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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马克思主义只有存量逻辑而没有增量逻辑吗

2020-06-28 17:43:0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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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色反马克思主义者似乎都认为马克思重视公平而忽视自由,从而重视存量逻辑而忽视增量逻辑,所以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人类发展,真的是这样吗?

  “罗辑思维”的《右派为什么这么横》指出:“右派与左派,对应于一个家庭中,就是严父与慈母。严父恨的是儿子没出息,慈母恨的是儿子受欺负。严父怕家中没规矩,慈母怕家里不和谐。”自古有建构论与扩展论两种分歧:前者崇拜人类的绝对理性,认为知识是能被完整地设计出来;后者持怀疑态度,认为知识分散于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中,更多的是靠一点一点地弥补,一点一点地生长。而保守主义自然支持后者。它等待知识的大树自发生长,而不妄想直接设计一个天堂。保守主义不相信革命,不相信社会能跳跃性地前进。左派相信革命,为了一个善的目的,甚至会采取不一定善的手段。这原因在于,其所追求的目标,往往超越了那个时代,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这是手段的异化。而右派它笨,他傻,他不相信一下子就能有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他情愿日拱一卒地前进,所以他没有手段异化的困扰。右派总是表现地畏畏缩缩,岂不是一帮怂人?非也,右派所信奉的,刚好不是老鼠般畏头畏尾的弱者逻辑,而是鹰一般相信自己的强者逻辑。右派不相信权威,不相信绝对的理性,但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经验。右派与左派的逻辑区别,是典型的富人思维与穷人思维,前者是增量逻辑,后者是存量逻辑。一个人是喜欢增量还是纠结于存量,不要看他爱什么喜欢什么,这个大家都差不多,要看他恨什么怕什么。比如大家都恨公务员,但除了“恨在那个位置上的不是自己”外,有多少人恨的是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呢?除了怕在这个体制下自己会吃亏,有多少人怕自己被这个体制胁迫无法自由呢?右派不相信谁能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是相信“摸着石头过河”,日拱一卒,直至积小胜为大胜!

  以股市为例:2019年9月4日国常会透露降准信息,金融股在盘前就有上涨的预期,指数高开后也是暴力走强,午后稍显乏力回落了下,收盘三大指数仍然保持在1%的均涨幅。市场放量愈发明显了,次日两市成交近8000亿,场外资金汹涌而入,增量日内主攻金融股,科技股为辅,像互联金融、区块链、软件、5G等非常活跃,盘面此起彼伏,大小题材齐飞,前阶段的热点深圳、军工继续退潮中。盘中沪指一度收复3000点,虽然尾盘有回落,但后面依然有蓄力再攻的机会,短线上不妨继续以重个股为主。该周的涨停家数维持在50以上,涨停隔日溢价在2%以上,这是增量还是存量?增量资金模式是2019年2月那种,成交持续超过8000亿,那么你就无脑捅券商股与前期市场最受欢迎的资产了!如果低价+大成交+主流题材,无脑捅就行了,比如当时的大智慧、市北高新、正邦科技、人民网都是如此,无脑捅券商的代表则是华林、天风。如果是增量逻辑,券商的次新、大科技的低价大成交人气股;存量资金模式,如果成交额跟不上,快速从8000亿体量回到了5000-6000,那就要考虑打辨识度了。妖股人气,次新在拐点上的流动性,新的题材。国务院早在2013年就公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首次对金融该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做出系统阐述,第一条就强调“要盘活存量资金,用好增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用好增量比较好理解,盘活存量存在多种解读。《意见》第一条是盘活存量资金,但“存量资金”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如果只是指央行表中那3.5万亿国库存款,空间不大(你得思考,每年都有赤字的情况,为什么会有政府存款的积累?是超收的结果),这个主要的作用是平缓经济下行期财政收入的压力。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时,支出规模并不会相应调整。此时要完成所谓的“预算”收入,财税部门将不得不以支定收,就只能提高实际税负或预征税款,也就是所谓的“过头税”。盘活国库存款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小对企业部门的伤害。有些研究者将存量资金指向银行的存款,好像银行的存款中“藏着”什么闲置资金(机关团体存款等等),没有使用,存在所谓“货币空转”。这是个常识性的概念错误。中国的M1与M2存量规模确实大,但二者都是银行体系的负债,银行作为债务人如何能盘活其负债呢,银行的流动性与储户的存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存款量大,是银行对外负债多,是信用扩张的结果,往往与之对应反而是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大。盘活存量只能是指银行的资产端,所以首先资产得是活着的,是值钱的。但这一点很不乐观,中国经济中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至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项目,大量错配至低效率的部门(产能过剩),以至于许多企业已无法产生足够覆盖利息的资产回报率,这些僵尸型企业与资产不仅难以灭亡,还在无谓地消耗着新增信用资源(借新偿旧)。资本市场某种程度上讲还是比较有效率(尽管有时可能夸张了一点),乐视网的市值已赶上中国远洋,光线传媒的市值相当于两个马钢。资本市场至少认为过去那种低效模式形成的资产是不值钱的。资产证券化的确能将存量转至银行表外,达成减少货币存量,保持信用不额外增加(或减少)的效果。但关键还是要看存量资产的估值。若资产已死,怎么盘也盘不活。真正有活性的好资产,银行往往又不愿转移至表外,牺牲掉自己的盈利性。近年兴起的银行的影子业务多是监管套利腾挪信贷规模,在信贷配额制外加杠杆,资产与风险基本没有出表(出表的背后都刚性兑付的隐性担保,实质上还是个额外增加了通道成本的间接融资模式)。当下真正有意义盘活存量的工作,其实是积极推动存量债务的清理与重组。但前提是要允许过剩产能破产与退出;允许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在建项目下马停建;允许僵尸信用终止,即信用市场违约与银行坏债的显性化。现在的状态是大量的增量资源被消耗在这三个方向。当然,这可能要准备经济提前着陆(经济短期可能下行的幅度很大甚至衰退)。风险肯定是存在的,但还是要变被动为主动,对待存量债务一定要采取一整套综合治理的方案,甚至不排除必要的金融救助措施加快资产置换,类似于朱总理当年AMC的撇坏账模式,如发长期低利率特别债券购买现有银行债权,积极推进债务重组,大量坏账留在银行体系内是非常危险的状态,它们大量无谓地消耗新增的信用资源(新增信用将在越来越高的比例上服务于存量债务体系的循环。以2012年末非金融部门的存量债务规模(114.8万亿人民币),假设以年率5.5%-6%计息,1年利息支出6.3-6.9万亿。这一年中还会有本金的偿付,假设中国的本金偿付非常宽松,所有到期债务都能展期,光利息支出占社会净融资的比例就会超过1/3),这样银行会变成“僵尸银行”,资本与流动性吃紧,未来外部风险冲击时,银行根本没有反周期操作的能力,会放大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具体执行的技术细节可进一步探讨,比方说这一次中央可能要跟地方与银行谈一个价格,不能全额埋单,要倒逼硬化约束机制的建立。当下中国货币无论是增速还是存量都已足够高了,未来上升(显著超过名义GDP的增长)的空间与时间都相当有限了。 但经济增长还要靠信用支持。如何能实现“货币不增或少增,而信用增”,这就得靠融资方式的变化,即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方式下,货币结构会发生变化(储蓄存款转化为企业存款),但通过债券等市场化信用工具,提高资产的周转率来实现了信用增加。但中国的关键是目前经济体在现行条件下还有多少承债(加杠杆)的空间。在成熟国家,直融之所以能向纵深拓展承债的空间,有赖于经济的法治基础,硬化的预算约束,从而通过直融提高了要素的配置效率。而目前中国经济的基础是无所不在的政府信用,普遍存在的软预算约束制约了经济体进一步加杠杆的空间,增加了债务扩张的系统性风险。中国未来要么通过改革构建市场经济的法治与制度基础,培育直融的文化以拓展经济承债的空间;若现行体制没有本质变化则只能通过存量债务的减记与重组,清理僵尸信用以为新增信用腾空间,当年朱总理就是这么干的。

  增量随时变成存量、增量取代存量的速度在加快、用存量对抗增量是以卵击石。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最先应用的是纺织业,蒸汽机驱动的纺织机以压倒性优势完爆手工作坊,原来熟练操作手工纺织机的工人面临了大面积的失业,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手工纺织作坊都变成了存量,而增量则是旁边日夜不休不眠的轰隆蒸汽机。1779年,莱斯特郡的一名织布工奈德·卢德摧毁了当地两台蒸汽织布机,以此为起点,英国各地相继爆发失业纺织工人捣毁蒸汽机的“卢德运动”,而这些人后来被社会学家称之为“卢德份子”,该名词泛指在技术进步中利益受损从而反抗新技术的人群,显然,他们的反抗无济于事。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全球抗议Uber的出租车司机、控诉撤销高速收费站导致其失业的收费大姐、要求亚马逊停止免邮费政策的法国政府、把共享单车丢进河里的黑车司机、无端攻击内容算法的传统媒体人…….本质上都是新时代的“卢德份子”。用存量对抗增量,从来都是以卵击石。这三个故事,很好地阐述了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增量随时变成存量、增量取代存量的速度在加快、用存量对抗增量是以卵击石。存量与增量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随时树立放弃存量、拥抱增量的意识。死守存量是危险的,不管是产业、公司还是个人。就在几年前,中国人对硅谷、对美国科技界都是顶礼膜拜,如今,中国已在很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这背后就是存量与增量博弈的过程,死守存量很危险,因为你不知道它何时会变成包袱。美国发达的零售体系是其存量优势,于是它在拥抱电商这一增量时就变得缓慢,中国没有存量包袱,于是电商这个增量就是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一骑绝尘。在燃油时代,传统汽车厂商在发动机、变速箱上的优势就变成存量优势,而当电动车成为趋势,不要传统发动机、变速箱,增量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美国成熟的信用卡系统曾是美国金融竞争力的一个存量优势,于是在移动支付时代,这个存量优势就变成包袱,不习惯信用卡支付的中国人把中国变成了移动支付遥遥领先的国家。在公司层面,存量与增量的变化就太多了,死守存量最终被存量拖垮的公司不胜枚举。在个人层面,增量对存量的压倒性优势以及夺去了很多人的工作,或在很短时间内就让一个人的工作从波峰跌倒谷底。就在十年前,在“动感地带”还非常流行时,电信运营商对许多高校优秀学子有着绝对的吸引力,像广东移动这样的公司能招到知名高校第一流的学生,短短几年,在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下,电信运营商逐步管道化,这一代优秀的学生开始拥抱腾讯、阿里这样的新兴企业。在诺基亚如日中天时,塞班开发非常火爆,学计算机开发的一个月兼职能超过许多高级白领的薪资,但到安卓崛起的时代就只能失业重新学习了。著名译者马爱农说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稿酬是千字十三元,翻译5000字就等于一个月的工资。而现在“每一次谷歌翻译有突破,翻译们便想起18世纪纺织工人看到蒸汽机时的忧虑与恐惧”。同时随着纸媒没落,文学翻译也走向冷门,外语系的学生毕业后大都走向了教育或贸易行业。个人站长曾是一个比较辉煌的名词,过去只要稍微改动下网站标题,随便更新一些内容,采集一些文章就能获取大量的流量,靠广告赚的盆满钵满。如今,网站所倚靠大量的长尾词所带来的流量,已逐渐被百度官方平台给逐渐占据。很多个人站长只能开始转型做起了自媒体。有人也许会说:“我的工作就没有被取代,我相信很多脑力工作永远不会被取代。”看了下面的趋势你或许就不会这么乐观了:律师恐怕是最要经验与脑力的工作了,但在美国的一些律所,一些机器已能替代初级律师工作了,因为在美国这类海洋法系的国家,过去的判例非常重要,很多初级律师的工作就是去查阅过去类似的判例来协助辩护,而AI在阅读判例并提供建议方面已初见成效。广告创意人员无疑属于脑力工种,但阿里巴巴的AI机器人已实现创作广告海报与广告文案的功能,已在抢一些人类的工作了,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在机器学习过程中不断进化。作曲家无疑是艺术领域的一座高山吧,但索尼等公司的人工智能已开始学习机器人作曲了,在听了足够多披头士乐队的曲子之后,它创造了一首“披头士风格”的曲子。不要以为你的工作永远不可替代,稳定已在这个时代不复存在,增量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才是永恒的主题,或许你的薪水不会降,但你某天或许会悄然发现,那些拥抱增量的人赚的钱已然超越了很多倍,你只是被边缘化、不再重要而已。这时有人可能会说:你说的对,但我该怎么找增量?第一,透过未来看现在。寻找增量,其实就是要透过未来看现在,特斯拉为什么在亏损时资本市场依然给它如此高的估值,就是因为资本市场认为未来是电动车的天下,而在这个行业,特斯拉至少是目前看起来整个行业中最有可能成为王者的投资标的,找增量、思考未来可借鉴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马斯克的spacex、特斯拉、solarcity都是“史无前例”的公司。如何透过未来看现在?以迅雷与UC为例,这两家都是在低网速时代崛起的公司,然而到了高网速时代,一家转型成功,另一家则没有。迅雷主打高速下载的体验,在低网速时代有着绝对的吸引力;UC诞生时主打网页压缩,浏览极快,在2G时代是无数人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入口;然而,UC当时对未来思考的很清楚:根据“第一性原理”——网速必然会迅速提高,那时UC的存量优势不复存在,其竞争力在哪里?于是立马转型,把大屏、体验、操控、内容生态作为其后续的战略重点,抛弃了包袱,成功转型,迅雷很显然在这方面战略思考深度明显不足,人们能在线看电影而不需下载时他们就抛弃迅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迅雷并没透过未来看现在。第二,跳出直接竞争对手思考问题。寻找增量,不能把目光放在直接的竞争对手上,因为攻击我们的往往与我们毫无关系,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降维攻击。红塔山的竞争对手不一定是白沙,而是电子游戏与手机,年轻人都要双手玩游戏,腾不出手来吸烟了。这几年电台的没落不是因为电视,而是滴滴、Uber,因为司机在路上要接单,他们必须把电台关掉。康师傅方便面的竞争对手不是统一,而是美团、饿了么,年轻人更方便地点外卖,他们不再吃方便面了。关注增量要跳出直接竞争对手思考问题,因为直接竞争对手往往代表着存量,我们要试图成为“The Only One”而不是“The NO.1”,以增量的方式思考才能对抗存量竞争对手。腾讯当年推腾讯微博试图打败新浪微博,结果铩羽而归,然而让腾讯赢得竞争优势的是增量微信;同样马云推来往与微信竞争也是存量之争,反而做增量的钉钉则表现亮眼。相似的slogan,全新的增量。增量一定存在某个小角落,悄然存在,但一定不是在直接竞争对手那里。第三,关注技术对行业的宏观改变。为什么增量取代存量的速度正在加快?有人说是市场大幅增长,有人说是人的智力得到解放,有人说是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技术是背后推动的唯一宏观力量。我们把时间维度拉的更加长远就会更加明显地发现这个趋势,有经济学家核算公元元年的世界人均GDP为445美元,到1820年接近667美元,1800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约50%。到了2001年,世界人均GDP依然增长到了6049美元,中间发生了神马?工业革命!是技术让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增长。经济学家索罗、卢卡斯、罗默等都在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这一重要因素,而传统的增长理论都认为资本、储蓄率等因素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增量往往是由技术带来的,关注技术,特别是与自己工作相关的技术是发现增量的一条捷径。我们从来没有赶上过这样一个一切都被互联网加速的时代,一个存量与增量急剧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割舍存量、拥抱增量也许是你唯一的出路。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有一个重要技术诀窍:搁置存量,改革增量。带来的结果是:增量改革必然带动存量改革。存量涉及既定利益,存量改革,意味着利益再分配。增量改革做大蛋糕,创造新利益,新利益证明改革的方向正确。当增量日益扩大时,存量改革就不再是问题了。中国营销,自2013年起就已“存量封顶”,各行业都达到销量历史顶峰。加之此时电商崛起,分流存量(当然电商也创造部分增量)。于是,存量不保。没有增量,存量不保。任何变革都无法用糟糕的结果证明改革是正确的。传统与互联网结合,现在有三大战场:新营销、新零售、新经销。这是渠道链三大环节的“+互联网”,分别对应品牌商+互联网、零售商+互联网与经销商+互联网。从连接点来说,又分为2C、2B与BC一体化。2B解决存量问题,是效率系统。传统深度分销是2B,在不增加终端流量的情况下,通过客情与利益诱导,通过终端店“首推”改变终端店“内部份额”。在终端店仍然有增量的情况下,深度分销的方法比较有效。当终端存量不保的情况下,终端店仍然希望扩大利润,深度分销的客情成本与利益诱导的代价就过大了。单纯守存量之所以难守住,就在于即使守住了,代价也太大。销量与利润难以兼得。2C有可能产生增量。因为2C有可能改变流量在终端店之间的再分配。有了分配流量的能力,就有了改变终端“内部份额”的资格,从而也改变了存量。所以,增量有杠杆效应。存量是终端的筹码,增量是品牌商与经销商的筹码。即使是BC一体化,仍然有先B还是先C的问题。逻辑与上面的一致。2B与2C的差别在于:2B是理性大于感性;2C是感性大于理性。所有商业都掺杂感性与理性。比如,2B的客情就是感性,利益就是理性。当然,感性中也有利益投入。当行业整体增长时,终端有感性的资本;越是销量下滑,终端越趋向理性。这是客情作为筹码渐渐失效或成本加大的原因。C端的收入越高,消费过程越走向感性。加之互联网传播情绪,不传播功能的特质,2C的感性营销调动C端流量变得容易了。IP驱动多半是情绪驱动。无论是江小白的IP驱动,还是李渡的沉浸式体验,都是C端驱动。C端驱动一定会倒B端。2B是扫街,2C是扫人。扫街已扫不动了,扫人有很强的技术含量。BC一体化,最好是先扫人,再扫街。扫人是互联网的功夫,一对多;扫街是渠道功夫(下盘功夫),一对一。多数行业早已没有增量,但传统企业存量巨大。存量规模在顺境是“规模经济”,在逆境是“规模包袱”。转型、变革过程,传统企业之所以传统,就在于背负存量包袱。存量包袱不是规模包袱,而是思想包袱。思想包袱就是想改存量。马立诚在《历史的拐点》一书中提出一个质问: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一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存量改革,想不失败都难。船大难调头,为什么不放一个小舢板调头呢?存量在哪里?存量在渠道。所以围绕2B的变革仍然是存量变革。增量在哪里?增量在C端。过去,2C有技术难度,但互联网给了技术工具,难度小多了。从2B到2C,从存量到增量,有两点很重要:一是组织系统;二是营销系统。组织是功能的固化。扫街的组织,其KPI就是确保扫街的,扫人不是KPI。统一公司把销售部变成营销部,既扫街又扫人。扫街就要考核销量,扫人就要考核流量。考核销量,必然把一线员工逼向扫街。很多想转型的企业,领导强调的口号与组织的功能与KPI是脱节的。当然,流量也是销量。但流量不一定是当期销量,可能是未来销量。所以说,2C工作更强调过程性,2B更强调结果性。过去一直有结果导向还是过程导向的争论。从逻辑上讲,过程导向似乎更好,但现实却都是结果导向。原因就在于过程的KPI难以还原成销量。流量却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2C的营销系统有两个分支:一是IP;二是C链。IP是中心化的传播系统,虽然也是2C,但品牌商的IP通常是中心化的。但C链却通常是分布式的。C链有三种手段:技术手段、内容手段、社群手段。技术手段,如一物一码;内容手段,如两微一抖。现在看来,真正互动性高的是社群手段。站在品牌商角度(不是微商),大众产品适合做社区社群,小众产品适合做垂直社群。在目前的社群中,社区社群是比较干净的。因为社群有线下强关系,在社区社群乱来,跟线下丢人现眼没什么两样。小众适合垂直社群。垂直社群有相同的价值观,形成趋同与排异。所以,垂直社群也相对比较干净。垂直社群是内容驱动,而且通常是IP+社群的组合方式。IP是价值观,社群是互动方式。所有食品行业都是休闲行业,所有食品都要有社交属性。产品好的前提,社交是标配。当功能、品质达到安全底线后,所有产品都是精神产品。其实不仅仅是食品,其它行业也是如此。消费者对精神价值的关注,以及互联网传播情绪特征,让品牌商有了影响C端的能力。也有了在终端调动C端的能力。过去总以为只有电商的流量是能调动的,其实现在也能通过互联网影响终端的流量。这恰好就是2C影响2B的原因。比如,李渡在春节与合作较好的终端做了一次拼团活动,在局部范围内改变了流量在终端的分布,对合作终端形成了增量,增量倒过来又会影响存量。在没有2C的情况下,C端到终端的流量由终端决定,这也是终端的筹码。有了2C,而且品牌商影响C端的能力通常会更强,于是,品牌商也有了影响终端流量的能力。存量在2B手里,增量在2C手里。有了2C就能影响2B。没有2C而只能购买2B的流量,没有2C的增量则终究守不住2B的存量。

  习近平出席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用四句话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40年来,中国人民勇于探索,真抓实干;40年来,中国人民敞开胸怀、拥抱世界;40年来,中国人民聚焦发展、造福人民;40年来,中国人民立己达人、共谋发展。一句“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尤其鼓舞人心,成为本次讲话中当之无愧的金句之一。2018年这个年份相当特殊,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答好中国的发展道路为什么成功,以及未来应吸取哪些经验教训,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军认为,回顾我国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一条成功经验就是遵循了渐进式发展的逻辑。中国的渐进式发展道路,是利大弊小的选择。中国改革开放的渐进式发展逻辑,体现为先改革增量,然后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即以体制外增量改革为突破,以此促进体制内的存量改革。这种先增量后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有一定程度上的“帕累托改进”色彩,即一部分人获得利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并无明显受损,以此减小改进的阻力。改革初期,我们不根本触动体制内的国有经济,主要致力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允许并鼓励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逐渐壮大,体制内的国有经济愈益感受到外在竞争压力,改革形成倒逼机制,进而促进体制内的存量改革。这种温和、渐进的改革避免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剧烈冲突,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发展的成果,避免了苏东国家“休克疗法”出现的严重后果。我们强调增量改革先行,但不能低估存量改革的重要意义。没有存量改革的积极进展,就没有中国改革的整体成效。首先,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体制内的公有制经济在生产、分配与交换等环节都广泛引入市场机制,市场化程度有了质的飞跃。其次,体制内的国有经济在经济社会改革中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成本。在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大、回收周期漫长,这些领域创造的价值广泛投射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包括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这些领域,若没有国有经济的投入,单靠市场配置难以为继。此外,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领域,国有经济也要承担绝大多数的社会责任与资金投入。

  如果把每一个事件都当做一个蓄水池,在水池中的水量多少,就是“存量”。但水多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有可能是脏水。如果存量都是“脏水”,那么在这个蓄水池中,“垃圾能量”就比较多。反之,如果蓄水池中都是“纯净水”,那么就代表“正向能量”比较多。根据脏水与纯净水这个比喻,我们希望解决生命型事件的最好方法,就是排除脏水,灌注纯净水。也就是让垃圾能量尽量减少,正向能量尽量增多。因此,有时增量并不一定是个好事,减量也并不一定是个坏事。举一个例子:断舍离。知乎上有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如何能提高生活品质?”答案是:“定期扔东西。”断舍离是一种自我管理的方法,具体手段是要不断地去清理东西。我们的房间里摆置着各式各样的物品,有的东西你看似丢不掉,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定期丢东西,不断断舍离,不是为了现实物理上的简洁,而是内心上的简洁。一个人要断舍离时就代表着他的生活这个生命型事件中脏水太多,垃圾能量太多,所以要减量了。如果蓄水池中干干净净或都是纯净水,我们该怎么办?这时就该找增量了。当然,必须增的是正确的“量”,也就是让你的蓄水池中的正向能量不断增加。汪涵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他与杨乐乐的结合让很多人羡慕不已。他自己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杨乐乐跟他聊天,说,自己在商场看到了一双高跟鞋,特别喜欢,但太贵,就没买。得知此事后,汪涵偷偷把高跟鞋买了下来。在杨乐乐没下班时,把其中一只高跟鞋放在了楼道拐角,然后站在家门口等着。杨乐乐下了班,走进楼道,上前两步,看到了那个自己特别喜欢的高跟鞋,不过只有一只。她捡起来,往上走,看到了汪涵。汪涵得意的说:“另一只在这里。”这就是一次夫妻情感上面的正向增量。第一步,看清楚存量的属性。你要搞清楚你的蓄水池中,是脏水、纯净水、还是没有水。如果把脏水当纯净水,事就会越做越错,如果把纯净水当脏水,就会把对的事做错,如果把没有水当做有水,就会狂傲自大。第二步,对不同的存量属性采取不同的策略。脏水就要消除,纯净水就要维稳与增加,如果没有水就努力的灌输进去纯净水。比如,你的学习成绩一直没能提高,很可能你的蓄水池中都是脏水,而你误以为灌输的是纯净水,所以就会越做越错。因此,你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具体学习什么?先学习“学习的方法”再学习具体的知识。

  2020年武汉解封后“报复性消费”风靡一时,“地摊经济”刺激低端消费而城管角色“好转”,但二者能持续多久?零售业一头连接需求而一头连接供给,但自十九大以来,零售业中倾向于供给侧的企业更有话语权而市场地位更高,具体例证如从沃尔玛到阿里巴巴等强势零售商的巧取豪夺。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在国内迅速崛起,加上消费者主权的回归,拼购、C2M等更强调需求的模式兴起,倾向消费侧的企业崛起,以内容为本的什么值得买去年在A股上市,话语权与市场地位越来越高。自十八大以来,电商平台在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进程中享受了消费线上化的红利,而在消费升级与理性消费交织并存的未来消费新常态中,什么值得买将享受消费选择带来的巨大红利,但投资者、生产者能否共赢?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是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霉的事情,它也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它总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补救自由主义的凯恩斯主义一再失败,统治经济学的下一位会是谁?马克思与哈耶克在经济学思想的左右两极看上去很远,实际上很近。面对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滞涨,里根、撒切尔奉行的供给学派革命也成了中国经济学家追捧的圭臬。减税,小政府,高赤字,拉弗曲线优美的倒U型,除了经济增长的光鲜外表之外还遗留了什么?如果一切如此完美,美国经济怎么又被凯恩斯统治且依然摆脱不了金融危机的魔咒,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那就是贫富分化、高赤字与大逆差、产业空心化与金融资本主义、底特律们机床生锈与华尔街之狼们獠牙闪亮的开始,一个史诗般的、伟大而又卑劣的开始。现在美国1%的财富占比已接近百年新高,从里根开始美国贸易赤字快速攀升,特朗普的右翼大回潮隔着近半个世纪竟然是前世来生的因果链接。特朗普代表的是99%vs1%,建制派的统治精英却对事实的背后一无所知。所以普京说,特朗普现象是精英脱离群众的结果。特朗普现象是美国贫富分化的后果之一,全球利率创下历史新低,但又一次竞相降息的大潮已展开。美联储也在走向负利率的深渊,当前的利率水位还够鲍威尔降几次?货币的洪水肆虐,淹没的是99%的普通大众还是1%的精英?消除或缓解贫富分化的方式只有两个:战争或经济危机。在政府的看跌期权与刚性兑付保护下,作为市场出清与结构纠偏的危机被一再拯救,金融资本由此当然能旱涝保收,而处于货币链最下端的普通大众则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房价与通胀的货币之水的肆虐,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也是“有形之手”的干预。市场自由主义自发秩序的扩展与经济文明的演化是美好的“诗和远方”,但现实是我们要拿大部分时间解决现实的苟且。历史不过是一个节奏相似的轮回,主流经济学看到的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库茨涅茨、朱格拉、基钦的50年、30年、5年、1年,嵌套中的涛动与涛动中的钟摆却敌不过达里奥的一个债务周期。超越漫长的债务周期还有一个制度周期,隐藏在极化的阶级收入结构里。贫富分化,公平与效率,资本与劳动,不是供给侧,也不是需求侧,而是分配侧。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马太效应注定要走向极化。结构极化到一定程度,被认为亘古不变的制度将发生衰退,新的制度开始在动荡中孕育。但历史总是在波动中向上,总体趋势是市场自由主义,但中间会有反市场自由的脉冲或回潮。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本质上就是反市场,只不过是外部市场而不是内部市场。结构极化到一定程度,租金型社会开始形成,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价值论被普遍否认。搞金融搞房地产,对年轻人最大的毒害是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人们都想着一夜暴富,各种成功学泛滥,每个人都在找发财的捷径,辛辛苦苦工作十年不如早年买套房子。一百年前马克思掀起的社会变革的惊涛骇浪席卷资本主义世界,最近半个世纪却走下显学圣坛,话语由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占领,这是永恒的吗?夏虫不可语冰,马克思展示的不过是一个更长的制度周期。技术周期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制度周期可否称为“马克思周期”?制度周期展示的不是显性的总量,而是背后的劳资结构,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财富越来越向资本集中,而劳动者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近一百年的总体趋势是,从20世纪大萧条到80年代靠国家力量反危机、动员战争资源与统筹战后重建,政府力量主导,无论欧洲的混合经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都成功了;但终归难逃周期,20世纪70年代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效率缺失累积成遍及东西方的产能过剩危机,里根、撒切尔的市场自由主义诱使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又接近半个世纪。如今市场自由主义造成的两极分化等问题又是一个完整的轮回,节奏相似但并不完全重复。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拖延或钝化了购买力不足与劳动力相对贫困的事实。无论消费信贷还是次级房贷将当期的购买力不足拖延为一个个月末的账单,让大部分家庭生活在财务脆弱的边缘。民主国家的政客为了获得选民的青睐而在无法解决根本矛盾的条件下做下超出社会购买力的承诺,无论大萧条前的让家家有汽车还是次贷危机前让家家有房产,零首付下的房贷是普惠金融还是民粹金融。到头来还是购买力与有效需求的矛盾,只是表现形式在金融层面上爆发。根本上还是马克思看到的社会问题:资本运动与逐利本性引发结构极化危机。但现代政府掌握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多,可用新的债务置换旧的债务,用新的泡沫托起旧的泡沫,所以每次危机都会化险为夷,但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马克思的制度周期往往表现为财富阶层分化的百年周期,自由市场运行久了一定会两极分化,进而引发购买力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直至引发增长停滞。增长停滞无法维系已很高的杠杆率,债务危机就会爆发。管制市场就能消除两极分化吗?权力寻租与资本化都不能,而且还会加重。贫富分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阶层意识并产生对立,制度就会受到冲击,从自由主义向重商主义乃至计划管制衰退可姑且称为市场自由主义的衰退,此时社会各阶层对所谓公平的追求胜过自由带来的效率。至于社会冲突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爆发,历史给出了很多残酷案例。与马克思的制度周期相对的是康德拉季耶夫的技术周期,“人生就是一场康波,人生发财靠康波”,但这要看你是在康波的中间还是两端。说到底还是代际,假如房价还没开始上涨时你恰好刚毕业,你那一代积累的财富一定会比现在刚毕业的一代多。人的一生往往会与康波的时间错配,人生镶嵌在康波的不同阶段。如果是中间的技术成熟阶段还好,往往是新一波工业化浪潮的上升期而吸引大量的新增就业,产业链拉的很长且惠及范围甚广,不同阶层的机会都很多,中产阶层茁壮成长,“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的所谓“包容性增长”才有可能实现;如果处于初始阶段或衰退阶段,人生就会越来越艰难,每一次康波衰退都是新的一轮康波的开始,新旧时代交接之际往往是经济动荡不安,旧的产能已过剩且形成过多的债务与人口,新的吸纳新就业人口的机会还远未到来,产业空心化导致过高的资产价格与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劳动者只能进入服务业充当低端临时工,资本阶层则因为人力成本与资金成本的降低而攫取更高的利润,分配极化进一步加剧。资本家攫取的利润越多,供给转化为需求的比例就越低,劳动者的购买力就萎缩的越厉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会越严重。金融资本主义加剧了这种极化,只是政府还在用杠杆与赤字来延缓结构的坍塌,仿佛短暂也是永恒。眼下中美两国之间的债务还在膨胀,利率继续下调,货币大潮继续肆虐。但其影响很不对称,因为超发的货币全都“补贴”给了有大量金融资产的财富精英,另一面则是通胀式耗散与越来越多望房兴叹的年轻人。自由主义正在落幕,但财富、权力精英真的不必关心普罗大众?经济增量无法覆盖其存量的社会冲突成本,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让大众共享,所以马克思一百多年前预言的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的越来越有致命性。下一次危机将不仅停留在金融层面,特朗普、鲍里斯等资本主义右翼政治泛滥成灾,贸易全球化撕裂,国际冲突不断,重商主义一浪高过一浪。达里奥说现在越来越像一战以前,但一战以前的欧洲上空的战争阴霾里还有幽灵在游荡!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生委员会委员程恩富认为,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继续大规模出售国企或国有经营性资本,此类凯恩斯主义施策只会加剧“产能相对过剩”。私企没有预期利润就不愿投资,而国企或集体经济只要能发出工资就会投资,所以私营经济的过分发展不利于就业、投资与消费,只是主要增加了私营业主的收益。要重新评估十九大以来的大规模减税的整体绩效,如果这几万亿的绝大多数不是被用于增加私营业主的收益,而是主要直接改善民生、治理环境、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对全社会的投资、消费与就业就会有更大的绩效与财政收入。私企占现在国内企业的绝大多数,所以目前减税主要是减私企的税,而对国企是增加上交利润的,靠国企利润等增交推高私企老板收益只会加剧马太效应。

  简言之,经济增量因分配不公而不断积累的“产能相对过剩”终将推高“占领华尔街运动”至“消灭华尔街革命”,“共产主义的幽灵”将不再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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