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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胜:《商鞅变法与全民普法教育》

2020-05-15 19:05:21  来源: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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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改革变法和普法教育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大凡改革变法比较成功的,通常都是高度重视普法教育,加强法令在改革变法中的利益调节与导引作用;而反之,凡是改革变法不成功的,无不是轻视普法教育,忽视法令在改革变法中的利益调节与导引作用。实践证明,是否重视法令的作用以及普法教育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改革变法的最终成效,其中在两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正相关关系。从商鞅变法成功的诸多因素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自古以来是非常重视成人普法甚至全民普法教育的。

  关键词:改革变法 普法教育 比较借鉴

  人类社会离不开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一切生产、生活的经验和教训都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承。学习经验汲取教训,是人类前进的根本动力。唐太宗李世民谓梁公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刘哲昕也说过:“如果看不清过去,我们就不会看清未来。如果不明白自己从哪里来,我们就不会明白自己将到哪里去。”因此,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来都是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汲取的,这样我们才能在改革、变法和发展过程中尽量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相较于历史上其他改革变法,商鞅变法的成功经验或要素可以总结很多,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第一,与历史上其它变法、改革相比,商鞅变法一个最为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商鞅变法特别重视法令及其规范的作用,遵循无立法不改革的原则,并且始终贯彻、坚定不变。其每一步变法措施都是法令先行,逐条落实,没有敷衍国人。做到了每一步变法都有法可依、“凡属重大改革都于法有据”(习近平语)的程度。无论是农业方面推出的《垦令》(即现代意义上的农业法,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业发展法),还是军事上的军功爵制改革,包括其他方面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小家庭制度的改革等,都是先制定、颁布法令,而后依法执行,稳步落实。如果没有制定成熟的法律,出台周密细致的执行措施,商鞅绝不轻易行动。在前后近二十年的变法革新过程中,商鞅从来没有“盲人摸象”,而是预先做好顶层设计和周密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逐步推广落实效果好的,淘汰排除效果差的,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第二,变法先立法,立法首立信。商鞅变法始终将立信放在第一位,无论是变法开始前的长达三年的准备阶段还是变法开始后近十七年的实施阶段,商鞅将立信放在第一位,严格执法、说到做到,毫不含糊。他虚心接受各方面的意见,不断完善自己的改革理论,以减轻改革阻力。这表现为,四见孝公时,商鞅就以自己成熟的改革意见和通盘计划,说服了孝公,获其鼎力支持;通过朝堂议事中的精彩辩论、充分说理,理清了变法的利弊和后果,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来自宗室贵族集团对改革变法的阻力;通过朝堂之下的徙木赏金以立信,使变法得到了民众的极力拥护,顺利向前推进。这些都是商鞅变法注重立信的表现,为后续变法的展开确立了根本的信用基础和法令权威。第三,商鞅变法不是单一改革,而是全方位彻底改造秦国。其法制改革(包括改法为律)只是吹响了变革的号角,后续的改革方案都在法制的保护下陆续推出。商鞅变法不仅制定了符合秦国自身特点的完善的法制系统,成为后来秦始皇颁布二十三大律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商鞅将以法治国的思想贯彻到秦国变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其法制改革作为一种强国手段,借以全面推进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改革等几乎所有方面的改革,其中法令的重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商鞅变法先后经历了两轮有计划的系统配套改革。经过变法、改革,一举改变了秦国长期积弱积贫、被动挨打的局面,逐步积累起“壹天下、王诸侯”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第四,商鞅变法注重制度建设的原则性与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并举,改革过程既有法制建设的原则性、系统性与连贯性的一面,又有变法推进过程中战略战术运用上的灵活性、策略性与有效性的一面,两方面都做到了完美契合,所以改革过程虽然也有阻力,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顺利的。第五,商鞅变法是增量改革与正和博弈,而历史上的大多数变法与改革则是存量改革与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最终失败的居多,而商鞅变法却成功了。通过增量改革和正和博弈,商鞅变法可以使尽可能多的人从中受益,从而成为改革变法的中坚力量和积极因素。第六,商鞅变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凡事一断于法,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使法治理念变为制度现实,人人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有学者(重庆大学原法学院院长陈忠林)经过长期研究,发现古往今来,在所有改革变法中,唯有商鞅变法真正切实和严格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的要求,因而也最彻底、最成功。(参见陈忠林:《刑法散得集(II)》第一章 法理与情理)第七,商鞅变法注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知人善任,不拘一格用人才,培养了大批精通律法的官吏和百姓,在变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商鞅在当时的普法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做到了妇孺皆知、老少咸宜。所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卫鞅亡魏入秦》)。此外,商鞅变法也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从细节上看,在商鞅变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强秦奇计。这些奇计既有战略层面的计划,也有战术层面的计谋,两者被非常好的结合。如利益竞争机制、经济发展与法制建设两手抓的策略、直达基层的管理模式、人才正常流动机制、徙木立信以取信于民、户籍登记制度、不宿治的高效管理机制、徕民制度(一箭三雕)、同态惩罚制度、重首功、废逆旅、以奴止奴、农功爵制、军功爵制、高效吏制、(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小家庭制度、身份证制度、客卿制度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因时、因地制宜,于富民强国强军有益的举措,也是商鞅变法得以成功的细节因素,没有它们,商鞅变法也难称圆满。

  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而其成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三三原理”是笔者多年总结出来的变法成功路线图。所谓“三三原理”,是指商鞅变法真正做到了三个三:三个取信真做到——三重自治往下放——三层效率促成功:政功(即事功)、军功与农功的成功,得以让商鞅的变法真正做到国富兵强、综合实力增长,最终持续运行百余年后终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而政功(事功)、军功与农功全部建立在壹刑、壹罚,竞争得爵的基础上,体现了法令的公平性。就“三功”的关系而言,政功(事功)相当于人的大脑的作用,军功与农功相当于人的两条腿的作用。大脑灵活,两腿有力,才能够行稳致远。治理国家亦是如此,离不开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大脑的指挥作用和地方两条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向前迈步。商鞅变法的最终成功所依靠的就是三个充分取信、三重高度自治与三层效率的不断提升、紧密配合、相互推进的结果。历史上的其它改革变法或因缺少了“三三原理”的作用,结果大多是半途而废。如王莽改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陷入了“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的怪圈,最终彻底失败。

  在“三三原理”中,商鞅变法对法令作用的高度重视真正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通过对法令的制定、颁布和贯彻施行,做到凡事皆有法可依,人人皆依法办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与朝政皆能自行运转、稳定运行,社会关系和谐。最终商鞅变法因取信于民而受到了秦国百姓的充分信任和支持(须知商鞅是外来者,变法初期的阻力是非常大的),取得巨大成功。实事求是的说,人们在探析商鞅变法成功的秘诀、经验或者根本因素时,往往很难到位。从后世两千多年上百次改革变法罕有成功的历史教训中,可以肯定地说,是因为没能很好总结、借鉴历史上改革、变法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从中受到充分启迪,特别是不重视法制的规范、调节与平衡作用,没有很好的开展普法教育或普法教育不成功等原因造成的。

  通过对《商君书》的深入解读,我们发现,商鞅变法之所以得以成功,主要在于它在七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七个字)做得非常到位:法、壹、抟、农、战、富、强。而其中,法令的颁布与宣传普及是第一位的,在整个改革变法过程中起到了统领一切改革的作用——如商鞅变法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以法治国和依法办事;中心任务是农耕和作战(耕战制度);最终目标是兵强与国富;保障手段是壹(即统一思想、刑罚与教育)与抟(即凝聚民力)。具体展开则是:以法令统一人民的思想即“壹言”;以法令统一奖赏和惩罚措施来贯彻改革变法即“壹赏、壹刑”;以法令为教育内容进行普法宣传即“壹教”(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以法令凝聚人民的力量即“抟力”;以法令激励耕战活动即壹民并抟力于农战。而变法的最终目标则是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和贯彻实施的手段达到富国、强军、利民,乃至于一统天下的目的。可见,贯穿改革变法一切环节和自始至终发挥作用的关键就是一个“法”字。必须强调的是商鞅变法是真正的变法,这里的法是指法令的法、法规的法,而非通常意义上的行为方式与方法(办法)。

  而在普法教育中,要确立的根本理念则是:法的基础在于“信”(诚信和信用)——法无信则不立,法无信则不威。所以,商鞅变法开始前的取信(于君、官、民)就是为了立信,树立法制的权威,是强调变法的合理性问题,说服秦国上中下各个阶层的人民,下定决心去支持变法;变法开始后的取信(于国)则可被称之为守信,强调的是变法的合法性问题与落实、推进变法各项具体措施的问题,即凡属重大改革(变法)必定于法有据(习近平语)。在商鞅之法的指引下,变法成功推进了二十余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立信与守信分属改革变法前后相继但又紧密相连的两个阶段和环节,是变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性条件,两者相辅相成,彼此配合,缺一不可。而法令宣传普及与教育的成效如何,则是改革变法能否成功的基本要素和根本前提。

  一

  通过古今人们对于商鞅及其变法活动的评价,我们不难发现,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在于重视法令的作用和始终如一的普法宣传教育。下面是笔者收集的部分与商鞅变法重视法令及其宣传法令进行普法教育有关的历代评论。

  商鞅是一个“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人,他完全忘我地献身于改革变法事业,不避生死。《战国策.秦策三》记载秦国后来的应侯、丞相范睢说商鞅是:“夫公孙鞅事孝公,极身毋二,尽公不还私,信赏罚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旧交,虏魏公子卬,卒为秦禽(擒)将破故军,攘地千里……。”

  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曾亲自深入秦地进行实地考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荀子.强国》)荀子对商鞅变法后秦国的治理是非常满意的,连续用“古之民也”,“古之吏也”,“古之士大夫也”,“古之朝也”,“治之至也”来评价他在商鞅变法后秦国的所见所闻,认为诸侯国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类似秦国这样的,人民古朴、守法,一切高效运转、自动运行。很难再有比秦国治理得更好的诸侯国了。

  《韩非子.定法》中说:“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农用力,老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 认为商鞅治理秦国,明令严法守信,使秦国得以富强。

  《韩非子.和氏》中说:“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举法明教,秦人大治;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韩非子.和氏第十三》)认为使秦国强大,成为七国之首,皆赖商鞅推行法治的缘故。

  “秦行商君法而富强。”(《韩非子.和氏第十三》)认为秦国的富强在于施行商鞅推行的法令,商鞅为秦国的强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和不朽功勋。

  《韩非子.定法》中谈到,“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这句话表明商鞅变法是法治的胜利与成功。商鞅死而其制度不灭,符合法治的依法治国,连续稳定的特点,而不符合人治的特点。

  《战国策》上记载:“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认为商鞅治理秦国,推行法令,公平无私,不畏强权,所以强大。

  “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卫鞅亡魏入秦》)高度评价商鞅的普法教育做得非常成功。

  商鞅变法的革新路线,使秦国“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国以富强”(《韩非子.和氏》),迅速由一个被诸侯看不起的奴隶制弱国,一跃而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的封建制(郡县制)强国。

  《战国策.秦策三》中蔡泽见逐于赵,应侯知蔡泽之欲困己以说,复曰:“何为不可?夫公孙鞅事孝公,极身无二,尽公不还私,信赏罚以致治,竭智能,示请素,蒙怨咎,欺旧交,虏魏公子,卒为秦禽将,破敌军,攘地千里。”对商鞅的人品和事迹做了很高评价。

  战国后期,曾在秦昭襄王时为相数月的蔡泽概括商鞅变法的业绩时曾说:“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

  秦始皇的丞相李斯评价商鞅变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史记.李斯列传》)李斯是法家人士,作为秦始皇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其对秦帝国的强盛与统一作出过巨大贡献,他对商鞅变法和商鞅的事迹作如此高的评价,应该说是有事实依据的,也比较客观和公正。

  西汉司马迁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史记?太史公自序》 )“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史记.商君列传》)客观记述了商鞅变法的过程与效果。

  汉代桑弘羊说:“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大臣,也是主张变法革新的人士,他对商鞅变法的评价极高。

  秦相国范雎评价商鞅:“商君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战国策》)能够担得起如此评价的,古往今来唯有商鞅一人而已。

  东汉王充评价商鞅:“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第八十二》)肯定了商鞅的伟大功绩。

  西汉刘歆在《新序》中说:“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全汉文.卷四十.新序论》)高度评价商鞅的变法措施。

  汉代的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并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逾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故弛废而归之民,未睹巨计而涉大道也。”“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孝公大说,封之于、商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世人不能为,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也。”(《盐铁论.非鞅》)这里的大夫,包括御史大夫桑弘羊在内,是代表法家法治而赞同商鞅变法的,对于商鞅的历史功绩充分认可,对于商鞅的惨死抱有同情。

  汉代贾谊在其名篇《过秦论》中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作者虽然狠狠批评了秦始皇的不施仁义和暴政,但是对商鞅变法的功绩还是高度认可的。

  汉代的班固说:“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伯,东雄诸侯。”(《汉书.地理志》卷二十五.典志之属二)作为儒家人士,能够客观看待商鞅变法的举措和成效,已经很不容易了。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说:“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诸葛亮文集》)肯定商鞅重视法制的作用。

  唐代的杜佑说:“历观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通典》卷十二《食货.总论》)比较历史上的变法家,肯定秦国强大得益于商鞅的变法革新。

  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写有一首《咏商鞅》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高度称颂商鞅的徙木立信和改革法令。

  北宋的司马光说商鞅之成功在重“信”。其在《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赞赏孝公和商鞅的重信行为。

  “举法明教”而强秦的商鞅。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变法之祖、政治之雄。陈启天认为商鞅是:“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

  近代革命家谭嗣同有言,“两千年政治,秦政也”。“秦政”,商鞅变法后之新政也!

  梁启超评价商鞅:“犹如后世缔造了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忠于谋国,勇于任事,敢于担当,不惜以身徇法。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梁启超说,“商君者,法学之钜子,而政治家之雄也。奉一‘法律万能’之主义,举凡军事生计风俗制度,无一不齐之以法。”

  “农兵二者,是商鞅内政的主要方面,收到了富国强兵的实效,奠定了帝国的基础。然而商鞅的制度能够影响到后世的,使中国由封建时代进化为统一时代的,是废封建、立郡县。商鞅的官制有二个方面:一是军爵,秦人可因功得爵;二是地方官吏,直属中央政府。这是商鞅的伟大谋略,是秦国称霸的根本。

  “商鞅变法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运动中最彻底、最成功的一次。它冲击了秦国的旧传统和旧法律,为秦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使秦国的封建法制得以确立和发展。商鞅变法使秦国越来越强盛,为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用‘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来盛赞他的卓著功勋。商鞅变法是中国法制史上浓重的一笔,他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永放光芒!

  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为当时的古典法治摆脱“礼治”、“德治”的束缚,成为世人关注、君主赏识的治理国家、富国强兵的治国方略提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实行了一条正确的法治路线。”

  “商鞅的变革是彻底而成功的。它使秦国由一个偏远落后的穷国一跃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封建强国,并最终统一了中国。秦孝公慧眼识英才,他选择商鞅,秦国就走上了富强之路。商鞅良禽择木选择秦孝公,变法才得以贯彻实行。

  毛泽东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毛泽东通过他在十九岁时的一篇中学论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详细分析了商鞅徙木立信的意义。他说,“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之善与不善关系到是否“利国福民”。他高度评价“商鞅之法,良法也”,是利国福民之大政策。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

  湖北知名记者,《商鞅变法全传》的作者鲁力先生给商鞅的评价极高,认为商鞅是千古“法圣”。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成千上万,能与商鞅齐名而“家喻户晓”的能有几人?商鞅以“反潮流”的精神锐意变法治国取得的成功,创下了八个第一:商鞅是把历史明确地划分为“上古”、“中古”、“下古”的第一人。他坚持历史进化论,和改革变法要与时俱进的观点,是真正经邦治国的圣人;商鞅是在战国中期,彻底把一个礼治国家变为法治国家的第一人;商鞅是古代把辩证法用于经邦治国的第一人。他把法令视为经邦治国的重中之重;商鞅是历史上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第一人。他要求“普法教育”深入到户,户户皆知,人人明白;商鞅是历史上由国家制定农业法的第一人。商鞅在秦国变法的第一道令就是《垦令》;商鞅是历史上提出和实践“法无等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第一人;商鞅是提出经邦治国“三一”说(即“壹言”、“壹赏壹刑”和“壹教”)的第一人;商鞅是历史上执法敢于“碰硬”的第一人(即唯一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都是改革和法制紧密结合,变旧法、立新法,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变法,莫不如此。

  商鞅变法最终取得成功,不仅在于它使秦国“国皆有法”,而且还在于它使秦国有了“使法必行之法”。商鞅说:“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一个国家,仅仅在各方面都有法律规定,还很不够,还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使法必行之法”,促使法律的贯彻实施。商鞅的“使法必行之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条:(一)重治吏,轻治民。要想使法令畅行无阻,就必须首先从惩处太子的犯法开始,实行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刑无等级”。(二)重轻刑,“以刑去刑”,即所谓“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或“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对于商鞅变法来说,所谓“重轻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目的是,把违法犯禁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决不能将商鞅变法中的“重轻刑”,视为秦法的严酷和苛虐。司马迁在其《史记》〔索引〕中说得很好,“商鞅初变法,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刑)”。重禁之下,吏民都不敢犯法,也就是有法而等于无法,有刑而等于无刑,法与刑形同虚设了。如果放纵轻罪,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以任犯罪蔓延,弄得不好收场,那便只能“大刑用甲兵”了。(三)徙木赏金,一诺千钧。商鞅这样做,意在取信于民,以期真正做到:“令行禁止”。(四)普及法律知识。商鞅说,“民知法令”:第一,可使其“不敢触犯法律”;第二,可以使其依据法律规定,抗拒官吏的不法行为。而“吏知法令”:第一,可促使其依法行政;第二,可使其“不敢以非法遇(即对待)民”。从历史记载看,商鞅是从三个方面普及法律知识的:一是,“效(法)鲁(国)卫(国),筑冀(记)阙(门墙)”,条列法令于冀阙之上,布告天下,使其法令尽快同吏民见面。二是,在制订法律时,遵循“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能知之”的原则,即在制订法律时,使之通俗而易懂,毋令艰涩,无论是笨人还是聪明人,都能够懂得。三是,设置“主法令之吏”,让这些“主法令之吏”首先自己熟读法令,学懂法令,“深知法令之所谓”,“以为天下师”,为吏民提供法律咨询。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六)严惩“不行王法”的司法官吏。商鞅说,“守法守职之吏”,即司法官吏,如“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七)严惩篡改法律者。商鞅说,对于中央政府的法令,有人胆敢“增减一字以上者,罪死不赦”。严格执行法令,一丝不苟。

  二

  商鞅变法的重点是立法、改制,为了成功,需要全面推行新政,而新政的关键在于民众知法、守法,对民众进行广泛的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重点就表现为一个教育的基本原则:“壹教”原则,统一法制思想。即通常所说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只有壹教才能壹行,思想统一才能行为统一。它要求排除法家法令之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以便在全体秦民中普及法律常识,而后人人知法、守法,推进改革变法的深入持久进行。在《商君书》中,“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辟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锐者挫。”在这里,商鞅的意思是强调要“统一教化,对于那些见闻广博,聪慧而富有辩才的人,所谓诚实廉洁、精通礼制音乐、有道德修养、结成朋党、保举信誉、颠倒黑白的人,不能因为这个所谓的能力而富贵,不能因这个本事而逃避法令刑罚,不能因为这个独自创立私人的学说,并用私人学说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思想。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人要摧垮他,对那些锋芒毕露的人要挫败他。”“壹”教的目的是要求秦国人都认可“壹赏”、“壹刑”的标准,接受“壹言”的思想,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专心致力于农战,以之为立身成家之本,而不再心存任何别的私心杂念。所以,“壹言”、“壹赏”、“壹刑”和“壹教”是相互联系,互为贯通的,共同为商鞅变法的农战中心任务而服务。壹教使得“富贵之门”只对致力于农战的人开放。

  “壹教”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对于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法制主导的社会秩序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和基本条件。正如民国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所说,“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莫过于统一人民的心思了。古代社会,内部没有矛盾,在下者的意见,常和在上者一致,此即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上下同欲也。后世阶级分化,内部的矛盾多了,有利于这方面的就不利于那方面。自然人民的意见难以统一。处置之法,最好的,是使其利害相一致;次之则当求各方面的协调,使其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此即今日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原理。但当时的人,不知此理。他们不知道各方面的利害有冲突了,就会有不同的见解,误以为许多方面各有其不同的主张,以致人各有心,代表全国公益的在上者的政策不能顺利进行。如此,自有统一全国人的心思的必要。所以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他实行了。把关涉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关系技术作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所许学的,只有当代的法令;有权教授的人,即是当时的官吏。若认为始皇、李斯此举,不合时代潮流,他们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若认为有背于古,则实在冤枉。他们所想回复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之旧。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学诚是发挥得十分透彻的。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 不能壹教,思想就会混乱,如果思行异步,力量就难以聚集,改革变法最终将无法顺利展开,更无法取得真正成功。

  法治的重要前提是普法教育工作做得要到位,没有普法教育工作在法治建设中的前期铺垫作用,就难以形成改革变法的舆论氛围和磅礴力量,无法达到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根本目标。通过比较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改革变法活动,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凡是改革变法比较成功的,无不是重视普法教育,注重法令在改革变法中的利益调节与导引作用。凡是改革变法不成功的,无不是忽视普法教育,轻视法令在改革变法中的利益调节与导引作用。而普法教育的成功与否与改革变法的最终成效则有着紧密的正相关关系或密切联系。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通过对改革问题的比较研究得出:中国历史上改革变法成功的极少,只有一头一尾做到了,这就是商鞅变法与当下的改革。个中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许小年认为,成功的改革是上下结合和彼此联动的改革,而失败的修补型改革则是单纯的自上而下,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如王莽的新政、王安石的变法和近代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完全依靠体系内的官员设计和操作,在变法的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突起,没有推动和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成功的改革在突破现有体制时,会出现新生力量。就商鞅变法而言,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农民。因此,突破型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商鞅的那些新政也并不都是他自己躲在宫里想出来、设计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实践。王莽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计的大家。完全的顶层设计,就是用政府取代市场。用政府取代市场的结果是政府不了解市场运作,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完全顶层设计的另一个问题是激励不协调,甚至产生相互冲突的激励,各种矛盾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做大蛋糕。

  当然,除了许小年所说的理由外,商鞅变法的各个环节和各项重大举措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普法教育的成功。正是由于这种成功,使得当时秦国的上上下下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能建立起坚强的守法意识与坚定的守法共识。商鞅变法注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知人善任,不拘一格用人才,培养了大批精通律法的官吏和百姓,最终也将他的改革变法事业顺利地向前推进一大步。

  从历史上看,商鞅的普法教育在当时基本做到了妇孺皆知、老少咸宜,秦国的百姓几乎都能倒背如流,熟练掌握和运用。所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卫鞅亡魏入秦》)。在普法教育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他的变法革新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很多方面的影响及于后世两千多年而不衰,以至于有“百代皆行秦政法”(秦政者,商君之政也)之说。

  三

  商鞅在推行变法时究竟是如何成功向秦国上下或全体秦人进行普法宣传教育的呢?我认为重要的是他的普法做到了以下几点:

  首先,确立了“使民明知而用之”的普法思想与实践。商鞅行法的历史特点之一,便是法律公行天下,一力反对法律神秘主义。为此,他确立了两大普法原则:其一是法典语言要使民众能够能解,而反对晦涩难懂;其二是建立“法官”(释法官)制度,各级官府设立专门解答法律的“法官”。……商鞅使“法令明白”的目的,在于使民众懂得法律,从而能“避祸就福以自治”。……商鞅还详细论说了法官的工作与考核方式。对法官不作为或错解法令进行处罚。所以,普法的前提就是要做到所制定出台的法律必须明白易知,通俗易懂,这就需要加强法律的解释和宣传教育工作,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守法和实行法治的重要性。“法律的解释便于它的运用,不经过解释的法律是无法适用的。法律的解释,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宗教解释、社会解释、利益解释、规范解释、效益解释、系统解释、理性解释、人文解释、文化解释、历史解释、权力解释、文学解释、语言解释、沟通解释、身份解释、比较解释等。法律解释是一门关于方法的艺术。” “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商鞅变法过程中重视法令的解释和普及工作,最终效果奇好,真正做到了“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一.卫鞅亡魏入秦》)从国君、大臣到庶民百姓,秦国几乎人人都了解商鞅的法令,并且能记忆、背诵甚至熟练运用。商鞅强调法令有富民强国之功效,告诫民众只要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就能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过上幸福的生活。“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一切秦人都应守法,守法就能够获得名誉和土地。这是一种利益上的引导,说明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是有好处的。

  其次,商鞅制定法律,尽量让法律接近民众和社会的生活实际,便于记忆与背诵,让普通人(无论智愚)均能朗朗上口,“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意思是:微妙深奥的言论即使上等才智的人也不易理解。所以不需要法令作准则而行为都自然是正确的(像孔子所说的那个境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要到七十岁以后才能做得到),在千万人中可能才有一个。圣人是针对千万人来治理天下,所以只有智者才能理解的东西不能用来作为法令,这是因为老百姓并非人人都是智者,什么都知道;只有贤能的人才能理解的东西,也不能用来作法令,因为老百姓不是人人都是贤人,所以圣人制定法令一定要使它明白易懂。确定名分后,愚人和智者都能懂得它的意思。

  再次,商鞅设立了释法官,负责对法律问题的疑难咨询和条文解答。商鞅强调,“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商君书.错法第九》)。法令一定要明白易懂,这样民众才能自觉遵守,“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商君书.君臣第二十三》)。要广泛设置法官,“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比秦一法官。”(《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官吏和百姓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向法官咨询即可,“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所以天下百姓和官吏没有不懂得法令的。商鞅“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其目的是“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让官吏和百姓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有害,从而知所避就,趋利避害,而不至于陷入危险之中。“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人人能够知法、守法,则天下自然就能治理的很好了。

  最后,商鞅在普及法令时,有一个非常重要也很特别的规定,就是“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释法官必须对其所解释的错误负责。“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老百姓从法官那里了解到法令的内容后,就可以告之执法官,执法官不能曲解法令的意思而任意侵害老百姓的权益,而老百姓自己也不敢犯法,这样就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的微妙关系,从而节省了大量治国所需要的运行成本。如果法官不告诉法令的意思或解释法令的意思内容上有错,则他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等到他们(百姓)犯了罪,而所犯之罪如果正好是他们所咨询的那一条,那么就可以按他们所咨询的那一条来惩罚主管法令的法官(释法官)。如此一来,专门负责解释法令的释法官们就对自己的岗位力求做到尽职尽责、小心谨慎,而不敢有丝毫懈怠和渎职的行为。

  四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深彻变法,影响深及后世。究其实质,商鞅变法是一次在不改变政权归属前提下进行的和平革命,即同权革命。对当代中国来说,历史出现了类似情境,中国当代正在进行的改革,实际上也是同权革命,是可以与商鞅变法媲美的同位革命。可以说,中国正在进行空前的第二次商鞅变法。”

  荀子说,“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篇第十二》)。意指法制是国家治理的源头,一切重大改革、变法概莫能外,其中,法治是先行者,改革变法需要依法而行,做到有法可依。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必须欲“立”而置于法治之后,得到法律授权,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确保在法治轨道上“革故鼎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如此在“法治语境”中聚焦法治中国,这作为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尚属首次,亦即“治之端也”。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18个年头之后,开始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也就必须有法可依、于法有据,四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法治改革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推行过多次普法教育,取得了不小成果,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显著增强,守法意识明显提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的社会变革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就非常重视改革、变法中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强调在新时代条件下,法制建设与普法教育要做到齐头并进,相得益彰。他早在2014年就提出了“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著名论断,是今后改革、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非常及时。对于“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是说今后的立法将对改革起到引领作用,在党中央有了正确的决策之后,要先立法后推行,确保一切改革举措都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不允许再存在法治轨道之外的改革试点。我们也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这句话:

  第一,法制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搞法治靠得住。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在改革中的推动和引领作用,确保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换言之,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们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总体上已经实现了有法可依。现在是如何加强执法,贯彻落实改革精神的问题。第三,要处理好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的关系,把深化改革同完善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先立法、后行动,在改革过程中要处理好法律的立、改、废工作,加强法律系统内部的协调、统一。

  通过普法教育与宣传,使全民知法、守法,并很好地用法,这是当下我们在改革变法过程中,服务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长远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普及公民法制教育、形成全社会法治风尚,对建设国家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古人所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其实,使法必行之法就是法治精神。从客观上说,法治也并不体现于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包括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诚信守法的精神、尊重法律权威的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精神、依法维权和依法解决纠纷的习惯等等。”这段话既是习总书记对改革开放以来多个五年普法教育计划和实践成果的归纳与总结,也是下一个阶段我国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与行动指南,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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