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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2020-05-02 11:25:5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张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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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评文章来源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朱佳木

  朱佳木:“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全世界庄严宣示: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今后,中国在前进征途上将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他在这里既说到社会主义中国,也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它们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有些舆论一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提出种种质疑,有人甚至说它是‘资本社会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明确指出: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是由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一定形式相结合而构成的。在当代,看一个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看构成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中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是以资本为中心,还是以社会即人民为中心。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比较,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允许私人资本(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存在,鼓励私人资本在法律范围内的发展,并且让国有即全民所有的经营性资产,也以资本的方式运作,以便争取其效益最大化。但是,这个不同,只是从中国社会生产力现实水平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实际出发而采取的政策上的不同,而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只是后者在利用资本为社会即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个中理由,我认为起码有以下三点。”

  不能把“社会形态”,与“社会制度”划等号。

  不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一定形式相结合”。

  因为,包括社会生产关系在内的国家社会的社会关系是由政治统治规制而成的。对此,请看我红歌会网的《是生产力主导还是政治主导(与李培荣同志商榷)》和《是生产力主导,还是政治主导[之二]》,不再赘述。

  而所谓经济基础按人们的说法正是社会生产关系或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上层建筑”按人们的说法包括政治或政治统治。由“上层建筑”包括的政治或政治统治规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一定形式相结合”能是一种什么社会事实状态?

  因此,是政治统治规制“经济基础”,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一定形式相结合”。

  由于“经济基础”是政治统治规制的社会生产领域的社会关系,是政治统治的结果,所以,根本不存在“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

  “国家的社会形态”也是政治统治统一并改革、改造和规制的社会形态。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共产党用革命的方法打垮了代表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的政治统治,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统一[除了台湾还未统一以外]、改造和规制的社会形态。

  没有政治统治,必然是天下大乱,就没有国家社会,就没有作为国家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当然也就没有“国家的社会形态”。

  “社会制度”只能是政治统治依规距规制的包括政府及其部门在内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和程序 ,或社会关系的规范。即“社会制度”是政治统治依规矩规制的社会关系的规范。

  没有政治统治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规范或制度,就没有国家社会的社会关系。没有国家社会关系的规范或制度,没有国家的社会关系,就没有国家社会。国家社会都没有,哪里能来的“国家社会形态”。

  因此,“国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都是由政治统治“构成”的,而不是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一定形式相结合而构成的”。

  而且,“构成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中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是什么意思?“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是“构成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原因,“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怎么能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中”!

  照《现代汉语词典》“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的观点,以及适合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

  “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的观点”,只能是政治统治的社会中的人基于社会生活形成的思想意识的观点。思想意识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政治、法律等制度”是政治统治规制的本身没有生命的从而不具有能动性的东西。因此,“政治、法律等制度”根本不能知道人们头脑中思想意识及其“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的观点”,更不能“适合”政治统治的社会中的人的思想意识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的观点”。何况社会中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意识,从而不同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的观点”,一个国家社会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要适合、能适合哪些人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的观点”呢?

  只能是政治统治者根据自身的思想意识的趋利避害的需要,适合于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还不能改变的习惯势力,适应于社会的必然和一定条件的规律,用政治统治规制出“政治、法律等制度”。

  而且,一切国家社会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都只能是政治统治如此规制出来的。

  看一个已经基本或主要是以相互拥有自主权的经济主体通过交换关系的资本经营运作来进行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而且私有制的经济已经占了国家经济主要地位的国家,“是以资本为中心,还是以社会即人民为中心”,不能以任何人口头上说的“以社会即人民为中心”来作为其是社会主义的标准。类似的话,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者和学者也会说,而且早就说了许多。

  为什么说中国私有制的经济在国家经济中占了主要地位?因为私有制的经济已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了至少一半以上的比重,从事私有经济活动的人也占了社会生产的人的至少一半以上的比重,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中的私人资本也占了一半以上。

  什么是资本?通过交换关系的经营运作来实现追逐利润的财产。什么是市场经济?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公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主要是通过交换关系实现的,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相互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并用自己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资本,“以资本为中心”来进行经营运作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经济,而获取的利润投入到追逐利润的经营中,也是资本。因此,市场经济就是“以资本为中心”。可能使市场经济向相对有利于人民利益发展的,只可能是统治经济的政治统治,而不是市场经济。

  因此,一个已经基本上是以经济主体的资本运作来进行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而且私有制的经济已经占了主要地位的国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能以这个国家的政治统治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而且还要看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的国家所有的经济是否在社会生产中至少占了包括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和行业在内的相当的比重,并由这样的政治统治规制来使其在整个经济中能起主导作用,来作为决定性的和起码的根据或标准。

  因此,“在当代,看一个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看构成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中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是以资本为中心,还是以社会即人民为中心”是一个不能成立的论断。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比较,一个最大的不同”岂止是“允许私人资本(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存在,鼓励私人资本在法律范围内的发展,并且让国有即全民所有的经营性资产,也以资本的方式运作”。

  改开前的经济,基本上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顺更指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有在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下才能是公有制,其实是公有制的国家行政经济。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基本上通过国家行政体系的行政权力支配的运作来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本消灭,私人拥有企业财产的所有权,通过相互之间一致自愿同意的交换关系实现企业的经营运作以获取利润的方式来进行剥削的资本家经济及其雇佣剥削的社会生产关系更是彻底绝迹。

  改开后的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在社会生产中不仅不占基本地位,而且不占主要地位,甚至国有经济在社会生产的比重是否有30%都值得怀疑;重新培育、引进、发展和规制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占社会生产至少大半以上的主要地位,甚至包括引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经济在内的以剥削为目的的资本家经济及其雇佣剥削的社会生产关系已经超过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社会生产的比重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主要是通过交换关系实现的市场经济。

  因此,“这个不同”决不是“只是从中国社会生产力现实水平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实际出发而采取的政策上的不同,而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能抹煞得了的。政治统治就是依法来进行。国家的指令、命令、方针、政策和法律都是法。依相对固定下来的指令、命令、方针、政策规制的社会关系的规范就是社会制度。何况改开成如上结果的“政策”,基本上都实现了法律化。如上所述,凡是政治统治依规距规制的包括政府及其部门在内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和程序 、或社会关系的规范就是社会制度。相对于改开前,改开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私有制重新培育出来并且加以发展到已经占了主要地位、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雇佣剥削的社会生产关系重新培育出来并且加以发展已经超过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方式主要由市场关系来实现的社会经济的重大制度性变化。

  当然,应当指出,这只是“国家的社会形态”的社会经济上的。在“国家的社会形态”的政治上,中国的对“社会形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统治较之于改开前没有发生根本的或本质的变化。

  如我在红歌会网《“中国式基础设施干预:诠释中国增长的新思路”质评》所言:改开以后,“尽管党的干部队伍趋于严重腐败,有的干部的直系亲属和非直系亲属利用其丈夫或父母或哥姐兄弟姊妹掌握的权力、关系和影响,“官倒”,经商做生意,权力寻租愈来愈严重,买官卖官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党的机体系统性地受到资本和自由民主义意识形态趋于严重的渗透和腐蚀,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纵使是由中共核心领导人从14年就开始指示必须解决的某问题,花了四年时间,作了六次指示,不大不小的问题也势必会被一些省、市、县的官僚和腐败分子,官商勾结、串通一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若不是不断加强和深入的反腐败、整党治党形成了愈趋强大的态势和不可抗拒的压力,也同样会是走过场,大事化小,甚至不了了之。足见党的组织趋于涣散的程度之严重。但是,党在革命战争和建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斗争和建设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终于没有在核心层根本上遭到破坏。脱化变质到最为危险的关头,有幸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班子的建立,经过近七年的卓有成效的以反腐败、整党治党为核心展开的政治斗争,终于使垂死的趋势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由此,中国才避免了因政治腐败必然导致政治统治的涣散,政治腐败和政治统治的涣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然是两极分化和潜在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发展及其不可控制,由此必然是政治经济危机的总暴发、“颜色革命”的总暴发,在外部以美国为首的势力的干涉下,必然是空前未有的大动乱、大分裂、大浩劫。”

  因为如此,尽管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具有了如上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严重成分,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没有变,如此性质的政治统治下的国有经济仍占了30%左右,而且在社会生产中至少占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和行业,从而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在社会经济中能起到主导作用——如此性质的政治统治下的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尽管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占了主要部分,由政治统治的中国的“社会形态”才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可能应称为是有严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最初级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但它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且绝不允许私有制占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说: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什么是“经济”?对此有各种解释:1、生产关系;2、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3、社会生产---如国民经济实际上指的是社会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指的是工业生产、农业生产;4、指资源转化为有效用利益的物品的节约。

  这里说的“经济”是指社会生产。这里说的“基本经济制度”,应是指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与所有制的经济不是一回事。公有制与公有制经济不是一回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多种所有制不是一回事。

  “公有制为主体”既然只是“主体”,公有制显然就不是“基本经济制度”。或者“基本经济制度”,不是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既然不是“为主体”的公有制,什么所有制能是“基本经济制度”呢?

  但是, 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制度已经是“公有制为主体”了,就只能有“为主体”的公有经济制度,而不能有作为所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

  而且,所谓“公有制为主体”是指“公有制”是什么的主体?总不能说公有制是公有制自己的主体。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种所有制的主体?公有制是与其它所有制性质不同的所有制,公有制怎么能是与其性质不同的其它种所有制的主体呢?

  未必是“公有制为主体”与包括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结合起来,就能成为“基本经济制度”?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为主体”与包括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然而,这里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其叫基本经济制度,不如说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状态。而且公有制不能说成是“为主体”,应说成是公有制为主要。

  闹了半天,所谓“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当然,我们决不能自作主张地将“为主体”篡改成为主要。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问题在于我国是多种所有制,总不能是多种所有制决定多种生产关系的核心,从而多种所有制决定着社会的多种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吧!

  一切得以事实为根据。而不能弄明白公有制在多种所有制中“占主体”能是指什么,从而是什么样的事实,而不是空洞的文字条款,就无法判断公有制是怎么的事实状态,从而能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就不能排除多种所有制的其它某种所有制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而且,“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能成立吗?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或经济的所有制不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至少是占主要,为什么不能“决定着”这些国家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反而分裂解体和剧变成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都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呢?

  这里说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不是生产的技术关系。社会生产关系是指社会生产领域的人与人的权力和权利关系;社会的人与人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只能由政治统治决定,而不是政治统治依法规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社会的生产领域的人与人的权力和权利关系不是一回事,政治统治规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怎么能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

  事实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中国、朝鲜等,都是用革命的方法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才将旧社会的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内的人剥削人的社会生产关系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大体在改造包括社会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依包括命令、政策、方针和法律在内的法,规制出包括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内的新的社会制度。

  不仅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包括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内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是由政治统治的改造、规制而成,而且古今中外一切国家都是如此。迄今为止的人类国家社会的基本历史事实和规律是,只要一个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是根本上稳固的,这个国家社会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就能维持,而且也才能维持;一个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一旦分崩离析了,除非分裂解体后能立即成为多个政治统治统得起来的国家,包括社会生产关系在内的一切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就必然都会遭到破坏,天下大乱。

  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论断,与人类国家社会的现代和历史的基本事实和规律不相符合。

  “既然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它的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当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有人提出,现在我国私人资本无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缴税收中的比重,都已超过了50%,怎么还能说公有制占主体呢?持这种疑问的人忘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常识,即某种所有制是否占主体,主要看它对经济的控制力是否处于主体地位。改革开放后,我国《宪法》进行了多次修订,但第六、七、九、十条始终没有变。其中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

  可见,在我国,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的企业,以及土地、矿藏等构成生产要素的主要资源,仍然牢牢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凡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金融业、运输业、电信业、能源业等,也都由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独资或控股经营。正因为如此,说我国仍然由公有制占主体是毫无疑义的;私人资本在我国虽然取得了很大发展并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但绝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主体。”

  这里的问题是,“既然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的事实依据何在。否则,据此推断的“它的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当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的大前提就不能成立。决定性的是,这个大前提根本就推断不出如此的结论,犯了内容逻辑的错误。

  如前所述,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是公有制,取决于政治统治是否是代表绝大多数国民。如后将要指出的,政治统治是否是代表绝大多数国民,取决于领导政治统治的共产党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和政治统治是否是由这样的共产党领导的。

  对于“有人提出,现在我国私人资本无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缴税收中的比重,都已超过了50%,怎么还能说公有制占主体呢?”的质问,作者的回答是“某种所有制是否占主体,主要看它对经济的控制力是否处于主体地位”则用荒谬来形容也不为过。

  这里的“有人提出......”中的“我国私人资本”,显然是指私有制的社会生产。只有私有制的社会生产的产值、固定资产投资、上缴的税收,才谈得上“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缴税收中的比重”。而资本是通过交换关系的经营追逐利润的财产。私人资本就是私人所有的通过交换关系的经营追逐利润的财产。私人资本或私人的这样的财产,扯不上“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缴税收中的比重”。

  相应“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缴税收中的比重”而言的“有人提出”的这句话后面的“怎么还能说公有制占主体呢?”也应是指公有制的社会生产,而不能是指公有制。因为公有制,作为一种制度也扯不上“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缴税收中的比重”。

  而照作者对“有人提出......”回答的,是否是“公有制为主体”“主要看”公有制“对经济的控制力是否处于主体地位”则明显是一个伪命题。

  所有制是一种社会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是政统治依规矩规制的规范。社会制度或社会规范本身都是由政治统治规制的,社会制度或规范能有什么“控制力”?

  “红灯停、绿灯过”这个交通规则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制度而有管制或规范人们开车的某些行为的“控制力”,是因为违犯这个制度就难逃处罚。如果违犯了这个制度很容易逃避处罚甚至没有处罚,这个制度就会根本丧失作用甚至等于零。是政治统治当局使交通警察能敬业依规执法才使这个交通规则的制度有“控制力”,不是这个交通规则的制度本身有“控制力”。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政治统治依法规制的在生产资料这种稀缺的效用事物的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上对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规范。如私有制,就是生产资料为社会中的对其他人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的人私有——因为私有制对奴隶甚至农奴不适用,某生产资料为政治统治当局依法确认为这样的某人私有,在某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上,政治统治依法赋予这个私有者对其他人拥有支配的权力,其他人在这位私有者依法对他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上,不仅不能妨碍或阻止,更不能侵犯,而且必须服从所有者的权力支配,否则统治当局就要加以惩处。这里说的“经济”,是指社会生产。是政治统治依规矩规制所有制这种制度而使其有“控制力”,而且只是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上就人与人如上的权力关系的制度有“控制力”。政治统治依法就生产资料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对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规制的制度,就如警察执行交通规则对开汽车的人开汽车的活动导制汽车在道路上的运行的某些方面有“控制力”,但对人们开汽车形成的社会生产没有“控制力”一样,怎么能对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有控制力呢?

  公有制是一种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既然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的该种所有制“占主体”是指的什么事实存在?是指社会生产中公有制的企业生产的产值或产品占了社会生产的产值或产品的主要部份?即使把这种主要部份叫“主体”,但这不是公有制“占主体”,而是公有制的社会生产的企业生产的产值或产品占了社会生产的产值或产品的“主体”,而且这已不是事实。还有上面说的固定资产投资、上缴的税收,也同样如此。人是社会生产要素中的最重要因素。那么是多种所有制的其中的公有制企业和组织从事社会生产的人占了社会生产的人的多数?如要把这种占了多数说成是“主体”,这是公有制的企业和组织中的人占了社会生产中的人的“主体”,不是公有制占主体。而且这同样已不是事实。那么公有制在多种所有制中“占主体”能是指什么事实存在呢?与此同理,“并且绝不允许私有制占主体地位”又能是反映什么样的社会事实存在?

  因此,“某种所有制是否占主体,主要看它对经济的控制力是否处于主体地位”是根本没有客观对象事物依据的主观臆断。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被认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句话等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前述说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里终于还是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过,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中只占了30%左右的比重,其它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则占了70%左右的比重。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但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是彼此拥有相互独立的自主经营权力和自由经营权利,彼此进行相互竞争的众多的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所构成,其它的并且产值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已超过全民所有制经济起码一倍以上的非全民所有制经济,与众多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企业,更是彼此拥有相互独立的自主经营权力和自由经营权利,进行相互竞争的人或组织或企业。由彼此是如此关系的众多国有企业构成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如何能成为包括数量比国有企业更多得多的非国有企业的所有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构成的“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或者确切地说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

  与“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一样,只能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对“国民经济”——现在应该说是对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统治,加上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有相当的比重,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和行业占主要地位,才可能使“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

  于是这样一来,“国有经济”就能被描述得多么强大了?实际形成“国民经济”的或国家社会生产的结果的,只能以投入“国民经济”或国家社会生产经营运作的资产来计算。这样的描述掩盖不了现在在“国民经济”或国家社会生产的资产中,国有资产已经缩减到只有一个相当小的部分

  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研究》项目组的系列成果之一的某报告[见澎湃新闻网,作者:杨志勇 张斌 汤林闽文],17年未,国民经济中的国有非银行企业的净资产不到51万亿元,国有大中银行的净资产不到9.5万亿元,两者相加为60万亿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统计局:第二三产业企业资产总计466.8万亿元的数据”一文,2013年二、三产业企业资产总计是题目的这个数。如果14、15、16、17年国民经济运营的第二、三产业的资产每年平均递增就算10%,那么,到17年未,全国第二、三产业的总资产会增长46%,就可能有683万亿元。

  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民经济中的国有净资产或资本17年是60万亿,其中国有非银行的净资产或资本不到51万亿,包括贷款在内的国有非银行企业经营的资产我以负债率200%算,能有153万亿,国有银行的负债不能算。这样在市场经济运营的包括国有银行的净资产或资本在内的国有企业经营运作的资产的总量是163万亿,只占17年第二、三产业总资产的不到四分之一。

  如果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当权者,甚至政治统治被资本渗透,严重腐败了,“凡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金融业、运输业、电信业、能源业等,也都由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独资或控股经营”,能改变得了官商钩结,里应外合,侵蚀、攫取包括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金融业、运输业、电信业、能源业等“国有企业独资或控股经营”的资产,并势必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秩序的混乱,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趋势?

  “正因为如此,说我国仍然由公有制占主体是毫无疑义的;私人资本在我国虽然取得了很大发展并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但绝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主体”就是自欺欺人。

  “还要看到,为了完善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权责,尝试组建国有资本的运营公司、投资公司,对国有资本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确实存在化公为私、化大公为小公,导致国有即全民所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但改革的出发点、主流和客观效果,都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另外,自从改革以来,有关部门不断总结经验,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采取提高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和职务消费等措施,逐渐堵塞住了国有即全民所有资产在改革中流失的各种渠道,增加了国有资产对国家的贡献。”

  这里说的对国家所有的企业制度、管理制度、方式等的改革,对国有资产的监管,无助于使“在当代,看一个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看构成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中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是以资本为中心,还是以社会即人民为中心”的论断得以自圆其说,无助于“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但它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且绝不允许私有制占主体地位”得以成立,无助于使“某种所有制是否占主体,主要看它对经济的控制力是否处于主体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伪命题成为真命题,无助于作者这篇文章的主题。

  果真是“但改革的出发点、主流和客观效果,都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改开四十年了,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长了几十倍,农业缩减到只占了7%多一点,第二、三产业占了90%多,为什么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GDP的比重会不断缩减到目前的30%甚至不到呢?而私有制经济在90%多的非农业经济的二、三产业中却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呢?“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并且绝不允许私有制占主体地位”能是这样来体现的吗?

  这更不是“另外,自从改革以来,有关部门不断总结经验,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采取提高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和职务消费等措施,逐渐堵塞住了国有即全民所有资产在改革中流失的各种渠道,增加了国有资产对国家的贡献”能自圆其说的。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并且积极吸收他们中间有代表性的优秀分子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但绝不允许私人资本形成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绝不允许他们染指国家政权。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

  这个观点来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它说明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包括它的政党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不搞‘国家化’,这一切的最深刻根源,都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经济制度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许有任何政治力量破坏这种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所以,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做到“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并且积极吸收他们中间有代表性的优秀分子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但绝不允许私人资本形成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绝不允许他们染指国家政权。”

  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

  为什么解体的苏联、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不能决定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

  明明是,“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不搞‘国家化’”是新中国一开始建国就存在的实事。

  明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用战争方式打垮了代表军阀性的官僚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统治,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在先,才由这样的政治统治搞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以公有制为基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如此搞到79年,才又由这样的政治统治,展开了经济上的“改开”,使中国的经济,除了农民的土地仍是集体所有以外,又倒退回到了1953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的制度状态,即被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状态,怎么能置基本的事实而不顾,因果到置——所谓“最深刻根源”就是最深刻的原因,硬要说成是“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不搞‘国家化’,这一切的最深刻根源,都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呢?

  明明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的国家,才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许有任何政治力量破坏这种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怎么能置基本的事实而不顾,因果倒置,硬要把这说成是“这个经济制度决定了......”,即把这些说成是“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的呢?

  明明是,“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前存在了三十年,才有改开后倒退到与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时根本雷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怎么还是要刻意因果颠倒、是非不分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会有不同利益的矛盾,但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这种矛盾不能发展到根本利害冲突的程度,也不允许有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存在,更不允许这种利益集团组织政党,同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整体利益的共产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新中国成立之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当时代表的虽然是各民主阶级的利益,但当中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便不再是各民主阶级的代表,而是工商界、知识界中一部分人的代表,并且,这部分人的利益又是与占人口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根本一致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种政党制度符合中国实际,对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具有极大优越性。”

  为什么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决定“这种矛盾不能发展到根本利害冲突的程度,也不允许有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存在,更不允许这种利益集团组织政党,同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整体利益的共产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民主党派”?

  共产党就不是“民主”,只有“民主党派”才是“民主”?否则为什么共产党不能算“民主党派”,只有作者说的那些党派才是“民主党派”?

  “新中国成立之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当时代表的虽然是各民主阶级的利益”?哪里来的“民主阶级”,请给我们指出一个“民主阶级”来!

  “民主党派”“进入到社会主义会后”,“是工商界、知识界中一部分人的代表”的哪一部分的代表?共产党能代表工人、农民、城市贫民,乃至人数数量广大的非剥削阶级的小资产阶级,为什么反而是“进入到社会主义会后”,“工商界、知识界”的一部分,共产党就代表不了,得要“民主党派”才能代表?是不是只能用“工商界、知识界”的一部分是属于资产阶级或其它什么的剥削阶级来解释?

  什么是资本家?我在红歌会网《有感于“民营企业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的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指出,私人拥有企业财产的所有权,与奴隶主或农奴主或地主不同,是通过相互之间一致自愿同意的交换关系实现企业的经营运作以获取利润的方式来进行剥削,就是资本家。什么是资产阶级?由这样的人形成的社会阶级就是资产阶级。

  现在中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公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主要是通过交换关系实现的经济。实际进行社会生产经营的资产中的私人资本已经超过公有制的资本,其中资本家的资本已经超过了国有资本。

  如果没有稳固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能会“这部分人的利益又是与占人口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根本一致的”!

  “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是,只要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中共领导的才能是“对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具有极大优越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而不是“这种政党制度符合中国实际,对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具有极大优越性。”

  “一些人之所以总认为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民主’,原因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竞选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当成了‘普世价值’,拿来作为衡量别国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检验标准。然而,现在就连西方学者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那种制度只不过是以金钱为后盾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垄断财团愚弄选民的把戏,对于大多数选民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也有选举,但是,在我国,更重要的民主形式,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性的深入群众走访,下基层考察调研,同各行各业的群众座谈,和不同阶层的代表相互协商,以及接待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等。通过这些形式,使执政党保持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及时听到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声音,从而保证政策和决策能从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众利益出发,能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

  作者说的“在我国”的,也只是“更重要的民主形式”。以上这些,台湾当年的蒋经国,更无需说这七、八年来反腐败落马的许多贪官污吏,都能给我们做出表率,但仍然是骗人的民主形式。

  我在红歌会网的《驳易中天的“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指出:“民主,首先必须是政治统治的人民当家作主或人民主权,然后才可能实现社会地创造的财富根据按劳分配归于全体劳动者。这是民主的实质,也是我们理解的民主概念的内含。自由民主主义的民主则是抛开政治统治的人民主权的实质,按照西方竞选政治的程序,政党及其政客们争取选民选票的“程序主义化”的政治形式。

  普遍的投票权所带来的每个公民在相应公共决策的形式上平等的影响力,不是实质上的平等形响力,原因在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必然是资本对文化、教育、新闻舆论和政治的渗透和控制,这就使得普遍的投票权所带来的每个公民在相应公共决策的形式上平等的竞选政治,通常情况下只能形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

  标榜为“自由民主”典型的美国普选权的竞选政治,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必然的资本对社会各个基本方面的渗透的竞选政治,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金钱政治,实际造成的结果只能是严重的不平等。而普选权的竞选政治,从具有什么样的条件和资格才能有选举权,到怎样参加竞选和竞选的团体、政党的组织及其活动等都有慎密的法律规定,必须以服从法律规制为前提,不得违反,哪能有什么自由。如果美国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政府,立国已经二百多年了,经济发展到如此发达程度,就不会干出使极少数人拥有社会财富绝大多数的事。事实上,美国最热门的总统选举,由于相当选民的选举冷淡,总统选举参加投票的一般只占选民的三分之二以下,当选总统的得票率一般又占参选选民投票的三分之二以下,历史上所有当选的总统都是只由一半以下的有选举资格的选民选出来的,一个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政府就是从形式上看也无从说起。

  当政治统治者---特别是党、政、司法、军等的高层官员---如果都是或大多数是地主、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这个政治统治就被政治统治的统治者所决定了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民主或人民当家作主。普选权的竞选政治在特殊情下例外,有可能使代表广大下层人民的左翼政党上台执政。如俄国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就是在非常时期,利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竞选政治获得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权,然后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政权形式通过武装起义发展苏维埃政权于全国。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这个政党在获得政权以后仍然坚持竞选政治,而战争与和平和土地问题不再能是强有力的驱使工、农、兵聚合在一起的利害焦点,哪怕是工、农、兵的竞选政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布尔什维克就必然会丧失对苏维埃的领导权。获得土地的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自发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它在工、农选民中占绝大多数。就是无产阶级,如果搞“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也自发地必然是工团主义势力的发展,各个企业的工人往往把工厂看成是这个企业的工人竞选形成的团体的。同行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工人会因彼此利害关系的不一致甚至冲突而分散、分割、分裂 甚至矛盾冲突,而且必然会被已被打倒,但还没有被消灭的地主、资产阶级势力所利用和渗透,被国际资本主义国家所利用和渗透。只有迎合小私有者农民和工团主义的自发势力的党才能争得工、农选民的更多的选票嬴得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权。但这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而且,那怕是出身于工、农的成员组成的,信奉和实践自由民主主义的或竞选政治及其组织原则的党,特别是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最利于被资本所渗透和俘虏,脱变成资产阶级的党。何况,信奉和实践自由民主主义或竞选政治必然导致包括私有有产阶级或阶层在内的“全民”竞选政治。竞选政治就更是易于演化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最终结果就仍然会是地主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及其规制的剥削工农大众的经济,而不可能是民主。

  选举权只是方式,如果选举权不能实现人民在政治统治上的当家作主或人民主权,即民主,这个选举权就不是真正的人民的选举权,而是利用人民的选举权实现政治统治的骗人的政治游戏。

  苏式社会主义人民的选举权是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实现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按共产党的规矩,共产党的党员是与一切生产资料私有的财产关系决裂的无产者,即便是“改开”后的中共,至少其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或当权者原则上也是如此。首先得在组织成份上,从而生产资料的财产关系上与资本决裂,才有利于使共产党代表人民。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有利于在思想上使共产党能代表人民,而不能像西方的政党那样,信仰维护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民主主义和普世价值。必须使共产党及其成员,从而政治统治的当权者们在意识形态上与维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决裂,才能有利于使共产党代表人民。

  共产党不是开放性的,不容许自由进出、拉邦结派的派别活动,有铁的组织纪律,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方式形成党的领导。

  这样,才能利于使共产党切断与私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关系,才能有利于共产党防堵由人事关系的入侵而将有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人大量带入党内。不能侈想追逐利润的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当权会是代表人民。

  实践表明,纵使如此,如果不抓住反官僚主义,反特权,反腐败,反资本渗透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的整党治党的斗争,在掌握政治统治权力后,纵使是这样的共产党,也必然会滋长脱离人民的倾向,甚至脱化变质为特权阶级的党,中国的实践更是表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当权的干部,一般会自发地利用权力寻租,官商甚至官商黑钩结,脱化变质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党就不可避免。

  因此,根本不能侈想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普选权的竞选政治,甚至在资本已经历史地渗透了社会的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宣传舆论等情况下,参与竞选政治发展到有能力获得竞选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左派政党,特别是那些自由主义的开放性的政党,能是原则上与一切私人所有的经营性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决裂的政党,当权后能代表人民在政治统治上实现人民主权。甚至根本不能设想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在特殊或非常情况下通过资本主义的竞选政治执掌了政府权力,能突破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及其意识形态制约下由有产者当权的层层自治的三权分离制衡的政治体制,能代表人民实现政治统治的当家作主,从而实现政治上的人民主权或民主。

  以为普选权的竞选政治的多党竞争形成的监督机制能揭制政治腐败,从而避免资本对当权阶层的渗透,至少对于搞西方宪政民主的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搞西方宪政民主的所有国家的事实驳得粉粹,更无需说被美国使用武力改造成的宪政民主国家和近十年来的那些被“颜色革命”弄成宪政民主的国家了。就是被吹捧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宪政民典型的美国,也被前美国总统卡特称之为金钱政治。一届平民,当他能嬴得各种利益集团的支持有势头能竞选上美国总统的宝坐时,他已经被资本所俘虏。纵使是个诚心为人民服务的好人,也不可能改变宪法,与被资产阶级渗透的层层自治、三权分离制衡的政治统治相抗衡。

  因此,根本不能侈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本或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普选权的竞选政治,或宪政,一般情况下,能实现政治统治的人民主权或民主。这样的普选权的竞选政治或宪政民主,其实是掩盖政治统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亮丽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巧妙的工具。”

  所以,作者文章的此段论说,是只及皮毛,不说实质。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但绝不允许各级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允许党政干部及其家属买卖股票和委托金融机构理财,但县处级以上干部买卖的每只股票每个理财产品,必须在年终的个人事项报告书中如实填写买入价格和收益;允许并鼓励党政干部积极主动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违反规定出入私人会所,同民营企业家之间进行权钱交易、利益输送。”

  这是指共产党必须使自己的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与一切私有的生产资料的财产关系决裂。这是共产党起码必须做到的。苏联共产党由于基本上是公有制经济,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不存在党员,更不存在干部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的联系。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丝毫没有起到决定其“上层建筑”的作用。苏共党内从普通党员、当权者,直到高层大员和核心领导集团的大多数,会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在其党首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在苏联搞起了竞选政治,结果把苏共搞垮,国家搞来分裂解体。解体后也正是前苏共的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的党魁们亲手把各自的国家搞成资本主义国家。显然做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改开后的中共,更是处于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汪海大海,无孔不入的资本对中共的渗透十分严重,在私有制济占主要的市场经济和对西方“开放”的现实中国,怎样保证中共不被资本渗透,被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里应外合,和平演变成私产党和搞自由民主义政治或所谓宪政政治的党,是个严重的问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为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经受住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外部环境的考验,几乎平均每隔五六年就要进行一次党内集中教育和作风整顿,至今已进行了七八次,目前还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提出和推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惩治腐败分子,对反腐败采取无禁区、零容忍的态度。2018年,中共中央在原有基础上重新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从事经营活动,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所有这些措施,目的都是为了从思想上制度上切断党员干部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利益联系,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官商勾结。

  我们党过去出现过、今后也难免出现少数腐败分子,制定政策有时也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作为政党的性质、宗旨、制度,都决定了它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也不允许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它的治国理政的取向,它制定的政策、作出的决策,只能是以人民为中心,是为全社会着想、为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的,而不可能违背人民利益、代表私人资本的利益。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府、政党、政客可以公开代表私人资本的利益,国家和议会领导人都可以经商办企业,甚至可以是超级富豪或垄断财团的高管;商品交换原则可以合法进入政治领域,例如,允许政党竞选接受私人资本资助,也允许私人资本用金钱雇人游说议员等等,官商之间相互勾结、利益输送完全合法;国家政策可以向资本利益倾斜,甚至为了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和企业可以合法地损害民众利益,牺牲精神文明,破坏生态环境。所有这一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都是被严加禁止的。”

  腐败严重到了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惩治腐败分子”的地步,是因为“我们党为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经受住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外部环境的考验,几乎平均每隔五六年就要进行一次党内集中教育和作风整顿”,根本就没有起到遏制住腐败越来越严重的发展势头的作用。只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八年来紧紧抓住反腐败、整党治党的严重政治斗争,才根本扭转了表面一派繁荣,实质正在败亡的趋势。

  不是“我们党过去出现过、今后也难免出现少数腐败分子”,而是改开以来截止十八大后的一、两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有史以来,腐败空前严重的时期。决不是“少数腐败分子”的问题,而是中国党、政、军,国有企业,工、青、妇,文化、教育、宣传舆论,和其它事业单位,全面、系统性,病入膏肓的腐败 。

  苏共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势政党及其喉舌,也曾大肆鼓吹类似作者的“但作为政党的性质、宗旨、制度,都决定了它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也不允许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它的治国理政的取向,它制定的政策、作出的决策,只能是以人民为中心,是为全社会着想、为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的,而不可能违背人民利益、代表私人资本的利益” 的高谈阔论。结果怎样呢?废话!

  如果不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提出和推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惩治腐败分子,对反腐败采取无禁区、零容忍的态度”,八年来紧紧抓住反腐败、整党治党的严重政治斗争,“党的性质、宗旨、制度”从根本上已经脱化变质了,中共和中国很可能已经是纷崩离析,天下大乱,空前浩劫。作者随后一一道来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这一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都是被严加禁止的”就只能是骗人的。

  三十多年,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意识形态的腐蚀,则是更加严重。这方面的整党治党的政治斗争,尽管十八大以来也取得显著的成绩,还很不够,还得加强。对此,作者是根本不提及,看来也不想提及。

  “以上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绝不是资本社会主义或什么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实行的科学社会主义。”

  这里说的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中国国家社会是什么,而不是指只能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一种观念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

  “必须指出,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前,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成份——国家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有19%多一点,不到20%,但“中国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所有的在整个国民经济占的比重比20%多不到哪里去,前后两相比较,都是非国有经济占绝大比重。而且“中国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资私人所有的企业不少,甚至在有些行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所有的企业还占了主导地位,当时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则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所有的企业。“中国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最重要的成份——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上只有大同小异的区别。所以,当时的中国与“中国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本质上一样,按中共现在的理论,理所应当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共直到现在也没有把当时的工商业资本家当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有本质区别的“民营企业家”呢?而且中共当时还坚决认定,必须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言下之意,当时的中国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共现时也没有否定当时的这个认定。”[见我在红歌会网的《有感于“民营企业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必须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中国就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在这样的政治统治下的国有经济约占国家经济的30%左右。全民所有只能是国家所有,但国家所有并非就是全民所有。古今中外的所有国家,或多或少,都有国家所有的财产从事社会生产。古希腊的斯巴达奴隶制国家,包括奴隶在内,国家所有的财产占社会从事生产的财产的主要地位。“公”只能是指占绝大多数的国民。因为政治统治是剥削阶级性质,所有这些国家的国家所有的财产,都不是公有制,而是占人口极少数的作为统治阶级的剥削阶级的共有制。由于中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约占国家经济的30%左右的国有经济,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现在只有约占国家经济的30%左右的国有经济,还有很少的集体所有制经,能算是社会主义的经济。

  余下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是包括外资在内的私有制经济,但不是中国近代以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私有经济,而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实现,通过商品交换关系实现的社会分配在国家的税收和财政再分配后仍然是剥削性质的占主要地位,从而这样的私有制经济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经济。

  因此,中国现在的经济,社会主义的成分只占小头,大头是资本主义经济。

  一切社会经济都是政治统治规制的。加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和行业占主要地位,决定性的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统治,才能使占小头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能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如此政治统治规制的中国经济,尽管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占了大头,由于这样政治统治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中国现在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与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根本上是一回事。

  只要中国的政治统治不脱化变质,由于中国的政治统治决定了必须是发展国家经济中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趋于取代资本主义的成分,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发展中的最初级的社会主义。

  科学,只能作正确认识对象事物的方法解,作为认识的对象事实的中国国家社会本身不存在科学或不科学。这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谓指的是现实中国这个国家社会对象。所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实行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能成立。

  “经过新中国70年的探索,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越来越成熟的看法,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我们已经认识到,我国目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产主义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不过,由于前一时期,‘共产主义渺茫论’和‘我们党应当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等等论调,在一部分党员的思想中产生了较大消极影响,因此,当前应当特别强调,无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么漫长,都必须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前进,丢失了这个目标,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等。他说:

  【‘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

  总之,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如既往地警惕和纠正各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观念,同时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集中精力,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为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经过新中国70年的探索”,“越来越成熟的看法,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应当是,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如果不抓住反官僚主义,反特权,反腐败,反资本渗透,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腐蚀的整党治党的政治斗争,共产党的干部,尤其是当权的领导干部,必然会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腐化堕落,使共产党脱化变质为特权阶级的党,中国改开后的实践更是表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当权的干部,一般会自发地利用权力寻租,官商甚至官商黑钩结,使共产党脱化变质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党;要警惕和防范党的最高核心领导人,成为赫鲁晓夫、赵紫阳、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把党和国家引向邪路,引向分裂解体、引向资本主义;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工作和斗争是统领一切的,只有政治工作和斗争搞好了,其他才能搞好,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坚持,才可能以人民为中心;搞好政治工作、政治斗争,搞好政治统治,是搞好一切工作和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前提和保障,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大事。否则“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为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只能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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