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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乱喷“五胡乱华”,认真点好吗!

2020-03-19 10:10:0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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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按:2020年2月27日,司法部公布了《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社会踊跃提出自己的意见,比较集中针对的有“超国民待遇”;但也有几篇似乎离题十万八千里,比如“五胡乱华”、“蛮族入侵”、“汉奸”。篇数不多,可以从头到位细细研读,也算读后感吧,不算征求意见。

  这几篇文章总的立意是在提醒立法要谨慎,拿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应该说动机不错;但是将“五胡乱华”与“外国人定居”并列,似乎不伦不类、文不切题,近乎搅局。“崖山之后无中国”因为他的理论反动性而遭受批判,压逼下退出话语市场,“五胡乱华”之类缺乏理论结构,未受社会重视,影响倒是不可小觑。

  所谓“五胡乱华”,表面上似乎突出“民族”的意义,似乎对“汉族”存有感情,实际上是假的,不是指向血缘、地缘和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那个“汉族”,而是指向政治共同体――也即以阶级为基础的共同体,但又不是1949年公告的那个阶级,不愿这个阶级基础,因此避谈政治,实质仰赖这个政治实体却在伸张精英话语和利益。乱喷“五胡乱华”者潜意识中把自己看成“汉族人的代表”了,这是非常显著的精英意识,代表某某某是显著的精英特征。

  容我慢慢拆解给你看。因为中国政治不发达,集团生活不象西方那样发达(梁漱溟),因此七转八转,容我慢慢来拆解】

  一、乱喷“五胡乱华”者选择性避谈政治

  二、乱喷意欲何为?

  三、儒学从价值平台演变为精英话语的“搭载工具”

  四、意图将价值之争变成种族之争,为“后共产主义”做准备

  五、“国标”已把“五胡乱华”改为“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你还想咋的?

  六、再乱喷,提议立法列入“分裂国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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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乱喷“五胡乱华”者选择性避谈政治

  “五胡”者:匈奴、鲜卑、羯、氐、羌。无论口传还是史载,匈奴、鲜卑、羌的族源是非常久远的,与远古传说的夏同时代,他们与夏是血缘传承或近亲关系。这在现代已得到越来越多证据,比如传说的“姜羌同源”、“夏朝缔造者大禹来自西羌”、“匈奴来自夏后氏淳维”等。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

  乱喷“五胡乱华”需要“汉族”这个潜概念。因为“汉族”是现代概念,当时并不存在,有的只是政治实体比如“秦朝”、“西汉”、“东汉”、“西晋”、“东晋”等,这些政治实体在追溯自己族源时将“华”(或“夏”)作为民族正源,实际上并非以血缘和文化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

  或曰道一人呀,你这是否“民族虚无主义”呀!

  “民族虚无主义”在近代也是被用滥的词句,我们在关于岳飞“究竟汉民族英雄还是中华民族英雄”争论中经常看到。我这里并不“民族虚无主义”,并不因为当时没有这个称谓而否认他的存在――如果真这样那才叫“民族虚无主义”呢,我只是强调我们今天嘴巴里的“汉族”,当时只不过是个政治实体。

  二、乱喷意欲何为?

  “五胡乱华”有着强烈的族别意味,虽是历史语言,但在多民族聚居区仍有实际意义,他标志着族群认同,有着实际意义,而在根本不涉民族区隔意义的语境中乱喷,意欲何为?

  谈论民族是离不开政治、血缘、地缘和文化这些观念的,这些观念在民族概念中的权重决定了人们的实际行为。交往中某人也许和你说同样的汉语,写同样的方块汉字,长一样的面孔,但却未必与你有同族认同,“我的中文名叫‘小沈阳’、英文名叫‘肖声样’”非常传神,袒露了他的真实心迹,赵本山调侃一下,无意中揭示了这个秘密,就对赵本山恨之入骨,要将他告上法庭。可见虽然同文同种但政治利益不同,他就不会与你有同族认同;同样,乱喷“五胡乱华”者未必与你有汉族认同,可能别样意思。网络世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乱喷一气造势,成本效益极高。

  因此需要极高的辨识智慧,我们总在畸左畸右、忽上忽下,找不到民族真正纽结点。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阶级高于一切,民族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纽结作用被忽视、贬低、歪曲;“文革”中因为中苏决裂,民族被重提和重视,但其中的政治叙说远远盖过血缘、地缘和文化的作用,民族人物的随意拔高或贬低与今天的戏说康熙可有一比――比如会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杜甫,他就可以“当选”劳动人民的代表,历史仍未按他应有逻辑叙说;“文革”后各种思潮泛滥,其中两股思潮值得关注,第一股是商业主义:商业逻辑渗透到各种思潮中,包括民族叙说,他们不会按民族的应有逻辑进行重塑或叙说,而是根据商业需要――我们今天经常看见的“汉服热”就可用来证明,以所谓的“汉服”来唤醒汉民族意识,其实意在民族煽情压制人们对他商业功利的批评,当然是骚操作;第二股是文人主义,也即贩卖文字。文人的稻梁谋与裁缝、木匠没有区别,他们需要贩卖文字文稿来谋生,但是他们话语权远非裁缝、木匠可比。商业主义与文人主义似乎很相似,其实区别太大了:文人主义其中浓浓的价值判断,他是商业主义难忘项背的。

  由此看出1949年强调“阶级论”,意在强调身份认同,强调阶级共同体认同,是显意识;参股势力进入后阶级意识淡薄,但是强调共同体意识仍是重要的,“五胡乱华”这类词语显然这层意义――但他不象“阶级”那样具有实质意义,只能沦入少数人“玩”,只能作为某种潜意识存在,真正的作用是满足一些人的“代表性”意念,似乎这么一说他就俨然“汉族代表”了。

  这类说法虽然进不了中共意识形态殿堂――因为中共法定意识形态仍然是“阶级论”,哪怕一万年不说,因为他的第一个基础就是这样的;1949年人民革命建立的政权仍然是各民族的代表,被推翻的阶级从来不曾作为哪个族别的代表,汉族也不能例外,但是参股势力传播影响很大,加深了我们普通受众将中国的历朝历代当作汉民族共同体的错误观念,利用中共殿堂理论式微之际迅速占领公路、桥梁、建筑物、广播、银行等重要场所。不仅在“汉族”、“历史”少数几个话语上的高喇叭,而是表现在所有上层建筑、民俗民风话语上,大部分人不关心,没有感觉。比如“汉族”、“汉服”、“书法”、“国画”、“儒家”、“国学”、“心学”、“王阳明”等一大串,大家可以细细品味。其表现就是选择性避谈政治,精英话语挤占平民话语。多年前南方精英信力建借“五胡乱华”这类术语传播他的精英治国理念,多年不见他音讯,此类影响以及话语术仍在。

  三、儒学从价值平台演变为精英话语的“搭载工具”

  乱喷“五胡乱华”者是参股势力,总体表现为金贵气,但很难辨识其真实用意;毕竟网络世界,除了信力建这类大咖们可以跟踪其行为动机,大都情况下都是难辨东西的。他们将历史上的政治实体充当现在某一民族的共同体,以“秦朝”、“西汉”、“东汉”、“西晋”、“东晋”等充当汉民族的代表,意在强化其想像中的“代表性”,实则扰乱视听、愚弄社会、愚弄历史,实现的效果就是精英话语挤占平民话语;然而“阶级论”毕竟仍是中共法定的意识形态,任何背离“阶级论”的乱喷声音注定是不连贯、无系统的,无论多响他总进不了殿堂,“平民话语”倒是可以借“阶级”合法性进入中共殿堂,因此“精英话语”他要连贯性、系统性而加强他的传播影响,满足其“代表性”想像,也需要依附于某种主流价值形态,以我观察儒学就是其不二选择。

  儒学曾是中国的官方之学,是读书人和统治集团的话语平台和话语术,1919年“五四”后边缘化,1949年后更被逐出话语平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儒学逐渐恢复,但并非恢复统治平台话语功能,而是学术、价值观,因此只在教授-学生一个封闭小圈内进行――你跟踪发表儒学文章的人,99.99%是某大学教师教授,很少圈外人。

  既然曾经是中国两千年统治平台话语,那他一定仍有某些诱惑之处――以我的观察:对这99.99%人群的致命诱惑,只要拿着书本操练文字努力刻苦学习“之乎者也矣焉哉”,就能成为康熙大帝那样妻妾围绕,子孙满堂、群臣叩拜的人物,亦能耶稣那样流芳百世,你看他们的座右铭“三不朽”不就活脱脱的一幅肖像证明――用时下时髦话说:一部《曾文公家书》“看哭”了多少人!!!这是个慢慢试水过程,大概经历“好奇->价值引领->冒险赌博->价值之争到种族之争”几个阶段,人群就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而离儒学价值理念越来越远,儒学越来越成为精英话语的“搭载工具”。

  七十年代“文革”结束,儒学恢复时,还主要是学术动机,价值目标其实还很微弱很遥远,主要针对“文革”以及“五四”以来模糊的学术和价值领域,从术语阐释的角度进行梳理;依我看还有浓浓的一股“好奇”,学术其次,价值引领更其次。因为半个世纪边缘化后环境完全改变,人也是完全新人,当今儒学论坛呼风唤雨自称“儒家”的人大都1949年后更可能“文革”后新人,对传统语境的“儒学”肯定抱有些许好奇,穿越久远做回“古人”是许多人的嗜好,并非怪癖;环境是新的,人是新的,况且“文革”中曾经一次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运动后不久“文革”就结束了,都是新鲜的,都想知道些“为什么”――我就这个年代走来,就有这个心理,就想知道“批林批孔”运动真实原因是什么?他与传说(的历史)究竟啥关系?

  因此“文革”结束后第一波儒学热,很可能“好奇”占据主导,我看学术也算不上多少,更甭谈价值引领。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随之伴随“政冷经热”、“打左灯向右拐”辩论的白热化,这时的儒学真正进入社会参与,各种社会话题都有儒学参与的影子,比如儒学与市场经济、儒学与现代道德和法治、儒学与现代民主、儒学与自由、儒学与人权、儒学与企业伦理及企业管理(廖晓炜、郭齐勇《改革开放40年来儒学研究的三个阶段》),这是第二阶段,我把他称为“价值引领”阶段。

  第三阶段是“冒险赌博”阶段。经历两个阶段后,儒学从业者似乎看见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和潜藏能量,已不满足于目前的学术孤寂和价值空乏,要进入“刺刀见红”真实的政治领域试试身手,依我看有两个标志,第一个是2003年蒋庆推出他的“政治儒学”,第二个标志是2011年1月11日,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立起了孔子的巨型铜铸塑像,100天后在全国一片怒骂声中被迫移走。为什么我把这两个事件作为标志?因为他是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的试水标志,是由暗到明的标志,是千筛万选“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标志。

  ――“五四”特别是1949年以来儒学边缘化、学术化,经过十几年价值引领的试水,从业者们终于看见了儒学的社会参与力,迫不及待参与一试,却又迅速遭遇打脸,在信息高度透明迅捷化的今天,其受伤不亚于“五四”特别是1949年的两次重击。这全怪从业者们智商欠缺,误判天道神启。儒学在东亚得势两千多年,他们仰仗的并非义理内禀,不象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仰仗义理内禀,而是依靠王朝官僚体系的支持,亦得益于东亚民族阴雌化、缺乏抗击意志和男性思辨张力,反过来他们又要维护这个体系,继续阴雌化东亚男性意志。

  ――然而时过境迁,这两样已不可恢复。自西方势力海路进入东亚,就像病毒进入人体,只有两种结果:获得免疫,身体变得更加强壮,未获免疫,被病毒吞噬。印度就是后者,最后被西方势力奴役;中国和日本就是前者(当然日本也矫枉过正,竟然强壮到同时打败沙俄和满清。后来幻想可以打败全世界,终于发动“二战”,被美国轰了原子弹,现在总算恢复理智)。

  ――“五四”以前华人并行多个语言语音系统,有雅言(即文言)、俗言(即后来的白话)、方言,方言也有八大系上百种,“五四”后统一到国语(或普通话),1949年后又推行简化字。这两个措施都提升了华人智力和交流能力。

  ――儒学从业者们严重误判:从语言统一白话普通话到文字简化,华人智力极大提升,社会参与度提高,他们选择性无视这一点。古代儒学的工具基础是雅言(即文言),很可能是远古多民族融合的遗留印记。雅言既保留了古代民族融合的印记也阻碍了华人思考,古代儒学就是要借此维护一个小圈子,维护对大众的统治,现代儒学从业者们非但没有认识这一点,做某些工具改进,而是很“受用”――这与他们“文人主义”贩卖文字的职业属性有关。坊间正是从这窥测到这个群体的“小器”格局,永远成就不了国民委托之重,“小器”格局只能用来表现高于你我的精英气。他们贸然在广场矗立孔子像,社会窥视到他们“以廉价方式统治社会”的“小器”心迹,当然要针锋相对。并且天安门具有政治象征性,这里矗立孔子像当然得到体制内允诺或授意,不广泛征求社会意见而贸然作为,“五四”和1949年的血算是白流了,这更激起国人哗然愤怒,决不允许他们做成。

  第四个阶段是“价值之争到种族之争”。东亚精英与德国精英具有相似的心理特质:愈挫愈奋的唯意志与动辄唯物经验的两个极端,奇怪的共存于一体――不同的是德国精英还制造理论(why is)强词夺理,东亚精英很少理论而是一意孤行(is)一路到黑。他们不将孔子塑像事件看作一次失败,总结教训,今后避免些什么,而是从中寻找机会;其中也有许多偶然促成,我归纳大概以下3个:

  1、“文明冲突论”催化: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表了“文明冲突”理论。中国不仅是中国文明承担者,当然也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经过十几年酝酿和思辨、时间到,中国学者接过了话茬。此前中国学者一直反对“文明冲突论”,此后不避而是积极应战,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卷入其中(西方人栽赃吧?);

  2、一系列国际事件将中国推向俄罗斯:比如天安舰事件、钓鱼岛购岛事件、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政策出笼;

  3、国内西南方向发生一些政治风波,各色人物政治面貌明朗化,引发政治力量组合或重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儒学与经济学两个话语圈相互靠拢渗透。“十八”大特别“打老虎”后加速了这个靠拢渗透。大学教授封闭的儒学圈,政府、专家和企业家构成的经济学圈子,原本两个话语圈基本没有交集,此后逐渐靠拢,相互渗透吸引,从人员到话语。

  ――2018年9月28日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召开,龙永图被任命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理事会副主席。这样一个满口“贸易”、“物资”、“流通”、“运输”、“谈判”的英语系毕业的官僚,忽然张口就来“尼山”、“孔子”,确实有点不习惯。他还背负恶名至今没有偿还――全网都在确认:他必须为其公职任上的“刁民”说付出刑事代价。将这样一个蔑称人民为“刁民”的人任命为尼山论坛理事会副主席,可见儒坛虚谈“儒雅”,实质暴戾异常。既然如此,儒坛也必须为“刁民”说承担连带责任。社会行为不应该是游戏。

  ――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秋风式签式语言。秋风是谁?他叫姚中秋,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如此恶狠狠,已经到了不管语句的前后通顺。100年前孙中山刀枪剑戟面对面向满清鞑子夺权时,向世界和国人发布公告,说话语句还是稳稳当当、文辞通顺,怎么安坐了100年的汉家天下,一个大教授会有如此前言不搭后语?显然与“鞑虏”撩拨无关,内心有其他想说又不便,故借“鞑虏”宣泄出来罢了。

  ――经济学大咖一窝蜂口吐儒学术语(比如金融大咖巴曙松的《我所知道的天命》)应该说是近期时髦,儒学圈争相加盟经济学,这种高端跨界近几年颇为时髦,又传递到实业界,一大批企业家也开始跟风。我注意到好多年前娱乐界一窝蜂玩“佛教”、“佛系”、“仁波切”、“白马仁波切”,而企业精英领袖们则一窝蜂玩“道”,也许太抽象、太累,近几年又一窝蜂玩“王阳明”――因为王阳明的“道”更厉害,公司入口处放一尊王阳明塑像,他在贵阳修文县的“龙场悟道”处门槛踏破,成了最火的旅游景点,企业家们竞相参观膜拜;笑眯眯的郦波也不讲诗词了,改行给企业家们讲王阳明了。

  这样儒学“文革”后经过几十年恢复,在价值领域发声、引领社会,然后跃升为精英主义话语平台,精英话语的“搭载工具”;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成为一把工具,徒有“高大上”外表,也需要借儒学提升自己的价值地位。事实上远不止儒学与经济学圈子的相互靠拢,而是以这两个圈子为核心层,是个更大的精英话语圈,这是个试错实践过程,就形态上(从人员进进出出的频繁性,话语发出方向等几个方面考察)看是“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地方-娱乐”,把这个圈子黏合起来的黏合剂就是“种族话语”――也即试图将儒学原本的价值引领变成种族之争。

  四、意图将价值之争变成种族之争,为“后共产主义”做准备

  应该说蒋庆的“政治儒学”过于急躁冒进、心机暴露无遗,欲速则不达,与现体制有冲突危险,儒学与经济学联姻应该说是吸取教训,退而求其次。应该从这层意义上看待儒学家与经济学家们最近的一系列联欢会,始终可以看到蒋庆的影子。(现代)经济学完全西方货,与儒学观念完全对立,全方位任何意义上的对立,竟也能联姻,可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失去理智,注定走不好,走不长,开局就没开好。龙永图这批人的介入就是来搅局,根本违背蒋庆等人意愿,将“刁民”挂嘴边的人来推行蒋庆的“政治儒学”理念,南辕北辙!

  经济学虽说进出高端,理论高深莫测,但是缺少思想灵魂,解方程式的游戏,富家子弟或高中男生,只要师徒带就能运用自如――因此坊间戏称(中国特色)经济学象只打领带的猴子。中国内地经济学说脱胎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唯物倾向但也不乏思想深刻,西方经济学他本身工具性,但是置于西方基督教人文文化环境,因此就“阴阳”整体而论,西方环境下的经济学并不失思想深刻性(他的许多假设必须置于基督教文化环境才有意义);然而背离“政治经济学”后的特色经济学变成一只打领带的猴子――这只猴子为了玄虚,经常搬来“数学”、“量子力学”,自然科学领域刚出现的名词就能被他们搬来玄虚,越玄虚越献丑,谁都明白这种“特色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集权垄断之手”。这只猴子要变成人还有待时日,弄巧成拙、修炼出差错的几率其实很高。

  儒学“五四”后已被边缘化,再怎样也难恢复到原来地位,不可能占有实功,他虽不乏思想,所谓辞章天下、道统源流,然而全都死语言,很难真正影响社会,只能卷缩在大学教授封闭圈相互欣赏,拿国家项目款。不久前大陆儒学与港台海外儒学还有体制樊篱,互相隔绝。

  于是乎猴子要被人看待,找来找去就找到儒学,儒学要走出象牙塔,沾染实功,找来找去也找到经济学。这是利益交换过程,是蒋庆“政治儒学”退而求其次方案,也是试错过程。因为握有话语,“儒学-经济学”圈子越滚越大,成为“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地方-娱乐”的形态模样,种族话题正好成为黏合剂――儒学本性具有种族倾向,不仅浓郁的“夷夏之辩”、“夷狄化”、“夷夏大防”、“五胡乱华”、“崖山之后无中国”辞章,政治伦理和操作从远古的“九服”、“五服”到后来的“天下中心”都有种族倾向。对外交往以“民族”置换“阶级”,时间跨度半个世纪,其实一步之遥。

  “价值之争变成种族之争”是葛兆光在《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提出的命题。这是很有见地的,命题一提出就引来广泛争论,影响极广。这有证据的,近十多年来许多的中西方争论,从最早的政治制度话题逐渐演化为文化之争、文明之争,借助儒学的特殊语境(“夷夏之辩”、“夷狄化”、“夷夏大防”、“五胡乱华”、“崖山之后无中国”诸如此类)愈益得到强化。谁挑起暂且不论,这正中所谓的“大陆新儒学”下怀,这类争论有助于证明他们的国学合法性,提升他们的国族地位;并且在“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地方-娱乐”圈中反复切换话题,偷换概念,游刃有余,唯一不变的是精英话语得到强化。“阶级论”从中共主流话语退出舆论阵地后,没有哪一种价值观能与之抗衡,经济主义就是个猴子,根本不配做人。

  他们真的是在维护国学和国族利益?不见得。西方对中国体制的攻击并非始于最近,而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的整个过程,但要区分政治层面和非政治层面。政治层面涉及政治主权,当然不可退让,而所谓“中西文明之争”以来情况变得复杂,我们以上一路分析就是为了阐明这个观点,所谓“大陆新儒家”借国学参与,价值之争变成种族之争,“中西文明之争”成为精英话语平台,借助“中西文明之争”产生的“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地方-娱乐”交集圈,使得平民话语受到挤压、愈益边缘化。这个事实应该看到。“中西之辩”有时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防守是最好的进攻,有时该防守就防守,该进攻就进攻;一味的蛮干,不是傻逼就是心怀叵测,龙永图这班人马的加盟,更加重了人们的怀疑,怀疑他们假意“中西文明之争”而实际意在精英话语;更应警惕他们暗通款曲忽悠国人。中国史学界有借古代民族纷争历史影射当下国际事务的传统,“文革”时期与前苏联争执就经常运用这类手法,借古代中国北方战争来警告前苏联。时过境迁了,我怀疑仍有人热衷这一手法,他们的“价值之争变成种族之争”很可能不是针对美国或西方,只是虚晃一枪,实质用来针对中国北方。况且俄罗斯一千年不到(虽然来势汹汹,“十月革命”就是一例,统治阶级至今睡梦中都惊醒),而所谓“少数民族”问题对统治阶级的威胁至少三千年,这个心病尤甚。

  因此在争论葛兆光的“价值之争变成种族之争”命题时还须仔细辨析一番。我参加红坛就时常对同志们提出这个意见,不能被他们“中西文明之争”忽悠了,不断有人鼓噪“五胡乱华”时更应警惕,要仔细观察声音来自哪个方向,比如金融大鳄、颜色革命的金主索罗斯在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号召西方维护“儒家传统”,更道出鼓噪者的心机,儒学语境的种族观念具有针对性,是指向北方,指向平民的。事实上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这个那个高端论坛谈论的所谓“儒家”、“儒学”早就引起社会警觉,他们拉来索罗斯这类西方大腕站队,别以为是为了缓和“中西文明之争”调调,就是为精英站队,为后事做准备。

  我把“娱乐圈”也加进去了。或曰道先生呀你昏头啦!我是想过的。“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地方-娱乐”这个圈中的“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家”他们本来就是精英,必须是精英;但一个社会不全都精英组成,社会其他成员的声音也应该发出,也应该被倾听。但是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治能力是很弱小的,发声是很微弱的,而娱乐圈正是被用来假扮民间声音,众多娱乐明星俨然大咖大腕,一付居高临下态,“两会”比例远远高于其他――这是非常中国特色的社会奇葩和政治奇葩。近几年娱乐明星一窝蜂加盟“国学”也算是个文化奇葩。比如有个叫孙楠的男歌手钟情“国学”传为笑谈,他将一双儿女带离正规学校,送进民办“国学班”学习“孝道”,并且四处宣传“国学”。孙楠可不是普通歌手,而是体制内很倚重的大人物呦,“小崔一怒”那会儿娱乐圈遭受重创,体制内为挽回影响,提升士气,派张国立佟丽娅率中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团抵朝鲜访问,孙楠还是重要成员。当时的花边新闻“孙楠拜见金正恩时弯腰鞠躬行礼幅度过大”还引来媒体大肆炒作,被指“奴性”,楠粉辩称“孙楠是佛教徒,待人接物理当如此,给歌手谭咏麟鞠的躬,脑门就快着地了”。那件事大肆而隆重,国内各大媒体纷纷给予头条报导:中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团在机场受到朝方官员高规格迎接,受到朝鲜民众夹道欢迎,演出期间受到朝鲜国最高领袖的接见。“小崔一怒”孤军奋战,可怜得很!中国“娱乐圈”被体制内用来压盖、稀释民间声响,新疆小姑娘佟丽娅未必明白,张国立孙楠们可是心知肚明呦,加入“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地方-娱乐”五合一形态可不是我奇思妙想喔。

  因此把娱乐加进这个交集是有道理的。另外娱乐影视播出各种作品节目,当然他首先是文娱文艺,然而也会提供实质性的意识形态“硬核”,乃至发酵,发酵后的话题也就脱离影视娱乐圈,成为社会重要话题,引领社会思潮――所谓“引领”肯定是筛选过的,至少不触碰精英利益。比如最近看见电视剧《鹤唳华亭》剧评,故事背景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故事本身没有实质意义,鸠占鹊巢、本末倒置,全都剧评天下。其中一些是相当“恶狠狠”的,包括“五胡乱华”之类;然而这类“恶狠狠”已无关剧评,也无关当时民族纷争历史,实际透露出一股浓浓“精英气”――不管剧评者自己是否意识到,他在其他剧评中一旦话题适合也会如此“恶狠狠”。

  总之中国民间社会声音微弱,娱乐正好就来假扮,其实仍然一股浓浓的精英气。

  我把“地方”也加进去了,他可不是“地方主义”意思中的那个“地方”,另有意思。或曰道先生呀你又昏头啦!我还是想过的。

  中国是个庞大实体,政治多中心极易国家分裂,这是经常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不重心,虽不至于国家分裂,但易造成国族认同障碍,造成的最坏结果是政治分裂,以国家分裂为上限。事实上不重心是大国经常可见现象,怎样避免认同障碍,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我这里不讨论大学问,而是解释一下“地方”在“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地方-娱乐”五合一话语圈中的意义。

  既然讲原因在政治、经济、文化不重心,又不是“地方主义”,实质上是精英主义的另类表现,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我有多篇专述,最近三篇可参见:

  1、“广东话最接近古汉语”说意欲何为?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904/196832.html)

  2、也谈“为什么是河南?”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904/196902.html)

  3、关于“为什么是河南”及“广东话最接近古汉语吗”的重要补充!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904/197062.html)

  我把这三篇的意思归纳一下:

  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就是大搞经济建设,是从东南沿海向内地慢慢推进的。东南沿海经济体量GDP日益庞大,与内陆省份差距日益加剧,经济中心偏向东南沿海是个不争事实,随之产生“不重心”的固有规律性问题,比如话语权的转移和分享。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绝大部分为原体制内走出者享有,最早一批就是所谓“太子党”。这批人固有精英意识,话语权也随着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转移而转移。我在三篇中所列举的一些案例现象,粗看略具地域偏见色彩,但把他放在这层关系中看,他其实是精英话语,或者受精英话语牵引。这类精英话语或牵引是由不同层次构成的,以我理解大概有这些层次:

  1、以纯粹的民俗心理表现出来:比如各种地域黑如“河南黑”、“山东黑”、“东北黑”。

  2、具有显著的政治倾向性:比如恶意性的政绩比较如《深圳全年GDP总量首次超过香港》、《地方财力角逐:广东超万亿居首 江苏上海分列二三》,比如侮辱性的民间谶语如“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以引起中共高层警觉,多次发文警告。

  3、以伪科学掩盖真实动机:比如所谓“广东话最接近古汉语”,中国人种体质是海岛类型、马来人种类型。

  4、以各种选择性的所谓大数据来制造心理分裂:近三十年来东南沿海学生成绩明显高于内陆,这是个事实,各种国际国内数学、物理、信息学竞赛,东南沿海省份显著高于内陆,于是以这些大数据解释人种优劣,中日关系紧张时刻更有“精日”分子以此证明中国东南省份人与日本人更接近的陈词滥调。

  无论N个层次,就掩盖一个,实质上是精英话语或者受精英话语牵引。

  因此我把“地方”也加进“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地方-娱乐”精英话语圈,是有道理的,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主义,而是某种精英话语。

  五、“国标”已把“五胡乱华”改为“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你还想咋的?

  因此所谓“五胡乱华”,表面上似乎突出“民族”的意义,似乎对“汉族”存有感情,实际上是假的,不是指向血缘、地缘和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那个“汉族”,而是指向政治共同体――也即以阶级为基础的共同体,但又不是1949年公告的那个阶级,不愿这个阶级基础,因此避谈政治,实质仰赖这个政治实体却在伸张精英话语和利益。乱喷“五胡乱华”者潜意识中把自己看成“汉族人的代表”了,这是非常显著的精英意识,代表某某某是显著的精英特征。

  这就是我本文想告诉你的大实话。这在我们当下中国非常真实,精英群体仰赖这个政治共同体,但却虚假的把他称作“民族”,实质仰赖这个政治实体却在伸张精英话语和利益,赵本山一语道破这个秘密“我的中文名叫‘小沈阳’、英文名叫‘肖声样’”,他们就对赵本山恨之入骨。

  统编历史教材已经删去“五胡乱华”的说法改称“少数民族南下”。这一改写有利于民族平等和谐,也不违背历史史实。“乱”是事实,“乱华”也是事实,但这个“华”是包括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内――既有少数民族屠戮伤害汉族,也有汉族屠戮伤害少数民族,更有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另外中国正史中都未曾出现过“五胡乱华”这个词,中国历史很讲究这个传统,因此删除他改称“少数民族南下”也有学术依据。

  我的看法:在特殊场合比如学术研究中使用这类术语并非不可,有时也只有这类术语能够贴切传达学术意境。社会革命比如孙中山推翻满清时期更是大量使用这类革命词汇,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不能比拟。但都是需要条件限制的,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他既不能激发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精神,只会诱导民族分裂情绪,真正受益的只是少数精英和文人主义者。

  六、再乱喷,提议立法列入“分裂国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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