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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自由思想”是个什么东东

2020-07-23 17:57:1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猎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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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是一个经常被中国文人惦记的人物,特别是他当年要求不以马列主义指导研究的事情、关于“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名言一再被文人念叨。念叨的人不外拿这些事宣泄自己对毛时代“打压”学术的不满,顺道再黑郭沫若一把。据说今年7月是陈寅恪的130周年诞辰,学术界开始了纪念活动,这段时间在网上、朋友圈、公众号里看到不少文人写的纪念文字,差不多还是这个调调。本人也一时兴起,随便说上几句。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本身当然没啥不好,作为一个读书人,都是向往这种境界的,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就十分崇尚个性自由,曾说:“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成为新中国主席后也一直提倡人们要打破条条框框,敢想敢干。可是,对于任何一句话,如果脱离了发言者的身份和言论针对的对象,孤立地评价这句话本身,是毫无意义的。“自由”看上去不错,但首先必须看是什么人在要求什么样的“自由”。就像资本家要的自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好剥削工人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能跟着资本家一起去追求这种自由。无产阶级需要追求自己劳动的自由,但这就需要消灭资本家的自由。如果是资产阶级在高喊“自由”,无产阶级绝不能追随而去,反而应该明确阐明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

  文人们高喊的自由主义本来里面有很多内容也不坏,本人也不讨厌,可现在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多是一些在高校掌握着各种资源的学术大佬,他们标榜的自由就是让他们能够彻底掌控学术界、能够自由地剥削高校的青椒和研究僧。他们对政府,高喊自由主义、给予高校更多自治权;对青椒、行政人员和研究僧,则又会大讲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的重要性,以强迫他们为自己打工。“自由主义”、“集体主义”在他们眼里,也无非是可以随意拿来的工具而已。所以,本人从不跟着叫兽和官僚们一起大喊“自由主义”,也不盲目跟风喊“集体主义”,我只看它的具体内容对哪些人有利。

  陈寅恪所宣扬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和他拒绝接受马列主义这一行为又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呢?首先,很明显,他坚持的是民国教授们的传统治学方法和风格,并且力图让这套学术方法继续统治新中国的高校。这些方法当然有很多值得重视的内容,但是当它们成为统治学术界的一种学术规范后,它对青年学生和研究者们起到的是更多的压制作用。就拿陈寅恪本人来说,此人尽管学问浩大,但崇尚繁琐的考据,很多时候的考据其实就是在卖弄自己的学问,把人考据得云里雾里,《柳如是别传》就是一例。他们的方法若是继续成为学术界必须遵守的规范,大量的青年研究者都将终身在这些繁芜的条条框框中皓首穷经。而且这种治学方法也必然只是少数人能够做得了的贵族学问,照此以往,高校就将继续被士绅官宦、资本家出身的教授们把持,工人农民甚至普通市民阶层,都难以进入高校,知识文化仍然是被少数人垄断的神秘领域。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才是一种有助于打破这种少数人垄断文化知识的研究方法,它诉诸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动、阶级斗争的思路去分析、认识历史和社会,越过繁琐考据,直奔要害,这种研究方法更容易为普通大众所掌握。毛主席支持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就是一例。俞平伯的研究代表的是红学家把《红楼梦》进行无限考据、过度解读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把《红楼梦》这部巨著变成远离人民大众、只有少数所谓文人才子专家才有资格把玩的古董文物。王朔曾说红学家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群体,任何作品也经不起他们这样的考据。我虽然对王朔没啥好感,但对他的这个观点十分赞赏。毛主席支持“小人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红学家针锋相对,首先就是要让人民大众都能获得对这些古董的把玩权、解释权;其次用阶级斗争的思路去解读红楼梦中暗含的人物矛盾,深刻指出其象征封建社会的衰败命运,抛弃无聊考据,不仅在格局上远超红学家,而且也让人民群众都能阅读并理解这部巨著的思想意义,所以在批判俞平伯之后出版的不少红楼梦研究的文集,其中都是工人农民战士撰写的论文,而且写得很有水平,比红学家们写得有看头得多。这正说明红楼梦走向了人民群众,不再是一个被少数人占有的古董了。

  陈寅恪和俞平伯本来就属一个群体,他反对让高校接受马列主义研究方法,有如红学家之捍卫他们的“红学研究”,目的都是为了捍卫叫兽群体对中国高校的垄断地位。他们所宣扬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指叫兽之人格独立权、叫兽之思想自由权。叫兽的人格就是让学生做他们的“门生故吏”和廉价工人,自己当祖师爷和老板;叫兽的思想就是要研究者都按照他们的学术规范进行研究,按照他们的观点去解构历史和社会。而在建国初期,那些大学教授的出身,大多数就是地主和资本家,教授垄断高校,就等于地主和资本家继续在教育领域排挤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政治上对教授进行思想改造,在思想上用马列主义研究方法统领高校,不仅无产阶级的政权不能巩固,是文化教育方面,新中国也会和民国一样,文盲遍地,大多数人知识文化水平很低,只有陈寅恪这种少数“民国大师”在那儿出风头秀学问,万人崇拜。你要说新中国“打压”了这些“大师”,我也赞成,但我很认同这种“打压”,因为这个“打压”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是给了“大师”自由,无产阶级就没有学习文化知识的自由了。

  当然,事实上陈寅恪在文革前也没被新政府怎么样,仍然继续当他的教授,做他的学问,只是被晾一边了而已。他本人也不是啥坏人,后来在文革的遭遇也令人同情。可是,这样一个垄断中国教育和学术界的贵族群体,被普罗大众打翻在地,乃是代表着历史大势、人间正道,不可用个人的际遇来衡量一段大历史的转折。今天,当“陈寅恪崇拜”四起之时,当这个群体又重新建立了对高校乃至社会舆论的垄断时,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红学家”又卷土重来,学术研究不仅再次成为了被他们的“学术规范”所束缚的笼中鸟儿,并且成为了大佬们的产业,连教育本身,都成为了压在普通老百姓头上的一座不堪重负的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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