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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北鼠疫:新中国第一次迎战瘟神

2020-02-15 14:30:4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冯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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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出现了大规模的鼠疫流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是年7月中旬,察北音图浩特音口村,有3人患腺鼠疫死亡。当地牧民缺乏卫生常识,既不向上级机关报告,也没深埋尸体。鼠疫传至察北专区康保境内察汉崩崩村。10月3日,该村出现第一例肺鼠疫患者死亡。随着病毒的的流行,死亡的人数逐步增多,半月内全村死亡36人。仅半个多月,鼠疫蔓延至康保直至张家口东南一带,波及10个村子,蔓延300余里,据《内蒙古近代鼠疫纪实》记载,察北发现鼠疫患者69人,死亡66人。

  疫情发生后,康保县于10月19日迅即成立防疫前线指挥部,由县政委、县长、县武委会主任组成三人领导小组指挥防疫抗灾。察哈尔省发生鼠疫的消息也惊动了中央,党中央紧急电令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火速派防疫大队二中队赴察,急调在京的察哈尔军区司令王平率领68军封锁疫区。10月25日,察哈尔省政府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当作战斗任务,把鼠疫就地歼灭!”决定“建立东起多伦西至化德与沿外长城的两道防线,两防线之间的地区为绝缘带严禁通行,必要进出的人,要经过审查领取特别通行证”,“张家口与察北各地来往的汽车、大车、牛羊立即停止与禁行”,“包围、封锁疫区、疫村、疫户,周围村庄施行注射”,“发动绝缘带的群众,实行村与村、户与户的联防和检举,保证不与外来人接触,不留宿”。《人民日报》连续发出《鼠疫侵袭察北 察省紧急防治 张苏主席亲往疫区布置 东北防疫队赴察北》、《华北局发出通知 紧急防鼠疫 察北鼠疫侵入张家口 京津各机关应作有效准备》等警示性报道。

  10月27日,董必武主持召开政务院紧急防疫会议,周恩来、陈云、陈毅、黄炎培、彭真等与会。会议决定实施紧急防疫办法,并成立了由董必武、聂荣臻、滕代远、陆定一、李德全、贺诚、杨奇清等组成的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形成了集封锁、防疫、宣传三位一体的防疫体系,并特别刊印《中央防疫委员会简报》,确保各地区、各系统之间信息的交流与整合。办公地点设北京东单小土地庙九号原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院内。

  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察北鼠疫侵入张家口,京、津各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作有效准备,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28日,北京市召开临时政务会议,成立了以市长聂荣臻为主任、副市长张友渔和卫生局长张文奇为副主任的防疫委员会。同时“以区公所为中心组织区分会”,“以各派出所的行政区为单位组织支分会”,“以原有居民小组为单位组织若干卫生防疫小组”。防疫委员会发出第一号指令,凡外来长途汽车以及由张北一带来京的旅客,必须在永定、朝阳、西直三城门实施检疫,经过检疫始准入城。发现可疑患者,强制送往传染病院隔离治疗。为此,京绥线北京——包头的421/422次列车、北京——张家口423/424、425/426次等6趟客运车紧急停运,南口至张家口间与张家口至大同间客货列车也一并停止运行。

  为了保证首都的安全,北京市组织6个检疫组,到西直、永定、朝阳三城门以及前门、丰台火车站及通州镇大桥等地巡回检疫。11月3日,北京市防疫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常务会,决定“自西郊东坝镇到北郊琉璃渠建立封锁线,并在东郊及南郊、通县、长辛店、丰台等区建立检疫站及隔离所。”11月8日,东自东坝镇,西至门头沟峰口安长约100余里的郊区封锁线建成。此外,还在清河镇、清河车站、西北旺、东坝镇、立水桥、下清河、三家店、门头沟等地增设8个检疫站。部队抽调5个排的兵力负责郊区封锁线的封锁。

  当鼠疫蔓延到集宁后,中央防疫委员会封锁了大同至丰镇间的交通,在察北专区设立了三道防疫线,暂时停止人口流动,以阻止疫情向其他地区扩散。10月28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指定天坛防疫处赶制鼠疫菌苗。天坛防疫处职工情绪高涨,各工会小组及生产单位展开了劳动竞赛,加班加点生产疫苗。日产量由30万公撮(即毫升)增加到51万公撮。与此同时,北京的各大影院陆续免费放映东北电影制片厂赶制的《怎样预防鼠疫》等13部防治鼠疫的科普电影。11月1日起,中央防疫委员会宣传处在《人民日报》辟专版发布有关鼠疫预防的常识,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与华北五省广播电台联播防疫常识。

  毛主席对迎击察北专区的鼠疫十分关心,他于10月28日向斯大林通报了察北专区的严重疫情,电请斯大林派出援华防疫队协助防治鼠疫。苏联医学专家罗果金博士等4人和苏联防疫队32人几天后赶到张家口进行防治工作。罗果金博士及苏联防疫队总代表麦依斯基还亲赴察汉崩崩村、龙王庙等疫区进行实地考察,鼠疫专家拉克森博士在张家口人民电台播讲“新中国鼠疫即将扑灭”、麦依斯基播讲“如何预防鼠疫”等专题,对普及科学的防疫办法、彻底制止鼠疫的蔓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张家口、北京、天津等地相继开展了捕鼠灭蚤运动。11月10日,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发布《捕鼠灭蚤须知》,拉开清洁和捕鼠灭蚤运动大幕。截至12月13日,北京共清运垃圾及无主房渣土3187吨,捕鼠66044只。灭蚤工作也有序进行,各机关、街道、工厂、学校、住户等都纷纷用撒石灰、喷DDT、撒热灰、晒被子等方法进行灭蚤。北京市对199万人次注射了疫苗。在苏联动物专家卡姆聂夫的指导下,华北医科大学、张家口中学等百余名学生组成10个捕鼠队,两天时间内逐户检查了2897座房子,查出4033个鼠洞。疫区姬家村把豆油、麻油、松香的混合溶液涂在纸上灭蝇捉蚤,效果出奇好。

  京绥铁路中断后,一些投机商人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中财委主任陈云指示曹菊如到东北去调运粮食,他要求曹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据《一九四九年北京市大事记》记载,北京市政府干预粮价,对不顾人民死活哄抬粮价的16家奸商进行了严惩。东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进入北京,米价逐渐回落。

  察北鼠疫的蔓延得到了明显的遏制,11月5日,在政务院第四次会议上,董必武通报了防治鼠疫的情况,已查明因鼠疫而死亡者共67人,其中自27日迄今仅为11人。至此,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第一场送瘟神的战“疫”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原定交通封锁的结束时间由11月18日提前至16日。经政务院批准,自16日起开放京绥路大同、南口段铁路交通。至12月中旬,各地相继解除了封锁,人民生活恢复正常。

  新中国第一次迎战瘟神的经验,对当前武汉战“疫”不无裨益:

  一是要以“预防为主”。1950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口号。“预防为主”原则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二是探究鼠疫源头,明确防疫方向。1950年,卫生部派出多批防疫员寻找“察北鼠疫”疫源地,并最终确认内蒙古察哈尔省的布尔德庙为鼠疫疫源地,更正了先前认定察汉崩崩村为疫源地的判断,为防疫工作赢得了空间和时间。当前的武汉战“疫”,源头究竟在哪?蝙蝠、果子狸乎?

  三是建立集封锁、防疫、宣传三位一体的防疫体系。“察北鼠疫”爆发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防疫机构,在战“疫”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49年中国仅有卫生防疫站11个,而今全国各县都建立了疾控中心组织,形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卫生防疫机构,与医疗机构密切合作,共同担负起辖区内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寄生虫病等的预防、控制工作,大大降低了发病率、死亡率、致残率,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四是党组织与科学家、人民群众的三结合,是战胜瘟神的法宝。只要我们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诲,“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坚持群防群治,“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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