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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汉许商、匡衡、魏相到王明,看知识分子的几个难解死结!

2020-07-12 19:15:46  来源: 百年津渡   作者:凌波轻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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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的高考在大面积的雨水天气中结束了,这届考生可真是不容易。在历史语境中,考试其实是两个词,考者,考察、考核、检查、策问、策论;试者,试用、尝试、试验。无论是古代尧对舜之试用、西周之试射、秦之军功爵制,还是汉魏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其中都渗透了明显的实践理性精神。

  这些考试以“试”为重,结果都具有一定的效度、信度,缺点在于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而且不宜大规模组织实施。在知识大量积累之后,由于社会需要的推动,服务于脑体分工的科举的出世与完善,导致开始推行大规模的笔试,无论是帖经、墨义、诗赋还是策问都与实践部分或完全脱钩。

  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考察、鉴别与任用,考试是重要的一环。而对知识分子群体作为一个群像进行考察,理应采取更为全面客观和较为长远的目光,回到西汉察举制这一考试的源头,有利于清楚辨识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共性问题。历史作为确定性极高的事件流,也许能启示我们找寻到一些别样的智慧。

  一、外行决定内行的荒谬与危害

  《资治通鉴》卷三十·汉纪二十二,记载了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清河郡都尉冯逡的奏言:

  清河郡位于黄河下游,土壤松脆,容易崩塌。暂时没有发生大灾害,是由于屯氏河通畅,可以两河分流。如今屯氏河已经淤塞,灵鸣犊口也越来越不通畅,只有一条河,却要兼容数条河流的水量,虽然加高堤防,最终却无法使它顺畅宣泄,若有大雨,十日不停,河水必然满盈泛滥。夏禹时代的九河故道,如今既已湮没难寻,而屯氏河刚刚淤塞不久,容易疏通。再有,黄河与屯氏河分流的叉口处地势较高,实施分减水力的工程,水道路程不远,施工起来也方便。可重新疏通屯氏河,以帮助黄河宣泄洪水,防备非常情况的发生。如果不预先修治,黄河一旦在北岸决口,将危害四、五郡;在南岸决口,将危害十余郡,如果黄河决口后再忧虑,就晚了!

  汉成帝刘骜将此奏转给丞相、御史,后来商定派遣博士许商去行视。许商巡视后以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西汉的博士颁授人数比当今的院士还少,但这些人多数不懂一些专业知识。许商就因为财政的些小困难,否决了冯逡的奏言,这次外行的决策贻害极大,三年后国家付出的财政和人的代价特别严重。

  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夏四月,雨雪。秋,桃、李实。大雨水十余日,黄河东郡金堤决口,洪水泛滥兖州、豫州以及平原郡、千乘郡、济南郡,共淹了四郡三十二县,十五万余顷土地变为泽国,水深的地方达三丈。洪水冲毁官署驿站及民间房舍近四万所。

  冬季,十一月,由于御史大夫尹忠的救灾方案疏漏而不切实际,成帝严厉斥责他不尽心职守,尹忠自杀。成帝派大司农非调调拨均平钱谷救济受淹各郡,又派两名谒者向河南以东地区征调船舶五百艘,从洪灌区中抢救灾民九万七千余人,把他们迁移到丘陵高地。

  都尉冯逡可谓极具先见之明,如果当初听取了他的意见,这场洪水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西汉都尉之职,除了武官之外,还有有掌管人员出入京畿的关都尉,掌管边郡与田的农都尉,管理归附各族的属国都尉,掌管皇帝所乘车辆的奉车都尉,掌副车之马的驸马都尉,掌乐府的协律都尉等,都是一些身处专业领域的行业领导,长期亲临一线经验丰富。可惜其意见被博士外行否决了。

  而在汉元帝时期,朝堂以匡衡为首的军事外行们就曾经误导刘奭,明智的汉元帝没有被忽悠。郅支单于被名将陈汤袭杀后,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春正月,且惧且喜的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这次自愿为婿,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者赐单于。呼韩邪单于欢喜之下,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汉元帝把这个提议下发有司讨论,丞相匡衡等一批文官为小利所吸引,都立刻表示赞同,认为此议便宜行事,而熟悉边关事务的郎中侯应认为不能答应。

  汉元帝细问,这就引出了西汉史上著名的奏对《论罢边塞十不可》。内行侯应一眼就看出了呼韩邪的战略算盘,其中有一句很关键:“……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

  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很多如匡衡一样的历史名人,其实往往也是无知分子。

  二、阅历不足的短浅与难以企及的实事求是

  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去世的前莎车王的弟弟呼屠征,联合旁国自立为王,杀掉了当时汉朝任命的莎车王万年(乌孙公主的儿子)和汉使者奚充国。当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国当时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西域南道,与各国一起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道路都断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憙带领南北道集合的一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于是诸国悉平,汉朝威振西域,恢复了汉朝对西域的控制。

  而在匈奴单于廷,朝臣皆以为车师地肥美,靠近匈奴,汉得车师扩充屯田多积米谷,必害匈奴,要想恢复对西域的控制,不可不争这块战略要地。于是多次遣兵击车师屯田吏士。元康二年(丁巳,公元前64年),郑吉率渠犁屯田士卒七千馀人救之,为匈奴所围。郑吉上言:“车师去渠犁千馀里,汉兵在渠犁者少,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汉宣帝刘询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想趁着匈奴衰弱,出兵击匈奴靠近汉的右地,使其不得复扰西域。

  结果丞相魏相反对,他的理由是,兵有义兵、应兵、忿兵、贪兵、骄兵的区别:“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於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於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於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一代名相魏相没有戍边的经历,不懂军事也不了解西域一线,脑袋里首先想到的只有虚名等空问题,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信手就找到了边郡困乏等理由,但他绝不会想到车师被占,屯田官吏士卒财产搬不走,还有性命之忧,那就不是边郡困乏的小问题了。

  另外汉武帝时期派赵破奴等人攻下车师其地,就是为了压缩匈奴的控制范围,隔绝匈奴与西域乌孙、康居等几十个小国,瓦解匈奴对诸小国的羁属。不懂军事,没到过一线,不能深切体会汉武帝控车师的战略深意,做不到实事求是地考虑匈奴虚弱的战役时机,魏相满脑子就是圣人经典和内政,然后拿这些恐吓汉宣帝。

  结果汉宣帝听从了魏相的话,停止了这次军事行动,只是派遣长罗侯常惠率领张掖、酒泉骑兵往车师,迎郑吉及其吏士还渠犁。结果匈奴占领车师不到一年,就开始支持和串联诸小国叛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除仇怨,交换人质盟誓缔约。汉宣帝听说后,咨询后将军赵充国,赵充国认为“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余,羌侯狼何果然遣使者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隔绝汉道。其后不久,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先零诸羌族彻底反叛。

  汉宣帝与魏相等文臣听闻反叛,都担心而且愤怒,马上派出大军要求迅速解决,前面魏相等人信奉的“忿兵必败”等虚理论,都被抛得无影无踪。这次平叛,年届76岁的老将军赵充国主动担任主帅,根据一线情况运用政治手段瓦解叛军,分化被先零裹挟的罕羌、开羌等诸小羌种,平叛过程中被汉宣帝以敕书责备,被大多数朝臣误解而不改赤胆忠心,连续五次上奏引导五次朝议,赵充国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和不断溃敌的实绩说服了绝大多数人,最终达成了不战溃敌的赫赫武功。(具体经过见《夜读西汉四:不战溃敌的赵充国与牢狱天子汉宣帝的民主政风》一文中古文史料)

  赵充国罢骑兵短期驻屯边地的做法,也成为了历史上的经典战例,他的《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堪称西汉安边名策。赵充国的奏书每次上呈,汉宣帝辄下公卿议臣。刚开始肯定赵充国计谋者占朝臣比例为十分之三,中期达到十分之五,最后十分之八。而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魏相承认自己不熟悉兵事,做不到实事求是认识其中利害关系,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胸怀值得肯定,比起后世特别是宋代以后,某些位高权重的知识分子强。

  三、真理到底掌握在少数人还是多数人脑中

  社会上很多人信奉一个说法:“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王明和博古掌握革命领导权时的历史时期,经常被人拿来支撑这个论点,但这是一个很“眼中无人”的结论。

  在中国革命史上,王明确实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自1931年6月成为代理书记以后,王明领导中国革命时,犯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危害严重,让多少革命志士枉死疆场或者自己同志的手下。而润之先生,就是这一时期掌握真理的著名的“少数人”,是反对当时错误路线的典型代表。

  但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质证?

  其一,如果不是因为权力格局的影响和党纪的约束,当时的常委中有多少人真正认同王明、博古的观点。

  其二,在当时战争是生活常态的形势下,军队系统中有几人真正认同王明、博古、李德的做法,在经常战败的事实教育下,军队有多少中高层军官痛恨错误路线,不满决策层的瞎指挥。

  其三,一线的基层干部、士兵等人也是人,这些人清楚地知道王明等人执政的效果,内心不会赞同当时的大政方针。这些人没有渠道反映心声,没有办法改变权力格局,但他们肯定是站在润之先生代表的真理一边的。

  综上,逻辑上很简单就能推断出“真理掌握在多数人脑中”,只是多数人缺乏权力、资源和办法来改变格局,只有这种正确认识积累了足够的能量,才能由部分领头人带领大家一起纠正错误,换掉错误的人和政策。

  王明原名陈绍禹,这位志在“绍述大禹”的人物,其真正的成就在妇女和法律工作领域。他在主持妇女工作期间有三点建树:创办了了中国女子大学,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负责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修订工作。

  从许商、匡衡、魏相到王明,位高权重的知识分子,总是在非专业、脱离实际、路线错误、违背良知的情况下,给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危害,而采取怎样的机制才能解决这几个难解死结,是一个社会必须要考虑的大命题,也是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良心必须迈过的坎。

  一切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有实事求是面对问题的勇气和良知。而实事求是不仅是一种态度,更需要能力和切实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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