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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乱象——这是利维坦的错吗?

2020-02-09 10:53:3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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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看到一篇雄文,名叫“对近期自然灾害的结构性反思”,颇有价值。

  概括而言,在他看来,造成如下局面的结构性原因只有一个——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利维坦,他是社会力量的异化,他垄断了本属于社会的权力。

  因此,在作者看来,要解决问题就只有调整“结构”,其调整的方案则是老调重弹:一方面是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zy,一方面是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会组织,也就是搞出一个市民社会。

  这看起来十分精妙,逻辑自洽,然而,或许作者的前提就是错的。如果说国家是社会力量的异化的话,那么没有哪个国家不是如此,当然了,在作者看来,我们的特殊性在于我们处在一个“利维坦”,也就是包办一切的大国家。然而,事实如此吗?

  我想我们这几天看到的绝不是一个全能国家,我们看到的是失范的官僚体制。湖北地区的反应迟缓,全国其他地区的神经过敏。前者显而易见,但后者有的朋友可能不能明白,甚至会以为神经过敏是好事。先举个例子,也就是前几天潮汕封城,不久后又撤销的拍脑袋决定。

  这种神经过敏本质上并不是为了人民考虑,而是视疫情为政绩,尤其是视感染人数为政绩的考量。在我国政治的正常逻辑下,也就是单一制的逻辑下,地方官员并不对地方人民负责,因为他们是由中央直接或间接任命,因此他们是对中央负责。而中央则是直接对全国人民负责,通过这种关系,地方政府也间接的向全国人民负责。总之,在社会主义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正常逻辑不是造福一方,而是如何为全国人民谋福利。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也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展开的。

  然而,地方政府武断、敏感的封城封路,却违背了这一逻辑。在全国一盘棋的逻辑下,地方应当考虑的是,如何维持交通顺畅,在尽可能安全的情况下恢复生产,以支持全国的疫情防治工作。今天,在全国都比较普遍随意封路现象,仅仅能起到防止本地疫情恶化的作用,仅仅能防止地方官因为疫情爆发丢了乌纱帽,而不利于下好全国一盘棋。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不顾武汉人民的死活——没有顺畅的交通和医疗物资生产(以及支撑这一产业的整个工业体系)的恢复,武汉就没有足够的医疗物资。总之,这次疫情中的官僚,表现出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严重的违反了向全国人民负责,下好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他们的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本质上是视人民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是非社会主义的。

  再说物资问题,这些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医院对外求助物资,民间援助也随之活跃。有的人就以此为论据,认为如果有普遍自主的NGO,我们就能很好的防治疫情。然而,无论是现在的各种基金会,还是没有广泛出现的NGO,其本质都是一种商业组织。以慈善基金避税不必多说,而更重要的是,两者都是一种商品交换——以金钱换取精神满足、道德的崇高感。因此,慈善捐助和NGO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非理性的,他们也不可能公平的、按照轻重缓急有计划的分配大量的物资。

  那么,什么样的机关才能公平且有计划的分配大量物资呢?不是别的,是国家,是强力国家,更是消灭了市场或是有能力对抗市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本该是我们的国家要扮演的角色。

  如果我们的国家是那个作者想象的利维坦(这个名词本身是有问题的)的话,根本不会出现慈善物资和善款无法合理分配的现象——他不需要这一切。就像马前卒讲的那样,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应当动用应急财政,或是向人大申请增加预算,甚至是加税,以获得足够资金用以集中大量采购物资,进行分配。武汉市2019年的财政开支超过二千亿(217121950000万元),如此计算,其能够动用的应急资金达到六十亿元,已经接近民间捐助物资总额,更不论全国在2019年有二十万亿的财政支出。利维坦完全可以充分的运用大量的资金来恢复生产、运输物资,并进行分配。然而这项工作显然是不充分的——否则我们不会看到医院今紧缺物资,并向外苦苦求援。

  去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如果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即使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恶劣环境下,政府调拨物资的能力竟似乎超过了今天。解放战争后期全国陷入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上海则尤其严重。1949年7月上海财经会议召开后,到1950年初,上海物价基本平抑。在当时的苦难环境下,政府一方面不避讳减薪、加税、发行公债等容易引起反感的手段,另一方面在同样困难的全国统筹分散的物资——如果说利维坦,这才是利维坦。他不需要那个温情脉脉的市民社会,而依靠自身的力量与调控,就可以解决一场危机。而这种全国一盘棋的格局,这种统筹能力,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即使当时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

  而在七十年后,我们的国家交通事业和工业生产能力大大的发展了,但这种社会主义的能力却削弱了。这是怎么回事?显然,市场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正在吞噬我们的“社会主义性”。在这次防疫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药企业的身影,可以看到某红色贵族的身影,可以看到毫无对全国人民负责精神的官僚,这些人,正在,或已经杀死了社会主义性。

  总之,这一切都在证明一件事情——这不是利维坦窃取了社会权力的问题,这是官僚体系失范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被侵蚀的问题。开出这样的药方却如同因小脑问题瘫痪的人去求医,医生却说,你的脑子不应该管那么多,你要让你的脚长出自主意识。如果你是病人,碰到这样的医生,你该作何感想?

  当然,社会和脚不一样,脚是不长脑子的,社会是应该长出自己的脑子。只是该国家解决的问题,应该由国家解决好,而不是让人民来出血。另一方面,作者富有洞察力的从人们观看火神山直播,对生产工具拟人化的过程中看到了“异化”的现象,这是相当敏锐的。然而,作者却把这一切的异化——无论是拜物教还是没有市民社会,都归结于我们头上有个利维坦。我前文已经论证了,我们头上根本不是个利维坦,而更重要的是异化的根源根本不是国家权力过大,而是资本主义。作者希望靠削弱国家,甚至隐藏着搞自由化的方案来消灭异化,却不知道这一种方案引向的是全面的精细的异化。至于异化的消灭,和社会权力的恢复,则不是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了。从列宁在《国际与革命》中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国家的消灭是需要阶段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后应当将其改造为革命机器(也就是某些人认为的利维坦),对内镇压反动派,对外发动世界革命。同时,由于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因此镇压会因逐渐不再需要而瓦解。在这一过程中(或许是在镇压与世界革命结束后),国家将解体,而社会权力会逐渐回复,最终形成无数巴黎公社式组织组成的联合体。而在这个时代,在资产阶级专政没有消灭之前,主张小国家和社会自主,则是在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减少维稳成本,其无疑是反动的。这一点似乎也得到了作者的承认。

  总之,头疼不能靠医脚来解决,这次疫情向我们展示景象是市场化如何削弱了我们的国家机器,如何侵蚀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至于解决的方案,自然也是整顿官僚队伍与国家机器,对抗市场化的不利影响。但这样的使命,要靠什么人来完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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