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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2020-07-22 11:43:37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湘江长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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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这篇文章已在红歌会网站分节发出,网友感觉每节独立成章,有点零散,难见全貌。为方便网友阅读,现归为一篇。根据网友意见,作了部分修改。对网友提出的有关问题,在注释中作了回复。请网友多提宝贵意见。

  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消灭阶级。对共产党人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关乎共运百年的历史,关乎共产党人的初心,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不提了,似乎社会主义上社会的人们不理会这个问题也行。在国际上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国内已产生资本家的今天,我们来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贡献一点意见,是有特殊紧迫的意义的。

  (一)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涉及内容比较多,我们只能说到要紧的问题。我们先来说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的问题。对工人政党来说,这个问题是令人纠结的世纪难题。

  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实践问题。这就要弄清各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阶级,这是一般工人政党都承认的。但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阶级,按各国共产党的具体实践的差异,说法就不一样了。有没有工人政党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呢?有的。苏联共产党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斯大林说,资产阶级消灭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富农阶级消灭了,剩下了工人阶级,剩下了农民阶级,因此可以宣布阶级已经消灭了。当然,这里说的消灭阶级是指剥削阶级消灭了。消灭剥削阶级,意味着共产党剩下的任务就是就是发展生产力,为消灭工农两大阶级的差别准备经济条件,做好这件事,消灭阶级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显然,苏共所谓消灭阶级,就是消灭原有的剥削阶级。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实践经验当然具有权威性。

  有没有工人政党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呢?有的。中国共产党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到1956年,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的中国,国际资产阶级没有了,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了,地主阶级没有了,剩下了工人阶级,剩下了农民阶级,剩下了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苏联那样采取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方式,而是采取赎买的方式。民族资产阶级将生产资料交给国家经营,不管盈亏如否都收取“定息”。这就是说,中国搞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苏联那样彻底,只能算是基本完成。鉴于这种情况,中共就不好意思像苏共一样,骄傲地宣布阶级消灭了,而是如实承认:阶级基本消灭了,但没有完全消灭,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可以看出,中共所谓消灭阶级,也是消灭原有的剥削阶级。

  可是到了1966年,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大事,大家都忙着搞文化革命,竟然“忘了”支付民族资产阶级的“定息”。资本家也没有吆喝,民族资产阶级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灭了。按理说,这时中共就有资格和苏共平起平坐,宣布阶级消灭了。但是中共没有这样做,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为什么呢?按中共当时的解释,除了还有剥削阶级残余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主要原因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本义是将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可是受中国生产力水平的规定,存在两种公有形式:一种是全民公有,一种是集体公有。在城市,街道工厂的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集体所有。在广大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属于公社社员集体所有。即使是国营企业,也有中央国营和各省、地、县地方国营的区别。由于产品分属不同的所有者,只能实行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各个公社、各个集体企业的经营条件、经营能力的差异,会造成一些公社和企业实际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形成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达到某种临界点,集体公有制就会质变为类似西方合伙人企业的集体私有制。这表明,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还不具备消灭阶级的经济条件。中共认为,所谓消灭阶级就是要做到:使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只要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还有产生阶级的经济条件,就不能宣布阶级已经消灭了。中共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的。

  和苏共不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进程,提出了消灭阶级的新标准。中共强调,不能把消灭原有的剥削阶级与消灭阶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从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来说,不消灭阶级产生的条件,就不能说阶级消灭了。但这并不是说现实社会中存在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事实上,那时的人们并没有看到开工厂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也没有看到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地主。中共当时说的存在阶级,主要是指两种情形,一是还有剥削阶级残余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二是公有制内部还有产生阶级的经济条件。这两种情形是说存在阶级现象和产生阶级的条件,不是说存在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这就是说,也不能因为消灭阶级的任务没有完成,就说现实中有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存在。因此,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会议上宣布,中国已不存在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但还有剥削阶级残余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存在。

  中共的新解释明确区分了阶级和阶级产生的条件,提出了“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的概念,指出了当时不存在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的事实,有利于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存在的新特点,正确地估计实际阶级状况。但不足的地方是,过于强调了老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事实,而忽略了剥削阶级还有再生条件,工人阶级并没有完成消灭阶级的历史任务的事实。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消灭阶级的标志是什么?是以消灭老的剥削阶级为标志,还是以消灭剥削阶级再生的条件为标志?中共的新解释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确切地说,是搁置了这个问题。今天看来,这个问题是不能搁置的,也搁置不了。我们以为,所谓消灭阶级,还是应该以消灭剥削阶级再生的条件为标志,比较稳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问题是事关工人政党历史使命,甚至是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至于某些理论家进而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可能产生出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中共的正式解释没有什么相干。我们还要指出,历史是无情的,没有给予那些自作多情的理论家更多的眷顾。事实上,他们的话音刚落,苏联、东欧就在没有帝国主义入侵的情况下,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产生了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而且几乎是不费一枪一弹,就建立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

  有鉴于此,我们来说说我国新时期是否存在剥削阶级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这个问题,查中共历年编撰的“理论热点面对面”,目前似乎还不算热点,也没有“面对面”的说法。我们认为,现阶段存在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但不倾向说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开办企业剥削工人的私有企业主,实际上就是新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只不过是,理论界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罢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不倾向说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呢?根据历史唯物论原理,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按照这个原理,我国的中央国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就是说,截止目前,私营企业主单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整体上受公有制经济控制、制约,还没有形成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即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但在广大的私营企业主控制的单个企业,确实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经营方式。因此,可判定我国现阶段存在作为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但为了与中共的正式说法相衔接,也为了慎重起见,不倾向说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1]当然,我们照顾中共的正式说法也是有原则的。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不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那就不能再照顾了,那就必须说,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2]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阶级,这个令人纠结的世纪难题,最终不是由吵吵嚷嚷的理论家们解决的,而是由社会实践解决的。

  (二)

  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国际工人阶级政党搞了一百年的社会主义,终于搞清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当然,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丧失了工人阶级政权。但是,要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对阶级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恐怕也不尽然。例如,有些共产党人总结失败的教训是:生产没有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较慢,民主制度没有搞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没有做好,等等。这些原因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我们以为没有说到点子上。我们的国际同志恐怕是在工人阶级政权倒台的一瞬间,才看到了剥削阶级,他们在平常是看不到的,而且事后回想起来,恐怕也没看到。因此,我们就来说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

  我们现在已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时期,剥削阶级是以阶级的形式存在的。例如,明火执仗向苏联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这是作为完整的剥削阶级存在的;目前我国新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我们不把它当做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也是作为阶级存在的。如果剥削阶级都以阶级的形式存在,那就不存在剥削阶级以什么形式存在的问题,直接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就行了。问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过程中,剥削阶级并不是以阶级的形式存在的。例如,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到文化革命结束这段时期,就没有看到开工厂剥削工人的资本家。我们就要问,这段时期剥削阶级到底在哪里?如果有,它以什么形式存在?这才有剥削阶级以什么形式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过程中,剥削阶级以什么形式存在呢?前面说过,中共是以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产生的条件,来定义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的。因此,剥削阶级存在的特殊形式就是剥削阶级产生的条件。剥削阶级再生的条件很多,有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思想条件,文化条件,国内条件,国际条件等等,其中最具根本经济意义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被迫保留的资产阶级经济法则,即资产阶级阶级法权。我们知道,我们的“红色专家”听到这个说法很不以为然。他们找出了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然后他们说,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剥削阶级失去了生产资料就不存在了,何来剥削阶级经济法则?退一步说,即使有点剥削阶级经济法则,还能变成剥削阶级不成?是的,剥削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就不能作为阶级存在了,但剥削阶级产生的条件仍然以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顽强地存在着。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是以平等的经济形式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法则和权力。资产阶级认为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直接占有或部分占有劳动者,都不是什么人道的事,没有天理。资产阶级根据平等的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原则,承认每个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资产阶级法权比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法权“平等”多了,给了劳动者人身自由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但是,平等的等价交换形式掩盖了剥削社会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事实上由资本家占有,工人一无所有。虽然资产阶级承认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等价交换原则占有生产资料,可是事实上工人除了自身以外,也拿不出什么东西与资产阶级交换。工人只能把自己作为劳动力商品与资本家交换,资本家则按生产一个劳动力商品所需的最低费用,付给工人作为报酬。至于劳动力商品在生产过程中,能创造出高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价值,即所谓剩余价值,那就与工人没什么相干了。可以看出,工人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只是一种可以选择由哪个资本家剥削的自由。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工人永远是特殊商品,资本家永远是资本家,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

  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受生产力水平的规定,在经济领域仍实行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原则,因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还被迫继承、保留并实行一定的资产阶级法权。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讨论过资产阶级法权这个剥削阶级产生的根本经济条件,但那次讨论囿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范围,偏重讨论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按当时的说法,‘按劳分配’原则,即等量劳动领取等量劳动产品的权力,虽然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从原则上说,仍然是等价交换框框内的资产阶级法权。由于每个家庭劳动力多寡不同,需要抚养的家庭成员多寡不同,每个家庭领取的劳动产品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这样,有的家庭就可能积攒一定财富,形成生产资料,产生阶级。那次讨论虽然提到生产资料私所有制领域还有资产阶级法权,但没有说明所有制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具体内容,这是重大的理论失误。实际上,资产阶级法权不是通过分配领域迂回产生剥削阶级的,而是直接从所有制领域产生剥削阶级的,我们就按工人阶级原有的思路,来说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具体内容,它是怎样产生剥削阶级的。

  根据等价交换原则,承认每个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这是在所有制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内容。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是否就取消了资产阶级法权呢?答案是:没有完全取消。我国由于生产力水平决定,实行两种公有制形式,一是全民所有制,一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归集体企业劳动者所有,不归全体劳动者所有。要取得集体企业的生产资料或劳动产品,必须实行等价交换。集体企业虽然取消了私人占有制,但它还是承认一个企业的劳动者可以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由于集体企业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和经营状况存在差异,不同企业的劳动者占有的生产资料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表现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按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原则,集体企业的劳动者有追求本企业利益最大化倾向。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集体企业有可能违反集体公有的原则,以等价交换的平等形式,“公平”地把生产资料分给劳动者经营,在事实上削弱甚至是取消企业的公有性质。因此,集体企业是具有公私双重性的企业,是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一种形式。不可避免地,集体企业既有提升为地方国营企业的可能性,也有退回到私有企业的可能性。我国农村广大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迅速解体,县、乡两级社办企业的迅速解体,说明在集体所有制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的势力还是强大的。

  集体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状况就是如此。那么,在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方面,是否取消了资产阶级法权呢?答案是:没有完全取消。同样受生产力水平规定,我国国有企业有不同的国营形式,有中央国营企业,有省、地、县地方国营企业。其中,省、地、县地方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原则上归各省、地、县全体劳动者所有。要想取得地方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或劳动产品,必须实行等价交换。地方国营企业的公有程度虽然高于集体企业,不再承认一个企业的劳动者可以占有生产资料,但它还是承认一个地区的劳动者可以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由于地方国营企业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存在差异,不同地区的劳动者占有的生产资料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表现为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矛盾。按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原则,一个地区的劳动者有追求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地方国营企业有可能违反地方公有的原则,以等价交换的平等形式,“公平”地把生产资料承包给劳动者经营,事实上削弱甚至是取消企业的公有性质。因此,至少在实践上看,地方国营企业仍然具有双重性。不可避免地,地方国营企业既有提升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可能性,也有退回到私有企业的可能性。我国省、地、县地方国营企业的大规模解体,说明在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的势力还是强大的。

  我们再来看看,在中央国营企业的所有制方面,是否取消了了资产阶级法权呢?答案是:没有完全取消。中央国营企业处在各种不同的所有者的包围之中,也必须实行等价交换,甚至在企业内部的不同部门,也要实行等价交换,至少是计价交换。中央国营企业为了参与世界经济,实际会向国际资产阶级作出一定妥协,以等价交换的平等形式,相互交换股权,以达到相互制约的目的。中央国营企业的公有程度高于地方国营企业,不再承认一个地区的劳动者可以占有生产资料。但是,中央国营企业(包括所有的公有企业)实际上还存在由哪一部分劳动者实际经营的问题,就是所谓生产资料全民所有与生产资料部分劳动者实际使用的矛盾。这表现为国家、企业和职工之间的矛盾。中央国营企业(包括所有的国营企业)的劳动者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这一矛盾,如果把全民所有的企业当成本企业劳动者的企业,就可能以等价交换的平等形式,“公平合理”地出让使用权,造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事实上的分离,实际演变成集体企业或私有企业。因此,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包围中,至少在实践上看,中央国营企业仍然具有双重性。苏联、东欧的中央国营企业的解体,我国部分中央国营企业的解体,说明在中央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的势力仍然是强大的。

  我们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前公有制的实际状况,对所有制方面存在的资本主义再生的条件作了简要分析。我们说的并不是什么纯理论问题,就是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工人阶级联合其他劳动阶层建立了公有制,是值得工人阶级倍加珍惜的。但这仅仅是他们在解放的道路上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非常渺小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建立的公有制,虽然否定了私人占有制,但仍然承认一个企业、一个地区的劳动者可以占有生产资料,仍然承认所有权和经营权一定程度的分离,仍然承认生产资料可以等价交换,仍然承认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从原则上说,这里通行的还是“每个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的资产阶级法权。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我国建立的所有制,是一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我国绝大部分公有制企业(从企业个数来讲)发生质变的根本经济依据。可以断言,在强大的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包围中,像中国这样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建立的公有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也就是说,这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公有制建立后,在所有制范围内,社会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仍处于相持阶段,谁胜谁负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根本解决,它既有提升为完全的公有制的可能,又有退回到私有制的可能。当然,我们这个说法,以前的理论工作者没有说过,可能让那些为建立公有制“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工人同志,产生某种失落感。但事实如此,不得不这样说。在我们看来,与公有制伴生的强大的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剥削阶级存在的特殊形式。可能有同志要问,这种资产阶级产生的根本经济条件到底强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现在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它在工人政党指导路线发生偏差的时期,可以迅速地、和平地、甚至“公平和理”地取消社会主义公有制。

  据说,沙漠里的胡杨一旦成活会千年不死,死后会千年不倒,倒地后会千年不烂。这有点像剥削阶级。林则徐当年发配新疆,感念胡杨的生命力,以诗记之:“树窝随处产胡桐,天与严寒作火烘。务恰克里烧不尽,燎原野火入宵红。”[3] 林老英雄若能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剥削阶级,不知又生几多感慨。是的,我们可以推翻剥削阶级政权,可以剥夺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但还不能全部取消剥削阶级在所有制方面享有的资产阶级法权。写到这里,我们耳边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1962年讲的这段话,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曾被中共称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我们知道,有些信奉或自认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甚至有工农出身的群众领袖,曾经讥笑过这段话。他们自以为真理在手,洋洋自得地说什么,“他老人家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呀!”让那些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同志,带着他们的傲慢和勇气,去见领着他们打天下的毛委员吧。历史事实证明,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

  (三)

  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阶级的本义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归私人所有,就趋向产生阶级;归社会所有,就趋向消灭阶级。因此所谓消灭阶级,归根结底就是确立公有制的生产方式的问题。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要建立公有制,不仅仅是受生产关系的规定,即客观要求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同时还要受生产力的规定,即生产资料多大程度上归社会所有.[4]

  中国工人阶级搞了七十年年的社会主义,终于搞清了一个问题,我们建立的公有制是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公有制,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建立公有制后曾经作过这样的判断: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今天看来,这个话虽然留有余地,但仍然是早了一点。所谓留有余地,是指“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这个说法,也可理解为“还没有完全挣脱私有制的锁链”;所谓早了一点,是说工人阶级对我国公有制的过渡性质,还缺乏清醒的认识。我们知道,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任何一个阶级要维持他们的统治,都必须用自己的生产方式解决自己的生产问题。工人阶级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也要用自己的生产方式解决自己的生产问题。在我们看来,工人阶级建立了过渡性质的公有制,还不能算作用自己生产方式根本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只能算是为解决生产问题取得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5]既然如此,中国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个完全的公有制,彻底地解决自己的生产问题,而要建立一个过渡性质的公有制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从历史上看,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生产方式都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但是,剥削阶级的生产方式都是在原有的生产方式内部产生的,相对容易一点。拿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就是在封建生产方式内部产生的。英国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前一百年,就开始用自己的生产方式来解决生产问题。世界历史上很有名的“圈地运动”,就是英国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相互勾结,采用暴力手段剥夺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强行集中生产要素,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原始积累”的运动。英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与封建王朝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又闹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一百多年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的社会化,才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不同,公有制的生产方式不可能从旧的生产方式内部产生。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前,不可能与资产阶级合作建立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实际上也找不到无产阶级化的资本家来合作。显然,工人阶级只有在夺取政权以后,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剥削阶级相比,工人阶级要建立自己的生产方式,难度就大一点。

  说到中国工人阶级,情况就更特殊一点,它的难度还不限于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根据英国资产阶级的经验,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要搞原始积累,集中生产要素;其二是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工业化生产,即实行社会化生产。可是这两个条件,中国工人阶级都不具备。中国当时是一个小生产方式占优势地位,且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的农业大国。工业产值仅为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且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现代工业比重很小,1949年钢铁产量仅十几万吨,连一个大国的生活用铁需要都不能满足。农业靠人力耕作,机械装备的现代农业几乎为零。中国工人阶级面临这样一个世纪难题: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了近百年,但说来可怜,并没有准备下什么大生产的物质基础;工人阶级既要从无到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又要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的工业化历史任务。在这样一个经济水平极其落后的大国,怎样建立公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呢?

  对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已经集中的生产资料,工人阶级可以采取剥夺的方式,直接建立公有制企业。但对小生产者分散的生产资料,应该如何集中呢?能不能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用暴力手段强行集中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源呢?不可以。其一,工人阶级不是剥削阶级,它可以剥夺剥削阶级,直接建立国营企业,但不能剥夺同是劳动阶层的个体工人和个体农民。其二,由于小生产者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简单地集中生产要素,不能实现工业化生产。硬要这样做,只有社会化大生产之名,无社会化大生产之实。那么,有没有小生产者能够接受,又适合我国生产力水平的集中方式呢?有的。首先,个体工人和个体农民都是私有者,都希望通过平等竞争、两极分化的方式,把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中。其次,个体工人和个体农民同时又都是劳动者,也能接受共同劳动、共同富裕的方式,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包括自己在内的集体经济组织手中(不是国家或其他经济组织手中)。前一种方式虽然能集中生产资料,但根据英国资产阶级的经验,需要一个漫长、痛苦的历史过程,而且建成的是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不符合工人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后一种方式虽然生产资料集中的程度较低,但可以比较迅速地集中现有生产资料,而且建成的是公有制的生产方式,符合工人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利益和愿望。换言之,后一种集中方式是工人阶级和小生产者都能接受的唯一的集中方式。这就是工人阶级引导广大个体工人和个体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建立公有程度较低的集体所有制的一个根本经济原因。

  但是,像原始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一样,集体生产方式并不直接等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须是社会化大生产,才能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集体农业企业和集体手工业企业要实现工厂化生产,必须有现代工业提供机械装备和技术,而我国现代工业几乎为零。怎样筹措巨大的建设资金呢?能不能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采取剥削本国人民、掠夺别国人民的方式积累资金呢?显然不能。能不能像苏联工人阶级那样,先暂时放弃集体农业、轻工业的眼前利益,倾其国力发展重工业,然后用重工业装备农业和轻工业呢?也不能。苏联在革命前工业产值比重为42%,居世界第五位,有可能利用现有工业资源迅速积累资金,中国则无这种可能性。那么剩下的办法,就是全国人民通过发展生产,节约生产、生活费用的方法来积累建设资金。这是我国前三十年人民生活提高较慢的根本经济原因。这就是说,为完成中国工业化历史任务,不能生产多少就消费多少,必须有一个积累工业化资金的历史过程。而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仅仅靠有限的国营工业是不够的,必须将小生产者纳入工业化进程,即将小生产者组织为集体企业纳入工业化进程。受中国生产力水平的规定,中国工人阶级被迫选择了以国营工业为主导,以集体农业为基础的工业化道路。西方世界曾经嘲笑过这个道路,以集体农业为基础能搞工业化?!可是就是依靠这个道路,我国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主要靠本国人民的力量,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国,建成了从核工业到加工业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世界各民族的工业化历史中,这个建设速度是罕见的。

  中国工人阶级在建立自己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中,选择了工业化历史进程和公有化历史进程并举的方式。可以看出,这两个历史进程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过程。如果不能实现工业化,就不能建立公有制的社会大生产方式;如果不能建立公有制的大生产方式,就不能实现工业化。我们认为,这是我国公有制具有过渡性质的根本原因。中国工业化道路表明,在工人阶级成为主导阶级的历史条件下,以小生产者为主要成分的集体农民也可以成为工业化的一支主力军,而且他们自身也会工人阶级化。我国八十年代乡镇企业产值曾经三分天下有其一,充分显示了公有制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就是明证。我国建立的全民所有、地方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虽然具有过渡性质,但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在保护工人阶级和劳动阶层的根本利益的同时,超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血腥漫长的原始积累阶段。这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工业化历史进程作出的重要贡献。当然,我们还要特别指出,这是工人阶级成为主导阶级的时代才能作出的贡献。

  (四)

  我们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现在来作个小结。工人阶级建立了具有过渡性质的公有制,还不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剥削阶级再生的社会条件,是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特殊形式;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确立公有制的社会大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使剥削阶级即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才算完成消灭阶级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据我们看来就是如此。下面我们来说说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我们知道,三十多年来,一些自认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英,把阶级斗争说成是青面獠牙,血雨腥风,人间浩劫,惨无人道,扯得一塌糊涂。尽管如此,工人阶级总是要建立公有制,总是要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问题还是要扯的。即使工人阶级不扯,那班精英还是要扯的。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首先说说阶级斗争的形式问题。

  我们通常说,阶级斗争有三种形式,即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以及思想斗争。我们以为,这些形式一般是阶级斗争的外在表现形式。我们这里要说的,不是阶级斗争的外在形式,而是阶级斗争的内在形式。可能有人会问,阶级斗争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形式都是形式,它们的区别有那么重要吗?我们以为,搞不清阶级斗争的内在形式,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就是抽象的。一般来说,阶级斗争的外在形式,主要是指明阶级斗争发生在那些领域,而阶级斗争的内在形式,则主要指明阶级斗争是采取什么方式来斗争的。

  阶级斗争的内在形式(即斗争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外部对抗形式,一种是内部对抗形式。我们知道,阶级斗争是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与丧失生产资料的人之间的斗争,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从阶级斗争的定义看,阶级斗争最终会导致夺取政权,采取社会革命的形式,即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我们一说到阶级斗争,就会首先想到这种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但是,阶级斗争不都是取生死搏斗的外部对抗形式,也有内部对抗形式。例如在反对封建压迫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存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当然具有对抗性质。但在反对封建压迫的共同利益下,工人阶级只是要求资产阶级减轻剥削程度,没有要求取消比封建制度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这种阶级斗争是限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斗争,以不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限,只能取内部对抗的形。无论是内部对抗还是外部对抗,阶级斗争都具有阶级对抗性质,只是这两种斗争形式所规定的斗争内容、斗争程度和斗争策略是不同的,不能等量齐观,也不能混为一谈。

  说到阶级斗争有内在形式,可能会有网友发问:从来听说阶级斗争只有三种形式,你是不是也想学精英,搞什么“创新”理论。我们要赶紧声明,阶级斗争有内在形式,并不是我们的发明,原本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关于阶级斗争的两种形式,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第六章论述“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时,已做过原则性的说明。他写道:“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个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毛泽东同志这里说了阶级斗争的外部对抗形式,没有直接点明阶级斗争的内部对抗形式。但很明显,两个阶级“长期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还没有发展到外部对抗的地步,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内部对抗形式。毛泽东同志把阶级斗争的内在形式看得很重,看成是解决阶级矛盾的方法:“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发现阶级斗争的内在形式,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理论的重大贡献。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贡献熟视无睹,“抱着金碗讨饭”,“提着灯找灯”,结果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如坠烟海,闹了不少笑话。

  我们知道,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文化革命结束期间,即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过程中,阶级斗争的外部对抗形式也很少看到。除了看到有几个人吆喝“轮流坐庄”之外,一般不会看到公开颠覆工人阶级政权的斗争。由于人们对阶级斗争的两种斗争形式认识不清,竟然在社会主义这个阶级社会找不到阶级斗争了。

  有些人把阶级斗争的外部对抗形式与内部对抗形式混为一谈,不承认阶级斗争有内部对抗形式。他们眷恋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脱离甚至厌倦了建立公有制生产方式的艰难而又持久的阶级斗争,希望找到并通过激烈的外部对抗形式,在一天早上一劳永逸地建成工人阶级自己的生产方式。这些人站在街口或村口望一望,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一队队工人和一队队集体农民,正在为公有制的生产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并没有看到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他们把阶级斗争完全看成是对原有剥削阶级的斗争,眼睛一直盯在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身上,每逢大的运动,不论其是否有破坏活动,都拉出来重新斗争一遍,算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账上。后来听说有走资派,又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对当‘官’的斗争,把那些每年都打着背包下乡劳动的县长、县委书记,公社书记,社长挨个拉出来,不论其是否犯过走资派错误,都像当年斗争恶霸地主一样斗争一遍,也算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账上。需要说明的是,对工人阶级内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的斗争,是限定在公有制生产关系内部的斗争,不能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应采取内部对抗的形式,允许人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对被打到的剥削阶级,我们的目的是消灭剥削阶级的生产方式,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除对少数有破坏活动的人采取外部对抗形式外,一般也应采取内部对抗的形式为有利。

  有些人把阶级斗争固有的对抗性与阶级斗争的外部对抗形式混为一谈,以为只有外部对抗才能算阶级斗争,不承认或不大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他们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过程中,很少看到外部对抗形式,那就不会有阶级对抗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了。即使有,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了。还好,看到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彻底消失后,他们也不忘找补一句,有阶级斗争,我们就搞阶级斗争,没有阶级斗争,我们就不搞阶级斗争。一句话,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如果人们要问,究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究竟什么时候会出现向工人阶级叫板的阶级斗争?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大部分时间没有阶级斗争,为什么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夺取工人阶级政权的斗争呢?如果人们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则对人不起,他们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理直气壮的:不晓得。我们以为,晓得就是晓得,不晓得就是不晓得;“斩钉截铁”固然可以说得过去,“理直气壮”则是吓人的,大可不必。如果工人阶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把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建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国,然后忽然在一天早上,发现自己赖以生存的企业成了资本家的,吃饭的家伙也被“砸了个扁儿”,“踢了个远儿”,而且究其原因竟然是不晓得,非要搞清不可的话,得问问河里的石头,那社会主义还搞个什么劲儿?

  以上两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见解,看似截然相反,其实本质是相同的,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有两种对抗形式,从而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由此可见,正确认识和理解阶级斗争的内在形式,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是非常要紧的,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五)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有两种形式,即内部对抗形式和外部对抗形式,人们一般是承认的。但说到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也有两种形式,也有内部对抗形式和外部对抗形式,人们就不一定承认了。如此这般,人们像找不到阶级一样,也找不到阶级斗争了。我们就奇了怪了,资本家找不到阶级斗争,还情有可原,就连那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也找不到阶级斗争了。因此,我们就来说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内部对抗形式。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产生了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阶级斗争最终会取外部对抗形式。如苏联、东欧新生资产阶级颠覆工人阶级政权的斗争。我们还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过程中,即在没有完整的剥削阶级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有时也取外部对抗形式。如反右时期少数右派分子要求“轮流坐庄”的斗争。这是不是意味着,外部对抗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呢,我们以为,不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没有形成完整阶级的少数剥削阶级分子,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公开对抗工人阶级政权,不可能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也没有那么大社会力量,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至少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过程中,外部对抗不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其实,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同志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阶级斗争的外部对抗形式作了预测。他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89,1977.)毛泽东同志判断,外部对抗形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这种形式还可能出现,但已经不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了。可是,一些同志误以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了,他们没有看出,毛泽东同志对他所说的阶级斗争作了强调性的限定,指的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即外部对抗形式的阶级斗争。这里说的是,外部对抗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一些同志也没有看出,毛泽东同志这篇划时代著作,主要说的是阶级斗争的内部对抗,说的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说到人民内部有阶级斗争,可能有的同志感到不可思议。我们来看毛泽东同志是怎样说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认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范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拥护并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属于人民的范围。不论任何历史时期,敌我之间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否具有对抗性呢?一般来说,劳动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而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则有两重性,既有对抗性的一面,也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经营后,还拿定息,没有放弃剥削,因此,它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矛盾。但在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下,即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这个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反过来说,如果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或者工人阶级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两个阶级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矛盾。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人民内部有劳动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有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换言之,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而且处理的不好的话,也会转变为外部对抗形式的阶级斗争。

  可能有同志要问,在民族资产阶级存在于人民内部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承认人民内部有阶级斗争;民族资产阶级消灭后,还能说人民内部有阶级斗争吗?是的,限于当时的社会实践条件,毛泽东同志没有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则比较幸运,亲身经历了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亲眼目睹了民族资产阶级再生的过程,有条件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以为,剥削阶级消灭后,人民内部还存在阶级斗争。而且从逻辑上讲,老的剥削阶级消灭后,新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从人民内部分裂出去的。今天的资本家并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实际上就是前三十年的工人、农民、干部以及知识分子。如果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那就不能解释,在没有剥削阶级的人民内部,为什么又产生了新的剥削阶级。当然,我们仅仅根据社会实践的结果,说明人民内部有阶级斗争,有些同志大概不会心服口服。他们在想,事,确实也是这么个事,可是这没有道理呀!因此,我们还要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大部分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大部分是通过人民内部矛盾反映的。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公有制,是否就取消了社会矛盾呢?没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剥削社会的基本矛盾相比,具有不同的性质罢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剥削制度相比是优胜的,总体上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相适应,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与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不相适应的一面。一句话,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还有矛盾。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除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要根据生产力发展不断调整外,主要是说,我国建立的公有制还存在剥削阶级因素,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前面说过,由于生产力水平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点所规定,公有制内部还承认资产阶级法权的适度存在。我国建立的公有制,虽然取消了私人占有制,但还承认一个企业、一个地区的劳动者可以占有生产资料,还承认公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一定程度的分离,还承认生产资料可以等价交换,还承认不同社会成员和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我国公有制还不能做到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矛盾的。根据毛泽东同志对对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状况的分析,可以得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不完全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生产方式是决定一个社会其他一切方面的东西,所谓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文化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等等,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公有制生产方式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生产资料的社会不完全占有,也就是部分占有,它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基本上能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又不能确保人民的一切利益,因为公有制不能完全占有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工人阶级是管不了的,至少是不能直接管控。这个根本矛盾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诸多的社会矛盾,如:东部发达地区和和西部落后地区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国家、企业和职工之间的矛盾,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等等。对这些矛盾的具体内容稍加分析即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社会不完全占有和社会大生产的矛盾,实质上是公有制内部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大生产的矛盾。相应地,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实质上是公有制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不完全的公有制,是否就取消了社会矛盾的阶级斗争性质呢?没有。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和实质,我们以为,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两重性。前面所列举的社会矛盾,在剥削社会都表现为阶级对抗。只是由于所有制的变更,即社会部分占有了生产资料,才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举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矛盾来说明。这个矛盾在旧中国就尖锐地存在着,严重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均衡发展。在地区关系上,表现为发达地区剥削和掠夺贫困地区的关系;在阶级关系上,则表现为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公有制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生产力必须均衡发展,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关系就变成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的关系。我国六十年代暂时放弃东部地区的部分利益,集中国力投资西部三线建设,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现。但是,公有制的建立,并没有取消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矛盾,并不能自动减少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巨大差别。更明确的说法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矛盾的阶级内容,即地区之间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并没有取消。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是公有制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与公有制的社会大生产方式相矛盾。因此,从原则上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矛盾本身具有的阶级斗争性质并没有取消,只是改变了斗争的形式,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在公有制条件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矛盾,就生产力水平而言,是人民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条件的差别,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的,不至于达到对抗的程度。但这个矛盾就生产关系而言,就生产关系包含的阶级内容而言,又是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具有阶级斗争性质。我们如果对人民内部矛盾的阶级斗争性质掉以轻心,处置不当,如果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扩大了地区之间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或者是动摇甚至是失去了公有制这个前提条件,这个矛盾就会重新变成地区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后三十年随着地区差别的扩大,以及西部地方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大规模解体,我国西部民族矛盾呈明显突出的态势,就是最好的证明。

  根据以上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社会不完全占有与社会大生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而且规定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在此意义上,阶级斗争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6】。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在阶级形式上,一般表现为劳动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殊死搏斗,这是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在阶级内容上,表现为扩大资本主义因素和限制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即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又是阶级斗争的普遍性。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就是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采取人民内部矛盾这种内部对抗形式(当然,也不能忽视还可能出现的外部对抗形式),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殊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斗争,具有消灭阶级斗争的性质,因此是最复杂、最艰难的阶级斗争。由于我国社会主义一般过程的历史只有二十多年,我们目前对这种阶级斗争的规律还知之甚少。我们可以指出的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是限定在公有制生产方式内部的斗争,以不突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限。如果超出这个限度,那就成了外部对抗的阶级斗争。人民内部凡是涉及公有制生产方式的完善或削弱的斗争,都具有阶级斗争性质。在持有工人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策略是将斗争形式控制在内部对抗范围。公有制的建立,并没有取消社会矛盾,并没有取消社会矛盾的阶级斗争性质,只是工人阶级和劳动阶层第一次取得了阶级斗争的主动权,把外部对抗的阶级斗争转化为内部对抗的阶级斗争。这是劳动阶级奋斗了几千年才取得的成果。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第一次掌握了这样的权力:在工人阶级的主导下,由人民通过内部斗争去选择,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告别革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断完善公有制;还是放弃公有制;是消灭剥削阶级再生的一切条件,还是允许剥削阶级再次产生。苏东工人阶级曾经取得了这个主动权,但他们做得不够好,那里的阶级斗争又变成外部对抗的阶级斗争。有苏东工人阶级的前车之鉴,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做得比较好一点。我们寄希望于中国工人阶级。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据我们看来,就是如此。我们最后做个说明。为了说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我们刻意回避了新时期的阶级斗争。我们的要证明的是,即使在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不存在的情况下,即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过程中,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因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本身就是阶级的本义,全部归社会所有就趋向消灭阶级,部分归社会所有就趋向产生阶级和阶级压迫,只有确立完全的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因此,一般地说,关于公有制生产方式的完善或取消的斗争,就是本来意义的阶级斗争。这些话,是对经历过创建公有制的老一辈的工人说的,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着消灭阶级的伟大事业,可是他们对阶级的本来意义不总是十分清楚,当人们问道,没有剥削阶级和谁搞阶级斗争呢?他们对阶级斗争的理论思考就中断了。我们还想对工人阶级的另一部分人说,所谓不忘初心,就是不忘改革初心,兑现‘改革的目的就是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承诺,只到建立完全的公有制,消灭阶级。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幻想,靠改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能消灭阶级。我们曾慨叹,苏东工人阶级丧失工人阶级政权的时候,竟然不知道哪个阶级夺取了政权,这个夺取政权的阶级是从哪个地方产生出来的。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艰难、漫长,我们不敢担保中国工人阶级一定能避开苏东工人阶级走过的错路,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就算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总结的教训罢。但我们坚决相信,国际无产阶级最后一定能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一定会实现。

  注释

  [1] 有网友要求对‘完整意义的剥削阶级’这个概念作个解释。根据列宁的阶级定义,“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实际上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根据历史唯物论原理,剥削阶级一旦产生,它就会从一个自在的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就会投入政治斗争,夺取政权,要求全社会实行自己的生产方式。但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政治上,他们还不能公开要求全社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他们的生产关系还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暂时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至于有些红色专家说,私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含混的、理论意义不明的说法。私有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的基础,指的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个社会的社会性质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截至目前,中共从来没有说过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2] 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目前不算乐观。据网上披露,截至2008年底,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2.8万个,占1.5%;集体企业6.6万个,占3.4%;私营企业145.7万个,占76.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5.7万个,占3.0%;外商投资企业6.5万个,占3.4%;其余类型企业23.1万个,占12.1%.在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占9.2%,集体企业占2.9%,私营企业占44.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10.7%,外商投资企业占11.7%,其余类型企业占21.1%.若将私营企业、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其余类型企业统归为私有企业,则国有或集体企业数量仅占企业总数的4.9%,而私有企业的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5.1%.而雇佣员工数量也是如此,国企加集体企业员工数量不过占12.1%,而私有企业雇佣员工数量达到87.9%.而如以经济比重而言,早在2006年私有企业的经济比重就达到63%.

  [3] 林诗简注:树窝,地名。胡桐,即胡杨。务恰克,当地居民的土灶。“入宵红”,一作“四围红”。

  [4]有网友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认为阶级的本义不是所有制问题,对我们紧紧围绕生产方式分析阶级问题表示反对。他们举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的例子,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有错误。其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加入工人阶级队伍这个现象,正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其一,他们从社会实践中认识到剥削阶级的生产方式是腐朽没落的,没有前途的,愿意为建立公有制的生产方式而斗争。其二,他们必须实际脱离剥削阶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际参与建立公有制的斗争,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们这样解释,违反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吗?没有。我们正是以历史唯物论的原理为线索,观察和解释阶级社会的阶级问题的。

  [5]有些经历过创建公有制生产方式的老同志,不愿意承认我国公有制具有过渡性质,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不理解要建立完全的公有制,就是与旧社会、旧制度、旧传统、旧文化、旧习惯实行彻底决裂,这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办成的事,就是工人阶级本身和旧社会也没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因此,建立完全的公有制表现为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的公有制建成之日,就是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结束之时。

  【6】根据《矛盾论》原理,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都具有主要矛盾的意义,但基本矛盾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主要矛盾,在整个历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主要矛盾是一个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在一个历史阶段起决定作用。二者是相互规定的关系。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本来是基本矛盾,但暂时下降为次要矛盾。二者是这样相互规定的:主要矛盾规定阶级矛盾处于从属地位,各阶级的斗争以民族共同抗战为前提,主要采取内部对抗的形式;基本矛盾规定主要矛盾的解决方式,即必须减轻经济上、政治上的阶级压迫,保证被压迫阶级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社会条件,使他们有可能、有能力进行抗日战争,才能解决主要矛盾。可见,基本矛盾在一个历史过程的各个阶段都起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都要关照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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