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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诸葛亮并不高明!还原李文亮事件中公安“训诫”的本真面貌

2020-02-10 10:46:47  来源:魏长青  作者: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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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7日凌晨,年仅34岁的李文亮医生去世,令人悲恸不已。在疫情最初,李文亮医生敏锐的提醒周围同事注意感染和防控,但是却受到了公安机关的训诫,而后因坚守岗位救治病人也使自己受到感染最终失去了生命。大家都把他称为“抱薪者”、“吹哨人”,感慨“抱薪者已冻毙于风雪”,“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走了,留下的是一份训诫书”,来表达对李文亮遭遇的愤慨。

  我深知大家的此次愤慨,其实是对当地救灾不满情绪的一次总爆发。这些天我们应该从未经历过这种“过山车式”的情绪波动:一方面,我们国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建设效率让我们自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局面让我们心安,不惧危险奔赴一线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解放军让我们动容;另一方面,伴随着确诊病例的不断攀升,一问三不知的卫健委主任、急于发论文的专家、无能混乱的红十字会、还有那对双黄连夫妻,等等一系列负面事件已让大家无法再忍,李文亮医生的英年早逝恰成为一个情绪引爆点,让大家终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悲愤,奔涌而出。

  然而,虽然是总爆发,但既然是引爆点引爆,总有一个直接的矛头,开出让李文亮医生遭遇不公对待的“训诫书”的公安机关毫无疑问成为了矛头指向。不可否认,“训诫书”上的有些字眼的确很扎眼,不应该是对一名受社会尊重的职业医生的态度,而且在训诫书中随意定性为违法行为也并不严谨。但这个“训诫书”其实却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残酷无情,从专业角度把它讲清楚,或许能澄清一些大家的误解。

  首先要澄清一点,公安训诫书并不属于行政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之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种类中最轻微的是警告,公安机关做出的训诫其实连警告都够不上,根本不属于行政处罚,仅相当于批评教育,也不会留下任何案底,更不会像有人渲染的那样“吊销从业执照”。当地公安通告也印证了这一点,“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其实,很多人对训诫有误解,可能源自于对一些信息来源的误读。我看网上的一种观点认为训诫是免于刑罚的替代惩戒形式,只是不需要判处刑罚,但已经距离刑罚不远了。的确,196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训诫问题的批复》中指出,人民法院对于情节轻微的犯罪分子,认为不需要判处刑罚,而应予以训诫的,应当用口头的方式进行训诫。此处规定的训诫是刑事犯罪领域对情节轻微的犯罪分子作出的免于刑罚的替代惩戒形式。但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规定了,现在的公安训诫连行政处罚最低的警告还够不上,警告的上面还有罚款、拘留,距离刑罚远着呢。

  其实,公安机关的训诫在之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7年1月1日施行)中是有规定的,当时第九条规定,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不满14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处罚,但是可以予以训诫,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但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早已经没有这项规定了。

  真正明确确定公安机关训诫的法律其实只有《信访条例》,这一条例明确规定,如果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公安机关有权训诫,现实中,公安机关对训诫用的最多的其实也是在信访过程中,这种训诫的规定其实也正是对人民群众信访情绪的一种理解包容。

  虽然并没有其它法律明确公安机关的训诫权力,但公安机关还是经常在很多场合使用。这并不是违反“罪刑法定”的法治原则,因为训诫并非处罚手段,只是一种批评教育,它本质上是作为一种尽可能“保护”行为人的手段,对于情节相对轻微的人提出批评教育,给行为人一次改正的机会,让其免于直接受警告、拘留等行政处罚。其实如果从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角度来考察,原本给予训诫的,哪怕直接给予警告等行政处罚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直接给予行政处罚还可以多完成工作“指标”。之所以保留训诫,其实就是对人民群众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一种宽刑轻罚的理念。

  明白了训诫存在的本质,或许大家就应该能明白公安机关的良苦用心了。公安机关当然知道要尊重医生的专业性,也知道李文亮们的良好初衷,但是也同样知道谣言满天飞会引发的社会后果,同时还有来自防疫部门的“谣言鉴定”和“违法鉴定”(我们有《传染病防治法》,按照该法规定,不是谁都有资格发布疫情这类消息的。何时发布,谁来发布都是有规定的。不管你出发点为何,发布的是否是事实,不在规定的时间由确定的发布主体公开,其实,从法律层面上来说都是违法行为,甚至是泄密犯罪行为),甚至还可能也承担着某种压力,他们出于对医生的尊重,能做的或许也只能是给予训诫,这种连警告都够不上的批评教育方式。

  我们的民警手里哪怕已经收到防疫部门的“谣言鉴定”和“违法鉴定”,但他们其实在尽可能地“保护”这些有良知的医生(或许我说“保护”会让很多人不爽,但如果你假设自己当时处于执法者的位置,或许就能感同身受了),不将此案件定性为散播谣言,在训诫书中也说的很明确,并没有说“散播”,也没有说“谣言”,而只是“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属实的言论”,更并没有提及违反《传染病防治法》。

  或许有人会说,训诫书里已经写的很清楚了,说他们“是一种违法行为”,但违法和处罚其实是两码事,就像你在家因为孩子淘气把孩子暴揍了一顿其实已经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了,你在某个不设监控的路口闯红灯也是违法了,你随地吐个痰其实估计也是违法了(很多城市地方法规规定了随地吐痰违法),生活中违法的事情多了,最终有没有挨处罚才是你真实的“违法体验”。具体到李文亮医生的这个案子,最终的处罚措施才能说明一切,才能验证公安机关的真实态度,如果真的定性为“散播谣言”,在具体的执法实践中,最低也是个拘留,刑拘是常有的事情。

  或许还有人说,训诫书里的言辞听起来就觉得公安高高在上,是一种专政的口气,比如“郑重告诫你”“你听明白了吗”都让人觉得对李文亮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但如果我说这些话都是训诫文书的模板大家信吗?可事实就是如此,基层公安民警每天要完成很多工作,很多文书都是在之前的模板上做的,一些类似的话就直接套用了,你看到的这些严肃的言辞恰恰就是这种模板,这只是一个签字的文书而已,完全不代表真实的训诫口气。

  在具体该案的处理过程中,民警训诫的口气我不好揣摩,因为我并不在现场,但根据实际经验,针对医生、教师等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人士,如果仅是给予训诫连警告处罚都不想给的话,大概率更应该是和缓的口气。至于大家说的恐惧,或许是进派出所的恐惧,也或许是看到了文书上的话语写的比较重,当然也不排除训诫民警口气的确比较严肃,但至少李文亮医生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明确表示,“2020年1月3日被训诫的,当天就回家了,警方没有拘留、警告、罚款。”“被训诫这个事情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影响”。

  当然,这件事无疑给了全国公安机关一次警醒,训诫文书的用语在针对受社会普遍尊重的职业人员时(非性质恶劣情形),口气应该更加温和一些,用词要更严谨一些,体现更多的尊重和严谨。但话说回来,既然是训诫,基本的态度立场还是要有的,如果用“请”、“您”还是不合适的。

  或许还有人认为公安机关压根儿就不能出现,就不能训诫,但我们都不能当事后诸葛亮。如果当时真的有人举报,依照法律公安是必须要介入的。而且我们都要回到当时的场景,要知道,事发二十天后武汉还摆了“万家宴”呢(让人彻底无语),事发近一个月后,武汉公布疫情的8名“造谣者”,也才被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称赞为“可敬的”“有一定见解的”,是“事前诸葛亮”。但他们才是第一批知道内情的,但是早期他们的见解呢?当时的他们为什么不声援李文亮医生呢?其实连他们自己都是“事后诸葛亮”。

  我倒是真心希望彻查,到底是公安机关自己排查到的,还是谁指使或求助公安机关去查的,公安机关当时是否面临着某种压力,当时给予训诫是否合适,那就要等国家监察委的调查组去调查了,我们相信国家监察委会给我们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

  很多人都在谈论美国的《吹哨人保护法》,但这部法律也是在经历过一些事情才出现的,而具体执行过程中斯诺登不是也一直并没有得到这部法律的保护。我们不用把美国吹的神乎其神,更不能妄自菲薄。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在不断进步,相信经历过这个事情以后,对待一些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问题方面,专业人士的意见一定会得到更大的保护和尊重。这不是今后谣言要不要查处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任何国家特殊事情总有一些舆论的引导管控措施,我们不能无限上纲上线,这是一个针对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情况下,如何对待专业人士提前释放出来的言论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有更大的改进。

  我看到一篇评论,写道“在李文亮留下训诫书的背后,体现的是执法人对工作不负责任的态度,流露出不作为乱作为的工作作风,公权力包括组织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不是拿来耍威风乱打人的工具”,很多人还为其叫好,这篇评论或许是带着情绪写的,人们肯定也是带着情绪读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来认识,我们公安机关如果真的不负责任,真的乱作为,真的耍威风乱打人,直接拘留个10天,或许李文亮医生就不用坚守一线进而就不会感染冠状病毒了,怎么可能连个警告处罚都没有给?

  我理解当大家不清楚公安的训诫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看到言辞严厉的训诫书以后对公安的情绪,但情绪过后,我们应该理好我们的思路,去客观理性地认识一些之前不敢也不想去认识的本真的东西。比如我们今天重点带大家厘清的公安训诫本真面貌,再比如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是不是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呢?这件事直到疫情全面爆发,大多数医生群体都没有选择像李文亮医生一样发声,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条执业红线,法条就摆在那里。市、县、区基层是信息上报渠道,疫情发布最低一级权限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就连地级市都无权发布,这才是广大医生不敢发声的最大瓶颈。说实话李文亮医生已经违法了,而且严重违了这部法,公安本着对公众负责任的态度并没有深究而已。这部法律规定的红线让广大医生不敢发声,而那些收到疫情的高层专家不仅不去重视,反而却拿着这些上报的疫情作为数据忙着写论文赚名声,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

  我在这里不是站在公安角度为公安说话,而是要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带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训诫”,带大家认识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味将矛头指向公安,真的缺乏应有的公允。就像我对武汉防疫的种种不当表现按捺不住怒气,对李文亮医生的去世按捺不住心中的悲伤一样,我同样对辛苦奋战在防疫一线的人民警察蒙受种种误读、指责而按捺不住心中的鸣冤声。

  如果执法者真的有问题,我全力支持依法依规处理;但如果李文亮医生的训诫民警以及相关民警真的并无问题,或者只是训诫文书上的瑕疵,我不希望他们在被广泛误解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舆论压力而受到处分甚至脱掉警服,他们或许就是顶着重重压力却没有给李文亮医生给予行政处罚的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人。

  李文亮医生是“抱薪者”,人民警察也是人民的“抱薪者”,为了人民群众免遭人口流动造成的病毒传播,多少公安民警日夜奋战在各个交通检查站、各个卡口,还要处理各种紧急事件、矛盾冲突,很多人从过年开始就从来没有休息。当我们躲在房间里还抱怨无法出门的时候,他们却每天暴露在户外十多个小时,目前已经有5名公安民警牺牲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他们跟解放军、医护人员一样,都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如果我们不敢、不想面对真实,只是任由着自己的情绪和想象去“打抱不平”,打击的只能是更多的“抱薪者”,我们所做的也只是会让他们心寒,让他们面对的风雪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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