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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拜登执政后中美关系的适用性

2020-11-23 17:28:1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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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前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是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还有除了汉奸、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投降派以外的一切政治力量,而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拜登上台后中美两国围绕台湾统独之争的明争暗斗势必激化,国共两党还有可能签订类似的宣言吗?八十年前日军的野蛮侵略导致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民党与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拜登上台后中国共产党还有可能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抗美统一战线而为打赢没有硝烟的中美意识形态战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吗?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该宣言建议一切愿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与地方军政机关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呼吁各党派与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抗日救国。拜登上台后国共两党还有可能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达成共识吗?瓦窑堡会议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是:把红军的活动与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西安事变前夕中国共产党《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不久就在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的配合下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如今国民党内还有这样的爱国将领敢作敢当?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国共产党曾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中国共产党为此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还有这样的大智大勇吗?国共两党代表曾在西安、杭州、庐山多次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深入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与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而未能达成协议,未来的国民党还有可能提出类似的无理要求吗?七七事变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与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并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蒋介石随之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八一三事变后更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未来的国民党领袖还有可能如此大智大勇吗?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则随之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更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未来的国共两党还会有类似的合作吗?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毛泽东视其为与党与军队平列的、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当年毛泽东的此类判断在当今中美关系中过时了吗?抗日战争期间的进步势力主要是工人、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中国共产党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发展革命武装与开辟、扩大抗日根据地,为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与分裂创造了条件,也为坚持抗战并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中间势力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与地方实力派,毛泽东认为争取中间势力要求“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以及“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工商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中间势力在政治上日益向延安靠拢。以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邓演达为例:他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政权,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其中间路线观点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现。由中国医药卫生、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有政治联盟特点的农工民主党是邓演达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演变而成的,还有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中国民主同盟骨干惨遭蒋介石特务的杀害,北伐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中间势力多数偏向国民党,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不得不改弦更张。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于分化,其中的多数能站到共产党一边,站到国民党那边的则越来越少;顽固势力主要是蒋介石为代表的亲美派国民党或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既主张团结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据此,中国共产党对其既联合又斗争,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效地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且继续保持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有利局面。未来的抗美统一战线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吗?

  抗美统一战线可参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大原则:第一,求同存异。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以弱小的综合国力战胜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靠的是全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建立起以国共两大军事、政治势力为主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完全不同,但在民族危亡之际都能以博大的胸怀捐弃前嫌,从国家与民族大局出发再次合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能求抗日之大同,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在许多非原则性问题上作了让步。国共两党只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管过去积怨多深都能在此类大目标下统一起来。第二,既统一又独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血的教训、共产党人的革命纲领,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抗日战争期间事事都要与国民党统一,征得其同意之前不必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甚至向国民党全面投降。第三,又联合又斗争。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府中的实力派,但又是反共的顽固派,要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就必须与其顽固反共行为坚决斗争并在斗争中坚持联合抗日的远大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对顽固派的斗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尽管蒋介石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但始终不敢发动全面内战。第四,坚持依靠自己力量与争取外援相结合。抗日统一战线主要靠的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但也争取国际反法西斯的国家与人民的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中国没有亡国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进而才有可能获得国际方面的积极援助。《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号召通过一切方法援助中国人民抗战,号召日本人民“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日共领导人冈野进曾与中国共产党一起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反战宣传,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隶华大夫与美国史沫特莱作家等国际友人自愿来中国参加抗战,反对日本独占中国的西方列强也不同程度地希望国共合作抗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与争取外援相结合原则的产物。面对未来的抗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仍应以独立自主为前提,统一战线只能是锦上添花。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由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空前壮大而发展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还能有这样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保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权;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与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与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中产阶级与开明绅士)大体上各占三分之一。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化解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发展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还能仿制吗?

  拜登与特朗普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三点:拜登重视对中国打所谓人权牌,特朗普不会;拜登重视在气候变化、打击国际恐怖组织等方面与中国的有限合作,特朗普不会;拜登重视与盟国的协调,拜登不会。拜登会重新入群或组更多的群当群主,特朗普则是退群单干。拜登会加强与盟国(特别是欧洲盟国)的协调,进而联合更多的国家蚕食中国的意识形态阵地。拜登在全球治理领域不得不寻求中国的合作,采取基辛格等民主党智囊的接触合作政策,在科技(尤其是高端与基础科学方面)结盟封锁中国。较之于共和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与中国的关系更具对抗性,中美关系不大可能会回归1972年至1989年之间的中美关系水平。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并不总是能保证两国在各个领域和平共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英两国曾是彼此最好的经济伙伴。经济一体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际冲突,但并不总是奏效,尤其是在大国之间。中国右翼公知“憧憬”拜登上台,天真地认为他不会采取封锁中国的政策,而会善用“美国精神”缓和中美关系,但拜登走这条路的前提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美国的复苏提供便利。根据拜登的从政经验,温水煮青蛙将是对华政策不二之选。但拜登还没准备好温水,中国右翼公知已主动跳了进去,寄希望于别国领袖改善中国的国际处境岂不搞笑!未来四年的中美冲突不会像特朗普那样直接,却比特朗普的更有杀伤力!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但中国右翼公知认为拜登不会长期维持对华意识形态战,美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引领美国特色经济政治文化才是大局,拜登扇耳光后再丢个糖就能让他们遥相呼应了!他们觉得拜登比特朗普理智,却无视理性不代表拜登在关键问题上的对华政策不可能温良恭俭让!中国右翼自媒体谈及拜登被奥巴马人格魅力折服而放弃竞争总统候选人之争,最后二人反而成了美国的正副总统搭档与莫逆之交!但从中日钓鱼岛争端到中菲黄岩岛争端,奥巴马派十六艘各类舰艇到南海,历史上美国何曾如此大动干戈?!说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拜登没参与此类决策你会信吗?美国上台一个政客高手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张召忠呼吁中国军迷放弃幻想准备打仗,这是中国军事专家的本分,抗美统一战线更应是大手笔!

  “一个中国”政策早已消失在民主党2020年党纲中:“民主党认为中国的挑战并不主要在于军事,但我们会威慑并对侵略做出回应。我们将强调我们对全球自由航行的承诺并抵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恫吓。民主党信守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也将持续支持台海两岸议题在符合台湾人民愿望与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和平解决。”2016年美国民主党政策纲领在这个部分的表述则是:“我们信守对‘一个中国’政策及《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也将持续支持台海两岸议题在符合台湾人民愿望与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资深客座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Bush)表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另外一句话,‘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与最佳利益。’”也就是说,民主党的“潜台词”是北京的对台政策要能积极回应台湾民众的愿望。然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一中”政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民主党党纲拿掉“一个中国”意味着负责两岸议题政策制定的民主党智囊不想再用以往那样的模糊政策骑墙了。特朗普一直批评民主党对华软弱,断言拜登上台后“美国会向中国屈服”,所以民主党必须有所回应。特朗普把“比谁对华更强硬”弄成美国大选的一个重要政策话题,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与未来党纲方面不能向特朗普示弱,所以采取这样有试探性的举动而保留了“解释权”。民主党过去在人权、民主与涉台问题上经常对华“出牌”,这次在对台立场上会否比特朗普更“积极”?中国右翼公知认为拿掉“一中”政策释放的解释空间很大,拜登会掌握“于自己有利”的原则,就像拉橡皮筋,如果局势需要或就比被共和党攻击,拜登肯定会越绷越紧。2020年民主党党纲对华部分强调“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较之于2016年变化很明显。比如,民主党对的对华政策“将依据美国的利益及我们盟友的利益”与美国的实力(美国社会的开放、经济活力与美国盟友的力量)塑造并执行反映美国价值的国际秩序,“削弱那些力量不会使我们‘对中国强硬’,它将成为一个送给中国共产党的礼物。”拜登首先会重建“盟友统一战线”以共同对付越来越强硬的中国,“民主党将在对中国政府在经济、安全及人权的行动上有关切的地方做清楚、强力及一贯的反击”。民主党有主导优势的联邦众议院已出台不少毫无道理的涉台涉疆涉藏法案,拜登还会就此给中国“制造麻烦”。拜登会在国际组织中重新恢复美国的领导力,籍此以更大的力度指责中国。民主党提出要退出与中国的“关税战”,抓紧与大西洋彼岸的盟友联手找中国重启谈判。威尔逊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民主党党代会没有着重谈及中国问题是因为外交议题不是美国选民最关心的,而且拜登的对华政策与特朗普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毋庸置疑,中国右翼公知对拜登执政有过多的幻想,只有更现实地看待美国政客对华政策的整体性恶化才能更准确的定位未来的抗美统一战线。

  拜登的外交政策主张是典型的民主党传统建制派倾向,更侧重美国的国家政治安全问题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迫于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拜登对中国的态度会保持强硬。拜登在高科技领域的遏制中国的态势甚至可能加剧,但在优先应对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牵扯下短期内会大概率延续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美关系的三大议题中,民主党传统建制派更侧重政治安全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拜登对华政策的议题会突出政治安全与意识形态=,中美关系的博弈角度可能从单一领域(经贸科技)向多领域(政治安全、军事、意识形态)发展。中美博弈有长期性,美国驴象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共识,拜登对中国态度由温和转为强硬,多次表示联合盟国制衡中国。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将激烈交锋,拜登针对中国的这一主要战略取向不会变,也即由接触到遏制再到规锁的取向不会变。拜登会更重视采取多边主义策略对中国施压,联合欧洲日韩、澳新等盟国与若干新兴市场大国(例如印度)合伙向中国施压。拜登会在南海、台海、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这早就是美国驴象两党的“政治正确”共识了。对华强硬也是驴象两党合作抗疫的前提之一,拜登对华表态已由很久之前的偏鸽派变为中间派甚至偏鹰派,未来在语言与行为上都只能如此,否则其执政将更加步履维艰。美国对华敌意的上升,民主党对人权、地缘等涉及中国外交底线问题的偏执,以及其竞选纲领中在诸多结构性问题上对中国的针对,决定了拜登执政后中国对中美关系的中长期前景不宜做过于乐观的假设,中国应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应对发展过程中外部可能的风险与挑战。短期内,大选尘埃落定+拜登胜选的组合对人民币汇率与国内权益资产而言构成有利环境;长期内,拜登考虑对富人加税并支持新能源,可能施压美国经济、盈利预期与油价而对美股表现、美国乃至中国的PPI与通胀水平产生负向影响,但实际上在第二轮纾困计划之后美国财政政策空间及其边际效果预计本就较为有限;对华强硬在美国仍有广泛基础,拜登支持的多边主义意味着拉拢盟友在国际体系与多边框架下对抗中国。从长远来看,拜登当选可能给中国外交造成更为不利的国际环境,发展抗美统一战线任重道远。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英关系一再证明,中国不宜幻想与美国合作共赢,即使再发展经贸关系也改变不了他们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国策,中美等大国之间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美国有真老虎和纸老虎的两面性,由于缺乏民族认同感与历史文化积淀,美国政客的思维定式从来都需要构建一个外部对手,随时都在想象与制造敌人,籍此才有可能调和国内矛盾。二战后美国一直在打仗,参与战争的频率高居世界之首。朝鲜战争后中国没再与美国直接打仗,但间接交手多次,比如越南战争等,中国打出了国威、军威,积累了对美作战的经验。现在这个的综合国力、科技实力与战略打击能力暂时不如美国,但我们有很多独特优势,也有让对手陷于灭顶之灾的实力与能力,更有毛主席给留下的战略魄力、高超智慧与人民战争等制敌锦囊。面对美国重要的超级大国,中国应瞄准其软肋适时反击。改革开放的中国不愿与任何国家为敌,更不会主动惹事,但也不能任人欺辱,更不能无条件地以善意对待一切国家。面对美国的挑衅,中国必须做好准备反制。同时,中国对拜登执政后的对华政策调整要有战略定力,绝不随美起舞。国家的力量源泉来自全社会的参与付出,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互动的经济双循环已为全球经济贡献了超过30%的增长率,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与中国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必须抓住机遇抓紧发展经济,国力更富才能军力更强。在常规操作,中国应广泛团结世界反霸权力量,与发展中国家弘扬传统友好关系、拓展合作领域,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贡献更多正能量。中国应以更大决心与更大力度推动改革开放落实“双循环”战略,包括大力推进“新基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包括发展城市群与都市圈一体化。经济内循环的关键是发展国内市场,促进国内消费,加快突破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瓶颈。拜登胜选虽然短期缓和中美经贸冲突的压力,但这并不能改变中美竞争加剧与美国对华强硬态度的广泛基础,拜登的贸易政策也有保护主义色彩。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应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内需与外需、进口与出口、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在经济、军事、科技、军事、文化等领域广泛发展抗美统一战线。

  中国对拜登执政后中美关系的调整至少必须做到两条:第一,战略上坚决而持久地推进军事收缩。为了节省资源消耗,中国要实行适当的战略军事收缩,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与中美军备竞争问题上以此持久的摆到桌面上,作为最基本的谈判条件规避减抑中美各自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促成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并籍此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第二,对美英以外的发达国家与一切发展中大国的反华、斥华行为有选择地脱钩而总体上维持战略忍耐。毛泽东应对两次金门马祖台湾海峡危机的策略是只打蒋舰而不打美舰,但其目标只是战术性的,不可能从根本上瓦解当时台湾蒋介石集团跟美国结成的军事同盟关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蒋介石对美国承诺的怀疑。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是志愿军重创南朝鲜军,但没有决定性意义。第二次战役重创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美军主力第八集团军与第十军团,从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占取的巨大的战略主动、巨大的战略利益与中国的相应的成为东亚强国的尊严。拜登执政四年内中国要重视战略目标集中,在美国之外减少一二线对手,一线最好是只有美国一个对手,二线对手也是越少越好,三线则不视为对手,这样才有可能争取更多的中立者与同情者,特别是要经过足够与及时的彼此妥协与具体安排。要足够,半吊子水则如图行百里者半九十;要及时,促成任何大事都要考虑时间条件,过了这个时间条件则有刻舟求剑之嫌。中国不宜在谈判桌上对美国单方面妥协,笼统的多边谈判安排则往往是含糊的泛泛而谈,效果事倍功半而不利于抗美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较之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拜登执政短期内有可能缓和中美关系,但长期内会对中国越来越不利。拜登多边渐进的“围堵中国”策略能让中国争取战略回旋余地,比如在芯片等关键技术上要经过十年以上取得突破。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经济利益,拜登联合其他国家围堵中国并不容易,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利于中国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争取战略时间。从长远来看,拜登执政会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比如重启TPP,拜登会籍此把中国踢出亚太经济圈。拜登会在对华强硬政策的方式方法上有所调整,但在总体上会进一步落实民主党“对华围剿”的延续性。美国驴象两党建制派早已达成对华强硬共识,中国要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与日益严峻性有清醒的认识与充分的准备。中国尤其是要在科技领域发展抗美统一战线,尽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靠中华民族的辛勤与智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自己的祖国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更久的发展时间。大国博弈不分对错,相关国家只须看立场,中华民族的立场则不宜分出左右,因为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已注定都是中国人!

  拜登执政四年期间的抗美统一战线应从实际出发,放下意识形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渐进发展抗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使命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消灭阶级剥削,消灭贫富分化,这就意味着代表进步势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有执政党的引导,对港澳台中间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新兴开明地主亦然,对代表顽固势力的亲美官僚资产阶级则应暂缓阶级革命而突出民族团结且善于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对进步势力的小资产阶级则要欢迎他们加入这个过程一致对外。现在美国驴象两党在打压中国方面已有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再可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境内发展抗美统一战线。

  在美国,中国发展抗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重点应是美国的自由派与少数族裔。与WASP不同,美国自由派更追求个人利益,对维持美国全球霸权兴趣度不高。历史上美国自由派多次反对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反战势力主要组成部分,美国自由派是中国有可能利用的反战力量,通过在美国宣传反战与和平言论将美国自由派的目光从中美关系引导到本国权益与社会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将中美矛盾转移到美国境内。二战后以拉丁裔为代表的美国少数族裔在人数上逐渐壮大,未来少数族裔总人口将超过传统白人而发展为美国最大的政治力量。美国有很强的阶级矛盾与文化冲突,少数族裔最关注的问题不在于美国的世界地位,而在于自身政治利益与社会福利的提高。美国少数族裔更追求社会公正而非效率,更希望提高社会保障与救济,不愿为了经济增长而忍受更大的贫富差距。美国少数族裔的壮大将与传统白人发生更大的冲突,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中国应大力扶持美国少数族裔,尤其是提高其自身文化认同,比如针对拉丁裔宣传拉丁文学作品加剧美国的分裂主义。第二个可团结的是美国的大资本家,尤其是硅谷与华尔街等与中国有密切商业往来的资本势力。美国的科技与金融等领域在中国有大量代工厂,在生产端较为依赖中国产业链,对中国市场也有一定依赖度,无论是波音还是苹果都很重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资本家没有祖国,美国的大资本家更关心赚钱而非维系美国霸权地位。中国在经贸领域与美国资本家绑定关系是可能的,中美关系恶化时美国的资本集团有足够动力游说其政府减缓两国对抗。但波音、苹果等跨国公司也担心中国本土的科技企业发展过快而在未来挤占其市场份额,所以民主党执政在短期内对中国较有利,其建制派的基本盘是少数族裔与科技、金融类的跨国公司,前者更关心社会福利而非世界霸权而后者在中国有大量商业利益,短期内很难与中国切割。第三个可团结的是其他对华关系密切的国家,无论是第三世界还是第二世界。伊斯兰国家、俄罗斯、部分拉美国家长期反美,尤其是人口快速增长的非洲(预计2050年非洲人口将达到几十亿人)将是未来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非之间没有历史问题,搞好与非洲的友谊意义深远。东亚与东南亚历史上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且与中国有很深的经贸往来,未来经营好中日韩+东盟自贸区甚至打造类似欧盟那样的亚盟并推行亚元足以形成集团的力量与美国对抗。西欧在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方面并非铁板一块,冷战时期与美国联手对付苏联是因为西欧离苏联太近,军力强大的苏联可在一个月之内横扫西欧而构成致命的安全威胁,西欧不得不帮助美国削弱苏联。但现在即便中美爆发冷战,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的西欧未必会帮助美国全力对付中国,特别是以德、法为主的欧洲大陆国家与中国有很深的商贸往来,也不甘心在政治与外交上受制于美国,独立自主意识越来越强。俄罗斯继续衰落而对西欧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小,西欧终将摆脱美国的控制而发展为世界独立一极。美国内部乃至西方世界不应被视为一个整体,中国有可能对其分而治之,进而适度让利/支持美国多元文化以拉拢美国的跨国公司集体/少数族裔避免美国内部铁板一块。美国硬实力很强,但“民主国家”的重要缺陷在于国内越来越难形成合力,这种情况下大力扶持美国亲华派刺激美国内斗将极大减缓中国的外部压力。中欧分歧主要是经济、意识形态上的而不是苏联与西欧式的军事斗争,双方已形成有合作共赢的关系,维护中欧友好关系,避免其迫于美国压力而站队,使其在中美斗争中保持中立是有可能的,发展抗美统一战线的时空条件是可观的。

  毛泽东思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启示之一根据地建设,发展抗美统一战线率先要做好的是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国内统一战线根据地与海外意识形态根据地。国内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要利用好我国庞大的内部市场把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与内需放在经济建设首要位置,中国内部市场远远大于北美,单靠内部市场就足以支撑其很庞大的产业循环。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未来美国可能会持续在全球贸易问题上打压中国,无论是关税还是通过TTP来将中国排挤出全球贸易圈,未来我国外需有恶化风险,需提前做好准备。要搞好内部市场建设就要尽可能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更要保障分配公平以降低贫富差距,使穷人与年轻人花得其钱,加快落实“房住不炒”政策,避免高房价过度侵蚀年轻人收入与消费能力。海外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有两部分:一是搞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大力发展与该地区的经贸关系。中非之间没有历史宿怨,中国对非洲也不构成安全威胁,也无意去非洲推广政治制度,非洲却有未来最广阔的市场(极高的人口增长速度、缺乏核心国家导致难以形成统一市场,对外需依赖严重)与丰富的资源(比如安哥拉的石油),发展中非友谊很有必要。近年来中国民间对非洲留学生过度敌视,不排除这是境外势力煽动所致。来华非洲留学生数量极小,而且如同历史上留美与留日的华人留学生一样回国后极大地促进了两国间的关系。美国曾大力资助清华大学并为里面的学生提供赴美留学的经费则是希望为日后培养一批中国的“亲美派”,事实证明了美国的“高瞻远瞩”,胡适、宋子文、孙立人等一大批赴美留学生长期活跃在中国的政界、商业界、军界、教育界,使当时的中国与英美走得很近。因此,现在的来华非洲留学生也有可能是未来非洲的亲华派,这也是国家每年要对其大量资助的原因。二是搞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这里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在文化上与中国亲近。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是朝贡体系,以中国为核心的外交模式较之于西方的殖民体系要文明得多,未来中国完全有能力与动力整合东亚文明体系。与西方列强对抗,过去黄种人喜欢单打独斗,最后被各个击破。比如日本在三十年前曾以一己之力对抗美国,最终在经济上被打垮,从高收入发达国家沦为中等收入发达国家,比美国的人均GDP少了一半,日本曾引以为豪的半导体产业也一蹶不振。未来中国独自面对美国则压力也会很大,但能拉上黄种人国家共同对抗美国则胜算更大。

  中美关系自2018年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以来已由“斗而不破”转向“直接对抗”,美国在关税、金融、科技、人权问题上多次对中国发难,祭出的手段不断升级,发展抗美统一战线注定要经历一场持久战。中国境内围绕中美关系的变迁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是乐观主义的意识形态偏左人士认为现在中国现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美国则要面对产业空心化与种族问题,新冠疫情中美应对能力的差距更是反应出中国在于美国博弈中处于优势,所以中国要主动出击,面对美国的威胁不能怂,甚至有“入关论”认为中国应相仿女真入关大明一样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二是悲观主义的意识形态偏右人士认为现在的美国依然是世界文明中心,中国与美国对抗相当于与整个西方世界对抗,在芯片、航空发动机等需要十年之功的领域中国根本无法与西方较量,面对美国的压迫很有可能重蹈三十年前日本对美贸易战之覆辙。显然,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针对当年日本入侵中国前夕国内的速胜论与失败论,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认为日本在军力上强于中国是客观实际,因此指望短期内打败日本是不现实的;但日本是一个小国,资源与人力不足,而中国是一个大国且是正义的一方,持续打下去日本必然会灯枯油尽,最后的胜利当属于中国。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当前的中美关系:现在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强于中国,这是最大的客观实际,因此短期内中国很难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战胜美国,仅依靠蛮力是无法改善中美关系的。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国力处于上升阶段,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消费升级,14亿人口的中国有全球最大的市场与最多的工程师,中国依靠和平发展在未来四年还进一步将缩小与美国的GDP差距。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产业空心化,而是人种替换下的文化冲突问题,以拉丁裔为主的少数族裔比例越来越高,未来美国能否维持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从代表少数族裔的民主党的执政纲领来看,未来美国可能会抛弃清教徒主义的立国之本而寻求多元文化,这种转变会带来巨大的国家认同问题,也会导致美国朝野上下四分五裂。因此,中国不应对美过度强硬,以免沦为美国转移内部矛盾的靶子。在持久战的模式下,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实力差距会越来越小,因此必要时中国应适度妥协与退让,只要能继续拖下去以空间换时间,将中美全面对决的时间多延迟几年就能大大提高中国获胜的概率。

  现在的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关系有点像两千四百年前的汉匈关系:美国有强大的海军,相当于古代的骑兵,所以能随时跨越太平洋(相当于沙漠)威慑中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只能继续韬光养晦,待发展出强大的海军之后再求决战。中国还应效仿张骞出使西域一样交好周边各国,而大宛等西域国家都是墙头草,匈奴强时投靠匈奴对付汉朝,汉朝强时投靠汉朝对付匈奴,东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日后如果中国成为全球头号强国也不愁此类国家不会随机应变。

  拜登执政后中美两国还有可能打一场非军事领域的抗日战争式持久战,预计其持续时间、激烈程度、斗争方式都会超出常人的预期。第一阶段是2018年至2030年左右,此阶段主要是美攻中守。随着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迅速复苏,美国会以更疯狂的手段打压中国,即便建制派的拜登上台也不过是短期缓和长期对抗的局面。现在中国的国力还不如美国,正常情况下(理性决策下)中国会取守势,美国则会在经贸、科技、金融、军事、意识形态、外交等方面对中国全方位打压,两国将在南海与台湾等地区激烈争夺。在经济领域,美国会全力压制中国产业升级,限制中国海外市场与原材料供应,中国的80后到00后都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第二阶段是2030年至2035年左右,此阶段双方将势均力敌。中国GDP大概率在这一时期能超越美国而重返世界第一宝座,而这一时期美国在经济与金融方面持续乏力,叠加少数族裔比例持续上升而内部矛盾激化,无论是种族矛盾还是阶级矛盾。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可能会受到很大冲击,不排除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被创立,美国的部分州(比如加州与德州)的独立倾向也越来越严,不排除这些州出现独立公投的行为。彼时美国将有很高的失业率与犯罪率,国内移民问题被发酵,整个国家被分裂主义与阶级矛盾困扰。第三阶段是2035年至2045年左右,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有两种前景。一是中攻美守:彼时中国整合了东亚与东南亚,黄种人国家在全球组建新的国际体系并蚕食美国传统势力范围,包括中东、非洲、澳洲甚至拉美地区,甚至有可能中国会趁美国衰落的机会问鼎世界治权,将势力范围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二是双方划界而治:彼时美国境内各种族彻底分裂,中国则面对老龄化问题,双方均无力继续对抗,印度与伊斯兰国家的崛起同时威胁二者,中美两国以西太平洋为界划界而治,分治后的美国更加关注于拉美与欧洲事务,而中国将更多军力用于警惕印度崛起,彼时超过17亿人口且人口结构更加年轻的印度将是中国的头号威胁而扩张势头更甚。

  较之于抗美统一战线速胜论,未来升级版抗美统一战线亡国论的危害会更大。一二八事变后周佛海(未来的汪伪政权“宣传部长”)在南京建了一幢花园洋房地下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高宗武等文武百官常来此躲避空袭,期间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胡适将这里的这个非正式组织命名为“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指当时国民党主战派及民众的抗战热情)的不满。周佛海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就为何主和申述了如下“理由”:中国现如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低调俱乐部”较有影响的人物还有胡适、陈布雷等“笔杆子”:陈布雷是“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许多反共、对日妥协的文稿出自他手;胡适则在蔡元培的感召下渐渐抛弃和平幻想,告诉汪精卫“和比战难百倍”,不久赴美任大使展开国民外交,这位深有影响的“低调”人物及时醒悟过来而发展为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积极抗战分子。南京沦陷后“低调俱乐部”成员作鸟兽散,汪精卫则高调拼凑日军傀儡般“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身为卧底的周佛海却追随汪精卫伪政权与主战派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暗中还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谋求所谓的“和平”,其蛊惑性极其恶劣。

  拜登执政期间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仍要直视双方的差距,更要看到现实的困难。作为头号竞争对手,未来四年美国会全力打压中国,中国有必要拿出走钢丝的细心与耐心,利用自己未来的发展空间大于美国的优势尽量避免与美国过早摊牌急于决战,以空间换时间与美国打一场持久战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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