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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电子表格文牍主义浮世绘

2020-11-26 17:54:3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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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问实际工作干得怎么样,先把电子表格打扮得漂漂亮亮的,2020年疫期人际隔离导致电子表格上传下达的文牍主义“空前精致”,诚如国防大学教授戴旭对“军八股”的描述,电子表格是打败不了新冠病毒等各色敌人的。

  文牍主义主要是体制内宣传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的表现形式,即满足于坐机关批公文、靠各种表格指导实际工作的不良作风。其基本特征是懒于深入基层、不调查研究、脱离实际、不负责任、凭主观想象滥发文件,互相扯皮搞公文旅行,诿过饰非而将生动活泼的工作淹没到文山会海中。要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则须摆脱文牍主义的窠臼,优化文牍工作规范,完善文牍处理办法。文牍主义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陈词滥调。比如各种耳熟能详的工作总结与业绩报告,还有蒙混学位、职称而东拼西凑的千篇一律的论文或思想汇报。第二,滥发文件。例如,某部门仅辖两个小单位,而且就在一个小院里,但每次布置工作都要下发电子表格,要求“各单位”如何如何。这是疫期文牍主义的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事无巨细,滥发文件,惟烦琐、程式化的电子表格为上,不务实际、不求实效。第三,“只为文件”。“脱离实际,不深入下层,满足于在办公室内批阅办理公文,企图依靠文书表格来解决问题”,这种以文牍案卷遮蔽工作目的本身的干事作风在2020年疫期“盛况空前”。尤其是部门机关里各种转发再转发的文件与密如织网的盖章又盖章的审批,花样不断翻新而令基层工作者应接不暇。比如某地发生了某事故,各个相关部门都用“报告”、“建议”、“通知”推诿责任,将本该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的实际工作消解在抽象而繁杂的公文制作过程中。文牍主义者滥发文件、不干实事而效率低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疫期文牍主义有哪些具体表现?第一,文件花样不断翻新,事事发文层层发文,红头文件多而语气重,工作简报杂而严重重叠,统计报表泛滥成灾,公文沦为废纸;第二,文翰篇幅过长;第三,文字内容浮夸,以偏概全,按需褒贬,模糊概念,剪辑编撰,作者代言,名词“变脸”,作应景文、“虚实文”、“季节文”,自吹自擂,摆“杂货摊”;第四,文章形式繁杂,层层照转,“通用”语句,“同一”结构,公式化笑料;第五,文件式样乱套,比如“挟私文”、“求情文”……千军万马靠公务员,到头来“聪明才智”都用在文牍主义上。

  文牍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此类官僚往往是高高在上而满足于批发公文表格,企图用抽象的公文表格解决实际问题,疫期滥发电子表格则不妨称其为电子表格文牍主义。2020年疫期离开电子表格就不能遏制新冠病毒蔓延了吗?秋收起义后被蒋介石等新军阀“隔离”的毛泽东靠最大限度地发挥道义力量把红军的地盘越打越大,而不是靠大量繁琐而复杂的文件资料指挥化整为零的游击队。新中国在政治上建成生产资料公有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抑或是毛泽东式升级版农民起义军领袖对共产主义精神的最直白的描述了。背离共产主义初心搞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文牍主义越来越严重,“不忘初心”则要打倒官场繁琐哲学而确立大道至简的文牍之风。但为什么至今还会有党员高干搞繁琐哲学的文牍主义呢?他们本来是想在下级面前表现自己的学问高深,既是为了哗众取宠也是为了愚弄群众。尤其是电子表格文牍主义者,对各种电子表格巧立名目,天花乱坠地杜撰各种新名词,让老百姓云山雾罩“不明觉厉”,被卖了还要跟着他们数钱。自查自纠组织内部有否不必要的公文、报告或程序,离不开经常的自我审视,书面上的东西绝若绝大多数来越丧失了应有的意义则统统都要取消。如果某个组织有厚达数米的政策手册则可断定这是一个典型的文牍主义集体,只喜欢看表面文章的领导终将习惯于枯燥的文字与僵死的制度,靠电子表格“遥控”下级,由此导致的电子表格文牍主义只能催生更严重的“996”加班族。此类组织的很多报告的情况是虚假的,而此类领导干部也往往是以冰冷的“数据”论英雄,从来不会去想其工作方法到底管用不管用,甚至不会去想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处的环境是不是冰冷的。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我所在的某个小部门每次布置工作之前都要下发一份文件,要求底下跑腿的的如何不准如何必须,惟烦琐、程式化的电子表格为上,不务实际、不求实效、脱离实际而满足于在吹着空调的办公室里发明文山会海,企图靠填表解决一切问题。这种组织往往充满着各种转发再转发的文件,以及密如织网的盖章又盖章的审批程序。还有的文牍主义进而异化为推卸事故责任的手段,难道出了文件就能对人民的生命安全甩锅?

  王岐山曾指出:“别总是希望发文件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文牍主义。落实主体责任不需要再发文件,关键是敢不敢、愿不愿意把这个责任真正担起来!”文牍主义的对外表现则是浮夸风,“上边要,下边报;准不准,天知道!”“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虚报浮夸一浪高过一浪,较之于当年的“三面红旗”浮夸风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山东省政府曾出台一部法律,针对统计成员的虚报数字制定惩罚条款,在那里吹牛也有可能违反法律了!纠正文牍主义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多走动走动就够了,靠近生产第一线的领导要多下基层去倾听老百姓的疾苦,多解决实际问题才是父母官的常态。随着后疫情时代人与人的面对面交流越来越多,各色虚假的电子表格势必越来越少,社交气氛则会越来越活跃,而且也会因此而“倒逼”更多的好干部争当老百姓的贴心人。报表、规划与公文只是领导要参考的抽象工具,转型升级的中国各级官方、非官方组织都处在剧烈变革的阶段,自身会遇到许多从未经历的新问题,这种问题迫使各级领导多考虑实际而排除虚假、抽象而冰冷的公文的干扰。“考察一个干部合格不合格,主要看他的脸黑不黑”,领导不宜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靠主观主义的拍脑袋想办法,也不宜坐在骄车里脚不沾泥“下基层”,因为绝大多数挖潜增效的办法只能来自对基层作业的具体分析。基层报表、文件或资料本身要删繁就简,假大空的套话最好一句也不说。考查某个领导有否实干精神,首先可从克服文牍主义环节看出分晓,一开头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广泛依靠人民群众……”云云的电子表格永远不能形成真正的影响力。疫期各级领导更有必要对照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一文改掉空谈哲学的毛病,以整顿文风为整顿党风的重要环节,在优良文风的践行层次率先垂范。列宁曾断言“生机勃勃的工作不会淹没在公文的海洋中”,而文牍主义终将造成机构空转与资源空耗。清朝政府曾以皇帝的名义下达“罪己诏”感慨“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封建社会文牍主义祸国殃民绝非危言耸听,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何以仍然存在这种现象?官僚主义者无视百姓疾苦而乱检查、乱评比、乱培训、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对基层工作频繁制造文山会海的文牍主义大麻烦。公文、报表与资料不该是各级领导指挥下级的唯一手段,各级组织岂能以文牍案卷掩饰或扭曲其工作目标本身。疫期过多的检查评比或其它原因导致很多地方文山会海死灰复燃,基层一线工作者却对检查评比敢怒而不敢言。无论是任何性质的集体,陷入文山会海的迎来送往的必要性乃至必然性都是可疑的。如果一天到晚被各种材料束缚而压得喘不过气来,谁还会有精力去调查研究落实工作?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与其“发明”大量的电子表格不如把该做的先做起来,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无论是写领导讲话还是整理文件报告,必须让文章合辙押韵、对仗华丽;到哪里都有专门负责写材料的文秘岗位,连科级单位都设了“办公厅”;三五百字就能说清楚的事,硬拉到两三千字,大谈特谈领导如何重视……疫期“空心笔杆子”问题更值得警惕,尽管重视写材料、重视“笔杆子”是行政流程的必需、推动工作的必要,甚至能体现出党重视理论工作、文宣工作的优良传统,但不是任何材料与“笔杆子”都值得推崇,沾染上不严不实作风的材料与形式主义习气的“笔杆子”不仅影响实际工作,而且会在人民群众眼里造成“语言腐败”“风气污染”。因此,党的各级纪委越来越提倡务实文风、力戒空话套话、反对文牍主义、重视调查研究,“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党的十八大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八项规定出台后中央领导集体的率先垂范、大力推动,各级各地各部门积极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但中央三令五申,整改层层发力,为何“空心笔杆子”人人喊打却依然大行其道?从表层看整改不力是重要原因,从深层看则是附着在各类材料上的“回报”构成了材料注水、材料造假的内在诱因。在文牍主义者那里,写材料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写材料本身就变成了工作。比如,在工作落实上“实干不行,材料来补”,“‘兵马’未动,‘材料’先行”,用总结材料包装工作实绩是很多干部雷打不动的观念乃至很多部门屡试不爽的套路。到了干部考核时,善编能吹的“笔杆子”被不断提拔,真正冲在一线的实干者却被冷落,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一些人“材料出官”的念头。用材料“说话”、拿材料“邀功”的问题,照见弄虚作假的错误政绩观,终将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邪气。深入来看,“空心笔杆子”有很强的隐蔽性与欺骗性,惯于运用“政治正确”的幌子遮蔽基层真问题,善于运用大话套话空话掩盖工作不作为。“笔杆子”空心化的实质是工作空心化,认真纠治“注水材料”、挤干文字游戏里的“政绩水分”是整改“四风”突出问题的重要任务。比如,我国中西部的某个乡迎接扶贫检查团,仅表格、材料等打印费就花了十几万元。扶贫检查为什么这么“纸来纸去”?因为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要挤干“材料政绩”的水分则必须注重体制机制改革的托底,在技术层面要落实成效、数据真实性等关键信息应作硬性要求,要有追责选项;在激励层面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奖优评先、选任干部,实干者先,不给不严不实、作风漂浮的“材料干部”留机会;在环境氛围上要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作风建设始终,形成有效抑制不良文风作风的制度约束、组织压力与社会监督。2020年疫期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呼唤唯实精神与实干作风的年头,直接关系到世界各国在抗疫答卷上的表现激发的民心向背之变迁,是不是“实”字挂帅终将关系世界各国的历史作为。摆脱“文牍主义”的窠臼与“材料政绩”的束缚,坚持以实绩为导向抓工作、促落实,才能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换来老百姓真切的幸福感。

  当然,通过调动各种资源达到特定工作目的组织化活动,此类管理的科学性质毋庸置疑,承载各种规制、标准的文牍性规范是其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如何使文牍真正为有效的正常管理所用?这就要求管理者站在管理生态的角度对管理活动的内在运行机制有一个健全的认识。“管理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尤其是在以人为主要对象的管理活动中,如何在严格程序、标准的同时充分而灵活地调动、发挥被管理者的能动力而给予其人性化展示自我的舞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管理学命题。“彼得原理”是美国学者劳伦斯•彼得也就组织中成员晋升的相关现象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在各种组织中,由于习惯于对在某个等级上称职的成员培养提拔,因而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彼得原理有时也被称为“向上爬”原理,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比如,某位称职的教授被提升为大学校长后却被发现无法胜任新的岗位,某个优秀的运动员被提升为主管体育的官员后再也无所作为。对于一个组织而言,一旦组织中的绝大多数成员被提拔到其不称职的级别就会导致整个组织的人浮于事而效率低下、“劣币驱逐良币”而发展停滞,文牍主义则会泛滥成灾。此时就有必要终结“根据贡献决定晋升”的企业员工晋升机制了,不能再因某个人在某一个岗位级别上干得很出色就推断此人一定能胜任更高一级的职务。要在成员选聘机制环节客观评价每一位职工的能力或水平,将职工安排到其最能胜任的岗位,而不是把岗位晋升当成对职工的主要奖励方式,奖励机制应更多地以加薪、休假等方式作为奖励手段。将一名职工晋升到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对职工的奖励,反而会使职工无法发挥其特长而给单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对个人而言,每个人都会期待不断升职,但也不该将往上爬作为自己的惟一动力。与其在无法完全胜任的岗位勉力支撑而无所适从,不如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十九大报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明确提出建设“绿色学校”的重要任务,倡导教育的低消耗与高效率,但至今还有很多学校盛行文牍主义而与此背道而驰。比如学校的档案建设,现在很多学校在档案建设上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做了很多不实档案,但又不能积累作为珍贵的校史资料的有用档案。一般学校每年都要迎接数次的检查、评估、验收,而每一次都会有几百项评估标准,学校为了“达标”而每次都是按标准要求“制造”各种数据材料。面对一次大型迎检,学校往往要将各项任务分解给每个教师甚至学生,人人按“应该”的状态做材料,然后动用大量的文印人员与设备,耗费大量的电力、油墨、纸张,制造成百上千本虚假的档案,学校的真实存在状态与教育教学情况则被深深地掩埋在这千尺文牍之下。还有教育管理部门与各种行政部门,每年都有好多次要求教师上交各种档案材料。比如教师的“干部信息”档案材料,每次都是填表(每次都要从出生填起)、印表、印照片、贴照片、装档案袋,等等。学校甚至动不动就要教师一次交齐从工作到现在的分配、调动、聘任、晋职、调资、奖惩等所有的文件复印件,教龄稍长些的教师一次就要打印上百页的材料,这是何等地折腾,又是何等地浪费资源!又如学校的常规管理与教学工作,很多学校每个学期要求教师上交的文本材料(从开学的各项工作计划到读书心得、培训心得、学习心得、教学反思、培优补差台账、专业成长台账、青蓝工程台账,再到学期末的述职报告、工作总结,等等)都有上百份之多。至于这些材料的文本内容则不会有谁去认真关注了,格式要求却总是非常严格,如正文内容必须手书,前面要有封面,而封面又必须打印,等等。很多学校给教师印发统一打印的“集体备课”教案要求教师“持案上课”,每天每科每课都要给每个学生印发统一编印的“导学案”要求教师“依案上课”,有的地方给教师印制格式统一的教案本,每一堂课的内容都要设置固定的页数与表格,写不满就是不合格教案……这样的教学管理难免让教师与学校管理人员深陷文牍,教师的专业自主性于工作创造性也就无从说起了。学校与教学管理的文牍主义的本质也是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一切工作以文牍为据,工作的实际内容、过程与结果反而得不到关注,这样的管理足以让所有的教师与业务人员疲于应付,也足以造成对人力物力资源的触目惊心的浪费。学校文牍主义更严重的危害是对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多方面的长远的不利影响,也不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销蚀教师的职业热情而背离教育事业的基本宗旨。

  博主李明阳曾写下《泛滥的表格、糊弄的教师》一文,揭露教学、科研、政治学习、评审论文的表格每年都有一二百张。粗略分类可分出五种:第一,走形式的教学表格。随着教学全过程规范化管理的不断加强,教学方面的表格呈直线上升趋势,尤其以考试监督、毕业论文指导环节为甚,仅在考试环节就有试卷批准表、考场记录表、试卷分析表、成绩登记表、试卷自查表、材料归档表。每个表格都要教师本人签名、系主任审核、院长批准等N各环节,看似环环相扣、滴水不露,其实都是在认认真真走形式。每当教师恭恭敬敬把材料交给领导时,日理万机的领导头也不抬、龙飞凤舞地签字了事。第二,打酱油的科研表格。草根教师大多抱怨科研项目少、经费缺乏,但从名义上看,一年到头各种渠道的科研项目并不少,学校科研启动项目、市级科委、省部级科委、行业公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改项目,名目繁多。除了国基项目,绝大多数项目要么是名花有主、拿出来做做样子的,要么是限项与平台百姓无关的。普通教师对这些项目其实很纠结:申报吧,明显是打酱油、当炮灰的;不报吧,气场太冷,不给领导面子。最终的结果是,多数教师以打酱油的心态草草填报科研项目申报书应付了事。第三,鸡肋般的论文评审表格。在高校工作的高级职称教师每年都会收到各种小论文、学位论文、职称送审论文的评审,笔者某年终打开电脑发现自己评审的各种论文一年之内就有40多篇,基本上是每个星期都在评审论文,业余的一半时间消耗在论文评审上。这些论文中思路新颖、研究方法独特、研究结果给人耳目一新的论文少之又少,大部分是懒婆娘的裹脚布。评审这些垃圾论文吧,报酬微薄不说,十分耗时耗力;不评吧,自己的研究生还要在这些期刊发表拿到学位必需的小论文,编辑大人得罪不起。第四,最耗时的财务报销表格。每次财务报销都要让忠于职守、恪守日益严格的财务制度的会计折腾得往返几次,如果涉及用科研经费购买仪器设备,一张报销表格往往需要学院主管科研副院长、设备处领导、固定资产办公室、学校科技处长、主管科研副校长、实验室主任的N个领导的多个签字才能报销,光找领导签字就要花费数周时间。笔者每次在财务处遇到因为不符合财务制度而被打道回府时都要对会计说:我们平头百姓住在远郊,多折腾几个小时不算什么,然而领导日理万机,耽误了领导的时间我们担待不起!第五,最令人不平衡的工资绩效表格。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科研绩效、教学绩效、工资绩效的表格的填写实现了电子化,各种绩效也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时代潮流下要求小范围内公示。高校每到年终工资绩效公示之时也是大家心里不平衡之时,学校的双肩挑领导动辄数千的科研绩效分让人望而却步,某三本院校教师中的教学高手每学年十多门课、上千学时的教学绩效着实让人眼热。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西部某三流高校每年兑现绩效工资时校级领导的奖金高达数十万元,课霸教师竟然能做到一个人给研究生开出6门课的神奇业绩,也能囊括不菲的课时收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面对举国上下对低劣大学生培养质量、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科研成果的喧嚣民意,高校改革在遇到体制束缚、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管理体制日趋僵化、保守,陷入了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面对日益泛滥的表格,在不断强化的物质利益刺激下,除了极少数与切身利益直接有相关的教学绩效、科研绩效表格,绝大多数教师不得不采取糊弄的态度。电子表格本身只是管理的一种手段,也是学校管理水平、生态环境的一个晴雨表。

  单位通过一定的文稿部署工作、跟进落实是必要的,但频次过多过滥会缚住干部抓实事的手脚而舍本逐末。陷入文牍主义泥潭突出于基层,但根源并非全在基层。基层干部思想懈怠、作风漂浮而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靠生搬硬套文稿、批转文件开展工作,上级考核指挥棒脱实向虚也难辞其咎。上级了解工作进展、考评工作不愿深入一线问实情、看实绩,而是要求基层干部填报表、写总结,使不少干部疲于奔命。清初思想家唐甄的《潜书》一文认为:“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的社会转型升级阶段,推动各项方针政策有效落实的关键在于广大基层干部扑下身子真抓实干。基层干部整天被繁琐的文字材料围困而无法专注为民谋实事,再惠民的举措、再热切的期盼也会沦为一纸空文。中办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要求大幅度精简文件,严格控制层层发文,着力解决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问题,对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慎重发之,对能用微信、电话等方式说清的事尽可能不形成文字材料。上级考评工作时不可以材料论英雄,要多到现场看具体事,多听群众评说,尽量将基层干部从文稿围城中解救出来,腾出更多的精力、放开手脚跑基层、纳民意、解民忧,才有可能推动基层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开展。

  文牍主义者的最大“护身符”也许是只对上级负责的“政治正确”,其实质在官本位主义的基本规则之下则是形式正确而非内容正确,很多负责各色文牍上传下达的基层干部也对各种表格传达颇有微词。我曾耳闻某个高校机关领导抱怨:“现在考核的项目太多,各种考核,各种填表,把本来该干的工作都耽误了!”考核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基层工作不该被考核所累,更不能“为考核而考核”。各项工作的考核本来是为了让通过考核形成鲜明的工作导向,引导基层工作者把精力投入相关工作,切忌让考核本身占用太多的时间与精力。一味的造表格、填表格、报材料的考核其实是不干实事、不求实效,除了造成机构空转、资源空耗、人力浪费还能有什么“用处”?起码的会议、讲话、文件材料是开展工作之必需,但把文牍工作当成考核目的则偏离了工作重心,偏离了党的优良传统。

  中央八项规定早已提出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但电子表格文牍歪风何以在疫期加速反弹?说到底,病根出在干部作风上。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严惩文山会海、贪图虚名与弄虚作假等歪风邪气;党员干部要牢记党的宗旨以身作则反对文牍主义,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善于在基层一线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要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以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作为考核的重要标准,引导各级机关坚持以实绩为导向抓工作、促落实,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工作实效,不能局限于听汇报、看材料;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真正将那些为民务实、敢于担当而受群众拥护的基层党员干部及时选出来、充分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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