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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鹏:“不抵抗”,能换来和平吗?

2020-09-18 17:34:25  来源: 平原公子   作者:申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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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9月18日,我们来谈谈历史上的“九一八事变”。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在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它自明治维新之后就有的国策,无论我们的态度如何,都无法避免这个事实。

  既然走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道路,那么他们就是会扩张下去的。

  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一直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他青年时期在日本生活过,受日本影响很大,国民党政府许多高级将领都来自于日本的军校,他们天然对这个“同文同种”的邻邦有“好感”。

  但是在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首相田中义一,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赤裸裸地写出“满蒙(东北)非中国领土......(日本)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大和民族欲布武于亚细亚,握执满蒙权利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说白了就是“要吞并亚洲,先吞并中国,要吞并中国,先吞并东北”。因为东北地域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是发展近代工业最好的粮仓和矿仓,因此日本早就对东北垂涎三尺。

  然而就在《田中奏折》呈送日本天皇的两个月后,蒋介石还飞到日本,秘密拜会田中义一,谋求日本对他本人统治中国的支持......田中义一对他的忠告是:“国民党不要急着北伐,而要先消灭南方的共产党,反共才是日本和民国的共识.....”。

  而在此时,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日本在东北的渗透扩张也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关东军长期驻军,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军中,也存在大量的“日本顾问”、日本间谍,虽然“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东北易帜”,拒绝日本人要求,支持民国中央政府,但日本人的势力,还是在无可遏止地扩大。

  沈阳是当时中国的第四大城市,人口约70万,其中日本人就有20万,在关东军的保护下,这些“日本侨民”俨然把沈阳变成了一座“日本城市”,沈阳的所有商业区,都叫做“町”。而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如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本庄繁、土肥原贤二等人,无不妄想着“占领东北”,以“扭转日本国运”。他们筹谋着制造事端、鲸吞整个东北。其中,关东军中将本庄繁,曾经长期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日本驻华武官,是真正的“中国通”,对中国和东北军非常了解,而土肥原贤二是长期活跃在中国的特务头子。

  但是国民政府和奉系军阀,对真正的敌人,几乎是一无所知,对迫近的危险,也毫无察觉。

  1931年,日本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暴跌了一半,经济危机达到高峰。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暴跌,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失业人口达到了400多万,作为东亚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自然就要对外扩张,转移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也是历史的大势。

  1931年之前,中日明面上的关系甚至是缓和的,1929年,一心要侵略中国的田中义一内阁倒台,亲华的滨口内阁上台,驻华公使是亲华派佐分利贞男,佐分利贞男甚至在1929年和蒋介石政府达成了“全面改善中日关系”的共识。1929年底,佐分利贞男回国述职的时候被刺杀。1930年,重光葵担任驻华公使,他也算是个亲华派,而且极度“厌恶军国主义”,中日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近代史上,每当日本政客大谈“日中亲善”的时候,往往都是日本军人独走侵华的前夜……不只是日本,所有法西斯国家、“昭和”国家都是如此,当他们的外交官、政客开始“斡旋”、“谈判”的时候,他们的军队往往正在做“战争准备”。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军经常没事制造冲突,比如说几个关东军和几个东北军在街上走,关东军就拿着火柴去东北军士兵的刺刀上去划,故意惹毛东北军战士,如果这个战士急了,一刺刀捅过去,他们就可以借机生事。张学良各种“克制”,命令士兵不许“反抗”,要“忍辱负重”,但最终日军还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炸弯了南满铁路的一根铁轨,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的沈阳北大营。

  日军进攻北大营的当晚,东北军政大员,几乎都不在自己的岗位上,张学良当晚在北平,观赏梅兰芳演的《宇宙锋》,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给他父亲奔丧,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在给他父亲做寿......就连北大营的主官、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北大营,前线没有一个主心骨。

  攻击北大营的日本关东军,仅有650人,而北大营的东北军,足足有一万两千人,北大营也是一座坚固的军事堡垒,装备精良,第七旅更是东北军中的精锐。

  《沈阳文史资料》记载:“北大营第七旅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旅,堪称精锐里的精锐,分为三个团6000多人,每个团配有12挺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以及4门平射炮,每个连使用德国步枪120支,每个班一挺轻机枪……士兵没有不识字的,有的是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

  在日军关东军攻击北大营的当晚,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第一时间是组织了抵抗的,但是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给他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中国军队第一个率队“还击”的,是东北军第七旅620团团长王铁汉。

  当晚11时30分,620团团长王铁汉赶回北大营,三次致电上峰请求率队迎敌,然而得到的回复仍旧是“不准抵抗”,王铁汉激愤地回答:“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官兵不能持枪待毙。”

  凌晨2时,日军增援部队抵达,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冲击北大营内面对身边不断倒下的子弟兵,王铁汉再也无法忍受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转向官兵大声疾呼,“上边不许我们还击,可我们中国人也不能就这样任日本人随意宰杀呀!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今天我宁可违抗军令,也要打他狗日的!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杀敌的战场上!”随即下令部队开始还击。在东北军不断撤退的过程中,王铁汉率队断后,不断向日军射击,凌晨5时30分,日军完全占领北大营。

  北大营一战,日军伤亡25人,东北军伤亡、失踪483人。

  九一八整个晚上,北大营、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省政府、兵工厂、军械库、机场全部沦陷,所有的军政机关、金融机构全部沦入敌手,警察全部被缴械。日军仅在沈阳兵工厂,就获得了15万支步枪、6万支手枪、重炮野战炮250门、子弹300万发、炮弹10万发,飞机300架。

  九一八事变一周后,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辽宁、吉林的大部分城市。而中日军队的数量是悬殊的,关东军正式部队1万人,非正式部队1万人,加上警察3000人,总共2万3千人;东北军一共30多万人,除了11万人被调入关内之外,东北还有20万东北军。九一八当晚攻击北大营的日军部队,只有650人。

  东北民间歌曲《“九一八”小调》这样讽刺:“”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九一八之后,王铁汉回忆,“我们手上就几颗子弹都能打成这样,如果豁出去打,我们旅有1万多人,那几百个鬼子肯定被我们全歼”!

  张学良、荣臻、王以哲,确实都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都难辞其咎;但在1931年,东北早已“易帜”,张学良家族不是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的独立政权,东北有中央,中央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但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是什么样的?

  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就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以不抵抗,力避冲突。吾方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有蒋介石的命令在先,我们就可以搞懂东北各军政长官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奇怪表现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是立刻要求张学良“不抵抗”,并且下令让东北军撤到长城。

  蒋介石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力量,如果抵抗的话,日军可以在三天之内横扫中国,占领长江流域,他说:“以中国国防之薄弱,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也......”总结一下就是:日军太可怕了,不能抵抗,抵抗三天就亡国了。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蒋介石给地方长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各地长官一定要保持克制爱国情绪,虽然日方侵略中国,但我们不能抵抗,不能妄动,同时还要严格镇压老百姓的抗日运动,不能伤害“友邦”。

  “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个月,1931年10月7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蒋介石发电文命令地方警察局要照顾好日本海军,要关怀备至,还要帮他们买菜送到船上去。“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但是,所有的“不抵抗政策”,所有的“对日亲善”,并没有换来和平,1932年,日本就策划了“满洲国独立”,还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侵略者的欲望,是永远都不能满足的。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是追悔莫及的,他下令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组织抗战,马占山将军是黑龙江省主席,1931年11月22日,马占山发表宣言曰:“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求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干净土……尔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战”;并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他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与此同时,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后来爱国歌曲唱道:“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说的就是他们。

  但是,蒋介石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缺乏援助,奋勇抵抗一年后,弹尽粮绝。义勇军第一军军长邓文向国民党桂永清求助,桂永清发电报问蒋介石怎么办。蒋介石居然回复说:“集宁分校重要,应专心办成,不可末于无定,分心他务,致碍正务也”。意思是让桂永清办自己的差,不要管东北义勇军的‘闲事”,结果仅仅两个月后,抗日英雄邓文被暗杀在张家口,壮烈牺牲。

  在这九一八事变后,立场最坚定,抵抗之心最猛烈,行动最果断的,是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布了《九·一九宣言》。

  《宣言》告知东三省百姓,日军已经武装占领沈阳,长春以及铁路沿线大小城市;同时揭露了日军的颠倒黑白的谎言,并告知人们日军发动事变是在“大陆政策”指导下蓄谋已久的行动;还猛烈抨击国府的“不抵抗政策”,并且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宣言》直接号召人民群众该实际行动起来,投身于拯救民族的斗争之中。这份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发出的第一份抗日檄文,

  1932年春,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那里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去领导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和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许多游击队。

  此后“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的东北抗联,就在白山黑水之间,和日军进行殊死搏杀......

  东北抗联,是中国最早抗日的部队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就和日寇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整整坚持了14年。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3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著名的杨靖宇司令、赵尚志司令、周保中司令,都是共产党员。东北抗联对日伪军作战共约10余万次,歼敌18万余人,牵制日军最高峰时达到76万人。

  抗联的斗争环境是极为艰苦的,他们装备物资严重缺乏,自然环境极度恶劣。战士们在深山里修密营、打游击,经常十天半个月吃不到粮食,渴了抓把雪,饿了吃些树皮、野菜、草根,空腹与敌军战斗;冬天“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夏季“湿衣溃足气喘难,蚊叮虫咬痕斑斑”。

  东北和关内不同,地广人稀,气候严酷,冬天动辄零下三十度,普通人没有御寒衣物,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而且日寇在东北经营已久,采取“保甲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抗联内外断绝,又无法从民众那里获得支援,据说,最艰难的时候,同情他们的百姓,经常把粮食故意撒在野外,让抗联将士们去捡。

  在严酷的环境下,在敌人凶残的绞杀下,东北抗联遭受了几近覆灭的严重挫折。仅11个军的先后19名军长、代军长中,就有9名牺牲——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平、夏云杰、陈荣久、汪亚臣、柴世荣、许亨植......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只有四人。

  抵抗,不一定成功;不抵抗,一定失败。

  抵抗是九死一生,不抵抗是十死无生!

  豺狼是一定要吃人的,无论你对它多么“亲善”。

  面对豺狼,不做战备,没有预案,放弃抵抗,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寄希望于“斡旋”,以为豺狼可以安抚,吃饱了就不会继续攻击人,是自寻死路,是对同胞的不负责任,是对历史的犯罪。

  法西斯是一定会侵略扩张的,任何的妥协、退让、绥靖、谈判,都只会助长他反人类的气焰。帝国主义是一只饕餮,白皮肤的饕餮,黄皮肤的饕餮,都一样,都是饕餮,怎么吃都吃不饱的,前狼止,而后狼又至,你担子里还有多少肉,都喂了它,你准备饿着肚子抵抗它?

  帝国主义是没有感情没有人性的,同文同种打动不了它,国际规则限制不了它,帝国主义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大多数没有共情,对“其他文明”没有共情。1931年如是,2020年亦如是。

  “不抵抗”遗臭万年!“放下武器让他杀”遗臭万年!“放弃锦州,撤回关内”遗臭万年!“给日军送菜慰劳”遗臭万年!

  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赵一曼、冷云……永垂不朽!东北义勇军永垂不朽!东北抗联永垂不朽!伟大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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