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底武汉爆发了新冠病毒疫情，面对这种前所未见、传染性极强的疫病，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防治措施，例如武汉封城、超高速建设防疫医院、中西医结合防疫，乃至全国推迟复工、复课等等。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极大地降低了疫情对中国社会和世界人民的影响，显示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到2020年3月底，这场防治新冠病毒疫情总体战、阻击战开始起到了明显效果，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肯定和赞扬，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战胜疫情的曙光。在这场疫情中，中医在降低轻症向重症转化，加快病患的康复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效果，可以说在抗疫战争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再一次变成很多人争论的热点，同时由于中医未能尽早地参与防疫效果打了折扣，另外中医尽管出了力，但是西医在防疫中的地位仍高于中医。因此本文想从东西方文化对比角度来思考中医和西医的不同和它们的关系，反思新冠疫情防治中的一些不良倾向。
一、西医是西方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思维方式是分割论
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而现代科学哲学历史研究也表明：宗教神学是西方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孕育者。在在近现代和现代的西方文化体系中，神学把神或者上帝定义为世界的最终解释，而哲学实际上是神学婢女，它通过思考来发现上帝创造世界规则，科学作为哲学的进一步的分支，其任务是采用实证结合逻辑的方法来发现上帝隐藏着的规则。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看，古希腊工商文明的对外物现象的客观分析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种子，而中东游牧民族的宗教为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温床，当神学家研究上帝时，对教会腐败感到失望的西方思想家们通过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用哲学和科学来重新解释上帝。所以我们看到，牛顿、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的科学理论和哲学思想里，都给上帝留有一席之地;而在当前美国，大约百分之六十的人仍然相信上帝，并且将近一半的科学家是教徒。
在西方文化中，分割论是主要的思维方式。在神学中，万物是上帝创造之物，万物中隐藏着创造的秘密，于是哲学接过神学的研究，把万物和人相剥离，形成了“主观”、“客观”等概念，而科学接过哲学的研究，通过实证结合逻辑的方法来研究“客观规律”，实际上“客观真理”只不过是上帝“创造的法则”的代名词而已。
西医作为西方科学的产物，必然也继承了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成果，它把人当作“物”，利用西方科学的各种物理化学原理来解释人体，把人体还原成了物质的运动;西医更进一步把人分割成各个独立的部分进行研究，发展了解剖学，从而形成了西医的各个分科。
二、整体论是中华文明底层的思维方式，中医是中华文明的“道学”重要组成部分
同古希腊工商文明和中东游牧文化不同，中华文明是一个与自然密切发生联系的农业文明，对自然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深刻的理解和体悟，发展出了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模式，中华文明整体论的思想认为:
(1)在宇宙观上，中华文明把宇宙中的各种现象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可以称为“道”，这个整体中的诸要素之间的作用可以用相生相克的“五行”系统模型来描述;
(2)在认识论上，认为宇宙这个整体，超出了人们日常经验的范畴，因此语言文字、概念等只是人造的认识工具，而非实相，但是人作为自然的产物，可以通过内在的观照来“得道”，中华文明认识论观点完全推翻了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3)在方法论上，通过阴阳模型来辩证思维是中华文明主要的分析方法;
(4)在主观和客观关系上，中华文明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主观和客观是互相关联的，用西方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划分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往往是方凿圆枘。
中医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了中华文明的宇宙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时针对人体，形成了自己对人体和疾病的一些观点：
(1)人是自然的产物，是大宇宙中的小宇宙，人体中的种种现象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
(2)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人的疾病源于外部的环境因素作用以及内部的各个要素不协调;
(3)人只要解决好内部的各个要素不协调的问题，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此可以通过调整人体内部各个要素进行对疾病进行预防和治疗。
由于中医完全继承了华文明底层的思维方式，并且在人体医学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医是中华文明的“道学”重要组成部分。
三、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上的对比
现代西方的哲学、科学的发展，并未否定中华文化的结论，反而为中华文化提供了许多支撑性证据。在西方后现代哲学中，逻辑只是“语言的游戏”，在认识论上消解了“话语”对人的统治以及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在科学上，量子力学说明主观的观测与客观不可分离，爱因斯坦所谓的“上帝不会掷色子”说法的失败，实际上否定了一个独立于万物之外的上帝，而相对论和宇宙大爆炸学说都说明了宇宙的整体性，甚至出现了《物理学之道》等书籍。当代科学的分形理论、非平衡热力学、混沌现象、自组织理论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有机的、生机勃勃的宇宙”，把地球视为一个生命体的“盖亚学说”实际上基本观点与中国文化的结论是一致的，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流”的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气”有异曲同工之妙。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的进展并未否定中华文明的基本结论，而是在某些点上开始与中华文化思想开始交汇。
四、对中医和西医特点和关系思考
站在东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我们可以讨论中医和西医的特点和关系。
(1)研究的层次上的不同
从现代复杂性科学和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医是一个研究人体整体的宏观医学，关注的是人体系统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反，西医把微观的、局部作为研究对象。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医并不属于传统科学的定义。
(2)解决问题的方向不同
由于研究层次的不同，中医是从系统和整体的观点出发，从环境和人体内部诸要素之间的联系来消除疾病形成的内因;而西医从局部的问题出发，深入查找疾病现象在逻辑上的根源，解决的是造成疾病的外因。
(3)解决手段的效果不同
由于中医重点在于调整人体以提高人的免疫力，所以它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另外中医还可以根据形成疾病链条，提出全面的、系统性的综合解决方案;而西医需要研究导致疾病的细菌和病毒的特征，并依据已有的科学原理提出解决方案，再进行必要的试验才能确立治疗方案，所以尽管西医解决问题的深度较深，但是往往只有“华山一条道”，只能单打一。
从中医和西医的不同特点可见，中医具有面对工程实践、兼容并蓄、顺从自然、手段多样等特点，主要解决的是疾病的广度问题，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医是一门关于人体的系统科学;而西医具有研究要求高，技术排斥性强，追求纯而又纯，手段单一等特点，主要解决的是疾病的深度问题，这说明西医是一种针对局部的专业医学。因此从医疗系统工程的角度看，中医师是系统工程师而西医大夫则是专业工程师，中医是系统工程专业和专业工程专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要求是：
(1)中医在治疗应处于上游和主导地位，而不是并重的关系。针对人体中存在的非线性、不确定性和混沌现象，为达到效果最好、代价最低治疗目标，中医具有提出总体治疗方案的能力，并且可以包含西医的专业技术。所以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应该是中医领导和容纳西医，而不是西医主导和评判中医，否则就是用树木来代替森林，坐井来评判天空。
(2)在中医的人体和环境的系统模型指导下提出的一些治疗方案，为西医进一步开展微观的、局部性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西医用显微镜永远不能俯瞰大地，中医的“不科学”正说明了它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把中医“科学化”或者“科学化”的中医确实使得中医变成了“伪科学”。
(3)中医与西医的差别是推动未来医学发展的动力。“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站在高山上俯瞰大地与用显微镜观察地面看到的现象是完全不同的。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医在预测和控制疫病有着特殊的意义，只是未能被人们完全理解。
因此，目前新冠病毒的防疫中把细节化、简单化、线性化和排它性的西医置于具有整体性，实践性、系统性和包容性的中医之上的倾向是颠倒了系统工程师和专业工程师、工程实践和技术实践之间的关系。从中华文明复兴的角度看，中医的仁心仁术，只有在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利润服务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得到复兴;“上医治国，以医显道”，中医的整体论思想不仅可以应用于医学上，而且对于中华文明超越西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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