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作家在3月15日的《方方日记》里说：“在2020年，一场病毒引起的瘟疫在武汉蔓延，另一种瘟疫则以语言方式在我的微博留言中蔓延。武汉瘟疫的蔓延，导致了这座千万人的城市旷世未有的封城;而我微博留言下的瘟疫，则展示了这个时代如此鲜明的耻辱。”
我认为，某作家的这段话说对了一半：今年在病毒引起的瘟疫蔓延的同时，确实也发生了一场以语言方式传播的精神瘟疫，但散布这个精神瘟疫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某作家自己和她的同伙。
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防控实际上是一场战争，只不过这场战争与传统的军事战争不同，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人类与病毒进行的战争。既然是一场战争，就必须遵循战争的一般规律，其中一条就是需要组织进行战时新闻管制。
什么是战时新闻管制?简单地说，就是对战时新闻内容的发布进行限制。战时新闻管制的主要措施与方法有：阻止新闻媒体介入某些军事活动，统一组织记者报道团赴战场进行采访和报道，对新闻媒体和记者报道团进行严格的约束，控制新闻发布会的内容，进行严格的新闻检查等。
战时为什么要实行新闻管制?战时实行新闻管制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不让敌人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信息。例如，在平时，天气预报是新闻媒体每天必报的内容，但到了战时，由于天气是影响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就必须对有关地区的天气情况进行保密。其他像人口、地理、交通、经济、科技、医药卫生、社会等各方面的许多情况，战时都要保密。
第二个目的是要鼓舞己方军民的士气。精神力量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军事实力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精神因素尤其重要。所以，战时新闻报道的内容必须有利于提高鼓舞己方军民的士气，而对于会影响己方军民士气的内容则不能报道。这方面主要是防止三种情绪的发生和蔓延。
一是恐慌情绪。遇到危险产生恐惧心理，从而进一步产生慌张的情绪，是一般人正常的心理反应。在战时，恐慌情绪会扰乱破坏正常的社会和工作秩序，严重影响己方的军事行动，因此，凡是会引发和加重恐慌情绪的内容，新闻媒体都不能报道。
二是失败情绪。所谓失败情绪就是对胜利没有信心。失败情绪会严重削弱己方军民的士气，所以，凡是会引发和加重失败情绪的内容，战时也都不能报道。
三是埋怨情绪。当某一方在战争中遇到严重困难和重大损失时，还会在其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友邻之间和军民之间产生相互埋怨的情绪，这种情绪也会严重影响己方的军事行动，与此有关的内容也不能报道。
由此可见，在战时，新闻报道必须贯彻“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如果不坚持这一条原则，就会引发和加重恐慌情绪、失败情绪、埋怨情绪。由于人的情绪是会相互传染的，在战时，恐慌、失败和埋怨等情绪也被称为“精神瘟疫”。在战时，如果发生精神瘟疫，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兵败如山倒”就是对这种情景的描述。
由于新闻管制对于夺取战争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战时都会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例如美国，在历次战争中都非常重视新闻管制工作。
当瘟疫(传染病)爆发流行时，防控和抗击传染病疫情实际上也是一场战争，因此，在防控和抗击疫情期间也需要进行新闻管制。当然这种管制与战时的新闻管制不完全一样。例如，战时伤亡人数是不能够公开报道的，但和平时期发生疫情时，为了使全社会了解疫情发展变化的情况，以提醒民众做好防疫工作，就需要及时公布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等情况。但是，在瘟疫(传染病)爆发流行时，对于会引发恐慌、失败和埋怨等情绪的内容也不能报道，因为这些内容对于全民团结一心抗击疫情是有害无益的。如果在瘟疫(传染病)爆发流行的同时再发生大面积的“精神瘟疫”，其后果会是非常严重的。
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为什么官方的媒体都是从正面报道防控和抗击疫情的情况，而不报道瘟疫所造成的悲惨情况?因为，这时候的“报喜不报忧”，是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团结一致、共同抗击疫情的需要。
另外，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报道还必须遵循“不伤害当事人”的原则。比如，一个女孩被性侵了，她的家人绝对不会同意媒体披露女孩极其家庭的真实情况;如果有人在疫情期间被感染患病或者因病死去，许多人都不愿意媒体把自己当成炒作的对象。这是因为这涉及到个人的隐私和内心的情感。
所以说，对疫情期间情况的记述，凡是公开发表的，都必须尊循不影响防疫工作和不伤害当事人的原则。
然而，我们在某作家写的《方方日记》看到的却都是些什么呢?请大家看看以下几段文字：
未亡的人们，要去骂谁?看到一个作家在与记者访谈中还提到“完胜”二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武汉都这样了!全国都这样了!千千万万的人有如惊弓之鸟，更有人命悬一线躺在医院，无数家庭业已支离破碎。胜在何处?完在哪里?(见《方方日记》1月31日)
这次的疫情，显然是合力酿就。敌人不只是病毒一个。(见《方方日记》2月4日)
这几天，死亡者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邻居的表妹死了。熟人的弟弟死了。朋友爹妈和老婆都死了，然后他自己也死了。人们哭都哭不过来。平时不是没见过亲朋的死，得病而治疗无效死亡的，谁没见过?亲友尽力，医生尽职，回天无术，虽然无奈，但人们往往可以承受，病人自己也会慢慢认命。但这一次灾难，对于早期的感染者，不止是死亡，更多是绝望：是呼救无用，求医无门，寻药无着的绝望。病人太多，床位太少，医院也猝不及防。剩下的，除了等死，又能如何?多少病者都一直以为岁月静好，有病看医，毫无死亡的心理准备，更无求医不得的人生经验。他们死前的痛苦和绝望感，比深渊更深。今天跟朋友说，天天听到这样的信息，心情怎么可能不压抑不难过?“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见《方方日记》2月9日)
湖北这一次疫情为何会如此严重?湖北官员为何会被众网民诟病?湖北的措施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出现问题?步步出错，让百姓的苦难层层加剧。到现在，难道还没有人反思一下?(见《方方日记》2月12日)
而更让我心碎的，是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这让前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不说了。(见《方方日记》2月12日)
今天的坏事是一件接着一件。一个叫柳凡的护士，初二还在上班，没有任何防护，不幸被感染。这份感染，殃及全家：父母和弟弟，悉数病倒。她父母先行过世，昨天，她自己也去世了，只剩弟弟一人还在抢救。下午，我的医生朋友告诉我：她的弟弟，也走了。病毒将一个完满家庭所有的生命，吞噬一尽。我很难过，心想，吞噬他们的，仅仅是病毒?
而更让我难过的是：我的中学同学，我的多年同桌，也在昨日去世。……今天的中学同学群，都在为她哭泣。一向为盛世而高歌的同学们，这次却说：“不枪毙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愤!” (见《方方日记》2月15日)
武汉现在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么?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他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永无相见之日。你以为死者在那样的时候还有家人在殡葬馆相送?还能留下他的遗物，甚至，死者还能拥有死的尊严?没有了，死就是死了。拖走，然后立即烧掉。疫情的早期阶段，没有人手，没有床位，医护人员没有防护设施，大面积感染，火葬场人手不够，拖尸车不够，焚尸炉不够，而尸体上带着病毒，必须尽快烧掉。你们知道这些吗?不是人们不尽职，而是灾难来了，人们已经尽了全力，甚至超负荷，但却无法做到喷子们所说的那些。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见《方方日记》2月16日)
这两天，噩耗仍是连连。武大去世一位博士，华科大去世一位教授……死亡的幽灵，依然在武汉徘徊。……目前湖北已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达七万多人。这离当初医生朋友预估的数字已经不远了。(见《方方日记》2月18日)
伤心的事，依然会随着时间走来。灾难已让我们伤心得太多。……不只是生命逝去的悲哀，更有不准说出来的悲哀。我也不说。(见《方方日记》3月1日)
今天在网上看资料，好几个人，谈及武汉，都用了“悲情城市”四个字。我不知道要怎么说，如果以春节期间的场景，用“悲情”二字，真的太轻，勉强可以配上的是“惨烈”。 (见《方方日记》3月2日)
够了，够了!在《方方日记》中，通篇都是“悲惨”“血泪”“心碎”“悲怆”“痛苦”“绝望”“哀伤”“苦难”“悲愤”这些字眼。其中2月18日的日记说“目前湖北已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达七万多人”，还比湖北省卫健委公布的数字多了一万多。某作家散布“精神瘟疫”的行为已经铁证如山!
在这里，我要对疫情期间被病毒夺去生命的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对他们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同时我也要请问某作家：你在《方方日记》中叙述的每一件事有没有可以让法院查看的真凭实据?你在公开发表《方方日记》时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是帮助防疫还是破坏防疫?特别是你在《方方日记》公开发表前有没有征求过日记中提到的每一个当事人的意见，有没有考虑过《方方日记》被美国之音、法轮功和台独等反华势力用作攻击中国政府的工具后这些当事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昨天，我在网上看到内蒙古作协原副主席田彬的一篇文章《我看方方及其“封城日记”》,颇有同感。下面就引用田彬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方方的作品，所反映的情绪是消极的，在万众一心抗击瘟疫的时候，你应该给人一点鼓励、给一点掌声，不要在那里以救世主自居，挑三拣四、指桑骂槐，甚至幸灾乐祸，更不应该打着为民请命的晃子，煽风点火，挑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
“一个作家写书没出了名，这次可逮住了机会，在国难当头，利用人民和政府的矛盾，乘机发泄内愤，以博万众眼球，达到一举成名的目的。依我看，她是一个不齿于中华民族、不耻于全人类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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