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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冲击与社会主义

2020-07-23 11:11:14  来源: WorldCommunistParties   作者:CCNUMP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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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冲击与社会主义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师伟 编译)

  【编者按】本文选自左翼网站“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于2020年7月9日发布的一篇报告。该报告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撰写。报告主要研究了三个国家(古巴、越南、委内瑞拉)和一个州(印度的喀拉拉邦)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的一系列做法,由此凸显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最后作者指出人类最好的未来应是社会主义。原文如下:

  “疫情冲击”(CoronaShock)是一个术语。它反映了病毒以惊人的力量袭击世界;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秩序如何崩溃,而社会主义地区的社会秩序如何显得更有弹性。

  这是有关“疫情冲击”系列研究的第三部分。它是基于安娜·马尔多纳多,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马诺洛·德·洛斯·桑托斯、苏宾·丹尼斯,以及研究所所长维贾伊·普拉沙德的研究得出的。

  2019年12月下旬,中国湖北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发现了原因不明肺炎病例。2020年1月初,中国开始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与中国大陆有紧密联系的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例如香港,澳门和台湾)通报疫情。1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武汉有关“不明原因的肺炎”的首份简报。内容大致为:人们对这种病毒还是知之甚少,既没有完全了解它,也没有证实是否存在人与人传播的可能。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基因组序列于1月12日由全球流感数据共享倡议(GISAID)公布。中国著名的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在1月20日证实了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当确定了这种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之后,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对离汉去汉通道进行了关闭,值得注意的是,武汉是一个拥有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医疗专家开始研究这种病毒,中国各地的医务人员也紧急进行了培训,驰援武汉。在武汉,共产党员、居民委员会、志愿者以及其他协会成员都投入到了抗击疫情的工作中,包括测量体温,分发药品和援助医院。十周后,武汉解封。5月15日,中国政府对武汉所有居民进行了核酸检测,以保证民众的健康安全,和恢复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国分享了这项测试的结果,协助研究群体免疫理论的可行性)。

  1月30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宣布,新冠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世卫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发出了一个信号:发现了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需要进行严格的检测、保持社交距离和实行严格的卫生举措。

  也就是在这之后,1月20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差别。我们分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别对待病毒的四个主要方面。社会主义方针的基础是:

  1.科学的政府决策

  2.充足的医疗设备

  3.广泛的社会动员

  4.国际主义

  在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巴西和印度),政府的运作摇摆不定,假装该病毒不是真实的或不具有传染性,并希望一些外来因素能够保护本国公民免受其感染危险。营利性行业的公司也没有提供必要的设备,在这样一个缺乏组织和斗争习惯的原子化社会,公共行动很难开展。最后,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这些地方州的统治阶级诉诸于污名化和沙文主义,用种族主义和反共的借口来指责中国。

  在本报告中,我们研究了三个国家(古巴、越南、委内瑞拉)和一个州(印度的喀拉拉邦),以探明世界上这些社会主义地区如何更有效地应对这种病毒。

  古巴

  1月17日,古巴媒体报道说中国发现了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已造成了2人死亡和41人感染。随着掌握更多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政府开始通报世卫组织的报告。并且报道了中国在实施封锁和其他措施以切断传染渠道方面的决定。2月28日,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伯穆迪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卡内尔在通话中表示,古巴人民、古巴政府和共产党对中国对抗病毒坚决支持和声援,古巴表示愿意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中国人民。古巴生物技术和制药工业集团(BioCubaFarma)增加了干扰素α2B的生产,截至2月24日,已向中国提供了超过150000瓶双剂量的药品。

  1月28日,公共卫生部部长何塞·安格尔·门户米兰达博士召开了一次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国家级会议。在医疗方面保持警惕是首要任务,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全国工作组(NWG)来领导这场斗争。公共卫生部开始培训所有的公共卫生人员——超过95000名医生和84000名护士——来应对新冠肺炎。民众也组织运动开始呼吁警惕症状和加强个人卫生。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做了相关的报道。还有包括古巴妇女联合会(FMC),保卫革命委员会(CDR)和大学生联合会(FEU)之类的群众组织也都在积极应对公共卫生部国家流行病学主任弗朗西斯科·杜兰·加西亚博士当天首次发表官方声明,他指出,美国政府制定了一项计划,“类似于埃博拉疫情袭击多个国家时制定的计划”。公共卫生部国际卫生控制计划国家负责人卡梅洛·特鲁希略·马查多博士也提出建议,在入境口岸对已对发热症状的旅客保持警惕。

  国家工作组授权立即购买防护装备,医疗设备和检测试剂,相关机构也开始重新重视研究和开发疫苗和抗病毒治疗方法,以便与中国共享。到今年4月,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CIGB)开始了第一个关于疫苗的临床试验,这种疫苗可以增强免疫系统。中国湖南-古巴生物技术创新中心(CCBJIC)生物医学研究主任杰拉尔多·吉伦·尼托博士说,他的团队正在研究先天免疫系统是否可以被激活,如果激活,将产生针对病毒的特异性免疫。他说,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种疾病的特定疫苗,但古巴“已经有了应对之法”。

  3月10日,从伦巴第(意大利)抵达的四名游客出现了呼吸道疾病症状。经过检测为阳性,随即被转移到了佩德罗库里热带医学研究所(IPK),该研究所在抗击流行病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该研究所与位于圣克拉拉和圣地亚哥的医院被指定为检测疑似感染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这些医院每天都可以测试1000名患者。政府还决定对所有抵达古巴的旅客进行14天的医学观察。

  3月17日,来自古巴的13所医科大学的28000名学生参加了一项运动,走访每家每户的学生们检查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如果发现有人有症状,把他们交给社区的家庭医生,医生会决定是否对病人进行检查。一周之内,医学院的学生访问600万古巴人,占古巴人口的一半。通过这种方法,到4月26日,有将近4万人接受了新冠肺炎检测。在维拉克拉拉省,学生们走访了25万人,发现了2687例呼吸道症状,其中5例可能是新冠肺炎。还有许多获得过医疗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来自波多黎各的三年级学生罗丝说:“这些访问是自愿的,在某些时刻,你就会意识到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我们要敲多少扇门,要喊多少次‘早上好’都没关系,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国家需要我们,我们非常自豪。”

  3月20日,迪亚斯·卡内尔总统与古巴部长理事会七名成员一起在电视上汇报了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步骤,并介绍了下一步的措施。他说:“我们有责任以平静,现实主义和客观的态度来保护人类生命和社会结构。既不能恐慌也不能过分自信”。这才是以科学的态度去应对这一危机。那时有21人核酸检测呈阳性,另有716人在医院接受观察。政府还提出了几项措施:

  1.从国外返古巴的国民需要隔离14天。大约还要有六万名游客将离开古巴,入境将受到严格的管制,作为古巴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的旅游业将受到极大的冲击。

  2.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受病毒感染的人和不在关键行业工作的人需要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

  3.商务部暂停了所有的公共活动。食品商店和农贸市场将在符合最严格的卫生法规下才可以营业。餐厅只能接待50%的客流量。

  劳工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玛尔塔·埃琳娜·菲托·卡布雷拉表示,“没有人会束手无策”,私营企业自雇工人的税款暂停支付。在隔离的第一个月,被休假的工人拿到了他们全部的工资;之后,工人们得到了60%的工资。私营部门的工人将获国家最低工资的保障。为了避免食物短缺,古巴当局扩大了现有的配给制度,以确保在大流行期间每个家庭都能平等地获得粮食和基本卫生用品。其中包括食用油、糖、米和豆,并扩展为包括鸡蛋、土豆、蔬菜,每人额外一磅的鸡肉以及额外的肥皂,牙膏和漂白剂。尽管存在局限性,但配给卡和附近的商店已经为3,809,000个家庭提供了服务。

  到4月6日,确诊病人增至396人,有1752人住院治疗。政府根据国家计划宣布了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暂停所有不必要的经济活动,在餐馆里坐下来服务(只允许接送),减少城市公共交通,以及推迟支付水、电和煤气费。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古巴对新冠肺炎的反应主要是采取积极的公共行动。在美国可能入侵的威胁下,成立于1960年的革命保卫委员会估计有800万成员(在1134万人口中)。这些委员会是在一个街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他们动员人们帮助每个社区中最脆弱的人,参加卫生运动,并提供食物和住所。在古巴东部城市圣地亚哥,像大学教授、古巴妇女联合会成员胡安娜·格拉这样的革命保卫委员会成员生产了16000个口罩。大学生联合会的成员在不同的城市做志愿者,帮助隔离中心打扫卫生和做饭,向被隔离的家庭运送物资,并在指定的支援中心工作,为医务人员和弱势家庭准备食物。

  古巴革命精神的核心是国际主义。2005年,古巴成立了亨利·里夫国际医疗队,在世界各地提供紧急卫生援助;此后,古巴向国外派遣了25支特遣队,援助了23个国家的350万人。现在,这个医疗队现在是抗击新冠肺炎的核心力量,同时还响应了向世界各国派遣古巴卫生工作者的请求。3月15日,第一批由130名流行病学家和其他医学专家组成的特遣队前往委内瑞拉。从那时起,由3337名卫生工作者组成的另外33支分遣队已经前往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27个国家工作(这些分遣队从格林纳达的2名医生到南非的217名卫生工作者不等)。这些国家还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要求拒绝古巴的帮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古巴从此次流感大流行中获利。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回应美国的诽谤运动说,美国国务卿有什么权利向其他主权国家政府施加压力以剥夺其本国的医疗服务?

  当世界遭受新冠疫情的冲击时,英国邮轮“布拉马尔女士”号在加勒比海搁浅,载有682名乘客,其中5名乘客携带新型冠状病毒,拼命寻找港口停靠。当其他国家拒绝让这艘船靠岸时,古巴——冒着巨大风险——敞开大门,组织乘客下船回国,声称“现在需要团结一致,把健康作为一项人权,并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我们共同的挑战;这就是古巴革命和人民的人道主义实践所固有的价值观。

  古巴的革命制度使古巴在面对封锁和流行病时有了生存的力量和能力,它将工人、农民、科学家、群众组织和民防系统与一个以人的生命为中心的党和政府结合在一起。

  越南

  1月16日,在探明新病毒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之前,越南卫生部已经向其他政府机构和公众通报了这一危险病毒,并敦促立即采取行动。五天后,即1月21日,卫生部向医院和诊所发出了关于如何对付病毒的详细指示。1月24日,卫生部副部长黎光强说,对所有边境检查站进行检查;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为越南与中国共有1400公里的边界,而这条边界距离武汉只有10小时的巴士车程。1月30日,越南政府在总理阮春福的领导下,成立了国家防疫指导委员会。两天后,即2月1日,阮春福总理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越南共产党很早就提出了一个口号:“抗击流行病就像抗击敌人”。但是这场斗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越南在边境点开始了检测,疫情控制小组开始对人群进行检测,如果发现感染者,则对接触者追踪。国家卫生和流行病学研究所能够非常迅速地建立一种在该国广泛使用的检测方法;全国有100多个实验室进行了实时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从而可以每天进行检测27000个样本。3月10日,政府发布了NCOVI移动应用程序,以便于追踪联系可疑人群。流行病小组没有封锁人员流动,而是对特定人群进行研究,隔离和治疗那些有症状的人,包括核酸检测呈阳性的人以及所有他们接触过的人,疫情严重的地区则会采取隔离措施。根据具体情况,越南当局采取了四级隔离办法:

  第一级:所有确诊的人都将在医疗机构隔离(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自我隔离)。

  第二级:所有与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的人都必须接受检测,并进入政府管理的检疫中心。

  第三级:所有与第二层人员有密切接触的人都必须在家里进行自我隔离。

  第四级:如果在一个村庄或一家医院发生特别严重的疫情,整个村庄和医院必须进入封锁状态。

  多层次的隔离办法有助于延缓病毒的传播,但是政府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在河内的巴赫迈医院接收了大量病例后,政府宣布病毒全国性大流行。

  卫生部还发布了一段视频,介绍了保持身体间距和洗手的概念;这段视频在抖音(Tik Tok)上传播开来,年轻人还创造了一种与之相匹配的舞蹈,消息在几天之内就传播开来了。电信公司——包括私营公司——向那些拥有移动电话的人发送了30亿条关于新冠肺炎的信息。口罩在公共场所被强制佩戴,含酒精的洗手液被分发到各地出售。学校和宗教场所都立即关闭。

  政府指示公共部门单位加紧生产必要的设备,包括个人防护设备和呼吸机,以及洗手液和药品。国内拥有足够的工业产能来生产这些产品,而不必担心价格欺诈,因为这些企业是公共部门的企业。4月8日,越南政府声援美国,向美国运送了45万件个人防护用品。美国曾经在越南进行了猛烈的轰炸,还使用了惨无人道的化学武器,越南人民至今仍心有余悸,越南的农业产业也受到了长时间的污染。

  私营企业家和慈善家们也紧随其后,他们设立了“大米自动提取机”,为那些失去生活来源的人分发食物。政府设立了餐饮厨房来满足任何需要的人。

  越南有1亿人口,截至7月初,还没有出现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

  委内瑞拉

  2月26日,巴西当局报告了第一例冠状病毒病例,这也是拉丁美洲报告的第一例病例。两天后,即2月28日,委内瑞拉政府成立了预防和控制冠状病毒总统委员会(在3月13日该国报告第一例病例的前几周)。引人注目的是,在同一时间段内,美国政府不顾世卫组织的警告,决定深化对委内瑞拉的全方位战争。

  在大流行之前,委内瑞拉已经受到了美国的严厉制裁。这给委内瑞拉经济带来了压力,破坏了委内瑞拉的公共卫生系统。2018年,委内瑞拉医药联合会报告称,85%的基本药物短缺。2018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30万人面临死亡风险,因为制裁导致他们无法获得治疗艾滋病毒、肾病、癌症和糖尿病的关键药物。委内瑞拉求助于其国际盟友中国、古巴、伊朗和俄罗斯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支持。在美国主导的制裁和军舰的封锁下,委内瑞拉政府及其盟友打破了美国禁运,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

  3月13日,委内瑞拉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证实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名从欧洲和美国旅行归来的41岁妇女,以及一名从西班牙返回的52岁男子。前一天,政府暂停了从欧洲、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起飞的航班,并开始在机场和海港设立检查。因为有旅客从西班牙返回,所以对3月5日和8日乘坐伊比利亚6673次航班的所有乘客实施强制隔离。

  政府听取了世卫组织的指导意见,禁止一切公共集会,所有学校暂缓开学,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佩戴口罩,并于3月15日呼吁部分州(拉瓜拉、米兰达、祖利亚、阿普雷、塔奇拉和科杰德斯以及加拉加斯市)实行全面隔离。两天之内,确诊了16例新病例,因此将检疫范围扩大到整个国家,为期一个月。并宣布在公共场所强制佩戴口罩。

  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委内瑞拉当局还收集了确诊病例的医学和流行病学的信息。3月16日,政府宣布,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于2016年建立的国家信用卡系统“帕特里亚系统”(SistemaPatria)将被用作防治该疾病。2017年,马杜罗政府利用这个平台帮助民众应对制裁引发的问题。通过自愿登记程序,全国大约2800万居民中有1800多万人注册了该系统,使其成为收集信息和向人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最全面的工具。多年来,“帕特里亚系统”已经成为保障食品供应,分配货币援助和尝试数字货币的基础。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中,该系统向民众提供现金援助,还有合适的医疗帮助。

  3月26日,美国司法部指控委内瑞拉领导人贩毒,并悬赏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委内瑞拉工业和国民生产部长塔里克·埃尔·艾萨米、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诺·洛佩斯和国民制宪会议主席迪奥斯达多·卡贝洛·隆东等人。就在同一天,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了一项以“帕特里亚系统”为基础的新冠肺炎调查和筛选计划。主要是对易感人群进行逐个排查,为了能够预防和提前发现新病例。同时,它还为处于经济危机中的医疗工作者创造了就业机会。这项计划是由委内瑞拉和古巴医疗队制定的,他们与社区委员会、地方供应和生产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和委内瑞拉联合社会党等民间组织密切合作。委内瑞拉进行了929599次检测,相当于每百万居民进行30987次检测。

  3月24日,马杜罗总统重申了预防措施的重要性,并加强了对首都地区的封锁。这项声明是在7个新发现的新冠肺炎病例的基础上发布的,当时全国共有91个病例。政府的这一反应至少需要三种机构的支持:1)46家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2)综合诊断中心,这是委内瑞拉和古巴政府的一个联合项目,于2005年建立;3)私人保健中心。根据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制定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方案。古巴的抗病毒药物干扰素α2B和羟基氯喹等药物已经被用来协助治疗感染的病人,甚至也分配到了私人医疗中心。大约还有一万两千名医学和护理学生协助治疗病人。

  委内瑞拉人民已经习惯了在严酷的制裁条件下生存,而且重塑了经济韧性和政治适应力。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机构就是地方供应和生产委员会(CLAP),该委员会于2016年成立,旨在为至少700万家庭提供粮食,而这些家庭本来就面临饥饿的危险。这一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满足人民的基本营养需求,而且还能加强地方社区组织,与人民保持联系。每个分发的包装盒都有着固定的标准(面粉、谷物、大米、牛奶、油和罐装肉);虽然盒装商品的市场价格大约为11美元,但公众的成本不到一分钱。

  地方供应和生产委员会计划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攻击,并且试图制裁进入地方供应和生产委员会救济箱计划的海外食品供应商。但这并没有阻止到委内瑞拉政府,尽管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但委内瑞拉政府仍然把救济人民作为工作重点。2016年,委内瑞拉副总统阿里斯托布鲁伊斯图里兹(AristóbuloIstúriz)表示,该计划是一种“保卫革命的政治工具”;这种态度一直没有改变。3月19日,政府还制定了一项补充计划,就是在封锁期间加强救济的另一种方式。

  3月24日,政府进一步延长了地方供应和生产委员会计划,尽管制裁带来了许多经济不确定性,但它的分配供给至少能到2020年8月。包括从食品进口到转运,地方供应和生产委员会包装盒中的食品,确保食品生产可以自给自足。政府还宣布进一步投资加强中央公共采购计划,该计划管理国家购买社会产品,并鼓励创造将农村食品带到城市。由于学校关闭,为委内瑞拉大部分儿童提供食物的学校供餐计划现已转变为紧急计划的一部分,同时利用公共服务行动,将社区厨房烹调的食物分发到学生家中。在社会主义生产、分配和消费计划中,民众可以利用生产性社区的水果和蔬菜以及参与性和教育性的工作方法,加强学校的供餐计划。加拉加斯市建立了一个“我从家里买东西”的送货上门计划,对补贴食品的价格和受雇的工人的工资进行了规范化。

  3月23日,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政策,以保障本已脆弱的经济。利用“帕特里亚系统”直接向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提供现金援助,以便他们继续向工人支付工资。政府暂停了租赁和租金支付,并禁止驱逐。它呼吁房地产协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处理长期的破产危机。所有贷款本金和利息暂停支付6个月,罚款和罚款利息也被取消。为了保护人们的信用记录,政府命令银行在这一时期重新划分信用等级。在隔离期间,实时通讯十分重要,所以政府要求保障有线电视和电话服务(包括互联网)为期六个月不得中断。为了使生活必需品的进口能够维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提供了免税政策,并投资于战略领域,例如食品生产和分销,药品生产和分销以及卫生和卫生设备与商品的生产。

  除了采取的这些措施外,委内瑞拉应对行动的关键部分还在于公共行动的中心地位。玻利瓦尔革命的理论是将制度权力下放为人民权力,建立人民自治地方和集体生产的制度。执行这一进程的关键是各公社、社区理事会、人民行动党委员会以及人民运动。作为社会使命的一部分,妇女在这些实体的领导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正是妇女每天做饭,为病人准备输液和制作口罩,而且还向困难的家庭提供援助。

  应对这一流行病,不仅需要国家的领导,而且还离不开有高度下放权力的机构的努力。随着针对委内瑞拉的全方位战争不断深化,人民的参与不仅为应对冲击危机提供了重要支持,而且增强了他们捍卫玻利瓦尔革命、抵御货币攻击、恶性通货膨胀和抵抗侵略的决心。国家和有组织的公共行动这场大流行病的反应,展现了人民为满足眼前的物质需求所做出的的不懈努力,以及为抵御美国主导的战争而需要的政治毅力和韧性。

  在封锁的前六周,大约有49628人返回了委内瑞拉,主要来自哥伦比亚和巴西。在边境接受检测后,他们进入政府管理的中心进行强制隔离。尽管采取了这些彻底的措施,但许多新冠肺炎病例都是从国外传入的,仅5月9日至27日确认的34例新冠肺炎病例中,就有77.8%是从国外传入的。

  政府随即派出飞机了前往圣地亚哥(智利)、利马(秘鲁)和基多(厄瓜多尔),尽管在美国的制裁下,处理危机和获得援助方面都存在许多障碍,但是仍然免费将委内瑞拉公民带回家,不论他们的政治派别如何。同时,委内瑞拉还面临着来自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和巴西政府的敌意,但这并没有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帮助移民到这些国家的委内瑞拉人。当知道哥伦比亚卫生部唯一诊断新冠肺炎的机器坏了的时候,马杜罗总统提议将两台来自中国的机器运往哥伦比亚,尽管哥伦比亚在边境上驻扎着反委内瑞拉的军事力量,并且一直是美国干预该国的“垫脚石”。之前,委内瑞拉政府试图通过泛美卫生组织协调这项提议,但该提议被哥伦比亚拒绝。

  美国对委内瑞拉和古巴的攻击以及两国对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因此,两国应对新冠肺炎的协调机制非常密切。古巴政府派出了10000剂干扰素α2B。它的发明者路易斯·赫雷拉博士于3月16日访问了委内瑞拉,称赞委内瑞拉实施隔离的决定是阻止传播的有效途径。前一天,由130名古巴医生组成的小组抵达委内瑞拉,支持抗击冠状病毒。该小组2003年以来一直在委内瑞拉的古巴医疗团(其成员每两年轮换一次)。3月23日,一支中国的医疗队赶来提供援助,并且和俄罗斯一同向卫生中心提供医疗设备、药品、诊断测试、试剂、防护眼镜、生物安全服和空气净化器。委内瑞拉和中国还建立了一座空中桥梁,以更方便地进口必需品。

  5月,伊朗向委内瑞拉派出了5艘装有燃料的油轮,意在为委内瑞拉人民提供救济,从而打破美国对委内瑞拉港口的封锁。这些油轮是带着各国人民和平团结的美好祝愿进入了委内瑞拉。

  喀拉拉邦

  1月18日,这个拥有3500万人口的印度邦,左翼民主阵线(LDF)的喀拉拉邦卫生部长夏拉贾(KKShailaja)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武汉发生的疫情。当时武汉还没有进入禁闭状态,但夏拉贾知道,武汉有喀拉拉邦的学生,他们回国后,有可能将冠状病毒输入该邦。1月22日,卫生署向所有医院和地区当局发出警报,说明有必要为抗击病毒做好准备。1月24日,喀拉拉邦设立了一个国家级控制室;到1月28日,所有地区都设立了控制室。所有地区也设立了隔离设施,成立了18个委员会,并采取了预防措施。

  喀拉拉邦的第一例冠状病毒病例是1月30日检测出来的,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在武汉留学,不久,又有两人检测呈阳性。从冠状病毒流行区返回喀拉拉邦的2200多人被隔离。事实证明,提前准备是有效的,三名病人在几天内完全康复,没有发生二次传播的病例。被隔离的人数很快减少了。

  但到了2月底,随着冠状病毒向全球蔓延,从冠状病毒流行地区涌入喀拉拉邦的人愈演愈烈。起初,一些人来自意大利,后来来自波斯湾地区,不断有人检测出新冠肺炎呈阳性。其他与他们接触的人也感染了这种疾病。这是该州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在随后的几周里,喀拉拉邦继续对进入的乘客进行甄别,他们不仅在机场,还在公路、铁路的24个边境检查站设立站点。但是鉴于乘客人数众多,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喀拉拉邦对接触者进行了广泛的追踪,对受感染者到过的地点也进行了排查和了解,同时要求对经过以上地点的人与卫生部门联系。受感染人群的路径图已经通过社交媒体和政府渠道利用机应用程序“GoKDirect”传达给了民众。来自地方自治政府机构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帮助进行了联系追踪。正如印度首席部长皮纳拉伊·维贾扬(PinarayiVijayan)指出的那样,“追踪、隔离、测试、隔离、治疗”,同时他也是印度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

  从境外来的人被隔离在了指定的检疫中心。凡与感染者有接触的人,均须在家隔离。卫生部官员定期检查是否遵守隔离协议。那些在家里没有足够设施进行有效隔离的人被安置在了政府管理的检疫中心,任何出现与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人都会住院治疗。该州的每个人都可以免费接受检测和治疗。

  当该州开始报道新冠病毒时,卫生部长夏拉贾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通报最新的最新的情况,正在采取的抗击病毒的措施以及公众必须采取的措施。从3月10日起,首席部长皮纳拉伊·维贾扬开始每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因为要控制这一流行病需要多部门共同努力。在所有地区都建立测试中心和护理中心,还新任命了276位医生和321位初级卫生检查员。

  鉴于需求不断增加,政府已采取措施加快生产口罩和消毒剂,而不是让市场自由解决。公共部门已经率先生产了更多的药品、洗手液和手套。Kudumbashree是一个由450万妇女(约占该州妇女人口的四分之一)组成的,由政府支持的大型社区团体,也开始生产厂口罩。左翼印度民主青年联合会(DYFI)和喀拉拉邦科学文献论坛(karalaforscienceLiterature,简称KSSP,喀拉拉邦最大的人民科学运动)的积极分子也加入进来制造洗衣液。

  政府还发起了“阻断传播运动”,鼓励人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预防感染。在政府机关门前设立洗手台。左翼印度民主青年联合会在全州25000个地方建立了洗手设施,并为需要帮助的人建立了呼叫中心。在喀拉拉邦的战斗中,必须保持高度的透明度和警惕性。

  到3月下旬,当印度其他地区意识到这一流行病的危害时,喀拉拉邦已经着手制定一项旨在减轻人民经济困难的深入计划。到3月12日,政府宣布关闭教育机构,并很快开始在家里为原本在托儿所的儿童提供食物。喀拉拉邦政府并没有像印度中央政府那样,在没有考虑到家庭如何吃饭、如何呆在家里、或遵守正在推出的政策的情况下实行全面封锁,而是逐步开展限制措施,还为人民提供遵守这些限制的条件。3月19日,首席部长宣布了一项2000亿卢比的救济方案。这一方案包括提前支付社会福利养老金、每个人一个月的免费粮食、为公共医疗增加5亿卢比的资金、以及放宽水电费和纳税期限。

  该州从3月24日起实行封锁。第二天,印度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随后的几周,喀拉拉邦政府向全州所有家庭免费发放粮食。向独居老人、残疾人、因病不能自己做饭的人和赤贫者提供食物。地方自治机构和基层委员会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开展了这项工作,这些委员会在村庄、城镇的市政当局和大城市的市政公司中做这项工作。志愿者们将熟食从社区厨房送到了有需要的人家中。地方自治机构员工中的左翼工会成员,如喀拉拉邦和公司员工工会(KMCSU),在社区厨房志愿服务中占大多数。政府还向所有家庭免费发放了包含17种基本物品的杂货包。

  由于预计到供应链可能因封锁而中断,于是,州政府采取措施来确保该地区的主要作物稻谷及时收割。政府还采取措施确保大米、蔬菜和其他几种作物的采购。

  从一开始,喀拉拉邦政府就认识到,为来自印度其他邦的移民工人提供的住宿设施不足以确保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此,政府为这些工人建立了救济营,并安排了体检。工人们得到了食物、口罩、肥皂和洗手液。截至4月20日,喀拉拉邦为移民工人开设了19902个营地,有353000名工人住在营地里,这是该国此类营地数量最多的一个。

  喀拉拉邦还为不同部门的工人设立了许多福利基金委员会,通过将工人及其雇主的捐款集中到福利基金中来提供社会保障福利。福利基金董事会的所有工人都通过福利基金委员会获得了财政援助。不属于任何福利基金委员会成员的工人每人将获得1000卢比。

  目前正在进行的志愿动员规模也越来越大。除了政府雇员、工会成员、青年积极分子和学生积极分子的外,政府成立的青年社会志愿部队也是救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6月23日,有346306名青年登记为志愿者,他们正在努力帮助需要援助的人,运送食物和必需品,向隔离家中的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协助呼叫中心和控制室的运作,向救济营地运送物资,传达警报,并在医院提供援助。

  喀拉拉邦遏制第二波新冠疫情疫情的努力取得了成功——5月8日,该州确诊的病例数已降至16例。但是,第三波感染很快又开始了。这是因为,印度放松了全国的管控措施,从5月第一个周开始,国内和国际航班的限制措施开始放宽。生活在国外和印度其他州的数十万克里特人,面对着不断上升的感染人数和死亡,又缺乏医疗照顾,甚至失去工作,他们争先恐后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州政府采取的办法是,致力于把所有想返回该州的克里特人带回。5月4日至6月23日期间,超过315000人从其他国家和国外返回喀拉拉邦。由于大多数返回者都来自高风险地区,这导致喀拉拉邦感染人数迅速增加。

  截至6月23日,喀拉拉邦新冠肺炎确诊数为1620例,死亡人数为22例。在5月4日至6月23日该州报告的所有病例中,来自国外或其他州的病例占90.7%。目前共有150196人正在接受观察,其中147990人在家或隔离中心,2206人在医院。限制措施虽然逐渐放宽,但是不能放松警惕。宣传运动仍在继续,限制人流措施仍在执行,不允许举行大型集会,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都是强制性的。州政府继续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每天会向公众提供最新情况。

  政府的努力是植根于确保所有公民福利的综合办法。这是一种认识到公共医疗体系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因素对健康和福祉重要性的方法。它认识到饥饿和无家可归将严重阻碍生命健康。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政策措施就是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以便为人民提供救济。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截至6月9日,已经部署了116328名志愿者,。政府的应对举措是调动整个国家机构,包括公共部门和地方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国家强大的群众和阶级组织、集体和合作社的集体力量,以及喀拉拉邦公民自愿行动的热情。这是一项全面动员的战役,将国家机器一般公众结合起来,由群众和动员起来的机构发挥关键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该州公共行动的结果。从1957年第一个共产主义部门当选之日起,喀拉拉邦就开始投资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率先实行土地改革,打破了封建地主制度,大大提高了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工人阶级运动在提升喀拉拉邦工资为全国最高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通过福利基金委员会使国家对工人采取了最广泛的社会保障措施。

  左派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民主分权。在这方面最大的努力是1996年由左翼国家联盟政府发起的人民计划运动。地方政府的资金和运动的权力大大加强了。这大大提高了当地地理信息系统在需要时进行有效干预的能力,现在他们正在该州率先开展救灾工作。Kudumbashree也是1998年由政府发起的,并在随后的任期内得到加强。

  喀拉拉邦的公共医疗在现任左翼政府任期内得到了极大的推动,该政府于2016年上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项目标雄伟的计划。它于2017年启动,旨在升级该州的公共医疗设施。长期以来,喀拉拉邦拥有全国最好的初级保健系统,目前,在这一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现在根据官方的排名,印度排名前12位的家庭医疗保健博士都在喀拉拉邦。作为升级公共卫生医疗任务的一部分,所有的家庭保健中心都进行了升级,接诊时间延长,医生也更多。所有政府医院的设施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正是这一点,才使医疗系统能够应对新冠肺炎带来的挑战。与此同时,极右翼印度人民党(BJP)领导的中央政府推动医疗行业私有化的努力遭到喀拉拉邦左翼政府的抵制。今年2月,中央政府提议将印度各州的地区医院私有化,喀拉拉邦断然拒绝。

  人类最好的未来

  “疫情冲击”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本质不同。正如下面所显示的四个方面就可以帮助理解这样的分歧:

  社会主义:科学;公共部门;公开行动;国际主义

  资本主义:幻想;营利部门;人群的原子化和平行化;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

  当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是例外。东亚有几个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医疗卫生系统,都是在2003年非典爆发后开始建立的,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它们一直运行维护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根据非典的经验,他们并未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感到嗤之以鼻。

  但是,总的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坚定和智慧的态度应对了这种病毒。尽管他们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的制裁和战争(特别是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采取了坚韧不拔的行动,打破了大流行的传播渠道,从而避免了给个人和社会造成创伤和经济影响。资本主义无法应对这种以多种方式形成的灾难,而社会主义则激发了人类最好未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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