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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俊雄:保钓为何重要?五十年前,我们在运动中形成对新中国的认同

2020-06-12 11:08:24  来源: 观察者网   作者:花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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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联合国资深审校,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创会会长

  近日,日本再度在钓鱼岛问题上搞起了“小动作”。自称拥有管辖权的石垣市拟将钓鱼岛更名为“石垣市登野城尖阁”。对此,台湾地区一些“保钓团体”集体前往“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抗议。新竹县议员罗美文在现场抨击岛内的媚日言行,并说:“我们14亿人不是只有你看到的‘台独’,这里面有太多人不会让你这样欺凌。”

  五十年前,也就是1970年8月,美国驻日大使馆发言人宣称钓鱼列岛是琉球的一部分,将于1972年归还日本。得知此消息后,当时美国各大城市的港台留学生与当地华人举行了保钓示威游行活动。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尼克松释放出了访华的消息,中美关系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在此背景下,保钓人士获得了了解新中国的绝佳机会。保钓运动逐渐转变为一场认识和认同新中国的运动。

  五十年过去了,一些老保钓们依然存续着当年的精神。本文受访人花俊雄先生便是昔日保钓运动中的一员。在他的讲述中,我们或能窥见那一代台湾旅美学子的心态与抉择。

  观察者网:通过一些先生的回忆录,我们知道当时进行保钓运动的美国留学生常会组织一些读书会,阅读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史方面的书籍。在阅读这些红色书籍的时候,您受到了怎样的感触?对于新中国的认同是否也缘此而生?

  花俊雄:对于我来说,我是先向往社会主义,然后再认同新中国的。我出生于台湾的工人家庭,1973年到联合国工作,1976年第一次回国,当时就到一些农村和工厂参观、学习。

  我是学中国近代史的,而我在台湾根本接触不到中国大陆的信息,所以当时在我的心目当中,中国是一个非常衰弱的国家。出国之后,我看到了一些东西,就了解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精神。当时,尼克松要访问中国,因此也就释放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东方红》革命史诗、《红旗渠》等讲述新中国奋斗故事的纪录片在我们的校园中不断放映。这些精神也感动了我们这些参加保钓的学生。我们就想既然国民党政府不保钓,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新中国的政府可能可以保钓。

  与此同时,那时全世界青年狂飙运动营造了一种大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保钓运动也受到了影响,我们在读书会上会阅读许多红色书籍,讨论新中国的情况。此后在1975年,保钓运动分成“左”、“右”两派。保钓运动出现向“左”转的情况,读书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时候,右派一般不组织读书会。

  1971年4月10日的华盛顿大游行可以说是保钓运动的最高潮。当时《纽约时报》说有两千多人参加游行,实际上是低估了人数,我相信当时是超过三千人的。这么庞大的保钓群体,其中有左派,有中间派,也有亲国民党的派别。随着国际形势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变化,保钓运动开始转向统一运动,我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新中国,呼吁台湾回归新中国。

  因为在联合国工作,我几乎每隔一年都会回中国大陆。从第一次回国到现在,我看到了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说保钓运动没有提出一套自己的思想,但我认为,当时保钓运动一直以左派为主流,认同新中国,认为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想法和结论。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一套现成的思想纲领与指引方向了,何必再去另创一套思想?当时,《毛泽东选集》是我们必读的书籍。我们组织保钓运动所追寻的答案与路径已经在这些书中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再自创理论了。

  当年我们保钓的学生里也有很多人是回国服务新中国建设的。这么多年来,我们眼看着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强起来,想到自己也做过贡献总觉得非常欣慰。这也证明了我们选择认同新中国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观察者网:您刚才讲到您之前是学近代史这个方向的,我正好就想到了一个史学领域会讨论的话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史专家胡绳先生在晚年的时候曾经提过,想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写作一部《新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今天我们的国际形势依然变化莫测,您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秉承胡绳先生的想法,继续推进这样一项研究?

  花俊雄:这个研究当然必须从一个新的框架来审视问题。我在联合国工作30多年,得到了一个结论: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实力,即使道理在你这边,你也有话说不清,但美国很多时候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上不讲道理的国家。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否还适用于现在的形势?这个当然可以讨论。我认为还是适用的。

  现在中国崛起,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合作共赢的理念,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提出了很强的挑战。也正是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所以美国才发起了贸易战,并且介入香港事务,以此来阻止中国的发展。

  我进联合国的时候,中国交的联合国会费不到1%,现在我们实际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缴费国,同时我们也是派驻维和部队的一个大国。在联合国里面,中国的地位跟美国来比,可以说中国是得道多助、朋友遍天下,而美国相对来讲是日渐孤立的。

  中国在对抗美国霸权上,提出了一个新的道路构想。就整个国际局势来讲,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与“第三世界”合作、促进“第三世界”发展这些方面,中国起到了领导的作用。对此,美国还指责中国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我想如果要继续谈胡先生的理论,关于中国崛起对国际形势的影响与中国提出的论述等方面的内容是必须要谈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中美之间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台湾问题也牵动着两岸民众的心。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您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期许或者说愿景是什么?

  花俊雄: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我坚信“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将实现。新中国走过了70年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将近百年的道路。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奇迹。我一直认为,这么大的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党来领导,而历史也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规划,有一定的理想,有一定的战略,而且有一定的执行力,所以我相信再给我们一些奋斗的时间,中国肯定还会再上新台阶。

  为什么美国这么着急想阻碍中国发展?因为美国觉得再不遏制中国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它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但这种遏制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好比是一辆全速前进的火车,除非司机刹车,不然是挡不住的。

  中国今天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执政党。而这个执政党对于带领国家往哪个方向走,拥有明确的规划和步骤。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想要遏制我们是不可能达到的。

  有关台湾问题的话,我想统一是大势所趋。1981年,我应国务院的要求回国来谈两岸责任和台湾问题。当时我提出说要跟国民党谈判。为什么和国民党谈判呢?因为,国民党具有代表性。首先,国民党当时是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1981年还没成立呢,所以没有别的选择。第二,国民党被驱逐出联合国之后,蒋经国特别注意国民党的本土化,所以它吸收了很多的本土精英。国民党的党员当时85%是台湾人,就此而言,国民党是有代表性的。如果选择和平谈判的话,就跟国民党谈。但是这么多年来,国民党的家国情怀已经慢慢丧失了。我们以前还寄希望于国民党,现在看来是不能如此了。

  从前,我们还觉得通过经济让利会让台湾慢慢走向祖国,现在看来未必见得。因为统一基本上是一个认同的问题。你如果认同中国,那么统一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你不认同中国,中国大陆发展得再怎么好,台湾人也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情,和我无关。对他们来说,去大陆赚钱和去美国赚钱是一样的。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团结台湾民众。比如我们的“三中一青”政策、“惠台31条”都是如此。习近平主席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的时候呼吁,希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那我们能不能够从现在开始,基于这个方向推动两岸政治协商,然后共商统一大业?我想,我们必须往这个方向走。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岛内“统派”的力量与声音是比较薄弱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直接将统一的诉求诉诸台湾民众会花很大的力气,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今天台湾问题基本上是中美较量的问题。美国会怎样介入我们的统一事务?这是我们必须考量的。从习主席发出的号召出发,我认为我们的对台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必须往这个方向推就。假以时日,在收复台湾民心这一方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现在,台湾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行“去中国化”。要知道,政治上“去中国化”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文化上要“去中国化”是很困难的。举个例子,台湾最大的宗教信仰是妈祖信仰,还有拜关帝爷的信仰。台湾有些政治人物要去竞选,他们都会先去拜妈祖,学生考试之前还要去拜孔庙,可见这种信仰是多么根深蒂固。这些文化信仰,是很难灭绝的。

  台湾是一个“移民世界”,很大部分台湾人都是从福建移民过去的。当时过台湾海峡,是个生死难料的事情,这些移民就用红彩带绑着自己家里拜的神过去,安全抵达台湾岛以后就把这个神给供起来。我和“台独”辩论,就问他们:“你们拜的神,有哪一个是台湾人?”民进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推动两岸文化交流,这个方向是对的。

  观察者网:您提到了文化认同的问题。在台湾的一些历史教科书,还有文学作品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论述模式,即中国和台湾是同种同源的,台湾在整个近代史的历程当中是无负于中国的,但中国会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抛弃台湾,这种论点是“台独”的基本论调。您觉得该如何与这套话语论辩?

  花俊雄:我在70年代到厦门大学访问,以及我在和各单位交流的时候,我就多说一句话:“审慎地来重温日据时代的台湾历史。”我觉得,如何理解、阐述日据时代的台湾历史是事关统一的重要问题。

  我认为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仍然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早期有抗争,但无奈力量悬殊。后来,日本推行皇民化运动,但汉民族的文化命脉依然存续了下来,在此过程中,文化协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台独”经常会拿甲午战争说事,说中国把台湾抛弃了。但历史是这样子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中国一直怀有领土野心。甲午战败,日本看中了台湾这块地,中国作为一个战败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随即就引发了“公车上书”,可见中国并没有抛弃台湾。

  尽管台湾被割给日本,但台湾后来的政治进程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发展还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辛亥革命成功了,台湾的知识分子欢天喜地地庆祝。孙中山离世,台湾举行了很大规模的追悼会。具体还可以参考日本学者若林正丈的研究,他清楚地揭示了日据时代,台湾的发展与中国大陆政治形势发展的关联。

  “台独”的第二个论点是“二•二八”事件。吴浊流写过一部小说叫做《亚细亚的孤儿》,主题思想就是说台湾是被抛弃的孤儿,好不容易回归祖国怀抱以后,又发生了“二•二八”惨案。在“二•二八”事件4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就提出一个论点:国民党应该向台湾老百姓道歉,使得本省人及外省人能够弥合创伤、和平共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本省籍与外省籍在台湾共同生活、通婚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去刻意区分本省与外省之别是说不通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已经形成了一种融合。这个伤口也应该愈合了,而不是总是去揭开它。当然我这个建议没有被国民党接受。现在民进党为了选票,非要把伤口揭开。

  当然,“二•二八”是个悲剧。但随着历史资料的挖掘,我们需要认识到“二•二八”发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有很多台湾人去日本当兵,这些台籍士兵回到台湾之后没有正当的职业,加之国民党接收台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最后就酿成了惨案。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台独”总是说国民党借“二•二八”杀了两万台湾人,这个事件平反后,政治受难者家属可以领取补偿,最后实际上只有八百多人去领取补偿。与此同时,外省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杀的也不在少数。

  所以,这些“台独”的理论基础根本站不住脚。我们也应该花大力气来研究日据时代的台湾史,我们的“左派”、“统派”在这一方面更是如此,但我们现在在这方面没有争夺到话语权。未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集中优势,多花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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