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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腾飞方方之流跟主席的最大区别

2020-07-22 11:45:12  来源: 百韬网   作者:百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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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1968年7月28日主席召见韩爱晶等,韩问了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这确实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大问题”。在座的人骂韩不懂事,而主席坦率地回答说:“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在主席看来,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

  因此在1966年的滴水洞的信中,他预言:“我断定他们(右派)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果然,在主席身后,各式各样的精英跳了出来,按都按不住。前几年有学术超男袁腾飞,今年有方方,还有那些不男不女的季某某之流。他们自然也讲民主,自由,但跟主席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相信人民。在这个“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看来,历史就是精英写的,人民嘛,不过是猪、贼王八,是不算数的。在袁腾飞看来:“今天网络上的那帮愤青们,全是这一类狗穷光蛋,没有一个出过国的、没有一个读过书的。”方方更是集大成者,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嘴脸,还自认为唤醒我们这群被蒙住眼的无知屁民。在精英看来,知识精英的任务,是设计出最优的制度蓝图。而政治精英的,就是说服人民接受这个制度蓝图。

  蓝图,无论是什么蓝图,看上去总是美好的。但请记住,主席生前反对任何由精英事先设计的蓝图--无论是共产主义蓝图还是美式民主的蓝图。关键在于人民是否参与,“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是主席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最大的区别。

  所以,不管是前苏联的盖达尔集团,还是今天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管叫做美式民主,还是称为时下流行的“顶层设计”,只要把人民群众排除出管理之外,就是假民主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负责在纸上完成学术上的理性设计,一个制度是否能正常运作、是否优于其它制度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一旦设计出来一个理论上的最优的制度,剩下的任务就是把它实施于人间,从此完事大吉。真的有这么简单吗?盖达尔可为前车之鉴。我读得书少,没有能力对精英说三道四,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再打着主席的旗号。

  精英们认为学术、知识等等是理性的、价值中立的、和权力无关的,但是马列主义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者的看法完全相反。最可笑的是,精英们以精英之腹度马列之心,总是很可笑地批判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等几个人在实验室里捣弄出来的,他们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书是马克思的书,几千万人读死了!这种轻佻的论调,不是视群众为群氓又是什么呢?

  顶层设计论反映了一种轻视群众、把社会过程视同物的管理的精英心态。实际上,马克思和这种精英式的设计论完全没有共同点,马克思奉行实践论,它认为:建设新社会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而是在实际做的过程中实现的,体现在与天斗、与地斗特别是与人斗的实践中。维新变法是不是实验?辛亥革命是不是实验?哪一次不是人头落地?再说了,那一次革命是几个专家教授在实验室里搞出来的?为什么能够吸引千百万人参与?

  倒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充满了为了贪婪追求狭隘的私人利益,将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作为试验场的残酷事实,这种试验有的是由众多私人分散地进行的,有的则是由垄断资本操纵国家机器进行的,尽管有些试验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很多试验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包括野蛮的殖民掠夺甚至世界战争等等。

  西方学者声称资本主义进行分散的私人试验,能够遏制风险相对来说社会代价较小,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将试验方向服从于狭隘的私利,充分释放出私人竞争谋利的贪婪欲望,累加起来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亲身体会过殖民掠夺的中国和第三世界,不会忘记群狼争夺造成的社会痛苦。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社会灾难,却堵塞为了争取社会利益的试验机会,才迫使人民选择了社会革命的道路。人民无法忍受剥削压迫的社会痛苦,进行革命和反抗斗争乃是正义事业,是为了阻止不道德掠夺必须付出的代价。

  假如说,制度论、设计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就是按照蓝图盖房子、设计和建造出一种结构,是对自然的机械性的改造,那么,矛盾论和实践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是博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战略交手,其指导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主席是靠革命战争和广泛发动群众而执政的。制度安排是斗争力量对比和博弈较量的结果,而不是能够随心所欲地设计、从上至下地布置出来的。眼下还是精英们的表演时间,只管师母已呆就好了。有一天台下的观众看厌了,自然会你方唱罢我登台的。

  在实践论看来,无论是社会的总体布局,还是微观管理的安排,都不是仅仅靠在纸上预先解决智力问题,然后机械地付诸实施的。任何一种理想、一种价值观念,只能在具体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实现;在智力上一次性地、预先设计出“最佳”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人类的实践总会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因而也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新的具体的、个别的智力问题,因而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地革命。是否承认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是群众路线和精英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

  谁制订的方案,只会对谁有利。无论顶层设计出多么美妙的方案,例如精英提出的“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就算用屁股想一想都知道这只会成为滥发奖金、公款私存的借口。只要在实践中排除了民众的参与,什么方案都是虚伪的。毛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精辟地道破了这种分歧:“把群众斗争只看作经济计划'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反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者创造的、而不是群众创造的。”

  的确,民众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制度的程度。但是,无视人民的参与,精英的民主难免沦落成是由选举选出民主“暴君”或专政贪腐的权力寡头。知识精英们往往以为可以按照他们设计好的蓝图去改造这个社会,结果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仅仅制宪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因为宪法的实践还需要人民力量的不断成长,因为统治者并不会自动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统治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往往会将法律和制度弃之如敝履。而人民力量的成长是一个极为艰难和漫长的过程。所谓民主归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壮大,是人民和统治力量对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统治者进行讨论和谈判。民主并不是一纸宪法和法律,民主是一个具体的斗争和实践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没有人民大众的普及教育,没有人民政治、经济力量上的发展,就没有民主。民主也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人民是这一进程的主体。世上没有救世主,人民会自己走出一条路来。建设新民主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不是选择何种制度的问题,而是人民在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所以主席从没有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他相信七八年来一次,不断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断冲击官僚体制,促进社会进步,最后实现质变。除此之外,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百韬网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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