授予梅兰芳“民族魂”,军阀的拥趸(甚至军人张学良在“9.18”国难期间也念兹在兹);再比如2018年9月1日,教育部和央视合作的《开学第一课》的“伪娘”妆,借国家公器竟然将手伸向儿童青少年,华人忍无可忍,终于反击。民俗性中确实渗入阶级性,回避阶级性确实无法解读鲁迅。

  再比如“围观杀人”,其中的民俗性非常强烈,读古代文本可以感受其中的强烈性。我们习惯了“轻量化”处理,幸亏现代媒体工具让我们看到:心死之人站立楼顶、举目四顾,怜悯生命的最后一刻,而楼底下乌鸦鸦一片,欢快刺激、唆其赶快一跃跳下。进入古代文献文本,这种恶俗一再展示在我们眼前。比如“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石匮书》);网上曾有一篇《袁崇焕凌迟时被割3543刀,死后近万人哄抢人肉食用》流传;“我”只是这3543人中“取之生食”者之一,心安理得,因为他是汉奸,正如楼底乌鸦鸦一片中的一个,欢快刺激而无须担责,因为我不曾推他下楼顶。

  鲁迅所塑造的这些民俗现象,也不能单纯以统计上的数量去证明其价值,比如“人血馒头”这类恶俗既使最愚昧时代,那也是极少数现象,新时代科学一旦普及就会很快根绝;但不能以统计的数量去理解,鲁迅塑造的文学现象确实很多“意象性”,“人血馒头”象征一种吃人文化,过去往往窄化为意象“礼教文化”,我则更以为就是意象“民俗文化”;科学固然一个清晨就可根除,但是他具有文化的整体结构性,你必定就文化整体去看这件事。比如近年来不断有重塑“礼教”,正确解读“礼教”的学术声音就是一例。“礼教”未必“吃人”,“礼教”对中国文明贡献大大大于他的阴性负面性,鲁迅所意象的“吃人文化”有着更复杂的文化根本性和整体性。

  “傩鬼通过占有女人还魂成人”的意象意义就更大。1949年后妇女政治经济地位巨大的提高,新时代后妇女地位仍在不断提高,有人则以此证明妇女地位的提高,然而就意象的角度看,妇女精神地位仍然低下,既使“西西公主”这样的高贵,“阿Q”这类卑微之徒仍可欺凌(俗称“吃豆腐”)――只要不被人发现,就可实施。

  九、只要道一人一谈马克思主义,全网就笑了!

  确实,这类民俗普遍存在,其中大量的恶俗,需要文化去矫正。八十年代广泛争论的“民族劣根性”,与其对应的就是“酱缸文化”,而争论的结局如此之惨!我已不愿再拾这类话语,期待以马克思主义观去看待,因此就有今天的这个标题,就认识论技术层面,努力切割其中的“阶级性”与“民族性”。我总结之所以“争论的结局如此之惨”,或许正因为以“民族性”掩盖了其中的“阶级性”。

  左翼复兴的当前社会,再拾八十年代的话语确实不合时宜,然而“阶级论”愈益远去,我们则愈益可能“楼底下欢快刺激黑鸦鸦一片”的一个,愈益可能3543人中“取之生食”者之一;是否如此的原因,鲁迅作品要从高中课本徐徐删除?

  我读马克思主义太过功利,太实用主义,就直奔某事而去;道教徒有何资格?是故全网都笑了!好好说话,前面六小节全都废话,这么简单道理竟然兜了这么大圈子。要知道阿,外邦民族谈论恶俗现象,一般运用宗教语言,简单多了,我能这么干吗?

  刚才也说了,今天这个话题本想以后再说,现在尚早,机会不成熟,全因《柴静的美学观与善恶无关,可能更与“个人趣味+国家威权”有关,更有可能她还不自知!》和韩毓海的《“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而来,想谈一谈文化的过宽过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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