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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青钊:​中国工业革命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

2020-07-15 12:08:44  来源: 昆仑策网   作者:唐青钊:​中国工业革命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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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正确理解第四次中国工业革命与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关系,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特点,加速推进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力争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由初级阶段走向发达阶段,正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工业革命只用70年的时光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近300年的工业革命路程,并成为世界上唯一追赶成功的大国。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就是实行了彻底的社会革命,建立和不断完善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是既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继续,有着既往社会革命的共性;同时,又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展开的革命,因而又体现许多新的时代特点。这些新的特点,是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必须解决的基本任务。

  中国的工业革命与中国的社会革命既体现了世界工业革命和世界社会革命的一般,更表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性:中国工业革命是中国社会革命的结果,中国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与深入又不断地促进中国的社会革命,不断发展与深入的中国社会革命又反过来促使中国工业革命完成了史诗般的追赶:被世界第一、二次工业革命近乎抛弃了的近现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用短短的六十多年的时间,就将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建设成了一个较强的工业化国家,大踏步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步伐。并且,当代中国已经从世界科技的边缘奋起齐追到了几近世界科技的中心,中国版的“工业4.0”几乎与世界版的“工业4.0”并驾齐驱、齐头并进,实现了由工业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的伟大转变。

  中国的工业革命进入了新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已经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自有其自身生成的逻辑。正确认识中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史,准确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状况和内容,对其作出合乎规律的展望和预测,是当代中国人需要完成的任务。

  随着第四次工业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生态结构必然也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促使中国发生新时代的社会革命;新时代中国的社会革命,反过来又会影响和制约第四次中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正确理解第四次中国工业革命与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关系,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特点,加速推进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力争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由初级阶段走向发达阶段,正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一、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概述

  新中国迄今的七十年历史,是典型的“三分法”的历史,即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1949-1978)、改革开放时期(1979-2016)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7-)的历史。中国工业革命的历史与新中国的历史分期是高度吻合的,因此,新中国的历史分期也就是中国工业革命的分期。

  (一)奋起直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业革命

  现代社会或曰工业社会的历史逻辑起点,就是工业革命。世界工业革命如火如荼、高歌猛进几近二百年,然而有着漫长老大帝国农业文明史的中国还在酣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712页)有一点近现代工业,还基本是舶来品,是真正的“一穷二白”。中国加入工业革命俱乐部的时候,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蓬勃兴起。这次工业革命以电子工业技术为龙头,以生物科技、高能物理和航空航天技术为主攻方向。他的主要成果就是,通过电子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工业制造过程不断实现自动化。中国工业革命的启动正好跟上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律动。然而,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直视“一穷二白”的现实,通过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奋发图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差到好、从弱到强,将一张白纸,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写出了至情至美的诗篇,极大地缩短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科技差距。

  电子制造技术。电子技术是1940年代的发明。建国伊始,我国就开始了电子技术的研发。1950年我国就筹建北京电子管厂,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计算技术研究所,1966年以后,电子工业就开始与纺织、印染、钢铁等行业结合,实现自动化。到1960年代,电子技术就开始了爆发。1967年,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1973年,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6年,高速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4年,DJS130小型计算机实现量产。TTU电路、CMOS钟表电路、TTL电路、HTL电路、MOS集成电路等研制成;1975年,设计出硅栅NMOS、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备器。1958年,中国造出了第一片“芯”;1970年,发明了单晶硅技术。1970年代,中国发明了激光照排打印技术,使古老的汉字重换奇光异彩;1970年代,中国也有了光刻机,那时荷兰的光刻机产业还没有描绘蓝图。可以自豪地讲,当时中国的电子技术虽然稍稍落后于美国,但却超过了日本和韩国,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席之地。

  国防科工技术。共和国从炮火中走来,深知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一切。建国伊始,中国就将国防科学技术的研制放在了重要位置。当时的国防科技革命就是以原子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中国的国防科技也开始了以原子能为核心的国防科技的研制。1956年,中国就开始了原子能的研制。凭着“我们也要搞原子弹”的号召和“当掉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的决心,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了核威慑力量。1961年,中国第一枚仿制的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核的国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其中的氢弹“于敏结构”为中国的原创发明,从此,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在中国人民面前破了产;从此,“两弹一星”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在发展核武器的同时,水下的武器也在飞速发展。1960年代,中国研制成功了常规潜艇;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并于当年以核动力驶向试验海区。在水下力量得到发展的同时,空中力量也有所发展。军用飞机虽然还处于仿制阶段,但1950年代就拥有了自己的喷气机飞机且更新换代了几次军用飞机。至于常规武器的研制取得的成就就更多了。总之,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国防科工业是大跃进的年代。

  工业制造技术。工业制造技术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的水平和程度。中国作为世界工业革命的“插班生”和后来者,以鞍钢于1953年制造出第一根无缝钢管——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根——就开始了中国工业技术革命的追赶历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制造技术取得的成果可谓恒河沙数。万吨液压机、矿山铁路自翻车、特大型轴承、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5000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旋转氧气转炉、集成电路数控机、电子计算机控制10万千瓦燃煤汽轮发电机组、自动化立体摄影机、最大无线电望远镜、天文测时测纬光等高仪、微波通信干线等技术的研制成功不过是毛泽东时代工业革命的缩影,而“运十”大飞机的试飞成功则标志着毛泽东时代攀上了世界工业革命的高峰——直至现在,大飞机仍然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尺度和标准,可惜,由于某种原因,“运十”被迫下马,中国自毁“长城”!但无论如何,“运十”证明了,毛泽东时代不是中国工业制造技术停滞的时代,而是需要辉煌并且产生了辉煌的时代!

  生物医药科技。生物及医药科技是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时代以“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科技发展的根本目标,取得了一批世界级的生物科技成果。1966年,中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合成了人工胰岛素;1969年,中国成功研制了具有独特抗菌疗效的抗菌药“庆大霉素”;1974年,中国医用电子加速器研制成功;传染病防控技术举世瞩目,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物学奖的“青蒿素”也是1970年代研究完成的,这是中国目前在世界科研上获得的唯一的最高奖。

  绿色农业技术。民以食为天,中国自古就是以农立国的,吃饭问题永远是中国社会的第一件大事。为了变饥饿的中国为丰衣足食的国度,建国伊始就在“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开展了农业技术革命。在土壤改良方面,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盐碱土、沙碱土、红黄壤土的改造;在肥料方面,以尿素为主要标志的化肥工业突破了瓶颈;在植物保护方面,发明了一大批的有机农药;在工具改革方面,围绕“农业机械化”的目标,研制和推广了农用汽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电动排灌机、农用柴油机等一大批农业机械。尤其值得自豪的是实现了绿色种子革命。“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中国在世界上首先发明了杂交水稻、玉米、高粱和棉花种子,不仅为解决中国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奠定了种子基础,同时也为解决世界的饥饿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拥抱世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工业革命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工业革命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核心,从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领域着力全方位发展的科学技术革命。这一时期既是总体上延续和发展毛泽东时代工业革命的过程,又是拥抱世界融进世界工业革命的过程;既基本跟进了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又孕育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因素,在深度和广度上把中国工业革命推上了新的高峰。

  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工业高峰,主要得益于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领域的深耕厚植。在基础研究领域,量子科学、铁基超导、外尔费米子、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CIPS干细胞等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王贻芳研究员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潘建伟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位列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榜首。在高深技术领域,神舟载人飞船与天宫空间实验室实现平稳交会对接;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成功发射运转;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斗号无人潜水器创造新的最大深潜纪录;自主研发超算系统“神威·太湖之光”居世界之冠;赶超国际水平的第四代隐形战斗机和大型水面舰艇相继服役;国产大飞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等部分战略必争领域抢占了制高点,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和“领跑”的跃升。具体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航空航天技术。中国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中国的的民用飞机项目在痛定思痛之后得到了恢复,飞机重新翱翔上了蓝天;广寒宫里的嫦娥寂寞几千年之后,迎来了父母之邦的探测器。尤其值得自豪的是,中国人用自己研制的火箭和宇宙飞船将自己的宇宙飞行员多次送入了太空,成为新世纪以来地球人造访宇宙人员和次数最多的国家,不唯如此,中国的空间实验室还将成为世界在太空唯一的宇宙太空船。

  国防科工技术。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国防科技革命的主要成就是“两弹一星”,那么,改革开放时代的国防科技的主要成就就是建立起了太空、空中、地上地下、水上水下全方位的军事打击力量。在太空和空中,以“东风”快递为代表的空天、空中武器技术做到了“使命必达”,歼20、轰6和运20等航空器基本赶上了时代的步伐并保障了中国领空的安全,军用卫星和太空武器使得帝国主义势力轻易不敢侵犯中国的太空;在地上地下,以激光炮为代表的新一代武器技术拔得了世界头筹;在水上水下,中国几代人的航空母舰梦成为了现实,升级换代后的核潜艇成为拱卫国家安全、打击来犯之敌的威胁力量。中国不仅建立了强大的海陆空军,而且已建立了强大的战略导弹军和空天军,只要有来犯者,就有了叫他有来无回的底气。

  电子和互联网技术。在电子和互联网科技领域,充分体现了中国科技国际和国内“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互联网领域,一、二代技术都是引进的,是“跟着炮”;三、四代技术,中国开始了自主创新,是“并着跑”;第五代技术,中国实现了全面的超越,是“领着跑”,立上了世界互联网技术的潮头。在电子计算机技术方面,超级计算机发挥我们既有的技术优势,世界超算500强,不论是排位的名次,还是进入500强的计算机台数都进入了世界第一方阵,多年垄断超算速度第一名和前几名。在卫星导航领域,中国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北斗导航系统,成为与GPS导航系统并驾齐驱的导航系统。这一系列的成就表明,中国互联网和电子技术真正实现了在世界上的超越。

  工业制造技术。工业大国和工业强国最主要的标志是具有强大的工业技术制造能力。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制造技术是全方位的追赶和超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厉害了,我的国”的大国利器。掘进机、挖沙机等高科技机械技术,使中国成为了基建狂魔;三代核电、超高压输电、高速铁路、智能机器人等成为了中国制造业的靓丽名片。正因为有了制造业技术的全方位的推进甚至赶超,才使得中国成为了制造业大国,并且走在了制造业强国的大路上。

  农业绿色科技。改革开放时期奋毛泽东时代之余绪,农业绿色革命有了新的突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从“三系”发展到了一系的“三产二”的吨粮田,基本上满足了14亿人民吃饱喝足的要求;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逐步推进,基本上让中国农民告别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海洋养殖技术的全面系统的提高,基本再造了一个海洋中国。中国农业绿色革命,用事实回答了美国人布朗的“谁来养活21世纪的中国”的疑问——“革命+科技”不仅能养活21世纪的中国,而且让21世纪的中国过得更好!

  二、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现状及其位置

  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时间上是高度吻合的,因此,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实际等于新时代的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至今恐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虽然已露出了他“柏杜莎的头”,但他还没有将他优美的身段展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就他已暴露出来的面目,所谓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是以数字信息为核心的万物互联(物联网+)的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智能技术革命。他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化、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全制造流程的数字化以及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模块集成,将形成一个高度灵活、个性化、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消费模式。

  既然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还只是部分的而没有整体的、零碎的而没有系统的展开——在中国当前还基本表现为5G、区块链、数字化网络、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方面的创新,那么,我们只能就其展开的部分展示在人们面前。

  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此信息技术,基本就是占用24GHz以上毫米波,由微基站传播、采用Massivn MIMO(多天线)、通过波束赋形、实现多用户、多点、多天线、多摄取协同组网,且流量密度和连接数密度大幅提高,系统协同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以及网络间灵活地自动调整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与4G以前的网络不同,他能满足高清视频、虚拟现实等大数据量传输,自动驾驶,远程医疗等实时应用和物联网通信。一句话,他使万物互联成为了现实。正应为5G如此了得,才惹得各路英豪奋起抢占。中国华为,卧薪尝胆、砥砺前行,华山论战,拔得头筹,为中国抢得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制高点。

  数字化网络。数字化之所以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内容,是因为他具有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也就是他能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他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每天24小时不停地积累信息;他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他通过人工智能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行为和价值;他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数字化与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结合起来,都会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冲击。与工业制造相结合,就会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会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会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会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目前,中国已经展开了智慧城市试点;中国央行运用区块链推出了数字货币,中国将率先成为数字货币国家。但从总的情况看,中国的数字化利用不过在第一流团队,但还不在超一流团队。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即机器人技术。2019年,中国已经有人工智能公司383家。中国的投资已占世界的三分之二,中国公司申请的人工智能相关专利达到了美国硅谷的7倍。中国基本占据了世界人工智能中低端市场,但在高端市场上尚不能与欧美国家分庭抗礼。总的来看,人工智能中国尚处于第二梯队的位置。

  芯片材料。虽然中国有强大的5G技术,但是,中国是一个缺“芯”的国家。这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卡中国脖子的关键所在。久卧思起,知耻后勇,中国缺“芯”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低端芯片中国已基本能生产并基本能保障供给。对于高端芯片,有报道,中国中兴公司已具备7nm芯片规模量产商用能力,5nm芯片正在技术导入。另据报道,制约芯片制造的关键设备光刻机中国也有了突破。上海微电子90nm以内的光刻机突破待即。中科院苏州纳米研究所与刘前研究员合作开发成功新型5nm超高精度激光光刻加工方法。果真如此,则中国的芯片只不过与美国高通等公司的芯片不过是一代甚至没有一代的代差了。不远的将来,中国将突破芯片制造瓶颈,实现与美国高通等公司的“并跑”。

  北斗导航系统。北斗导航系统是物联网发展的绝对基础。中国北斗导航系统从立项论证到启动实施、从双星定位到区域组网,再到覆盖全球,经过了30多年的探索实践。1994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启动建设。20多年间,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共组织了44次北斗发射任务,利用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先后将4颗北斗一号试验卫星、55颗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任务成功率100%。三代北斗人接续奋斗,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自我超越的建设发展之路,建成了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服务性能最高、与百姓生活关联最紧密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成为中国第一个面向全球提供公共服务的重大空间基础设施,为世界卫星导航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全球民众共享更优质的时空精准服务提供了更多选择,为中国重大科技工程管理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3D金属打印技术。3D金属打印技术,在中国已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并且现在中国的3D金属打印的成本越来越低,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金属材料,快速、高效、低成本地完成个性化定制打印服务,应用前景广阔。3D金属打印技术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被认为是当今最具有应用前景的前沿技术之一,他在效率和安全性方面,要比目前的光纤通讯高出上亿倍,因而是一项有望改变整个世界技术。目前中美两国在量子技术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而量子信息技术的竞争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一场“短跑”。在中美这场竞争中,中国有望取得胜利。据中国科学报报道称,中科大潘建伟团队联合中科院相关团队,利用“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实现了基于纠缠的千公里级量子密别分发。该实验成果,不仅将已往地面无中继保密的空间距离提高了一个数量级,而且通过物理原理,确保了即使在卫星被他方空中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安全通信这似乎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头。

  可控核聚变。可控核聚变是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的人造“太阳能”能源。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希望通过可控核聚变反应,来创造出“人造太阳”,从而获得源源不绝的能源,极大地改善人们的生活。人类的这一梦想虽然还没有成为现实,但中国科学家的努力,离这一梦想前进了一大步。

  2020年新年伊始,中国核工业集团宣布,新一代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M”,预计于2020年投入运行。该实验装置的建成将为人类真正掌握可控核聚变提供重要技术支撑。这也同时表明,中国已成为了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国际领跑者。

  上述事实说明,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成果,虽然与世界科技第一霸美国尚有一定差距,但似乎已经走进了世界科技强国的第一方阵。但这不是开香槟庆祝的时候,因为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后面的路更长,也更艰险。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三、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愿景

  这一部分基本是“文抄公”——照抄的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文本。但这种照抄是必要的,因为“规划之述备矣”!

  规划提出了中国制造——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掌握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优势领域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整体竞争力明显增强,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全面实现工业化。

  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为了实现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目标,规划推出了10个方面的战略任务和战略重点。

  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一是研发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着力提升集成电路设计水平,不断丰富知识产权(IP)核和设计工具,突破关系国家信息与网络安全及电子整机产业发展的核心通用芯片,提升国产芯片的应用适配能力。掌握高密度封装及三维(3D)微组装技术,提升封装产业和测试的自主发展能力。形成关键制造装备供货能力。二是研发信息通信设备。掌握新型计算、高速互联、先进存储、体系化安全保障等核心技术,全面突破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核心路由交换技术、超高速大容量智能光传输技术、“未来网络”核心技术和体系架构,积极推动量子计算、神经网络等发展。研发高端服务器、大容量存储、新型路由交换、新型智能终端、新一代基站、网络安全等设备,推动核心信息通信设备体系化发展与规模化应用。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开发安全领域操作系统等工业基础软件。突破智能设计与仿真及其工具、制造物联与服务、工业大数据处理等高端工业软件核心技术,开发自主可控的高端工业平台软件和重点领域应用软件,建立完善工业软件集成标准与安全测评体系。推进自主工业软件体系化发展和产业化应用。

  2.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是研发高档数控机床。开发一批精密、高速、高效、柔性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及集成制造系统。加快高档数控机床、增材制造等前沿技术和装备的研发。以提升可靠性、精度保持性为重点,开发高档数控系统、伺服电机、轴承、光栅等主要功能部件及关键应用软件,加快实现产业化。加强用户工艺验证能力建设。二是发展机器人。围绕汽车、机械、电子、危险品制造、国防军工、化工、轻工等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以及医疗健康、家庭服务、教育娱乐等服务机器人应用需求,积极研发新产品,促进机器人标准化、模块化发展,扩大市场应用。突破机器人本体、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传感器与驱动器等关键零部件及系统集成设计制造等技术瓶颈。

  3.航空航天装备。一是研发航空装备。加快大型飞机研制,适时启动宽体客机研制,鼓励国际合作研制重型直升机;推进干支线飞机、直升机、无人机和通用飞机产业化。突破高推重比、先进涡桨(轴)发动机及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技术,建立发动机自主发展工业体系。开发先进机载设备及系统,形成自主完整的航空产业链。二是研发航天装备。发展新一代运载火箭、重型运载器,提升进入空间能力。加快推进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型卫星等空间平台与有效载荷、空天地宽带互联网系统,形成长期持续稳定的卫星遥感、通信、导航等空间信息服务能力。推动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工程,适度发展深空探测。推进航天技术转化与空间技术应用。

  4.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大力发展深海探测、资源开发利用、海上作业保障装备及其关键系统和专用设备。推动深海空间站、大型浮式结构物的开发和工程化。形成海洋工程装备综合试验、检测与鉴定能力,提高海洋开发利用水平。突破豪华邮轮设计建造技术,全面提升液化天然气船等高技术船舶国际竞争力,掌握重点配套设备集成化、智能化、模块化设计制造核心技术。

  5.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加快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重点突破体系化安全保障、节能环保、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研制先进可靠适用的产品和轻量化、模块化、谱系化产品。研发新一代绿色智能、高速重载轨道交通装备系统,围绕系统全寿命周期,向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建立世界领先的现代轨道交通产业体系。

  6.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继续支持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掌握汽车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术,提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高效内燃机、先进变速器、轻量化材料、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形成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品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7.电力装备。推动大型高效超净排放煤电机组产业化和示范应用,进一步提高超大容量水电机组、核电机组、重型燃气轮机制造水平。推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备、先进储能装置、智能电网用输变电及用户端设备发展。突破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高温超导材料等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制造及应用技术,形成产业化能力。

  8.农机装备。重点发展粮、棉、油、糖等大宗粮食和战略性经济作物育、耕、种、管、收、运、贮等主要生产过程使用的先进农机装备,加快发展大型拖拉机及其复式作业机具、大型高效联合收割机等高端农业装备及关键核心零部件。提高农机装备信息收集、智能决策和精准作业能力,推进形成面向农业生产的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9.新材料。以特种金属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特种无机非金属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为发展重点,加快研发先进熔炼、凝固成型、气相沉积、型材加工、高效合成等新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和装备,加强基础研究和体系建设,突破产业化制备瓶颈。积极发展军民共用特种新材料,加快技术双向转移转化,促进新材料产业军民融合发展。高度关注颠覆性新材料对传统材料的影响,做好超导材料、纳米材料、石墨烯、生物基材料等战略前沿材料提前布局和研制。加快基础材料升级换代。

  10.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发展针对重大疾病的化学药、中药、生物技术药物新产品,重点包括新机制和新靶点化学药、抗体药物、抗体偶联药物、全新结构蛋白及多肽药物、新型疫苗、临床优势突出的创新中药及个性化治疗药物。提高医疗器械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重点发展影像设备、医用机器人等高性能诊疗设备,全降解血管支架等高值医用耗材,可穿戴、远程诊疗等移动医疗产品。实现生物3D打印、诱导多能干细胞等新技术的突破和应用。

  四、中国工业革命的根本历史经验

  中国工业革命只用70年的时光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近300年的工业革命路程,并成为世界上唯一追赶成功的大国,不是没有原因的,是有其自己的历史经验的。其中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就是实行了彻底的社会革命,建立和不断完善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近现代不是没有近现代工业。十九世纪1960年代,当时的满清政府就开展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核心,就是发展近代工业。当时的汉阳钢铁厂,还曾是亚洲首屈一指的钢铁厂。蒋介石国民政府统治期间,据说还有过所谓的“黄金十年”的荣耀。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还只能年产50多万吨钢。这50多万吨钢大多数还是日本统治下伪满洲国的贡献。重工业是一片空白,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铁钉叫洋钉,煤油叫洋油,火柴叫洋火,机布叫洋布。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剥削阶级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导致中国百年沉沦,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事情就起了变化。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经过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实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从此,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人的解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就成为了现实。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的解放不仅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奠定了前提,也为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前提,包括中国工业革命的推进。解放了的人民群众中蕴含着无限的智慧、热情和积极性,自然,人民群众中也蕴含着无限的推动中国工业革命的智慧、热情和积极性。

  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于是就必然形成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工业革命而形成的工业生产制度,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反过来,社会化的大生产又不断地将工业革命引向多领域、全方位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不仅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组织条件,同时也为社会化的大工业生产提供了物质和组织条件。这种符合工业革命大生产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自然是推进工业革命的加速器。

  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天然优势。工业革命又叫技术革命。顾名思义,技术革命必然要求“集合”技术人才不断研发工业技术、不断改进工业技术,以不断推进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天然就有“集合”工业技术大脑的功能。工业革命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而社会化的大生产需要将管理者、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者严密地组织起来,社会主义制度天然地具有这种组织起来的能力。社会化的工业生产,需要组织各种经济资源进行生产,社会主义制度却能能动地动员和组织各种经济资源。有了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工业革命也就能不断地深入和推进。

  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就能比较能协调和处理好各个方面的矛盾。社会主义不是美妙的天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充满了矛盾。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了矛盾,只有人民利益根本上的一致,那是天真烂漫的事。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之间,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之间,社会文化与社会政治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等等都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既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又是社会主义社会实际的社会博弈,需要谨慎对待,正确处理。好在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机制,这就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包括不断推进工业革命提供了根本保证。

  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教育也就真正成为了人民的文化教育。机械化,电气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文化教育是培养什么人和开发人的大脑的事业,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也从根本上关系到工业革命的成败。工业革命的革命,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和革命。旧中国是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文盲,称得上高级知识分子的也就是那么几万人。一个高中毕业生,在城市就是大知识分子了;一个初中毕业生,在农村那就是稀有人才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文教事业很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50年代,毛主席就曾豪迈地规划了中国百年的文化教育: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全国人民都从小学毕业要七八年,都从初中毕业要三十到四十年,要做到都从大学毕业要一百年。(《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 第6页)后来的文化教育发展事实完全证实和正在证实毛主席的预见,有些方面还超过了毛主席的预见。比如,在1970年代全国就基本普及了初高中教育,现在则正走在全面普及大学教育的路上。正因为新中国的文教事业把全国人民培养成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劳动者,才使得中国的工业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几百万的理工科大学生毕业。这支庞大的理工科毕业生队伍,不仅是工程师、科学家的预备军,也是中国工业革命的智慧大脑。中国工业革命有了一代接一代的技术人才队伍,并且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脑之一,想不革命都不成了,想不革命成功都不成了。

  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就有了实施的制度保障。产业政策,既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又是工业革命的行动指南。要想加速推进工业革命,首先必须有切合国情和实际的产业政策。但是,光有产业政策不成,还必须将产业政策脚踏实地落到实处。也就是说,必须有企业组织承接产业政策。

  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由于有“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有超常的动员组织能力,有强大的公有制企业作为实施的组织载体,也就能较好的落实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

  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切实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工业革命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一个不断发生发展和提高的历史过程,且工业革命的内核实质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高。这就需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一代干给一代看。还更需要,制定科学的“科技兴国”战略。这个战略通过“科技兴国”的近中长期规划得以体现。与“产业政策”一样,“科技兴国”战略既在于科学的制定,更在于执行落实。还是与“产业政策”一样,只有有举国一致的体制、超常的动员组织能力和强大的公有制组织载体,才能近期、中期和远期的“科技兴国”规划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将“科技兴国”战略落到实处、得到有效实施。

  总之,中国工业革命能够实现快速追赶,就是实行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这就是中国工业革命最根本的历史经验。

  五、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

  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全方位、宽领域地向纵深强力推进,也正在强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总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是因为,生产力虽然是最革命的因素,但一定社会的生产总是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并且在特殊的时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不可移易的真理。一定社会的生产又总是物质财富背后的生产关系的生产,没有离开物质财富生产的生产关系的生产,也没有生产关系离开物质财富的生产。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方式也不例外。第四次生产方式变革的程度,现在还难以全面预料。但是,这种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工业生产至少会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是可以预见的。

  一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四个环节向生产消费两个环节转变。传统的工业生产过程是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界限比较分明的生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生产不同了,他基本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消灭了流通和交换。即使是交换的媒介,也不过表现为一组数字。分配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但他只能表现在生产和消费之中。即使是生产和消费,二者也很大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只不过生产和消费还具有本质区别,还必须将其作为对立的存在。

  二是从生产的中心化向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统一转变。传统的工业生产是大规模的生产,生产企业就是生产的中心,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都是工厂做主。以数字化生产为基础的生产仍然还是生产企业的生产,但又是客户高度参与的生产,是按照客户意愿进行的生产。企业的生产,是为中心,客户的参与和体现客户的意愿,又是去中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生产是中心与去中心化的统一。

  三是从大规模生产向个性化定制转变。这种生产体系针对客户的需要进行不同的设计、采购、计划、加工及物流配送。客户不再是“看客”,而是生产的主角,不仅出现在生产、流通、交换的过程中,而且还将广泛、实时地参与到生产和价值的创造过程。

  四是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围绕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不断融入各种服务。

  五是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型驱动转变。这种以数字化为基础的生产,将带来产业链的协同开发创新,制造技术、产品、工艺和服务的创新,客户的参与式创新,并且将不断催生和孕育出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

  六是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向产品价值的创造转变。第四次工业化将是数字化“力”排挤劳动力的历史过程,随着数字化不断占领和统治生产消费的过程,人类社会将花费很少的劳动就能获得大量的财富,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极大地提高,剩余价值的生产将日益成为多余,人类社会将第一次走到不为剩余价值生产的边缘。

  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物质生产,将发生如下的变革。

  1、在生产领域:实现生产的数字化。现在的工业生产虽然已开始了智能化的管理和操作,但基本上还是以人工管理和操作为主的生产。生产者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仍然还是劳动谋生的必要手段,是必须付出的辛苦事。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业生产基本改变了这一状况。他是自动化和制造执行系统之间无缝对接、跨越企业界限实现了柔性生产的生产,是通过电子数据交换技术实现工业企业所有管理数字化的生产,是虚拟与现实的结合即数字化世界和真实世界融和的生产,是使得工业企业在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中游刃有余、最终实现生产过程完全可控可调的生产。

  做这样的概述,自然还显得云山雾罩。为了使人们有一个具体的印象,这里不妨引述夏燕娜、赵胜在《工业4.0正在发生的未来》中,对西门子贝格电子设备制造厂(EWA)的描绘——该厂的数字化生产虽然是初步和原始的,但低等动物的肌体已经孕育了高等动物的肌体,从而实际已成为未来数字化工厂的雏形。

  自己生产自己。一直以来,EWA都是西门子集团王冠上的宝石,如今更是西门子实施“数字化企业平台”的典范。“数字化企业平台”是数字化制造的载体,它可以实现包括产品设计、生产规划、生产工程及生产执行和服务的高效运行,能以最小的资源消耗获得最高的生产效率。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代码,通过代码,产品就能自行控制其本身的生产过程。目前,EWA的生产设备和计算机能自动完成75%的操作,人工操作只占25%,基本实现了产品的“自己生产自己”的生产。

  可见即可得。研发是数字化工厂中“数据链条”的起点。产品的设计和制造都是同一平台,从而消除了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工作时间差,使得他们彼此协调、工作同步,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实现了“可见即可得”。

  流程更快、更优化。西门子的全集成自动化解决方案完美地实现了数字化与生产的结合: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引导生产流程,视觉系统识别产品质量,自动引导车进行产品传递,使得工厂产品的一次通过率达到99%以上,并且绝大多数工序都借以自动化设备完成,实现了又好又快的生产操作模式,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全程透明的数字化物流。在EWA的物流环节,企业资源计划系统、SimaticIT平台,以及西门子仓库管理软件均发挥重要作用:自动化流水线上的传感器会对引导车的产品代码进行扫描,扫描得到的数据会“告诉”软件系统在该装配环节需要的物料是什么,员工只需按动按钮,就能从物料仓库自动输送出所需物料,并通过流水线上的传感器的“指挥”送到指定位置。

  2、在消费领域:实现消费的智能化。如果有强大的消费能力,人类将无处不在、无时不刻享受着智能的服务。在家庭,一切家具都是智能的,并且一键就能将他们互联起来,这些互联的智能家具,能够体会“主人”的意图而提供服务。比如,一台智能冰箱。当他接入家中的无线供电系统后,就会根据“主人”已下载的个人信息,冰箱就会为“主人”推荐多套健康食谱,并不断地变更菜谱。“主人”点击了“确认”键后,冰箱就会“记忆”,按需将信息发给超市,超市的无人送货车停到“主人”的门下。若出行,比如,公路出行,无人驾驶汽车将成为公路交通的主角,他将按照“主人”的要求,到达“主人”想去的任何地方。若消费,一部手机加上自带的一张脸,就能搞定一切!过去只能生存于神话和童话里的生活,将变为人类社会的现实。

  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我们将做如下的基本估价。

  1、生产资料更加趋向于社会化、公有化和公共化。工业革命造成的现代社会客观上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更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生产是以数字化为基础与传统的物质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生产。传统的工业化的社会生产客观上要求生产资料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是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通过社会革命调整好社会生产关系后的强力推动和发展。只不过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极端不发达才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至于实际操作中形成了“56789”的局面,从来没有得到过共产党的理论和指导方针的承认。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生产表现出了突出的时代特点。

  一是数字信息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基本的生产资料。这些数字信息是“社会化与个性化”“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高度统一。他是个性化和去中心化的。每个人、每个社区、每个单位、每个地方的数字信息,都表现为“唯一”的即不可能复制的特征。他又是社会化和中心化的。每个人、每个社区、每个单位、每个地方的数字信息,只有表现为“数字信息集合”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或曰资源。这些资源只有掌握在全社会的代表手里,才能更好地利用和发展。这里,以信息频率资源为例。由于中国政府掌握了频率资源的分配使用权利,才使得5G技术需要的短波频率得到很好的分配,从而促进了中国5G技术的发展,取得了世界首屈一指的成就;又由于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才在技术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抢得全球宝贵的卫星定位系统的频率资源,最终建成了可与GPS媲美且某些方面的性能超过GPS的北斗定位系统,促进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维护了国家的安全。这些资源也只有掌握在社会的代表即人民的国家手里才能更加安全。一个人、一个社区、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数字信息,就是他们的身家性命,关系到他们的幸福安康、喜怒忧乐。这样的资源掌握在资本家、资本家集团及邪恶的国家手里是不安全的。由美国引发并极力打压的斯诺登曝光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只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公有化和公共化,将数字信息资源掌握在社会的代表即人民的国家手中,才能加速推进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才能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和安全。

  二是传统的物质生产资料客观要求更加集中到国家手里。如果说,改革之初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实行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共同发展”是必要的退却,(然而,在退却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另一种的改革——不是私有化的私有化!这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应当把这样的改革纠正过来!)那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加速推进,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将日益尖锐,私人资本由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就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累赘,那时,资本必然要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不是和平地退出,就是非和平的交出,因而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到社会的代表即国家的手里是必然的趋势。

  三是资源的共生共享共用。每个人、每个社区、每个单位、每个地方都是数字信息资源的生成者,而生成的这些数字资源每个人都能共享共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发布的信息,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等其实早就走进人们的生活。这些资源的共生共享共用性,表明第四次工业革命天然具有社会化、公有化和公共化的品格。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这些特点,说明其生产资料必然是社会化、公有化和公共化的生产资料。

  2、社会关系更加趋向平等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生产是生产力较高水平、人人参与生产又人人享受生产成果的社会化大生产。这个生产已经使得资本家这个工业“司令官”在数字信息工业时代成为多余,而资本已经成为社会的资本。这就使得资本家阶级在不是被和平地消灭就是被非和平地消灭,而全社会日益成为劳工阶级组成的社会。这为社会的公平和平等奠定了基础。随着剥削阶级的被消灭,那么,社会的等级制度,父子关系、猫鼠关系等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也会不断调整和改善。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为社会提供的物质信息条件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毛主席当年展望的“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就会逐步成为现实,从而使中国社会成为平等化、扁平化的社会。

  3、按劳分配成为根本的社会分配方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本来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由于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不足以撑起“按劳分配”的大厦,于是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经济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原则。然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资本的分配逐步取得了支配地位。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高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劳动者能够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获得较多的物质财富,社会生产的计划性有可能逐步取代市场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很有可能强行为自己开辟道路,整个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并且,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命的完成,劳动着将是幸福的,财富将是充分涌流的,人类也许第一次将走到产品经济和不再通过迂回的道路分配的边缘。

  总之,第四次中国工业革命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必然要求中国社会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超越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回归科学社会主义,超越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实现这样的社会变革,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个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就其实质意义来说,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

  六、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

  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开班式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这是习总书记在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新判断,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作出的新论断。

  (一)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

  马克思是社会革命论的创立者。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论是从总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的,其经典的概括,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是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最简练和最精辟的概括,同时,又是对社会革命发生发展的本质意义及最一般规律的生动表述。在马克思看来,由历史深层运动产生的社会革命,是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人类进步运动。这一根本变化导致的社会革命必然要贯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要求,在具体内容上首先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推翻旧制度,建立维护新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而建构代表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如果说马克思创立了社会革命理论,那么,毛主席则创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社会革命理论。

  毛主席的社会革命理论是建立在他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之上的。毛主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第373、374页)并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同上 第377页)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就其相适应的一面来说,他能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其相矛盾的一面,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动调节又能使矛盾的一面转化为相适应的一面。为了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始终处于相适应的状态,毛主席认为,必须开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战线上的革命、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和政治战线上的革命。这些革命的“集合”,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只不过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属于非对抗的性质而使得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属于非对抗的和非激烈的社会罢了。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是既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继续,有着既往社会革命的共性;同时,又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展开的革命,因而又体现许多新的时代特点。这些新的特点,是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必须解决的基本任务。

  (二)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特点

  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特点之一,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进行的。新时代的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更重要的是,经济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名列前茅;2019年,中国经济GDP总量接近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现代化在稳步推进;技术创新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科技重大成果相继诞生,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已经比较接近了世界科技的中心。

  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特点之二,是在中国已经产生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是社会严重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事实上已经养肥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拥有一切”;又事实上使相当一部分工农群众沦为了“弱势群体”“二等公民”——他们一年辛苦所得不过聊备温饱而已。二是公有经济严重削弱。公有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公有经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率,基本在30%左右,在公有部门和公有制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占比在25%左右,28个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外资已经控制21个,国家的经济自主能力被严重削弱。三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极大的市场,新儒家主义打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企图抢占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查。四是民生领域短板不少。脱贫攻坚还在路上,城乡区域发展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民的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都存在许多问题。

  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特点之三,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将促使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的变革。生产资料的进一步社会化、公有化和公共化,在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进一步的平等化,按劳分配的原则的进一步实施,必将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将作出较大幅度的调整,从而使比较不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为比较合格、比较成熟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

  (三)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蓬勃兴起、加速推进的第四次中国工业革命形成的强大社会生产力,必将突破现存的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必然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彼此之间及其各内部之间的矛盾运动,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这个矛盾运动,本质上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而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关系的调整和解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必将引发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生产资料将更加社会化、公有化和公共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将更加平等化,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化,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将逐步化解直至消灭,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及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将逐步取得统治地位,等等。这一系列矛盾关系的调整和解决,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革命。

  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必将引发新时代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将得到极大的弘扬,封建的反动的文化将逐步被扫除历史的垃圾堆;外来的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国人将更加自觉汲取,西方腐朽的反动的诸如新自由主义的东西必将被挤出中国市场;中国革命文化将得到很大发展,虚无革命文化的现象将得到遏制。人们对思想道德水平、社会主义的文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将跃上新的台阶,等等。这一系列矛盾关系的调整和解决,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文化革命。

  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必将引发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中国人民的范畴将逐步驱资本家阶级出殿堂,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得到极大的巩固和加强,中国社会的政治将是真正的人民政治,社会主义民主将得到高度实现,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学校、管理企业的民主权利将逐步得到实现,等等。这一系列矛盾关系的调整和解决,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政治革命。

  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必将引发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生态结构的变化。这必然要求,推动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环境突出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改革环境监管机制,等等。这一系列矛盾关系的调整和解决,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生态革命。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革命、中国社会文化革命、中国社会政治革命和中国社会生态革命的“集合”,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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