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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举债发展的贵州,未来会黔驴技穷吗?

2020-07-24 10:34:29  来源: 新潮沉思录   作者:飞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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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文章《独山县的四百亿债务是独此一家吗?》说到独山县这个债务危机的典范,今天来说说贵州和其许多县市的命运。

  首先说黔地的发展历程。

  黔无驴,是柳宗元杜撰的,但形容其自古以来闭塞不无道理。作为我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在农业时代一直发展水平较低,其发育的岩溶把水田分隔:石灰岩在略有酸性的水中溶解,沿着节理发育,垂直的裂缝逐渐加深,形成石膏磷峋的地形,坡陡谷深,土地贫瘠。这是当地人民贫困的堡垒,也被称为喀斯特贫困,不去西南,不知中国之穷困,民生之凋敝,素养之恶劣。

  可谓极难攻克。

  事实上,黔地上连川渝,下接湖广,是整个西南的枢纽。在近现代工业化进程里,黔地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岩溶地貌带来的交通问题。不解决交通问题,不修路,不仅仅当地人民难以脱贫,旅游资源无法调动,明明是个风光迤逦的地方,有小七孔桥、梵净山、万峰林,名气太小,景点之间难以跋涉,一直被接壤的云桂川渝的光芒掩盖,在过去,很多人是通过茅台、历史书上的遵义会议才知道贵州,当然,也有人是通过一个喜喝茅台并且遵义会议也在场的人知道贵州的。

  从经济全局角度,不解决交通问题,则蜀粤之臂不可把,滇楚之吭不可扼,换言之,整个大西南与中东部的互通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割裂了社会的各个经济单元,让要素没有办法充分流通。

  08年以后中国逐渐转向内生经济,推动黔地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盘活西南发展的重要一步,所以在这个时候,上面适时出台了贵州发展的总体战略,接下来就是贵州高速发展的七年,本质上是站在茅台老干妈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通过加大固定资本投资拉动经济,来解决发展问题。

  可以说,贵州较高的GDP增速主要由固定资本投资拉动,基建占了主导地位。

  15年底,黔地从过去无驴,到现在中西部经济发展一骑绝尘,县县通高速,市市建机场,高速架了世界级的大桥,高铁挖了无数世界级的隧道。笔者一直认为,考察贵州,若不自驾于黔地重叠高耸的群山,观赏七十二道拐的全貌,俯瞰山沟低地延伸的210国道,就不能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基建狂魔,以及劳动人民事业的伟大。

  然而动辄上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先天不好贵州而言,并不是本省的财政自给率能玩的起的。不举债,就满足不了贵州日益增长的巨大的资金需求,所以从13年开始,债务就蹭蹭地涨,3年间增长了97%以上。如果把17年底各地城投企业债务与政府显性债务相加,再对比各市州的综合财力,以此估算地方整体债务负担的话,其实所有市州的债务率都超过了150%。

  省会贵阳市和第二大城市遵义的债务率都超过了300%,无需苛责,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最理想的情况是,把全省资源集中在省会城市,博一个大数据中心的美誉,靠着疫情提前复工,在建立起数据行业+集成电路行业的软硬件结合的信息产业链条上拼搏,就像接收资本外溢的合肥,把自己写进是一个伪装成投资银行的十万+文章里,博一个新能源汽车城的美誉,这个时候大抵资债平衡,即使资产不能兑现,如果政府想要发展实业,持续发展前景是有的,债务也会慢慢稀释。

  但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尽管债务率全国前列,依然要负重前行。对于黔地来说,负债透支未来,不负债没有未来。

  贵州的后发例子告诉我们,负债是必然的。

  其实,目前而言,中西部地方政府几乎所有的投资都是来源于举债,基础建设如果全部交给私人资本,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的国家性质的。

  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把主要的、容易得的税收上收以后,虽加强了中央调控,但地方政府的收入时常捉襟见肘;2005年取消了农业税,中西部的基层政府更是丧失稳定收入流,在10年以后严控国有银行融资的背景下,只得另辟蹊径,绕道银行表外即影子银行,具体如下操作:

  各地方主导注册了一些投资公司,这些投资公司一般把它叫做:政府融资平台。一般名为某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地方政府立项曰:建高速,建机场,盖政府大楼。城建城投们拿着政府的项目去银行融资,银行当然知道其意图,大半是有去无回,也知道上面控的严,所以银行就把此债权转卖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也明白银行的意思,但想着只要卖出去,公司就即没风险也没责任了。于是,信托公司就把这些个债权做成一个一个项目投资产品,总称"理财产品"。

  这也是为什么黔南地方回应地方债问题时,当初借钱的时候喊城投公司是政府融资平台,还钱的时候就叫企业,别忘了人家以前也是小甜甜,怎么就变成牛夫人?毕竟政府只是审批项目的。

  让人隐忧的是,近年来贵州一直在网上被讨论的是消费畸高的问题,很多小县城里到处是酒店和浴室,但人口流失速度没有减缓。城市化虽然只是债务产生的中介,却把地方债的逻辑深深镶嵌在了诸多内陆城市发展的具体路径依赖中,比如东南沿海因为区位优势搞了一波轻工业城市化,贵州引进流官直接学第二阶城市化,不过,这似乎也是大部分内陆城市的宿命模式,即举债,拆迁推动就地城市化,刺激基建房产,给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发工资,产生服务业、地产业的繁荣。

  这些举措很难壮大当地实业,反而抬升了地价,虚荣了流官们,无论走到贵州的哪个县或者市,都能看到仿照贵阳金融城的摩天大楼,白天看上去很摩登,相机相片都容不下,到了晚上周围原本用来衬托其雄伟的建筑都亮起来,唯他一片漆黑。

  究其本质,地方债是地方政府推快城市化的金融手段,其规模和限度是由中央和地方博弈决定的。在这层逻辑里,一开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以及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升,可能只是当年中央有意放松金融管制的一个副产品。

  债务风险一直被上面看在眼里,等贵州把路修好了,贵州扶贫的任务准备完成,管资新规立即出台,要求“理财产品”项目与资金期限相匹配,这样银行理财募集的难度变大,去年贵州开始暴雷潮。周期的震荡会把矛盾传导到贵州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城投融不了资,就没法支付给施工方,当地工人面临失业,诸多基建工程烂尾,紧接着许多的配套的设施、地产项目就被停滞,影响了异地扶贫搬迁、拆迁款发放的进程,这两年关于贵州的社会新闻相应地多了起来。

  既然很多沿海地方都面临着债务泥潭,为什么贵州会显得严峻得多?贵州之类的欠发达地区没有太多旧改历史包袱,可以直接上新基建。耕地少不会被卡脖子。此之谓后发优势。但同时,贵州的后发劣势也很明显,除了山地建设成本高,很多东西从无到有,需要寅吃卯粮,手停口停,说停就停,社会矛盾聚集起来就难以化解。

  无法否认,贵州经过一番艰苦奋斗,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对于贵州这样的地形地貌复杂的西部落后省份真的是一份了不起的成就。贵广高铁的贯通,为第三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佛系抗疫带来的提前复工,在数据和集成电路行业,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如果在接下来两年内能够平稳有序的化解债务问题,则可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浪潮中寻找机会。若不能,拖得越久,恢复需要花费的时间就越久,需要支付的总成本就越高昂。

  那才是黔驴技穷。

  要意识到,当前世界保护主义上升、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如果说西南的川渝是我国内循环的枢纽,那么未来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陆路口岸强化与亚洲的经济输出弥补海洋文明所带来的现实对抗,云贵则是最佳选择。西南崛起要依托政治环境的净化与经济发展时代匹配。

  贵州人流行一句话:

  江南千条水

  云贵万重山

  五百年后看

  云贵胜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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