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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允许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瓦尔纳”,谈《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

2020-03-11 16:41:5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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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瓦尔纳与3k背景辐射

  二、“超国民待遇”在中国是个大观现象,表现在制度、执权、文化和民风的方方面面

  三、文化和民风中的“喜白厌黑”强化了“超国民待遇”或“崇洋媚外”心理

  四、智者察同、愚者察异

  五、如何解释这些?

  六、我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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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瓦尔纳与3k背景辐射

  什么是瓦尔纳?

  瓦尔纳就是印度种姓制度。据考证,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从喀布尔山口侵入印度河、恒河流域,将土著居民驱赶到边远地带,在原住民土地上建立了一套文明制度,包括种姓制度在内,婆罗门教是其中一种,他后来演变为印度教。

  种姓制度将人划分4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其中婆罗门和刹帝利是统治阶级,吠舍和首陀罗是被统治阶级。这4个等级外还有一个贱民达利特,他们被称为“不可接触者”。婆罗门教宣扬说: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大腿,首陀罗是原人的脚。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原人的身体之外。

  种姓制度规范了印度人的职业、家庭婚姻的所有的社会关系,人们按高低贵贱从事自己的职业、谋生和婚丧嫁娶。1947年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的法律地位被废除,但其文化影响仍然存在。

  据考证“瓦尔纳”的意思是部落、等级的含义,雅利安人等级要比当地土著人高,因此种姓制度又称“瓦尔纳”。

  雅利安人扩散是世界史大事。但是通过喀布尔山口进入印度河、恒河流域的那拨雅利安人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口中“金发”、“碧眼”、“白肤”的雅利安人完全两回事,后者完全是个杜撰,挖地三尺也找不到这个人种,至今也就不了了之。通过喀布尔山口进入印度河、恒河流域的雅利安人是否也进入过中国?这个问题在中国从来就是禁区,很敏感。如果没有进入过,道理上讲不过去,印度与中国就是隔壁,既然进得了印度河、恒河流域,就没有理由进不了新疆直达中国。被驴踢伤脑子的道一人习惯尺规作图方式读历史,雅利安人既然对远在天边的欧洲都产生过影响,为何没对近在咫尺,就在家门口的中国产生影响?这个怪问一直在我脑中盘桓,从年轻的八十年代到而立、不惑、天命、花甲之年,一直在我脑中盘桓,寻求解释。

  其实不乏有人考证,现在基本肯定,殷商就有雅利安人成份。最早研究是凭借文化事物的关联性进行推断,后来又凭几具出土的貌似白种人模样的干尸,但都不足以凭信断言,现在有强大的语言学工具――古汉语与东伊朗语研究证明,古汉语溶入许多东伊朗语成份,基本肯定雅利安人到达过中国,进入过中国的统治阶层,就是殷商。

  真正的问题不在雅利安人是否进入过中国,而是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建立了种姓制度,进入中国后是否也曾建立过相同制度?如果没有建立过相同或类似种姓制度,那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他的建立?印度和中国的区别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去解释?

  这在中国确实是个禁区,很容易激发争论,但又无法阻止人们去思考。中国史学传统(1949年以后)是以阶级论解释历史的,如果承认殷商有外来影响,横插一杠,我们精英题库似乎没有现成标准答案,是故该问题就成了“禁区”吧?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知道史学界有这么个问题,当时“文革”还在进行或者刚结束,当时问题给出的形式是:夏商周到底是朝代更替还是民族取代,史学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候外庐)都曾将此作为重要史学问题。可见这确实是绕不过去的问题,还是个大问题。

  为什么是大问题而不是一般问题?这本身就是个迷,也是个问题。

  什么是3k背景辐射?

  科学研究认为宇宙是大爆炸形成,“3k背景辐射”就是大爆炸证据。大爆炸早期也即宇宙年轻时期,含有致密,高温,充满着白热化的氢气云雾,等离子体与辐射充满着整个宇宙,随着宇宙的膨胀而逐渐冷却,恒星和行星逐一形成。宇宙的热胀冷缩与普通物质的热胀冷缩一样伴随着辐射,侦测这些辐射就是检验大爆炸理论的最好手段和证据。“3k背景辐射”是美国天文学家阿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于1964年偶然发现,却能最好解释大爆炸理论,为此他俩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奖。

  为什么把天文学理论拿到这儿来?

  汉民族今天是单一民族共同体,但他早期却是多民族聚合体,这没人否认;在聚合体向共同体过渡中也曾有过类似印度“瓦尔纳”那样的制度和文化,但他比印度的“瓦尔纳”轻微和弱化许多,以至于我们不认为那是“瓦尔纳”,然而我却强烈认为那是。为了寻找证据证明我的观点,因为类比思维上的简便性、直观性、工具性和非攻击性,我就将天文学上的“3k背景辐射”拿到这儿来了。

  寻找早期聚合体的“3k背景辐射”,就是找寻弱化版的“瓦尔纳”证据。

  我在各论坛谈论中国(主要指汉族共同体)早期亦有印度那样的“瓦尔纳”,只不过是弱化版这个观点时,隐隐约约感觉使人不适,任你怎样调节姿态,似乎总难消除;于是我想就方法论和工具层面(包括表述方法)多做些改善,降低一些进攻意识,客观性的东西总比主观性的东西更少进攻意识吧――“3k背景辐射”就是寻找客观证据。

  “3k背景辐射”有吗?

  有!多得很!不说无穷无尽,那也不胜枚举。比如现代汉语存在大量“3k背景辐射”,我下面会集中议论。古代以夏为尊,对周边人群使用鄙视称谓如“夷”、“蛮”、“狄”,我们现在的汉语词汇“鄙夷”、“胡说八道”等一大串就留有这类痕迹。今天读史感觉不到这类称谓的侮辱感,可是穿越到当时年代,那种刻骨铭心的羞辱是可以想像的――那还不是弱化版的“瓦尔纳”,又是什么?

  这里只是方法论演示,并非理论证明,大家可以仿此举一反三。并且演示只是与语言方面有关,其他方面还有更多“3k背景辐射”,比如“喜白厌黑”民风,再比如“喜高鼻厌塌鼻”民风,全都与早期多民族起源有关,其中许多内容又极具褒贬甚至侮辱内容。

  二、“超国民待遇”在中国是个大观现象,表现在制度、执权、文化和民风的方方面面

  2020年2月27日,网上公布了《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网络立刻炸开了锅,反对意见居多。十多天来我读了几十篇,意见集中在“超国民待遇”。

  “超国民待遇”是个什么东西?

  “超国民待遇”最早是指税收方面给予外商和外国投资者优惠待遇。八十年代我国曾颁行过《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俗称“三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这些税法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一些优惠,是为鼓励外商和外国投资。2008年所得税法已经内外统一,《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已成为历史,但“超国民待遇”似乎不愿退出历史。

  以税的形式给予外商或外国企业以某种优惠和便利,这是世界各国通例,目的是为调节经营主体利益,吸引外部投资,巩固本土实力,这算不上“超国民待遇”。并且实际效果是否真的构成“超国民待遇”,应该放在整个税法乃至整个财政制度框架下综合考察,比如考虑《关税条例》、《出口退税条例》等等,某些条款似乎“超国民待遇”了,而某些条款又保护了本土企业,综合考察未必“超国民待遇”。

  我想华人是明白人,很自然会这么思考问题。然又为何总是耿耿于怀“超国民待遇”?

  “超国民待遇”在中国是个大观现象,表现在制度、执权、文化和民风的方方面面,并不世界各国通例那样仅仅税法,我们可以一个个来分析。

  单就《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中的“超国民待遇”已经比比皆是,比如中国公民要实行计划生育,而入籍外国人不受此限;又如中国公民要入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需要诸多限制,左等右等一辈子都难圆户籍梦,而外国人一旦入籍,就可“工作调动”自由迁居,并获得这些城市的市民待遇;再比如中国公民兑换外汇需要限额,个人每年外汇限额是5万美金,永久居留外国人则不受此限。

  等等一大框早已超出世界各国通例,已非税法所能言,世界其他国家哪有这样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的?类似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自视甚高,他不扇你俩嘴巴就算客气,还想得到他的“超国民待遇”?这些还只是制度层面的,仅仅纸面的,中国庞大的基层(或科层)乃真正践行“超国民待遇”的地方,政治家们提倡“中美夫妻”论,真正上“床”的正是他们――我这里所说“基层”大到县乡地方政权,小到村镇、居委里委;“科层”是指各个功能机构,例如派出所、银行、学校、财税、工商管理等。中国庞大的基层(或科层)是纸面的法律与人的接触界面,是真正执权的主体。既然执权,他们就可立法――虽然法制意义上是“狗屁法”,然而是真正有实效的法律,言出法随,人们真正体会到的“超国民待遇”就在这个界面上。人们也许经常听闻:酒局饭桌上一通话,回去就可布置文书起草文书布告乡镇。外国人时常感叹中国人的办事效率高,并且也很享受这个效率,然而国人也许很难这样的享受;口号提倡“公仆意识”,或许只有外国人能享受到公仆服务,国人也许一辈子倘佯在口号声声。去年山东大学“学绊”事件沸沸扬扬,对国民的巨大侮辱,只有放置在这样的大观下才能理解,单个理解根本体会不出,单个理解那只是满足个人自由选择。“超国民待遇”表现在中国庞大的基层(或科层)执权上,内外有别,“宁与寇仇,不与家奴”老古训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呵斥”、“瞪眼”。

  以上所说“超国民待遇”表现在立法、执权方面,是清晰可辨,尚可一一列举诉说的,是刚性的,还表现在文化和民风方面,是一系列观念和精神表现,是软性的,这就没法说他“超国民待遇”了,说他“崇洋媚外”比较恰当。

  文化是国民生活的科教文卫体育事业方面,具体表现在教育、体育、艺术、文娱、哲学、宗教、科技等各个领域。文化总是需要人来引领和倡导,是那个社会的精英和统治阶层来引领和倡导,精英和统治阶级有怎样的观念,他就会利用他的统治手段和工具去传播社会,引领社会。立法执权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同样表现在文化方面,这里称“崇洋媚外”更确切,可以列举许多例子,我这里就列举两个,因为刚刚发生,比较新鲜,大家可以仿此举一反三。

  例1:去年5月9日,著名女作家六六在机场与人争座位,结果大发雷霆,地域黑东北人“对某三省不知为何如此捏鼻”,还不解气,竟然上升到种族主义高度:人种有优劣!但愿她未必真以为东北人是劣等民族,而是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气话。然而她是谁?她本名张辛,新加坡籍,祖籍安徽,毕业于安徽大学国际贸易系。是著名华裔女作家,她的作品影响面广,从中国大陆到东南亚华人聚居区,都有她的作品以及改编搬上银幕的电视连续剧,比如《蜗居》、《女不强大天不容》、《宝贝》、《心术》、《双面胶》、《王贵与安娜》、《罪域》。这些作品已非当初“布尔乔”情调,而是浓浓的精英主义;今天看来精英主义也已远远甩在后面,而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为伍了。可怕呀!长期来这些作品在中国大陆通行无阻,广泛散布,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社会已对作品中的“布尔乔”情调、精英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倾向失去辨别力。

  例2:去年田朴珺小姐发表了一篇鸡汤文《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他说“中国太缺少尊重了”、“我们需要培养一些有素质的人给这个社会,迎来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进程”。这话没说错,随后似乎有点不着边际了,她说【英国人太讲究礼仪了,8点钟的晚宴,你8点到不对,7:55到也不对】、【贵族精神在英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我需要WiFi密码时,管家用手托着一个小银盘,不是直接递给你,而是非常优雅地转到我面前,银盘上放着一张折叠得非常精巧的纸片,打开就是密码,神奇的是管家为你服务的过程都是无声的】。

  田小姐是谁呀?他是著名房产大亨王石的二婚。王石本人不仅从事房地产经营,更有精神情调,登山、爬壁、狼性、哈佛、基督教样样来,田朴珺小姐早年从事电影戏剧表演,夫妻俩一搭一档都在从事精神文化领域的高级活动,都是文化呀!可她今天的“银盘托WiFi密码做贵族”之类似乎不着边际,有点崇洋媚外了,中国人就不能俩指夹着密码递过去(这几天新冠病毒当然要小心点),俩指夹密码也许就野蛮人了?

  文化领域哈巴狗充斥于中国大街小巷,他们大都握有话语权,引领一时观念;更可怕的是在这些文化精英垄断话语权下长期灌输,中国社会似乎已对这些精英主义乃至种族主义观念失去辨别力,普通大众精神活动日益边缘化。

  如果说文化是可以确指的,存在清晰可辨的引领者或群体,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民风就只有一系列模糊边界,行为大都是自发的,观念也很难有清晰可辨引领者或群体。民风与人民的衣食住行、交友择业、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息息相关,是人的生命、生产、生活活动的根本方面。依附于这些活动的观念具有深厚的吸附性和广泛的弥散渗透性,很难高大上的政治说教或文化引导去左右,左右他也是个很漫长见效过程――比如宗教观念的形成。中国民风也有浓郁的“崇洋媚外”色彩和倾向。

  我也举个例子,大家一定很熟悉,也可仿此举一反三。上海(或江浙一带)卫视经常会有这样一档节目,随便说一个比如“丈母娘看洋女婿,越看越欢喜”。这类电视节目经常安排一些中西合璧家庭,到节目中来聊聊他们的家庭生活和趣事,聊聊生活中的尴尬和中西冲突。应该说节目的宗旨不太坏,大不了开怀大笑、闲适放松,普通大众也有窥秘猎奇的心理,并无恶意,然而这类节目传达出的气氛确实浓浓的“崇洋媚外”。

  我的感受和猜测:女人对自然生命的体验更强于男人,并且也更倾向于直白,更少弯弯绕,在社会与个体生命选择上更倾向于后者,于是话题较聚焦于两性、婚姻、家庭、孩子、情感等方面;也许男性更聚焦于前者,于是“阶级”、“种族”、“民族”、“意识形态”等一大框一大摞的“高大上”确实强于女人。因此这类节目释放出的是比较真实的民风心理,虽然浓浓的“崇洋媚外”气息,却是真实的民风心理。

  并且我与这些“丈母娘”同龄,他们的真实心理在我们年轻过的小船上也曾漂流过,真实感悟过。“崇洋媚外”心理在我们那代人的美学观、婚姻观、道德观、价值观等许多方面烙下深刻烙印,挥之不去的记忆。是真的。男女两性在这一点上毫无差别,不同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女人更直白,男人更曲折弯弯绕些――更喜欢用“阶级”、“种族”、“民族”、“意识形态”等“高大上”词句去遮掩一下私密心理。

  这类电视节目最早角色是电影演员、歌唱家等特殊群体。比如某女电影明星、女歌唱家一旦嫁了个白种人老公,她就愿意拿来炫耀,她的二分之一雅利安血统儿子或女儿,更是她品质高于他人的证据;后来男明星、男演员、男主持也跟上炫耀,炫耀她的白种老婆,二分之一雅利安――当时电视节目不发达,杂志纸媒体上炫耀居多。

  这种婚姻炫耀再从电影演员、歌唱家、主持人等特殊群体向社会普通蔓延传播,“丈母娘看洋女婿,越看越欢喜”及其传达的“崇洋媚外”心理和氛围就是传播效果。于是竞相攀比、成为民风,具有深厚的吸附性和广泛的弥散渗透性。说他“深厚的吸附性”,因为他的话题总是不离两性、婚姻、家庭、孩子、情感,涉及人们生活的根本方面;说他“广泛的弥散渗透性”,我只要举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有个叫“金星”的跳舞男人,将生殖器割掉冒充“女人”。于是一割天下惊,长期占据上海(或江浙一带)等一带卫视的黄金频道和波段,宣传他的价值观,强逼社会承认他是个成功者,以他为楷模。他“白种人老公”、“我的老公汉斯”不离口――你看:这个社会竟然到了太监也在炫耀“白种人老公”,弥散渗透到了何种程度!三年前忍无可忍我告了他一状《无法男性之躯得到的,怎么可能阴阳同体获取――致信中共有关部门》(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612/126385.html)。举这个例子说明他的“广泛的弥散渗透性”,金星明白这种话题几乎涉及所有社会成员感兴趣的内容,能吸引所有人的眼球,是所有人共同聚焦的话题。

  因为深厚的吸附性和广泛的弥散渗透性,民风中的“崇洋媚外”要比制度、执权中的“超国民待遇”,或者文化中的“崇洋媚外”更具实质影响和决定性。对于制度、执权中的“超国民待遇”或者文化中的“崇洋媚外”,我们可以规范性行为去约束遏制他――比如我们建立法规制度去约束遏制他,或者以高格调的文化品味去盖没他,但对民风中的“崇洋媚外”你却很难做到,既使勉强去做也是效果不彰。

  比如取名的“洋腔洋调”是华人“崇洋媚外”民风的重要一则。取名涵盖各种各样、各事各物,比如人物取名、动物取名、事物取名、道路取名、建筑广场取名等。去年好像有过一次全国性的整治活动,主要针对建筑广场取名,要将大街小巷的“巴黎广场”、“香榭丽舍”、“伦敦小区”通通换成中国名字。我网上关注过一段时间,好像难度很大。因为人的心灵活动由内而外,他取名究竟因为“崇洋媚外”所致呢?还是其他缘故必须如此?只有他自己明白,你认为他“崇洋媚外”只是你的感受;有些取名看似洋腔洋调,他确实并无丝毫“崇洋媚外”心理,而是事务本当如此,随着中外交流进一步加深,还会日益显现,于是很难一刀切。心病要心治,你要勉强去整治,效果肯定不彰。

  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到六六的“人种有优劣”,田朴珺的“银盘托WiFi密码做贵族”,常使我感叹不已,又对某种说法深感不安,“某种说法”把这些都归于帝国主义文化入侵或者西方文化侵略。到不是因为这种说法谬误而深感不安,恰恰相反,我以为这种说法基本成立,深感不安是因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似乎要将某种结论和观点强加人们,却又不给人们方法论,不引导思维方法。并且这种简单几乎到了粗暴,一而再、再而三在华人历史重演,近现代发生的1949年革命、北伐革命、义和团运动等我们都能看到相似一幕,人们以简单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去涵盖或解释历史和社会;事实上这一幕太复杂了,既有帝国主义的外部入侵,亦有内部滋生。很多情况下恰恰是内部滋生大于外部入侵,甚至根本就是内部诱导外部入侵,而在烽火激荡的年月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或必须)将他归于帝国主义文化入侵或者西方文化侵略――要明白中国的近代史恰恰始于西方殖民入侵,就是“鸦片战争”,他对我们民族的固化思维是多么重要。我以上议论用了一个曲笔以及埋下两个伏笔,用来阐明历史的复杂性。

  一个曲笔,就是强调了“民风”。民风中的许多现象与政治、阶级、种族或民族等的关联度较小、距离较远,他更与人们的衣食住行、交友择业、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息息相关,关系较近,是人的生命、生产、生活活动的根本总括,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根本气质。我们民风中表现出来的“崇洋媚外”、“喜白厌黑”是非常突显的,更能反映我们民族的某些深刻方面,怎可无视?他与我们民族中铮铮铁骨的“爱国主义”没有冲突,并非有你无我的二选一,需要中医那样的“辨证”。

  两个伏笔,第一个伏笔是“某种东西经常在上海(或江浙一带)卫视出现”。某些东西在我们民族骨髓深处是共同一致的,不分天南地北的,但是否将他“公然”呈示出来,各地表达却不尽然一致。比如对白种人的喜爱或者“喜白厌黑”,在上海或江苏浙江一带往往以“公然不避”的方式呈示出来,而在北方却以更隐讳、掩盖的方式表达;北方人既使内心崇拜白人,他们在脸面上却假装“无所谓”、“很平常”,不会随随便便给人赚便宜――有点毛泽东所提倡的“不亢不卑”,而上海或江苏浙江一带人一旦内心崇拜,则很可能将“媚”写在脸上。我恰好这一带人,亦有更多机会接触全国各地人,总在比较各地异趣――我在文中列举了“上海(或江浙一带)卫视”、“丈母娘看洋女婿,越看越欢喜”这类场景,未必真实故事,而类似场景是真实的。既使北方精英有“崇洋媚外”心态,也难有机会在北方当地表达,而一旦到了上海或江苏浙江(卫视)则很容易编审通过,这说明不是南方北方“人”有什么不一样,而更与地域文化有关――事实上上海或江苏浙江卫视的领导们、美眉们大都“南下干部”喔。

  第二个伏笔,我文中列举了两个人,六六和田朴珺,他们两位都是女人。并非凑巧而是伏笔,意在说明两性存在根本差别:在“喜怒哀乐”表达上女人更直接,更少含蓄,也同样表现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男人则更曲折委婉、察言观色,有时甚至还会以“阶级”、“民族”、“政治”等“战狼2”故意误导、忽悠你的视点,掩盖他的私密心灵。

  我不是性别主义者而是“阴阳论”者。描述可以因人而异,观察一定要客观真实,他是一切理论的基础。两性在关乎“人”的看法和交往上确实差异巨大,有时好像两个物种,不以巨大事件而冲淡,哪怕“阶级”、“民族种族”、“政治”、“宗教”等等;女人眼中的“人”是生命本真,是自然生命意义上的人,他的表达也更近乎将生命本身展示出来;而男人眼中的“人”是“社会人”,是社会,是各种关系的承载体,并非自然生命意义上的“人”。然而真实的人就是社会人,不存在自然人,只有社会人,这就造成了两性视角永远存在差别。

  对其他西方文化或事物的崇拜,男人可能多于女人,可对西方白种人的“崇洋媚外”,女人确实更多于男人,无论艺术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中。

  文中我用曲笔和伏笔意在强调,“崇洋媚外”在中国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切不可将他政治化、简单化,这样无济于事,反而陷入历史轮回。有时勇气很重要,有时智慧很重要,特别本文旨在给《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提意见,希望是真实的意见。

  三、文化和民风中的“喜白厌黑”强化了“超国民待遇”或“崇洋媚外”心理

  还须注意到,精英旗手的文化引领和民风中一股浓浓的“喜白厌黑”气息,这谁都能嗅出,因此“超国民待遇”或“崇洋媚外”折射出的心理是有方向性的,“超国民待遇”倾向给予西方白种人,“崇洋媚外”针对西方白种人。这种语境下的“超国民待遇”或“崇洋媚外”更是一种强化版。

  强化版意识下,作为黄种人的华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歧视――他高于黑人贱于白人,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四、智者察同、愚者察异

  这次《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何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集中炮轰“超国民待遇”?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他是个大观现象,未必某些具体条款引起。话题最初可能起于税法某些条款给予外国人过多优惠,然而我们从制度、执权、文化和民风的方方面面一路分析,其实是个大观现象,社会耿耿于怀的并非某些具体条款或具体对象,迎合社会对具体条款或具体对象某些修改,平息不了内心,社会真实想法就是你别去折腾搞什么《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了。没有大观的乾坤扭转,迎合非但不能奏效,很可能以更糟糕替换糟糕。

  大观现象究竟怎样观察,确实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要智慧的审视:管他千变万化,形式各异,就是同一件事,我取制度、执权、文化和民风这四个方面,只是方便着手,也可以其他视角;然而任何角度都会有偏差,只有用你的心和智慧才能洞悉本质,智者察同、愚者察异。

  有一年赵本山表演《不差钱》,触怒了一些人,其严重“伤害”甚至到了要将赵本山告上法庭的程度,不依不饶好长一段时间。这事对我触动很大,陷入久久的沉思,以求其解。艺术史上常有的事,作品内容冒犯了他人,被人告上法庭,但是都有具体指向,《不差钱》我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似乎不至于,因为根本没有具体指向。后来我猛悟:问题可能出在其中一句台词“我的中文名叫‘小沈阳’、英文名叫‘肖声样’”,因为精英主义和“崇洋媚外”的社会根基非常庞大,这句台词非常绘神般将他们精神世界勾勒刻画出来,暴露在阳光。

  智者察同、愚者察异。对赵本山作品《不差钱》的咬牙切齿,社会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的敏感,他们俩外表看似风马牛不相及,或许有共同的“因”或“终极因”,他关乎人的某些不可更改的身份标志,这些“不可更改的身份标志”又关乎人的社会地位的确立。比如“智力”可以学习成绩来标志,然而他是可以更改的,今天家庭条件差,后代们改善了,学习成绩就会明显提高――虽然你进了清华,我做了脚手架工人,然而我的下一代也许也能进清华,希望全在我今天脚手架的努力;“智商”也可作为一种身份标志,然而一般认为“智商”是很难改变的,并且具有遗传性。事实上类似智商那样不可更改的身份标志那就太多了,依民俗而定,比如“血缘关系”就是不可更改的身份标志――除非“革命”,人们可以将统治家族打翻在地,摇身一变,自己成为统治者。

  无论外表看似多么的风马牛不相及,或许有共同的“因”或“终极因”,关乎人的某些不可更改的身份标志,这些标志关乎人的社会地位,根深蒂固的“人上人”文化。

  五、如何解释这些?

  我已给出自己的解答:根深蒂固的“人上人”文化,需要借助某些不可更改的、关乎社会地位确立的身份标志,需要维护这些标志,不是《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颁布之际引发的联想,就是一句“我的中文名叫‘小沈阳’、英文名叫‘肖声样’”谐谑调侃台词引起的对号入座;不是“下基层”到“走基层”的藏头还露尾,就是关晓彤小鲜肉们少不更事的一句“老百姓怎样怎样”引起的反感;不是三年前一次全国性的“捣毁违章建筑”而使“低端人口”一词进入公众视野,就是新世纪一代中悄然流行的“鄙视链”…。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无论外表看似多么的风马牛不相及,就是同一件事,指向同一个“因”或“终极因”。

  追究这个“因”或“终极因”:“人上人”心理是人类固有,不独中国也不只今天,古今中外皆然――虽然这与马克思主义标准阐释相去甚远,且容我慢慢道来。我对“人上人”心理及起因的关注,最早是从观察单一民族共同体与多民族共同体所表现出来的诸多差异开始。以我的观察,单一民族共同体内滋生的“人上人”心理,较多聚焦于物质利益,而多民族则复杂万千,较多体现在精神领域。比如单一民族日本,他们的“人上人”心理和文化较多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解释,某一时期他们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亦是很激烈的,但是这种激烈很少表现出人格侮辱特征,很少表现出对本族同胞的人格侮辱,较多表现在物质功利的竞争,这是可以实证的――他们语言中相对较少的侮辱性词汇就是证据;他们亦有精英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倾向,然而主要针对族外。而在中国哪怕汉族内部,与日本相比,“人上人”文化较多体现出人格侮辱特征,从地域黑到饮食嗜好(比如因为嗜食野味,最近的新冠病毒又激发一波歧视华人浪潮),从语音语调到风俗习惯,甚至人的体貌特征无一不在其中。

  是的!中国(哪怕汉族内部)“人上人”文化和心理,与他国他族相比表现出更多的人格和精神侮辱特征,我以为与多民族起源不无关系。汉族共同体现在是单一民族,但他曾经是多民族聚合体,他确实是多民族起源。这种侮辱特征既使在语言上亦留有较多痕迹,英语的词汇量远远多于汉语,但大都是死词汇、古词汇,影响不了今天,汉语词汇量少但精致,且从古至今延续至今仍在使用,许多词汇与多民族起源有关,而其中相当部分具有(古代)民族褒贬成份。汉语中的许多民族命名就具有侮辱性,这些民族哪怕溶入汉族或自然消亡了,但是语言却流传下来,包括其中的褒贬甚至侮辱成份。

  我仅仅列举语言,其他更多方面,也都存在这个现象(比如“喜白厌黑”民风,再比如“喜高鼻厌塌鼻”民风),也都因为早期多民族起源性,较多体现出褒贬甚至侮辱的内容。我们就比方一下美国吧,他现在只有两百多年历史,推演一下他两千年以后民族充分融合,现在的日尔曼族消失了,法兰西族消失了,盎格鲁-萨克森族消失了,亚裔消失了,拉丁裔消失了,非裔消失了,通通消失了,出现了一个全新民族美利坚族,那么现在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争斗,在那时的美利坚族身上会如何表现?

  这是多年前我为赵本山辩护时对某著名军旅歌手说的一席话。该著名军旅歌手在“两会”期间说:今年春节晚会的“草根文化”比例太高,……这对于我们国家的文化实力来说是个伤害……应该有个度……。赵本山不买账:我就是一个草根,这个度,我还真不知道咋把握,我只知道观众喜欢的就是好东西,于是我就拉偏架掺和。因为当时“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对垒时双方使用的许多语言,确实与早期多民族起源有关――比如雅言对垒野语诸如此类;该著名军旅歌手以自己的“精英”贬低赵本山的“草根”,我则提醒:两千年前你的祖辈也许被统治者看作奴隶和脏货,你也许就是奴隶和脏货的后代,也许要比赵本山的基因劣等许多,赵本山也许比你高贵的多,冲你“吽…,吽…,吽…”的演唱风格,我有理由推测赵本山比你高贵的多。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该著名军旅歌手早已淡出公众视野,赵本山也告老在家,我还在。当时我拉偏架掺和倒也并非全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确实言之有理、物之成形。平等来之不易,多少血的代价,董存瑞们轰隆一下就献出生命,虽然他们是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而献身,然而平等并非马克思主义一次革命就能获得,并非阶级的弥合就能获得。

  路慢慢其修远兮!回到开头设问,正是我今天要说的:对社会不平等,马克思主义给出“阶级论”解释,第三帝国给出“种族主义”解释,印度社会给出“瓦尔纳”解释,我呢给出“人上人”解释:早期(前5000年~前3000年)民族大融合给印度留下了“瓦尔纳”,民族大融合也波及到东亚腹地和中国,虽然没有印度那样剧烈,但也处处留下“瓦尔纳”痕迹,是为“人上人”文化――最简便的观察就是通过语言,我则更喜欢冒充物理学家,用“3k背景辐射”去观察。

  “瓦尔纳”会慢慢退出人类历史,“人上人”文化也会慢慢消弥,但他们今天依然影响我们。精英主义者们当然会否认这种说法,而以价值中性的“能力”去掩盖,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价值观去强词夺理。中国的专家研究者们会故作惊讶,“瓦尔纳”怎么会与我们中国人有关联?我则反唇相讥:你打开地图,用尺规解释一下。

  六、我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态度

  以上一大通议论也许给人一个错觉,反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误会了,我是支持的,并且不是一点点而是很给力,这与我中西文明应该交流,应该相互欣赏的一贯主张吻合。交流和相互欣赏必定涉及物质贸易,技术、文化和人员交流,必定涉及居留问题。这通议论并非反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而是提醒应该建立在良善的动机上;有怎样的动机就有怎样的效果,好的动机就有好的效果,邪恶的动机遗祸子孙万代。

  这几天我一下子就下载四十多篇网文,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不能篇篇细看,尽可能浏览一遍。大致印象:除了大家集中提到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之外,有些是原则思考,有些则相当具体,平时甚至想都不会想到,涉及立法基础细节,相当技术性的,没有一定程式,光有想法还不一定中用。因此我也就想到什么说些什么,不可能仔细斟酌。就谈以下四条。

  1、立法动机上需要端正

  外籍居留可能因技术交流而起,可能因文化交流而起,可能因劳务劳工输出而起,可能因中外婚姻而起。

  以“中外婚姻”为目的:一些人可能强烈拥泵,另一些人则强烈反对――反对者们经常以广州黑人来说事。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我在文化和民风中的“喜白厌黑”谈了这是可能的。我以为以中外婚姻为目的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是不可取的。中国近代就有引进白种人改造中国人种的思潮,比如康有为就有引进白种改良黄种的怪论,并且身体力行。这种动机是可怕的,他会遗祸我们的子孙。因此无论支持还是呛怼,以中外婚姻为目的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应该谨慎,需要机巧的设置应对,既满足合理主张又勿使种族主义引导。这种机巧平衡也许太难了,然而动机总会从行为中反映出来,人是活体,总会判断利弊,择取最佳方案是人的天性,这并非《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单独所能建构,其实我今天一大通话都是冲这而来,应该以天启大观来综合考虑这类动机。

  以“劳务劳工输出”为目的:以世界各国通例看,基本是限制,不鼓励的,中国亦无必要在这开口子,应该是最严格的限制。

  以“文化交流”为目的:“文化交流”是非常广泛的范畴,交流手段和形式多种多样,人员定居的“文化交流”只是其中一种。过去年代或许是主要形式和手段,但今天未必。《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应该谨慎,需要机巧的设置应对,既鼓励文化交流,又勿使本末倒置,防范杜绝以“文化交流”为借口而定居实惠为目的。

  以“技术交流”为目的:以世界各国通例看,都是持欢迎接纳,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以这个目的来审视《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中国其实也不例外。我国早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2013年)和“绿卡”(2004年)等规范性制度法规,这些规范性文件和制度的目的也主要是冲着“技术交流”而去。既使法规不规范年代(比如1949年后相当长时期内),也并非没有外国人来华,而是大量来华人员,也需要考虑定居问题,也会涉及以上诸多考虑;我们仔细考察发现,也都不会以文化交流、劳务劳工输、中外婚姻为目的,而是鼓励“技术交流”。

  动荡年代大量外籍人员分别加入不同政治阵营(共产党人或国民党人),这些外籍的去留操作其实更简单,他已超越当时法律,而是政治直接安排,他们的后代是当然的华人,去留自便。

  2、应该秉承本地优先,首先善待本国“移民”原则。

  网络意见集中在这儿,人们厌恶“超国民待遇”也是这层意思。我有的当然也愿意施舍一点给你,我还没得到,你怎么可以到我家里先拿?这是人之常情,应该将之贯彻到立法中。

  3、限制基层(科层)权力

  我今天大段议论了中国庞大的基层(科层),他们不仅是实际的执权者,也是立法者,这个阶层有强烈的与外交媾动机。因此在考虑《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时,应该考虑剥夺中国庞大的基层(科层)这方面的立法和执权权力。满清时代许多中外冲突(包括“义和团”)都可看见这类情形,庞大的基层(科层)勾结外部欺压华人,最后失控酿成大祸。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美建立了“资本-共产主义”体制,美其名曰“中美夫妻关系”,其实又在重演满清末期历史――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各有利弊,而中美“资本-共产主义”体制却使美方享有双倍的优势,而中国却承担双倍的劣势,特朗普却正话反说。应该清醒认识到中国民间自治能力微弱,庞大的基层(科层)有强烈的与外交媾的动机而获取私利,因此《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应该严格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勿使基层(科层)的私人领域腐蚀公共领域。

  4、考虑对等原则

  需要考虑国家对等原则。某国家对我限制,我国也应考虑对等限制。这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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