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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2020-07-02 14:13:1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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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唱红打黑”到“扫黑除恶”,河南网舆三杰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一平认为,当今中国基层反腐败的套路“如隔着围墙向外扔砖头,谁被砸中谁就认倒霉吧”。此类帝王权术阴魂不散的后果之一是王岐山常说的基层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甚至开会时“公文包里装着香炉灰”,随时想靠佛祖保佑自己不被纪委“扔砖头”。套用意识形态领域的名言,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这句话最早是列宁说的,但他本人也是机会主义杀手的受害者。

  以中国足球界的假球、赌球等老大难问题为例,2002年发起中国足坛打假扫黑风暴的带头人、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曾指出,浙江绿城俱乐部首先发起的足坛打假扫黑行动的实质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的惩罚。首先,足球界近年来被曝光的一系列丑恶现象都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俱乐部是企业存在着各自的利益驱动,此类事件是由于俱乐部利益受到冲击的情况下采取的不顾法纪的行为。对于这种无政府主义,媒体不该支持,广大球迷更不该支持。为什么大家都敢于这样为所欲为?这是因为足协在工作中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要追溯到两年 前席卷全国的足坛反黑行动。当时本来形势一片大好的,已推动到司法介入,龚建平因此入狱,但最终却不了了之,这次有 机会彻底改变中国足球面貌的打假扫黑风暴最终遭遇了突然死亡。正因为在2002年打假反黑风暴中,中国足协的无所作为,壮了各俱乐部的胆,才让俱乐部有了这次无政府主义 行为的“正当”理由!中国足球环境亟需治理,引起中国足坛混乱的主要原因是不是环境问题?中国足球的环境,不是一般的不好!两年前的那场打假扫黑,目标的确是针对当时恶劣的足球竞争环境的,但恶 劣环境不是根本原因。中国足球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足球畸形的体制。中国足球体制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中国足球的体制是管办合一,基本上是官办的足球,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这种体制不符合国家既定的经济体制,也不符合政府职能转换的要求。具体表现是,许多官员讲话总爱强调“问题是有的,但成绩是主要的”,中国足球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中国足协领导中国足球搞了那么多年,国家和社会投入了数百亿的资金,但中国足球在世界上的水平大家有目共睹,这说明我们搞足球的效益不好。第二是风气不好,政府该说的话都说了,但口号多于行动。在2002年那场风暴过后,国务院曾经专门成立了体育竞技监察委员会,但两年过去了,这个委员会挂了牌子后再没有具体行动。中国足球需要怎样的改革才能走出困境?休克疗法或崩盘!体制、环境双重改革之前,联赛应先暂停,重新建立全新的足球联赛,中国足球才会有希望。哪怕把现有的球员“废”了,也要在所不惜,然后从娃娃抓起,重新培养没有旧体制、旧环境后遗症的球员,重点培养青少年这个足球新的增长点。改革中国现有足球体制该如何入手?改组中国足协!建立全新的中国足球协会,协会应以民间为主,包括俱乐部、球迷代表乃至媒体代表。官方也要 适当参加,但不再像过去纯粹就是政府行为。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听到各方的意见,决策更加准确,更加民主。这次事件最终会否促成中国足球体制大改革?这要看高层决心了,种种迹象表明看,社会各界对此次事件关注的广度、深度都远不如两年前那次行动,但就改革的机会来看,此次机会更好,不但提出了环境问题,还直接提出了体制改革的全新方案,所以意义更深远。

  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机械地照搬俄国革命的公式也曾导致中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从俄国革命中吸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经验,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词句中挖掘思想灵感与行动合法性。没有巴黎公社的经验,列宁也不会取得胜利。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相似之处在于其民主革命尚未完成,21世纪的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像俄国布尔什维克一样反对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主要阶层中盛行情绪化的、抽象的团结幻想,他们天真地质疑内斗额严重性。中国的改良主义者也是这样质疑的,他们忘记了列宁主义正是在反对改良主义的殊死斗争中形成的。与资产阶级斗争是容易的,但资产阶级渗透到工人运动中并从背后攻击它,所以反对改良主义就是在与资产阶级斗争。这种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以放弃与改良主义斗争而换来的团结只能是反动的团结。无论在西班牙还是俄国,改良主义都是敌人,但1917年俄国的改良主义者比西班牙更具革命性。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西班牙共产党无比可耻地保卫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当今中国要与之斗争的改良主义远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更强大。这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良主义者获得了那个曾在1991年击败苏联正统主义者的国家的支持。在战争问题上,改良主义者认为,必须继续为战争中的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阵营效力。因此,布尔什维克要继续与改良主义者斗争,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也是为帝国主义集团的利益服务的。俄国在这一点上与西班牙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那时帝国主义战争被转变为内战,现在他们想把内战变为帝国主义战争。另外一点不同是,1917年整个欧洲都出现了革命形势,此后俄国却被已巩固的法西斯政权所包围,这就要求我们采用不同的方法。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与改良主义者斗争,但他们同时也要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宪民主党斗争。西班牙却正好相反,大资产阶级政党很早就消失了。但这些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就放弃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吗?一个阶级没有能代表自己的组织时就会在其它组织中寻找自己的代表,阶级不会突然消失。因此,虽然地方主义同盟、右协、激进党消失了,但统社党却取代了它们。这不是假象而是事实,西共与统社党的纲领体现的正是剥削阶级的利益。我们有工人民主的传统,但俄国不曾有过民主传统,在无产阶级中没有组织与斗争的传统。我们有工会、政党和刊物,甚至曾有一整套工人民主制度。所以,不难理解苏维埃在俄国为什么会如此重要。1905年和1917年自发成立的苏维埃曾有政治性质,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很早就有自己的工会、政党与自己的组织。另外,无政府主义在俄国没有群众基础,而在我们这里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无政府主义在俄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而在我们这里却是事实上的群众运动。工人之所以追随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本阶级的革命精神,而这在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中是找不到的。假如西班牙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取代了社会党的位置,无政府主义就不会站稳脚跟了。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新的问题,必须采用与俄国不同的策略。尽管全劳联有着偏见,有着错误的理论,但它仍然是个有革命潜力的组织。伊无联的战士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仍是革命者,而统社党虽然自命马克思主义者却不革命。比起统社党来,我们要千倍地接近伊无联的战士。问题在于将全劳联的革命本能转化为革命觉悟,在于将群众的英勇精神转变为连贯的政策。由于全劳联缺乏政权理论,当他们面对革命现实时,他们的学说便使他们手足无措,所以他们犹豫不决。当无产阶级手持武器出现在街上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无政府主义统治了思想阵地,却没有掌握政权。资产阶级政权瓦后还能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运动的总趋势,无论道路多么曲折。无产阶级在当时是唯一的政权,但必须使这种形势发展到它的最终结果,街头运动离不开法律基础。建立真正的工人政权要看客观条件,只有无产阶级说要当家做主并已在当家做主时,这样的条件才会成熟起来。

  面对2020年疫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改革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2003年非典病毒已无参考价值,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防疫经验了。其中,大量的农民工下岗返乡,形成世界史上最壮观的失业潮。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有2亿多农民工,其中离乡背景外出人员约有1亿多。庞大的农民工在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业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关全国各地农民工下岗回流的报道此起彼伏,数字不断创新高。此次返乡潮远远超过了许多人的估计,预计到2020年底全球第二波疫情反弹之后,保守地说约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农民工将难以回到原有的工作岗位,甚至可能暂时呆在农村重操农业活。许多西方经济学权威百思不得其解,成千上万的的失业大军居然在中国经济社会未能引起西方社会那样的大冲击。其实这并不没有什么秘密,只是许多西方学者不理解“农民工”的中国特色涵义。农民工在本质上是一种双重身份的劳动者,既是农民又是打工者。中国的农民工特色之处在于有双重的经济基础,在农村每人都有一份土地,但他们在打工时又结合着一份生产资料。他们能在两种生产资料中选择性结合,能在两种劳动者身份中来去变换。这是中国独具的,是土地私有化社会中没有的。对于西方失业工人来说,失业就是失去一切;对中国农民工来说,失去外出打工那份工作还有一份农民的工作等着自己。是的,每个农民工都有自己的一份地,即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这“一亩三分地”也许不大,但能给广大农民工以经济基础的支持与基垫、底气与安慰。农民工作为打工者也能理解为一种兼职,一种剩余劳动时间的投放,或一定时间段的跨界。试想,1亿多农民工遇到经济危机后普遍失业,倘若发生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将形成名副其实的“失业海啸”!如果这1亿多打工者没有那保命的那“一亩三分地”,他们无论流向哪里都必将轻而易举地摧毁其现行社会生活体系与经济运行体系。几千万失业大军冲到哪里,哪里将瞬间面目全非。中国目前农民工虽然大量失业者,每天都有农民工丢掉城里的饭碗,也引发了社会诸多社会问题,也出现了局部的困局,却没有剧烈冲击经济社会,真正对经济体系伤筋动骨。有了18亿红线政策保障每个人的那“一亩三分地”,城里打不了工,大不了回家再去种地。现在出去不了,经济好转起来一定再出去。时下与我国应不应保护农地即保护农民那“一亩三分地”有关的争论激烈而痛苦,主张弃守18亿耕地红线的主张是极其有害的,此类言论往往与对农地、对农业的误读与误解有关。农业、农地对于中国有着其特殊意义,尽管土地在不同国度其经济功能大体一致,但土地对于中国来讲,人均土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多一点,意味着占世界七分之一的土地养活着超过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土地在这里主要担负民众的食物来源,土地的食物供应比重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均土地多的国家可有经济作物功能,有加工业原材料功能,有观赏、旅游、休闲功能,也可能有休耕功能。对于我国人均耕地大约“一亩三分地”(过去一直说人均耕地1.59亩)来说,必须牢记它主要是为中国人提供口粮的功能。克隆国外的土地开发模式,效仿人均土地多的国家的城市化套路,特别是房地产上的豪华占地,在中国注定是行不通的。短视地以经济权利执意运行,日后付出的历史代价将是沉重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土地开发投机更难例外。从本质上讲,土地对于中国农民不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是社会生存保障资源,是社会安定的永恒基业!2020年疫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再次验证了这种认识的正确性,“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古典经济学家配第的这句话曾被马克思肯定,至今也不见过时。其历史深刻性在于揭示土地母仪国计民生的原本意义,农业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产业永远也不会夕阳化,是日不落的常青产业。农业是人类整个经济发展的起始点,在古典经济学的重农学派那里,农民被解读为原本的生产劳动者,加工业只是附加价值其上,而服务业则属非生产劳动者。中国的古圣先贤常说“民以食为天”,在衣食住行中,食是根本,因为它关乎人的生命维系。农业的起始基础不会因为产业发展与分化,不会因为工业革命与新技术革命而消失或削弱。无论世事沧桑变化,人类对农产品的需求永远不会变,人类对农业的依赖永远不会变。在发达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降低,农业人口减少到15%以下,这丝毫不说明农业本身的衰落与产业光芒的暗淡。相反,它正说明当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使这个产业青春焕发。在发达国家中,只占全国就业人数百分之几的劳动者为全社会提供农副产品,甚至还有出口剩余,这究竟是农业夕阳化的证据还是农业朝阳化的证据?结论不言而喻。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农业从来都没有被认为是农业一个夕阳产业。列宁批评马尔萨斯农业收入递减论时曾满怀激情地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明创造为根基,强调农业不仅不会衰落,反而会因科技的进步而获得提升,后来百余年农业发展的实践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当年的预言。这给予了我们重新认识农业的一个新思维:农业决不是夕阳产业,而是永远的常青产业,是万世不变的朝阳产业。所谓“农业夕阳产业论”完全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伪概念,国内外发展经济学诸多学者陈陈相因,几乎是不假思索而未经论证地以讹传讹,实在是对农业的一种亵渎。所谓“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首先应从重新认识农业,认识农民是这一朝阳产业的守望者这一崭新观念出发。鉴此,对于中国目前的现状,保护农民每个人的那“一亩三分地”已是十分严峻的任务。所谓的“土地流转”必须顺势而行,因地因人因时制宜。有多少农民工在打工中成功转换身份而摘掉“农民”帽子后又自愿放弃那“一亩三分地”自愿流转他们的土地?放眼海内外,没有哪个经济学家将那“一亩三分地”与现在的经济危机酿成的失业海啸联系起来,更不用说将其与每个农民工的就业联系起来。但成千万的下岗农民工如同海啸般涌来后迅速地在中国18亿广袤的农地上被吸纳了,他们与属于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再次拥抱令整个西方社会惊诧不异。如果要论世界范围内对挽救危机的巨大贡献,独具中国特色的那“一亩三分地”在无意中成了安抚农民的头等功臣,其它任何投机性政策举措都只能望其项背。

  造谣、辟谣亦然,相关机会主义政策的双重标准在古今中外都曾遭到无政府主义的反噬。人民日报曾发表《言论可以自由 谣言不能自由》一文,但什么是谣言?“没有相应事实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此文引证了多国法律认为互联网言论能成为犯罪事实,比如英国《2003年通信法案》明文规定,在网上发布自己知道是虚假的信息就可能构成犯罪。现在网上谣言为什么频发?因为有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推波助澜。那么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基础呢?因为信仰混乱、信仰危机造成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前半生为公有制艰苦创业、任劳任怨,后半生公产怎么烟消云散在权力操作下的私有化中,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又要在资本手下逆来顺受地求生存了。公有制从人们的奋斗目标到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在真刀真枪中不敌被敌手俘虏时,从主人变成奴隶也无法埋怨;现在是本阵营内作为哥儿们的长官,在花言巧语中一夜之间与他就变成主子和雇佣工的关系,没写卖身契怎么就成了奴才,铭心刻骨之痛中自然从信仰抛失到信任的丧失。列宁曾指出,“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经过三十多年的重在反左,右倾机会主义得势,而正是这部分人经过三十多年对毛泽东的丑化,反感情绪使社会底层的群体中催化出一些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抬头。这社会底层的群体多是捍卫信仰毛泽东的,他们只能进入互联网发表意见,也使无政府主义思潮带进网络中,为政敌势力服务的谣言不在此文考虑范围。我们为什么只反映无政府主义发布谣言的一面,而没有反映出被它惩罚的右倾机会主义罪过这一面?因为另一面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多在上层的权贵与知识精英之中,能参于掌握多种不同的舆论平台有更多的话语权。三十多年反毛中当然也有大量谣言,但三十多年从未听到可构成犯罪之说,证明这些宣传舆论平台与权贵知识精英之间的交集性。“没有相应事实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就是谣言。按这一标准,若为广告代言的有些明星根本没有自己参于经历的事实基础能否划入谣言范围?邓剧电视播后网络舆论一度沸沸扬扬,集编辑、研究,宣传、审核四项工作为一体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一般老百姓当然不了解宫庭秘闻,任由“大事不虚,小事 不拘”了。但了解的当事人应有健在的,播出是好事,把历史放在阳光下。中国历史上有秉笔直书不惧处死的史官,当然也有把史事当小姑娘可任意打扮的奴才文人,这都能留下历史脉络痕迹。出现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才是遗憾事。为什么只提网上发布自己知道是虚假的信息就可能构成犯罪?不把其它更权威更正统的宣传平台也包含在内呢?这是因为社会的分层结构,广大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无法轻易进入其他宣传平台,只能进入相对公开透明的这一互联网系统中。而其他正统的权威的宣传平台上只有权贵们知识精英们能操纵掌握,所以就有不同的对待标准。造舆论因立场不同有一边倒的倾向,对谣言只有选择性的惩罚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前修家史族史是想让自己的文化之根显示源远流长,进而美化自己符合氏族统治利益。现在老革命家庭为上辈修“家谱”的甚嚣尘上,按中国写封建历史的传统来说,对逝世的前辈往往要隐恶扬善。问题是革命历史毕竟是党史,成了家谱对历史怎么切割?当年实现的公有制社会制度是集体决议,“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宣言总结为一句活是消灭私有制,现在如果认为共产党宣言暂时不适应了,对党组织而言,必须理论上说清楚,使每个共产党员、每个中国公民从新树立政治信仰,而不是让信仰混乱,籍此才能铲除无政府主义滋生的土壤。对个别家庭而言,权贵、知识精英也有信仰,他们既然信仰的是权和资本,和共产党的信仰格格不入,就要光明正大的公开退党,让自己的信仰公开化,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反而能赢得人们的尊重。毛泽东在劳动群体以外被丑化后,就存在革命历史要如何写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前半生为公有制奋斗,后半生为私有制奋斗,就应不能肯定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前半生向广大劳苦大众显示劳苦功高的资本,后半生向权贵精英们显示他丰功伟绩的高大形象,只能承认他是民族英雄(如果没有对西方资本屈膝投降),而不能成为共产党第几代的代表人物。自有阶级史以来,社会上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封建帝王内部不管怎样弑父淫媳,信息对一般老百姓不是封锁就是编造虚伪的美化自己的信息。封建历史上从未听见对此信息要定为造谣的,只有为尊者讳的。封建制度尊重社会实践是没有平等可言的,只依附权势的实用需要。历史上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人民领袖会鼓励提倡群众用文革中的“四大”来揭露自己党内的阴暗面。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在科技上出现的互联网大力改变了生产力,也促进了“四大”传统的继承。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科技是需要人去发明创新掌握操作的,掌握主导权的是人、人的劳动。人要分清是劳动的、还是剥削的才能决定是否生产力;科技也要分清如原子弹是危害人生的,还是如互联网是造福人类的,才能区分那些科技是生产力。而科技能不能发挥更大作用,如能不能“联网”还是受人的因素控制,受生产关系制约。互联网这发展生产力的新工具出现后,信息的交流求证、数据的收集汇总在生产领域产生质的飞跃。也让权力的黑箱操作、贪占的公共资源、截留的大众红利、损害的民族利益、剥夺的百姓 权益、糟蹋的环境生态、弄虚作假的施政风格等都能通过网络曝光在阳光下,决定着生产关系是阻止网络联网甚至封网,对这信息革命化的生产力加以阻挠,顽固地守护着旧的生产关系反对变革;或民主权利还给大众,走向权利平等,特别像全国联网官员财产信息公开这样来满足劳动大众,就能极大的改善生产关系,激发生产力的正能量。这是摆在上层建筑面前必须用实践回答的课题。是生产力促使生产关系的变革,还是由生产关系继续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私有制社会的现实环境中,一个为私有制利益尔虞我诈有典型意义的谣言,虽然是个别人编造的,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而传播;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或献身的事实,没有多数人实证式的支持就不会让人相信而流传。当年搞公有制又刚好相反,行私舞弊的事没有许多人实证式证明就没有人会相信而流传,为公共利益无私贡献如雷锋式的事例反而让人相信而迅速传播扩散,这是社会风尚引起的社会心理在起预示作用。所以,谣言的流传如同风向标,提示着多数人对现实社会事件发生时的预期反映。这种社会预期反映走向极端心态时、某一导火线事件发生就会引起社会大动乱,正统的官方宣示反而有抱薪救火乃至火上浇油的副作用。

  工人、农民不堪机会主义政策之苦而以无政府主义套路报复之,知识分子呢?朱学勤曾感慨,人性中有多少东西只有在拉开足够的距离后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看不够的,就是人性,最不能把握的,也是人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给人性预留各种可能,各种不可预测的故事。不要去张望谁在发言,谁在出席。要记住的是谁在缺席,哪一副刀叉的后面是空缺。出席者用眼睛能看到,用耳朵能听到。缺席者看不见,听不到,肉体的五官对缺席者失效,只能动用另一副五官才能知道缺席者的存在。缺席者早已出席,所以朱学勤说,对缺席者要默识,而不是张望。结束这桌喧闹的晚宴,并不是由于后来者与先到者争夺座位,而是因为早在其中的缺席者突然开口说话。缺席者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事件?也可能只是一个常识。常识只是一个短打,既不穿燕尾西装,也不着花翎礼服。因此,不必打听缺席者是谁,只要在一个热闹的宴席上,记住常识可能缺席,这就够了。最基本的运算符号是加与减。一个话语世界的形成就是由无数个廉价正数组成的。在这个长长的运算系列里,只有一个负数,但它被一个括号括起来了。它是负数,它只能沉默。它是被括号挟持着参加了这场只加不减的运算。然而,它是一个不祥的异数。它的沉默,预示着这一长列和式的虚假之和迟早一天会发生颠覆。每一个时代都有括号,都有被括号括起的缺席者。正数是热冰——一群热闹的浮冰,它们的职业是配合括号,以浮冰砌成一堵墙,将负数冻结在里面。但一旦括号脱落——括号是与负号一起脱落的,负数以正数的形式露显本身,缺席者说话,那一堵墙就会倾塌,在此之前的言说就会瘫软在地,成为一摊等待晒干的水。括号有巨大的威力,括号能强迫一个负数以正数形式加入这场加号家庭的游戏。由于它被括起,它左右的正数才那样轻佻、那样放肆。正数们依偎着那个括号,就像无数宠妾依偎着一个帝王,欣赏一个囚徒——尽管戴着镣铐,也只能与他们共同起舞。括号是与负数前面的负号一起脱落的。那时,负数变为正数,缺席者变为出席者,下一轮正数挟持新负数的宴席就开始了。在这场有正数、负数、括号组成的宴席中,永远站在那里欢呼的是那些正数,后来发言的才是那些迟默的负数。然而,永恒的赢家却是那个什么都不是的括号,它总能括住点儿什么。有谁能永远居住在那个括号里,以始终缺席为代价,抵消括号的永恒优势?括号是正数的寄主,也是负数的护使。它表面上使正数与负数的运算得以延续,暗地里鄙视正数,将那个珍贵的负数小心翼翼地隔离。括号对负数是又敬又恨,对寄生在它两侧的正数则从不尊重。有时它发怒,并不是因为恼怒括号里的负数,而是要抖落两侧过多的寄生者。它比正数更离不开负数,它才是最关心负数,甚至与负数相依为命的人。括号使缺席者钳口,又为缺席者监守。当无数出席者任意挥霍,甚至提前透支语码时,幸亏有括号,以它的狞厉枷具,终于括住了一些什么。自然,人生永远是一堆偶然的沙粒。因此,人生永远留有一幸:人身难得。那么,人身最难得的是什么?是余数,是经过社会整合以后,剩下最后那一点儿加减乘除后除不尽的余数,小数点后的余数。面对宇宙,人身是余数;面对历史,艺术是余数;面对国家,宗教是余数;面对白昼,夜梦是余数;面对成人,孩子是余数;面对你自己,你的记忆是余数。经常清点的就是这些除不尽的东西,这才是最后剩给你的财富,这才是提醒你还有一具人身的证据。人是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被抛掷时,根本不会征询你说“是”,还是说“不”。你被一个无言的巨大的“是”抛掷到这个时空区段。你所有的反抗就是从学会说“不”开始的。一个具体的、有声的“不”,相对那个抽象的、无声的、如天幕般笼罩一切的“是”,实在是太渺小、太微弱了。然而唯有这一声“不”,才是你获得具体存在的开始,应珍惜的就是这一声“不”。人并没有选择生,却都接受了生。人能选择死,却大多不选择死。人就这样与生相连,居然还到处说人生,“人生”一词就这样流传开来了。这是从不必想,但只要一想,就觉得最为乖谬的地方。然而,不是说只有学会说“不”,人才开始了自己吗?所有以后的“不”,都是以默认最初那个“是”开始的。而恰恰那个“是”,是唯一一个不是你发出的“是”,但它竟决定了一切,它高出以后发出的所有“是”与“不”。你一生中所说的“不”加起来,也没有那一个“是”大。这样一种“生”,确实是比“死”还要可怕,还要不堪重负。在这个意义上,朱学勤敬佩所有的自杀者,他们是用最后一个“不”,否定了最初那个“是”。只有最后这一个“不”,才是与最初那一个“是”等值的。也只有等到这样一个“不”发出,最初那个“是”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还有没有稍微折中一点儿的办法,让朱学勤们这些怯弱的普通人不说那个最后的“不”,或在说那个“不”以前,活得还像个“不”呢?大概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再长出一条命来,一条与肉体生命对位而立的精神生命来。只有这一条命——第二条命,是从你最初说出的那个“不”开始的。人生所有有关精神的事物就是在这样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妥协基础上长起来的,但为什么经常发生那样的事,有人为了第二条命,却拼掉了第一条命?这是因为第二条命的出现是软弱的妥协结果,第二条命是已退了一步,退到无路可走的地步再长出来的。从一开始,它这个软弱的东西,就成了一个脆弱的东西、刚性的东西。这一点与第一条命恰恰相反,第一条命是开始时不经你同意,就狠狠一摔,突然冒出来的东西。它以刚性的形式开始,以后就充满妥协,每走一步,都会东倒西歪,时刻准备让步。第二条命在出生时把该让的东西都让完了,所以,这个软弱的第二条命反而比刚性的第一条命更为刚性,一碰就要拼命。人为了区区精神尊严,为何准备付出那样大的肉体代价?原因可能就在这里。青年时代犹如水漫金山,待大水退去,看清来路,方觉后怕:有多少死路,竟然在不经意间一跨而过?有多少断潢绝港,当年浑然不晓,竟然轻轻跳过?也会出现更多的遗憾与愧疚。那就是当年留下的一串脚窝,留着一汪残水,映照着你当年的面影,等着你回来忏悔。中年似乎明白了些,但中年有中年的危险。中国人总结一个正派人的精神阅读史,只有两句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朱学勤再加一句:死不读佛老。至少,这里有中年的危险。中年的危险就镶嵌在从《水浒》到《三国》之间。人生交往也就是这么几个境界:十几岁时,相互渗透;二十几岁时,相互塑造;三十几岁时,相互对话。这三个过程是自然过程,无须人努力,岁月会促成。接下来第四个过程极为危险与脆弱:要么是相互敌视,要么是相互欣赏。相互敌视是顺势而下,相互对话多半不能成功,对话失败,一转弯就是相互敌视。只有相互欣赏,是唯一人为努力的结果。它需要胸怀、幽默,还需一份对有限认识和无限世界的无奈。你能达到相互欣赏吗?太难了。朱学勤也努力想要相互欣赏,却十有九败。后来想出一种苟且之策,不能相互欣赏时,那就相互遗忘。“扑通”一声,一个人掉海里了。“朋友,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朋友。”遥远的星空后,亚里士多德这样说。发现并且接受对方的缺陷后你才能说:我和这个人有可能建立友谊,在这之前我们只能说是熟人。然而,有多少熟人被误认作友人啊!人世间值得珍惜的不是友谊,更值得珍惜的是没有尘利俗念的分歧。这种分歧有时比相互迎合,更能测试一个人是否有境界经历一些精神事件。庸俗者一生也许会有无数个朋友,因而也会有无数纠葛,却没有资格经历一件像样的精神事件。在这块土地上,只有很少人在很少时因为很少的机会才有幸产生那种值得珍惜的分歧。你被你的熟悉的老友安排在一张陌生的桌面上,与一群陌生的客人挤成一圈,这时只有老友与菜肴是熟悉的,其余皆陌生。多种主题压缩在一张桌面上,每一位客人与主人的个别情谊统统都被主人的这种集体性安排异化了,异化为一种毫无个性的陪客。要么是陪主人,帮助他完成这种对友谊的集体性打发,要么是陪客人中的一位显贵,成了地地道道的陪衬。友谊走到这一步,成了主人必须费心安排的应酬,或是主人精心组织的陪客。只要出席这种邀请两次以上,你就该知趣了。都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似乎席散人方散。恰恰相反,是席聚人散。席面越豪华,友谊死得越苍凉。席面一开,友谊即死。有断交,方有至交。朝廷与江湖的现代换算,也就是体制内本单位同事与体制外的私人社交。两者分别牵扯着人的生活资源与精神资源,边界互动,此消彼长。一地鸡毛,有何可言?不过,绝大多数中国人确实老死于由本单位同事交织而成的那一堵鸡毛墙内。能踏破这堵软墙者,在中国已算得是一条好汉,够夸奖一阵了。继此之后,还能勘破江湖者,又有几人?所谓江湖两忘,不应只有一忘,只忘朝廷,还应再进一忘:身在江湖,心忘江湖,连相濡以沫那点儿神话也勘破。但如此一来,这个人就惨了,那就活该他进入王国维比喻的第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时可就觉得高处不胜寒了。登得高楼者,多半呛一口冷风,赶紧下楼,要挤回地面的人群中去取暖。剩下高楼拍栏者,禁不住另一诱惑:登高离天近,要问天意何在,要问此意谁会?这就有点儿多余。不问又何妨?能谈友谊时,固然好。人生最残酷的,是到了连友谊都要勘破时。男儿有泪不轻弹,不是未到伤心时,而是未到寒心时。天地之寒,不及五内之寒。人不畏群,人畏独己。最后一个人,恐怕是在拍完栏杆以后,被自己的独影吓瘫在地的。这是一个阿谀女人的时代,是按女性口味设计的时代,从男人的发型到汽车的造型,连革命史都有阴火虚热的谀辞。卢森堡有言:当街头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那人一定是女性。朱学勤相信这句话,因为他看到过几乎快接近这一论断的事实。但这样的女性往往伴随着另一种性格因素,那就是病态的狂热,由于精神世界失去平衡而产生的狂热。这种狂热使人想起一个盛满沸水的密封容器,只开了极小的一个口子,而且是开在底部,于是,滚烫的热水就带着高压急泻而出!于是,一些优秀女性的精神状态往往处于两极:要么在世俗的沼泽地里打滚,要么在滚烫的热水中煎熬。看来,只有平静的坏心情才能燃烧长久。如果是闷在盖子里烧,那就更要冒蓝火,不要冒虚火。说完女人,该说到知识分子了。在这块土地上,朱学勤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一定要逼朱学勤说他自己也是知识分子,他也许只能低头嘟哝一句“我是个因为瞧不起知识分子才被罚入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为学术而学术”,就这句话的精神而不是职业分工而言,朱学勤看到过两种人有这一气概。一是证券商人,白天管理股市营业部,晚上在经理室电脑上敲打他的近代海军史;二是房地产掮客,白天在工地,晚上进入范仲淹传记。这两种人都不在学术界,他们也不知道“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他们的学术活动只不过是一种业余爱好。荆轲:夫子,代秦王受此一剑,如何?孔子:汝余勇只能售此,吾死有余辜矣!文人:街上的证券营业部比米铺还多!券商:文人嘴里的文化比街上的厕所还多!还有所谓对“五四”以来,甚至“戊戌”以来知识分子激进思潮的声讨。这场声讨历史上的激进主义的批判热潮,是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补交的一份集体检讨。为贩夫卖浆者流齿冷,愚夫愚妇亦能家常道来: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朱学勤始终怀疑他们的前辈有力量能做出这样一块大石头,更怀疑他们的后辈有力气能搬动那块石头。只怕是打肿脸充胖子,一口吃进激进主义,吃成了一个浮肿的胖子。那一脸的浮肿是被打出来的,五指印痕未退,竟来人前充胖子。顾城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11年以前就已死绝。朱学勤同意这一判断,从而有理由将顾城世纪末之死与刘天华世纪初之死做一比较。两人只有一点相同:都死在异国他乡,死在流亡之旅。除此之外,别如云泥。由此可见,一个世纪内,这个民族的知识界走出了一个多么惊人的下滑线。一代不如一代,连流亡者都不例外。朱学勤拥护学理,但他讨厌一些学理之下的心理。迷信学理者大致有两类:一是真诚迷信者,对这类朋友只需说,存在大于理性,因而也大于所有学理之总和,能反映到知识分子纸面上来的学理,只不过是其存在的沧海一粟;二是巧伪人,对他们最好关闭五官,视而不见。实在缠不过,那就只能从低调进入,慢慢揭示其肺腑。在某种特定环境中,某种回避现实的态度是应得到尊重的。甚至连回避、软弱、世故、自私这些人性的弱点,即中国人所谓的人之常情,也应尊重。回避?回避并不可耻,回避有时是一种审时度势的理性;软弱?软弱也不可悲,软弱是培养精细理解能力的必需代价;世故?世故也不可恶,世故反映了险恶世道下读书人惯常的自我保护;自私?自私也不可鄙,只要在合理范围,自私是应得到保护的人权。但有一点不能遗忘:所有这些心理都会渗入你的高贵学理,以及这种渗入对于学理正常发展造成的损害。这种伤骨不伤皮的内在伤害,当然包括朱学勤内心那种读者或能体察的特殊心态。朱学勤只是不敢把这些人们应体谅的人性弱点说成另外一副高贵的样子,比如把回避说成超脱,把软弱说成迂回,把自私说成无欲,把世故说成深刻,把形式说成实质,把嬉戏说成解构,把自欺说成勘破等,最后是把前现代说成后现代,把所有外来学理符号弄成内在心理的精致包装,把一些迫不得已的形而下生存哲学涂抹成另一种形而上的高贵时尚。每当这时朱学勤就禁不住要做一番很不知识分子的恶作剧:将形而上的学理符号还原为形而下的心理。你就这样说知识分子?是的。他们不就是那群有各种心理暗疾的人?他们的缺陷不见得比他们的教诲对象少,他们的理由却多得太多。所以,区别知识分子与老百姓的标志,有时不在于后者有多少缺陷,而在于前者有多少借口。让我们再一次呼唤常识,趁早结束此类不愉快的段落,那个让知识分子涕泪横飞的中国,那群惹人爱、招人恨、让人愁的知识分子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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