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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失业者算不算“失地农民”――三谈《软埋》与“农地入市”

2020-04-26 15:29:1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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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文中我提出一个概念,张合效应:人类社会具有稳定持续性,我死了有儿子孙子代代往下传,社会持续而稳定存在,而法律制度设计却不考虑稳定持续性,以大破大立的方式存在,我把他形容为制度设计就像“拉风箱”大张大合。许多赌徒恰恰需要这类“大张大合”,他们在“张合”瞬间获取利益而生存,这也是某种生存“技能”,甚至可能是高于他人的更高“技能”,但对大部分人不公平,大部分人是在稳定持续性中获取生存资源,判断未来与风险,赌博仅限于“打麻将”之类娱乐。社会体制以大破大立的方式存在(野兽社会才会这样,你看狮群虎豹社会就这样,有一顿就大嚼大食,没有食物就大肆争斗,因为不存在智慧,不懂得富藏),为极端赌徒提供获利条件,而对大部分人不公,我把他称为“张合效应”——仅限于本文运用。

  中国目前体制,良善制度所带来的效应会急剧放大,普惠人间——比如这次抗“疫”取得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反之恶法制度所带来的效应也会急剧放大,肆虐社会。并且制止恶法往往付出更大代价——比如社会动乱、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左右博弈导致社会不稳,集中“打老虎”导致社会分裂,往往通过“矫枉过正”方式,于是过不多久又会重演恶法之路。我们的制度大张大合就像拉风箱,他与我们目前体制确实相干,中国目前体制具有放大效应,良善与恶行都会被放大。

  体制如何避免大张大合,这是个问题,考验智慧。一项较大制度设计需要考虑“自我纠正”机制,也即制度运行一旦背离设计本意,应该在制度内设计纠正——比如“农地入市”不是为了少数人一夜暴富,那么一旦造成一夜暴富了,“农地入市”制度设计应该怎么办?是否可以追缴暴富所得?

  “大张大合”往往造成造成少数人一夜暴富而致多数人一贫如洗,赌徒豪赌一把,赌赢归己,赌输了则由社会公共承担,现行法律却无可奈何。表现在许多社会事件上,比如90年代“下岗潮”:最初动员和制度设计目的是为了拯救国营企业,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然而实际上却是少数人通过“下岗潮”成为暴富阶级,所谓提高经营效益,其实是他们不打自招的“减员增效”——奇怪谬论:杀死一些人,剥夺他们的财富归己,这被说成“财富创造”。90年代“下岗潮”已成为批判,但是生米煮成熟饭,造成的恶劣结果却难以纠正,暴富财产没法追缴,下岗工人损失难以弥补——比如按照社会主义工资理论,工人的工资组成是不考虑住房因素的,住房因素都在福利费中考虑,然而“下岗潮”他是不会考虑福利因素的,最多象征一下,十赔九不足。大部分工人工作近四十年,他们四十年所得合计就是糊口生存资料;而同期国内“三资”企业资本主义工资组成中,必须包含“住房”因素。

  类似“下岗潮”(一部分人一夜暴富,导致另些人赤贫如洗,恶法虽被终止、被批判,但结果已经存在,无法恢复原状)在目前中国体制下表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更恶劣的是一部分人就是冲“张合效应”而去,制度本身“善”与“恶”对他们没有实际意义,他们要的是制度“张合”存在的“一瞬间”赌一把来获取利益,他们推动立法就已经心知肚明,该项制度将成为“恶法”很快会被扫入垃圾。

  这些人是谁?这些立法推动者是谁?这些迫不及待者是谁?

  毫无疑问其中许多好人,他们为中国进步事业思考。还有哪些人?难道允许90年代“下岗潮”重演,还允许他们制度大张大合中赚取不法利益。这次“农地入市”就是一次试金石。

  今天我是通过历史语境中的“失地农民”与今天语境中的“失业者”的异同比较,以这怪异的方式进入思考,意在警告政策制定者们,“失地农民”从来就是中国治乱循环“周期律”的一个触发因素,“农地入市”一旦合法化,那就法律上承认“城市失业者”就是过去的“失地农民”。他也并不仅观念上的变化,人们一旦道德有所依据,那为何不在法律上要求重演1949年的“土改”呢?

  读历史我们可以明白一个事实:1949年的“土改”其实“实质重于形式”,获得土地者并未真正拥有土地而耕作——其中许多人立即交公,但是通过“土改”他们获得一分平等权;胆敢“农地入市”,人们一定也会要求这份“平等权”——至少在更高准则或哲学上予以合理解释】

  “农地入市”后必然形成两个阶层:一部分国民会因为拥有纯自然物而获利,而另一部分国民却不拥有。获利者也许打着“集体”的名义,不必拥有国家颁发的该“纯自然物”的个人产权证书——请允许我今天临时把他们称为“假地主”。这就产生了一个怪异而绕不过去的诘问:城市失业者算不算“失地农民”?他们与1949年前或古代社会的“失地农民”、“无地人口”有什么区别?

  城市失业者是个庞大的人口,国家有法律保障为他们提供救济金;但据学者研究,实际申领人数大大低于依法可申领人数——其中的差数永远是个神秘存在,不少研究机构甚至政策制定机构仰赖某种测算“模型”,而模式是否标准统一,僧道各执一词,他又是个永远揭不开的“迷”。个中原因复杂,既有法律设计、施行上的烦琐,阻挡了部分合法申领者,另一个原因是观念上,相当部分失业者是不会想取得外部“施舍”的,倾向认为只是“暂时”困难,很快就能渡过,相比烦琐的法律烧脑,更愿意选择避免麻烦、忍一下。城市失业者大都也有家庭存在,依家庭、亲戚或其他帮助,他们的基本生存是有保障的,至少不会被饿死。然而1949年前或古代社会也是存在官方救济机构和制度设计的——这是国家存在的基本要素,虽然不曾我们今天的“失业保险金”、“待业保险金”之类,但是有他们当时的救济制度,“失地农民”、“无地人口”生活困难时也会依家庭、亲戚或其他帮助渡过难关,除非社会极端状况发生,因“失地”而饿毙人口毕竟也是少数。

  因此因“失地”或“无地”而造成部分人口生活困顿,并造成巨大社会影响,今天和昨天是一样的,1949年前和1949年后是一样的,不必因为农业社会与工业化社会之别而有所不同,只是影响程度不同罢了。1949年前或古代社会也是复杂的,不必农业一项,比如一千年前中国社会就“士农工商”发达。

  我们有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别,有城镇户口与农业户口之别。然而这只是社会管理上的人为设定,不是依“自然法”或西方的“宗教法”而来。主要依据基本生活资料的来源而定,实际操作上依据的是人口的出身在城乡差别而定。这有别于世界大部分地区,亦是有他的历史渊源,况且1949年制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已经天翻地覆变化,制定时的条件已经天翻地覆变化;理论上,中共党人制定这项制度时也是基于“临时”考虑,弥合甚至消除城乡二元是中共党人不懈追求。不曾想这个“临时”考虑一晃就是七十年过去,考虑这儿弥合,那儿却又翘了起来,制度设计始终没法一步到位取消城乡二元结构。

  因此城乡二元结构不足以解释 “城市失业者”与“失地农民”的本质区别。

  我以上略举两则只是示范性,意在说明1949年前或古代社会的“失地农民”、“无地人口”与今天的“城市失业者”不存在本质区别,还可举一反三;但无论何种原因造成“失地”或“无地”,也无论“地主”与“假地主”是如何拥有这些“纯自然物”(也许昨天的“地主”是依靠自己的经营得法或欺诈兼并而得,今天的“假地主”依靠国家“城乡二元”法律),1949年前或古代社会的“失地农民”、“无地人口”与今天的“城市失业者”不存在本质区别。

  “土地划拨”与“农地入市”看似一字之差,实质所有制上天翻地覆变化。以前三十年事实,“土地划拨”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特别在房地产领域,香港的李嘉诚之类),而绝大部分与之无缘,至多残羹剩汤,“农地入市”打着“集体”、“合法”名义只会更恶于“土地划拨”,造就的暴发户“假地主”一定要比1949年前或古代社会的“地主”贪婪和残暴的多——因为他们可以公然借助了国家集权支持系统。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4月9日公布,新修订《土地管理法》已经施行,“实施条例”正在拟定或征求意见,指导或配套法律法规有望加快制定。虽然只是个轮廓,没有看到细节,但我依稀看到一个事实:“农地入市”一旦真正实施,不出十年必将国家大乱,动乱苗子四出,到时国家必将出台法律终止“农地入市”政策——这就是个“张合”过程,然而这时已经造就一批暴发户“假地主”;并且这些暴发户“假地主”很有可能携款移居国外(比如美国),美国很可能出台本国国内法,警告中国不得损害这些暴发户“假地主”利益——其实美国可以握有巨额“庚子赔款”工具来要挟中国,三十年来好几波巨富移居美国和西方,就有“张合效应”因素。

  就这个意义上说“农地入市”迫不及待者们(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动机非常恶劣,他们要通过“张合效应”收获巨大利益;

  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我本人并不反对对“土地划拨”制度进行伤筋动骨般调整,甚至就纯“技术中性”角度看也不反对“农地入市”,但在更高准则(包括哲学思考)未被社会普遍接受理解之前,这类所谓纯“技术中性”制度且慢,他的结果一定是少数人利用“张合效应”收获巨大利益,没有更高的社会准则和哲学思考,用来解决问题的所谓制度本身就会成为问题,所谓纯“技术中性”就是祸乱之源;

  也仍然是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为何接连三次将“农地入市”与方方的《软埋》放在一起叙说?

  第一次是《方方的<软埋>可以辨证的看——写在“农地入市”政策即将出台之际》_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2004/230049.html;

  第二次是《应将“伤痕文学”的两种形态区别认识——再谈<软埋>、“土改”与“农地入市”》_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2004/230566.html

  “张合效应”客观上动摇了1949年革命和“土改”的合法性基础,使得人们对《软埋》的批判陷于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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