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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资金互助合作还是蚂蚁金服“旺农贷“? ——家庭承包制下农民资金需求如何满足?

2020-11-21 10:44:59  来源: 利益关系说   作者:侯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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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解放区及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资金互助合作——农村信用社

  农村土地革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村土地制度从地主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及参军热情。但是在农户个体经营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有的主要劳动力参军或参加游击队,有的缺少牲畜),出现了一些农户耕种和收获困难的现象,也有农户由于生病、欠收等原因出现借债难还从而抵押土地的现象,土地向个别农户集中的情况在不同地区都时有发生。为此,我党开始探索在农村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之路,一些地区出现了生产互助组,进而在更多的地方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个体农民经营的基础上,广大地区出现了生产互助组。

  在此基础上,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引导下出现了资金互助合作,即农村信用合作社。极大地缓解了农民生产、生活上的资金需求紧张的状况,抑制了农村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保护了个体农民的利益。

  02

  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互助

  合作信用消失

  随着合作化程度的加深,各地出现了人民公社,农村土地制度从农民个体所有变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于是适应个体经营基础上的信用合作社随之变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个金融事业部,成为人民银行的一个基层金融单位,其所有制性质从个体合作向集体所有转变,其服务的对象主要不再是个体农民,而是农村各个集体生产单位。因为人民公社后的农村基本上没有农民个体生产经营,而主要是集体所有制下的生产队集体经营,无论农业生产还是农村工业的发展都是在集体里发生。因此原来意义上的个体农民互助合作信用基本消失。

  03

  农村改革使农民个体经营普遍化存在,

  但却没有相应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原来的集体生产变为家庭个体生产,从为计划生产(由国家和公社决定的缴公粮、留口粮)向为市场生产(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过渡。

  大块土地通过农民协商讨论,从公平的角度上平均分配给各个村民。由于地块位置不同,肥沃程度不同,灌溉条件不同等因素,为了使土地分配公平,便将不同地块进一步分割,优劣搭配,从而在承包制过程中把过去集体经营过程中的大块土地变成极其小块土地,农户分到的承包土地处在不同的地块上,相当分散[1]。

  虽然是土地集体所有,但承包经营权给了农户,农户成为一个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因此农户生产经营面向市场。这一制度安排使一些人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动,但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突出的问题是市场和资金。

  个体农民面对市场极其弱势,不仅在选择生产品种(种植或养殖)上被动,常常是丰产不丰收;而且在资金需求上极其弱势。

  这些年大量的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流向城市,而在自己生产经营有资金需求时却极难得到低成本的资金供给。

  原因就是国家各个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历次变革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的信用合作社)都在改革过程中变得自负盈亏起来。

  由于农户土地集体所有,个体经营,那时农民没有权利用土地进行抵押贷款;农民的宅基地也是集体所有,也不能抵押。

  由于我们党的政策是要让农民居住和生产生活有基本的保障,因此即使将这些地拿来抵押贷款,一般也不允许国有银行将农民唯一的房子收走。

  而且即使可以收走的情况下,农民分散的地块和极其分散的宅基地,银行收来怎么使用?如何变现?都是问题。

  这就意味着各个国家的商业金融机构面对分散个体的农户,没有抵押、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单笔业务成本高,收益小。在没有政策强力要求的情况下,银行不愿意为个体农民的生产经营提供资金需求。

  农民资金需要除了农信社没有其它渠道,而许多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经营过程中由于亏损而不断加强管理,更加严格了对农民的贷款手续,为了面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用村民联保方式,但即使这样,农信社给农户贷款的积极性也十分低。

  除了形式上完成政策要求的支农任务,没有给农户贷款的积极性。

  随着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其追求自负盈亏的性质越来越烈,于是包括农信社(现在基本改制成农商行)在内的所有国有商业银行都远离农村,或者只从农村吸收存款(如邮储)(后来也有少量贷款)。

  据统计,1998年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3.1万个县及县以下的分支机构,剩下的也只存不贷,成为了农村的“抽钱器”。2004年全国各类金融机构的农村放贷仅占其贷款总量的5.5%。[2]

  这就是农村资金通过银行大量流向城市的原因,也是改革开放后城乡发展差别更加巨大的原因之一。说是之一,因为还有其它原因,如我在前些年就用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城乡两区域模型[3],解释了由于人力资本大量外流于城市,而使城乡发展差距加大(今天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农村人才的缺乏)。

  由于农户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得不到及时满足,严重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4

  满足农民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民间金融组织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取代了民间金融,高利贷一度销声匿迹。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利贷再次兴起。

  到2000年中国农村民间高利贷已高达8000亿元至1.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亿[4]。

  农村经营主体信贷资金需求很多是民间私人借贷,民间私人借贷发展很不规范,例如利率太高。有关学者在对中国民间借贷的典型调查中发现,山东省夏津县100个农户中民间借贷占其借贷总额的94.3%,月利率为1.5%-5%。而湖北仙桃等地的民间借贷利率相当于当地信用社利率的二到四倍,同时由于民间借贷债权无法律保障,许多资金被用于非法途径,从而引起民间纠纷和社会不稳定[5]。

  一些对高利借贷的抽样调查显示,高利借贷月息为3%的占50%以上,月息在4%的为20%左右,是银行同期利率的3—4倍,2003年《农村高利贷坑苦农民》提到巫溪县高利贷活跃,月息100%甚至更高,2004年有文献提出警惕农村高利贷,利率达25%,2004年的文献[6]指出一些地方持续蔓延,势头不减,形式多样,利息25%,期限不超一年,超一年利息要加倍滚下去,还有以工还本息的“高利贷”,实际利率达40%。

  以营利为目的民间标会、排会、合会、地下钱庄、抬会等名目繁多的基金会在一些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日趋活跃,并酿成了不少纠纷。

  一些曾受到金融界某些人士肯定并受到农民欢迎的“农村合作基金会”“教育互助基金会”等群众性互助组织,在演变中向民间高利贷方向转变。

  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农村合作基金会[7],由于操作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而叫停,农村金融秩序进一步严格。

  新世纪以来,为了农民资金需要,国家出台政策允许村镇银行、甚至小贷公司成立。

  但是实践证明,这些金融机构相比于国有商业银行,盈利动机更加鲜明,而经营能力并不很强,关键是金融人才不愿意到农村、到这样的小的金融机构,因此这样的措施难以真正解决农民资金需要问题。

  05

  不同形式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

  后来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农民资金互助社——

  有的是一个机构进入农村发起并引导农民加入合作社,经营机构各不相同;

  有的是有基层政府参与将扶贫资金纳入合作社作为股本组织资金信用合作;

  农村问题专家李昌平带领他的团队在全国试办了几百个类似合作金融的机构,他称之为内置金融,其运行机制基本是几方(机构带部分资金加入、乡镇政府部分资金也可能就是扶贫资金加入、老人入股分红养老、村集体加入部分股份、村贤投入等)合作,推动农村发展加养老支持带动;

  有的是在农业专业合作社内成立资金互助性组织或叫资金互助部。

  山东这几年就有几百家这样的试点。2018年我带学生去烟台调研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时,发现了栖霞东院头村在专业合作社下就成立了这样的资金互助部(当时的问题是,没有资金池,银行又没有积极配合)。

  2020年初,我又带学生去潍坊专门就这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下的资金互助部进行调研。

  当时我们走访了两个村。

  一个是潍坊寿光的东斟灌村(第一个试点村);

  一个是昌邑的庵上湖村。

  寿光东斟灌村调研:

  村书记李新生给我们进行细致介绍

  首先是成立专业合作社

  李书记说:“我们这个村是从1993年开始,建大棚种蔬菜,1998年引进种植五彩椒,你们一来就看见一个彩椒的雕塑,也就是我们村特色种植的主导产品,主要是出口。”

  通过引进种植五彩椒,形成了以五彩椒为主导的,“一村一品”这么一种发展模式。在发展蔬菜生产过程当中呢,老百姓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一家一户解决不了,比如说有些客商来收菜的时候出现压价押款、携款跑路这种现象,这样2008年的时候我们领办了蔬菜专业合作社——斟都果菜合作社,就围绕着这个产业成立合作社,成立合作社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以服务群众为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如何围绕着群众、为群众提供服务,把咱这个产业做起来。“

  然后是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

  李书记说:“我们通过走访发现,一些农户,年龄大的不想种地了,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在外面上班,他没有精力再去种地。而将种大棚蔬菜当作主导产业的人,恰恰想多承包土地,搞规模经营,这样2012年5月份我们又领办第二个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咱这个土地股份合作社呢,可以说,在咱山东省来说是搞得比较超前的。”

  “土地股份合作社,允许广大村民们把土地作为股份入股,一亩作为一股,每年每股的保底收入为600元,并将剩下的土地设为集体股,按照社员收益占40%、集体收益占60%比例继续进行分红,每隔一年进行调股,每隔三年调整承包费,使集体与村民都获利。”

  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以后有一些年轻人回来以后去经营大棚,甚至扩大大棚种植数量,经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这个资金需求问题。土地流转后,菜农们资金流转快,新的需求出现了。

  再然后是资金互助合作社

  “这个就是资金互助合作。资金互助合作社就是我们在2013年搞的。一开始呢,叫资金互助合作社,上面也没有规范,想注册也注册不了。”

  “2013年10月,资金互助合作社得以成立,有355户的村民加入进来,共募集了240多万元,为60户社员共发放了218万元,极大地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经营。三个合作社首尾衔接,服务群众,自成体系。初始资金主要是由入社的社员每人出资1000元组成的,没有政府注资。在此之后,如果社员有资金需求,合作社再吸纳其他社员的闲置资金,以贷定存。”

  “2015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省长(当时的山东省郭树清省长)多次邀请她来山东考察。就是对农村金融资金互助这种事情怎么去管,怎么去发展提出方案。她多次调研,听取意见,也让我们参加,我们村主任也多次参加。当时对这个问题他们反复听取了基层的意见”

  “通过多次调研之后,最后咱们省里确定了,通过国务院批准确定,由地方金融管理局原来叫金融办来监管。所有的业务都要按时每月进行月报,每一笔业务都要上报到地方金融管理局,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管理部门,然后他要求你必须有一个托管银行。“

  “咱这里基本上有两家托管银行,有的是农业银行,有的是农商行,我们这个合作社的托管银行就是农商行。”

  东斟灌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只在内部开展业务,坚决不以盈利为目的,也不对外部进行吸储或者放贷,不吸收与合作社没有实质的生产经营关系的人成为合作社的成员。合作社的托管银行是山东农村商业银行,合作社不设有资金池,有多少贷款需求就吸纳多少存款资金,以贷定存。合作社如今一年的存贷量大约有320万。

  对于资金的定价,合作社采取了具有一定优势的利率。比如在存款方面,合作社的利率为月息4厘2,即年利率5.04%,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在贷款方面,合作社利率为月息7厘2,年利率8.64%。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商业银行贷款尽管名义利率低,但由于有保险费用、担保以及其他交易成本,贷款成本比较高),而且方便快速。不易出现贷而不还的现象,即时出现暂时的困难,村党支部能够帮助灵活化解。

  运营成本低,资金互助社主要是在东斟灌村内部比较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存在比较天然的信用体系,所以借贷的交易成本比较低。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全部运营成本整体比较低,主要包括办公人员的工资、办公场地及设施的租金和折旧、支付给存款人的利息费用以及其他管理费用等。

  合作社扣减掉业务支出、弥补亏损并提取风险准备金后,将剩余的资金设为可分配盈余部分,在可分配盈余中,根据成员与本社业务交易量(额)按20%留存公积金、20%的风险金、10%付利息税、50%分红。首先,对于每股1000元的股金,保证10%的货币资金分红,即每股保证100元分红;有时候还通过一些实物进行分红。

  昌邑庵上湖村调研:

  村书记赵继斌给我们进行细致介绍

  我们对潍坊庵上湖村资金互助社进行调研时,赵书记也是从农业专业合社社说起:

  赵书记说:“2007年12月25日庵上湖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想要做出品牌,让农民们能卖出一个稳定的价格。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了生产销售等流程上的统一,极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很大的风险。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后,庵上湖村的大棚事业发展起来了,需要更多的资金。在贷款的过程中党支部意识到农信社的五户联保贷款手续非常繁琐,对于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来说非常不方便。”

  “那时还是五户联保(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夫妻双方共10人签字。我看到有些老百姓不会写字,有些代办员拿老百姓的手写字。当晚我们开了干部会,说的不好听一些,感觉像是对农民的羞辱。”

  “我们考虑一部分人有钱了,能不能把老百姓的闲余钱放合作社,谁缺钱谁来合作社借,借钱的拿个利息,利息合作社不用,谁放钱给谁。当时问了一些领导,领导说要慎重,因为涉及到融资。我说这不叫融资,我们只是当了个中介媒人,老百姓在这自动的借款。”“我们放出去的钱是给老百姓,只要种大棚,别搞了其他,绝对就可以收回钱来。只要放款放到种大棚的,99%不会有坏账。即使当年价格不好,第二年就行了。”

  “所以我说,搞资金互助,不要害怕,第一农民我们知根知底,电话打过来,看到这个名字,比代办员下来跑三天信息都准确。第二,老百姓的钱投入了哪,我们能亲眼看到,绝对干不了别的。第三,什么时候卖菜卖瓜,钱回流之后还回来,什么时候需要了再来借。”

  “党支部经过讨论,结合村子里已经有一部分农民种大棚有了闲余的资金的情况,考虑实现村民互借资金,从村子内部解决问题。与融资不同,合作社只是作为一个中介,老百姓在这个平台自动地进行借款。党支部认为,农民们老实本分,村民知根知底,并且能够对资金的用途做到很好的见证和监督,99%不会出现坏账的可能。“

  “2011年,了解到庵上湖村专业社有开展资金互助的设想后,分管县长带领赵书记等人到北京大学专门学习资金互助问题。学习之后合作社确立了几个原则:一、不盈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二、不放贷,资金始终以借款的形式进行互助;三、不吸储,不吸收储蓄,以入股形式进行;四、不对外,只在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用于农业生产。“

  “此外,合作社对借款人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哪个农民的蔬菜在质检中出现了问题,借款的利息就要相应提高,严重者甚至被取消合作社成员身份。成立了资金互助管理委员会,由投入资金数额的前五名参与管理,决不让与资金无关的人参与管理,确保资金使用更规范。资金互助部设立在华安瓜菜专业合作社下,要在华安瓜菜专业合作社财务指导下开展工作。一旦出现车祸疾病等特殊情况时,合作社负责还清借款,即由合作社财力保障特殊情况下的坏账,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庵上湖村的资金互助业务还从未出现过坏账。“

  “资金互助合作的资金可以放在银行里,庵上湖村的互助资金目前放在农商行代管,并且县里规定农商行代管不能收取管理费,但是农民通过合作社存入的资金农商行要付利息。开展资金互助业务时,银行通过资金互助部获取互助双方信息,然后进行放款。利息收到后,必须回到合作社,合作社年底根据总利息,进行统调分红。“

  另外,学生在假期进一步调研了其它一些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部。

  如青州巨银瓜菜合作社是由青州市供销社领办发展起来的合作社,它依托供销社发展瓜菜产业,实现了生产、加工、包装、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结构。此外,早在在2015年月,巨银瓜菜合作社就在内部设立了信用互助合作部并通过了审批,之后也一直为合作社内农民提供互助资金,截至2018年7月,互助合作部发放互助金108笔,总额377.3万元。村民们都表示从信用互助部借款又方便又实惠,从银行贷款需要一周的时间,而在信用互助部只需要两三天即可完成所有流程,拿到所需资金,借款利率也比银行低两个点左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借款的压力。

  根据山东省农业厅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省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19.2万家,出资总额4891亿元,登记成员538万个。根据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官网的数据,截至2019年9月30日,我省有34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互助业务,累计发生信用互助业务6397笔,互助金额2.73亿元,这些试点都是通过我省金融部门审核,获得经营许可的。除此之外,我省还有未在金融部门注册开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一直在坚持不吸储不放贷的原则,发展合作社内的资金互助业务,用互助资金满足内部社员的生产需要。据统计全省开展内部信用合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四千多家,吸纳互助资金15.1亿元,为推动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壮大贡献出了力量。

  虽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形式多样,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可以通过政府支持、政策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农商行的专业性支持和政策性支持加以弥补。

  但不论是银行还是政府,对于农民自己成立的资金互助组织扶持积极性不高,措施给出不力。导致这些资金互助组织发展极其缓慢。

  06

  蚂蚁金服“旺农贷”

  2020年上半年,我参加省政协的专题调研活动,内容就是对山东日照五莲县数字化普惠金融项目或工作进行调研分析。

  五莲县数字化普惠金融项目是什么项目呢?

  就是五莲县政府与蚂蚁金服集团签署合作协议,“采用‘政府+蚂蚁金服+合作银行+运营商’多方合作,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这个模式还可以叫‘手机上的信贷员’“。

  数字化普惠金融,是蚂蚁金服集团旗下网商银行,基于多年实践积累的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和风控能力,自主研发的金融产品,可实现“3分钟申请,1秒钟放款,0人工干预”,提供1000元-30万元之间的金额授信,按日计息,随借随还。

  这个项目在五莲的推广速度是这样的:

  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干部培训、数据提供、平台搭建、产品上线,并主动对接运营商浙江灵猫有数公司在五莲县设立分公司,组建了专业地推团队,迅速完成了“五莲普惠“项目的落地和推广工作。

  五莲县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

  1.建立一套县乡村三级联动推进机制。

  在县级层面,作为县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服务“三农”发展的重点工作,分管副县长靠上进行部署、调度和推动,增强乡镇主要负责人的重视度;

  县地方金融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与乡镇衔接,召开乡镇包村干部培训会,让乡镇包村干部清晰“五莲普惠”项目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在乡镇层面,集中或分片区召开村级干部培训会,提高村级干部对“旺农贷”产品的认知度。在村级层面,由村居干部引领宣传推介人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产品及风控宣讲,让“旺农贷”广为人知、深入人心。

  2.提供一组政府涉农沉淀数据。

  五莲县携手蚂蚁金服开展数字化普惠金融,基于整合农民互联网生成数据和政府提供的涉农沉淀数据,通过数据分析为农村群众高精度画像,提供差异化授信额度。

  五莲县与蚂蚁金服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后,五莲县按照蚂蚁金服提供的数据模板,短时间内将全县42万户农民的医疗保险、农业补贴、农业保险、农村土地确权等4项数据,加密后传至阿里云平台。

  农民申请贷款时,经本人授权,数据从平台调取,与蚂蚁金服拥有的数据进行智能匹配,生成农民个体授信额度。

  2018年8月10日,“五莲普惠”——“旺农贷”业务正式上线运营,首批就为全县17万农村人口预授信29亿元。

  3.提供场所,组建专业宣传推介团队。

  提供场所。为表达合作诚意、增加农民信任、展现项目场景,五莲县政府为浙江灵猫有数五莲分公司无偿提供了一处建筑面积400余平方米、能供30人办公的楼房,作为其固定办公场所。

  组建团队。依托这一专业团队,在宣传推广上“线上+线下”协同展开,做到“线上”开通道、“线下”推体验。“线上”:由蚂蚁金服在支付宝平台“城市服务”端口开设“五莲普惠”窗口,为农民随时申请“旺农贷”畅通渠道;“线下”:蚂蚁金服聘用灵猫有数公司作为运营商,在五莲设立分公司,致力于提升农民体验感,开展宣传推介。

  宣传推介坚持走专业化、地毯式推广的路子,由五莲县人社部门配合灵猫有数五莲分公司公开招募20名大学生,集中培训后携带《五莲普惠》宣传册,遵照统一编制的宣讲提纲,根据农民作息规律,农忙时赶早晚、农闲时全天干,面对面、手把手教农民开通支付宝、启用“五莲普惠”,引领农民体验普惠金融产品。

  自2018年8月10日“旺农贷”业务正式上线运营,至 2019年1月15日首轮宣传推介结束,用时5个月,实现县域609个行政村全覆盖,累计行程45974公里,全县支付宝用户由起始6万人猛增至26万人。

  3.把握“两关键”,确保严控风险、把好事办好。

  在推广“五莲普惠”项目过程中,五莲县和蚂蚁金服从关注贷款风险防控和农民信息安全两个方面控制风险。

  五莲县政府方面,将“旺农贷”失信行为纳入“信用五莲”个人征信体系进行约束;同蚂蚁金服建立定期沟通机制,随时了解不良贷款率、逾期贷款笔数、有无恶意逃贷行为等,抓早打小,防止出现“破窗效应”,破坏县域金融环境。

  蚂蚁金服方面,严格筛选信贷群体,主要面向18-60周岁、通过支付宝实名认证、无不良信用记录的农民进行预授信。

  宣传推介团队方面,在推进农民体验“旺农贷”的便捷性行动中,明确告知农民要按时还款,贷款违约的个人,按照程度的不同,将会受到取消贷款资格、纳入征信黑名单、向法院起诉追偿等惩罚。

  发展成果

  在当地政府多方位支持下,“自2018年8月10日‘旺农贷’业务正式上线运营,至 2019年1月15日首轮宣传推介结束,用时5个月,实现县域609个行政村全覆盖,累计行程45974公里,全县支付宝用户由起始6万人猛增至26万人。“[8]

  山东省数字化普惠金融工作情况如下:“2018年9月“世界儒商大会”期间,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与蚂蚁金服签署《山东省“数字化普惠金融项目”战略合作协议》有力推动了该项目在山东各地落地。”“截至3月31日,山东省内已有16个地市的72个区县签署该项目,其中已上线区县62个,蚂蚁金服网商银行对山东省涉农人群,授信总人数:569.1万人,授信总额度:721.27亿。累计放款资金:461.75亿,累计放款人数:65.97万人,当前余额资金:57.07亿,余额人数:29.5万人。”[9]

  谁说政府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没有政府的支持和配合,能够有这样的速度吗?

  07

  这个项目的优势

  我对这个项目的认识是:农民确实由于信息问题和担保问题,出现融资难,这个数字化普惠金融项目正好由于其数据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一是担保问题。

  建立在信息十分完备基础上的免担保:通过大量的信息收集(数据库以及有效甄别),运营商贷款给信用好的农民,从而不会产生不良率。

  二是贷款难问题。

  “旺农贷”,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优势,采用“3、1、0”放贷模式,即“3分钟申请、1秒钟审批到账、整个过程0人工干预”,贷款人无需提供任何抵押、担保和纸质材料,只需通过手机操作,全天24小时均能获得贷款,切实缓解了“三农”贷款难问题。”

  08

  这段时间的思考——

  1.多个市场主体参与,分利太多,导致利率过高。

  蚂蚁金服的贷款项目由多个市场主体合作,其中包括政府。即“政府+蚂蚁金服+合作银行+运营商”,虽然运行成本较低,但是环节较多,涉及到的利益主体多,因此除政府外(不知道收税如何?向谁收税,当时的情况下,估计刚刚开始,没有税收,因为政府只谈了对蚂蚁项目的帮助),任何一个主体都是追求利润的民营资本,都要有其要求的利润率。

  “旺农贷”上线运营以来,五莲就有8.1万农村人口获得授信11.5亿元,贷款日利率由0.02%—0.06%降至0.02%—0.045%。(这是我们在4月份听到的报告情况)(年利率达到7.3-16.2%—21.6%),真正达到了民间借贷利率。看看蚂蚁金服上市前网上给出的研究报告[10]就能得出,它的各种经营模式包括“旺农代”有多大的利润!

  2.“旺农贷”还是“旺资贷”?

  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要求相应的收益,因此名义上的“旺农贷“实际上的”旺资贷“,或者不只是旺农,而更多的是旺资。

  当然资本从来都是无利不起早,凭借其技术优势获得合理利润是应该的,只是如果有合适的途径解决农民的低成本资金需求,并能够实现快捷便利,可能是需要政府应该做的工作。

  3.政府应该研究已经大量存在且发展缓慢的农民互助合作金融并给予大力支持。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在农民资金互助业务中,农民存款可以得到利息,贷款的利率也不高,而且在互助合作社内贷款也很便捷,一般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不需要抵押。

  可是为什么就发展缓慢呢?

  第二,如果政府像帮助蚂蚁金服一样,也下那么大力气帮助农民建立合作互助金融组织,情况会是怎样?

  第三,政府能够整合相关信息打包给蚂蚁金服,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些信息给农业银行或农商行?我们的银行在这个问题上缺少什么?

  第四,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农商行、农行、邮储银行等应该如何对农民的资金互助业务开展给予支持?

  09

  解决农村(户)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基本想法

  第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一些大项目由政府项目资金以及农发行贷款。

  第二,对于一些农村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甚至一些村集体经济发展好,农民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村集团公司,则由国家商业银行提供资金信贷需求就可以解决问题。

  第三,个体农民(户)的需求则更多的应该是采取国家商业银行支持下的农户资金互助合作的形式加以满足。政府应该通过深入调研,制订配套政策;国有商业银行应该深入研究:在业务上如何给予指导?银行、互助合作机构、农户各方利益分配如何进行更加合理?银行真正从服务农民出发开展工作,在银行的服务中让农民真正开展起互助合作业务,解决银行自身难以解决的抵押难兑现、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四,个别农民的灵活临时用款需要,尤其是生活用款需要可以通过蚂蚁金服“旺农贷“来解决。

  如果不是观看马云外滩金融峰会上有气势的演讲,我不准备将这个比较(这些思考)放在这里,只想找时间进一步调研,然后写成提案提交。

  [1]由于土地分散,许多地方个体经营过程中从原来的机械化耕种变成了人工耕种。

  [2]沈明高等《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改革转型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0-81页

  [3]侯风云.《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就业相关性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4]史清华,陈凯. 欠发达地区农民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2(10):29-35.

  [5]刘磊《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国财富出版社,2016.北京,第56页

  [6]陶其声.《警惕农村高利贷》载《中国老区建设》,2004年第4期,

  [7]温铁军教授对农村基金会出现的原因、发展状况、出现的问题、原因等都进行了很好的调查和说明。

  [8]手机变成信贷员——五莲县数字化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专题调研参考资料,省政协社法委

  [9]冲破胡焕庸线的金融创新实践:互联网鲶鱼搅动山东五莲https://view.inews.qq.com/a/20200703A0ILRF00?tbkt=D&uid=290627527

  [10]泽平宏观《蚂蚁研究报告》

      作者简介:

  侯风云,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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