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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合作医疗,绽放在1968-1985年间的中国奇花

2020-06-27 14:11:33  来源: 人民健康论坛   作者: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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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中国医疗体系折腾一圈之后,终于为农民推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很多年轻人觉得奇怪,为什么要特意加上“新型”两个字?

  这是为了区别于1968—1985年间中国广大农村已施行过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诞生,要从1965年毛泽东的6.26指示和一名乡村医生说起。

  1965年,中国总人口7.2亿,农村人口5个亿,占比接近70%。当时,全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70%都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严重不公平,导致农村缺医少药严重。

  此时全国已解放10多年了,而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未得到根本改善。心系百姓的毛泽东,对多年未解决的这一问题忍无可忍了。6月26日这天,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写了一段振聋发聩的批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就是毛泽东给医疗卫生界知名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的批示拉开了解决中国农民看病问题的序幕,也打开了湖北恩施长阳县乡村医生覃祥官的思路。

  覃祥官是该县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年轻医生。由于他们公社周边上百里都没有一条公路,连拉板车的路也没有,社员来公社卫生院看病尤其困难。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大环境氛围启发下,一心想为农民看病提供便利的覃祥官,某天发出了这样一个构想:办生产合作社解决了农民单家独户生产上的困难,村里办医疗上的合作,不就解决农民看病吃药的难题吗?

  要在各村办卫生室,最大的开支就是人员工资、药品、房屋。毛主席说“亦工亦农”,覃祥官想我们为什么不能“亦医亦农”呢?有人民公社制度支撑,医生、护士、卫生员一律拿工分,工资问题就解决了;当地漫山遍野都是中草药,多使用中医药就降低了看病成本,效果也好;房屋最好解决。

  经过这样反复核算,覃祥官得出结论:农民每人一年只需要交一元钱(据我个人的估算,购买力大约等于现在100-150元,数值供参考),集体公益金再给每人补助四角钱,每次看病五分钱的挂号费,就可把合作医疗办成功!他的想法得到了公社书记的大力支持。书记想,乐园公社各村的村民们,看病真的太远、太难了。如果覃祥官的想法行得通,那该是多大的好事情!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覃祥官辞掉了在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还说服了一个老中医和他一起干。他首先回到了自己的村子杜家村试办。1966年6月18日,杜家村卫生室挂牌了,土家人祖祖辈辈第一次走进“自家的医院”。实践很快证明,他的构想是完全可行的。

  每人每年1元钱、挂号只掏5分钱就可以免费看病的消息,很快传遍公社各村。山上山下,左乡右邻的人都纷纷来参观,看到他们的药房,看到他们的药园,看到他们的银针、火罐,看到他们的土法制作的膏、丹、丸、散;听到社员们的“现身说法”,心想,这样天大的好事,我们不是可以照样办么?于是各大队纷纷向公社提出申请,要办杜家村似的合作医疗。

  由于契合农民需要又切实可行,到1966年底,乐园公社各村都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各大队建立起卫生室,生产队逐步建立起医疗点、小药房。一批医务工作者加入赤脚医生的行列,一批又一批的有文化的青年男女,进入培训班、医院、学校进修、学习,成为遍布山村的卫生员,进步快的成长为赤脚医生。

  1968年,也就是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两年后,一份《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告,送进了中南海,毛主席看后,立即批示:“此件照办”。1968年12月5日,这份报告在《人民日报》头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

  从此,乡村医生覃祥官首创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推动下,在全国农村大范围推广起来了。短短几年间,以150多万赤脚医生为骨干、以乡村卫生室/保健站为站点、以合作医疗为载体的农村医疗体系,就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村庄、95%以上的农民,初步实现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基层三级医疗体系,方便了农民看病。

  发源于小小村落、被国家大范围推广的合作医疗制度,短短几年时间让绝大多数农民初步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用当时卫生部长崔月犁的话说:“在农民尚未解决温饱的条件下,能解决看病吃药的难题,这是古今中外从所未有,是伟大的创举。”

  乐园公社山高路远也遮挡不住全国各地参观者的脚步。《人民日报》发文后的几年间,到乐园公社参观的人多达10万!覃祥官,也被称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70年代,他参加中国去往日本、菲律宾的代表团,受邀向别国介绍中国经验。

  中国的合作医疗制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当时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建国初期,我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1976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65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一时期,中国医疗卫生费用只占GDP的3%,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可见,中国医疗制度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这个成绩的取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是分不开的。

  然而,遗憾的是,随着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合作医疗失去了经费来源、人才支撑和政策环境,合作医疗制度也随之瓦解。赤脚医生被视为“左”的产物、合作医疗被视为“左”的政策被放弃。1984年报纸上明确宣布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个词汇。80年代中期,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降至5%以下,以至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那时起到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20年间农民看病问题又完全回到了1965年之前的状态。况且,即便有了新农合,依然未能改变农村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现实。根据《2019年中国卫生统计公报》,全国1292.8万卫生人员中,乡村医生只有84.2万,占比只有6.5%!2019年,中国农村尚居住着全国接近一半的人口。尽管现在的交通条件已远非当时可比,但城乡间医疗资源的巨大鸿沟,宛如城乡经济差距一样,在一天天持续拉大。

  解决当前中国医疗的费用高、中医被边缘化、城乡分配不均、重治疗轻预防、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大医院人满为患等诸多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曾经辉煌过的合作医疗制度上去。形式可以变化,但不能变的是医疗正真为人民健康服务,而不是为资本利润服务的本质!

  表面上看,当前中国医疗领域的困难很多,但要相信那句老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在经济收入远不如今天的情况下,那一代人尚为5亿农民建立了初级的免费医疗,今天怎么就做不到呢?完全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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