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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全球宗教地理结构变迁前瞻

2020-06-07 15:21:0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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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中外从来不缺或真或假的各色预言家,但2020年新冠病毒在半年内席卷全球已可断言无人预测到。科学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宗教起码能能起到个别的安抚作用。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很容易由此联想到佛教概念“无常”,不难预测佛教在中国的香火会越来越旺。那么其他宗教与其他国家会如何在疫期去找精神寄托呢?世界各地的宗教地理结构会否因为此次疫情的冲击而有所变动?总体上看,宗教是社会因素与地理因素的综合产物,在其产生、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与人文地理环境不断融合而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直至影响社会稳定。

  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根据宗教信仰而聚集的社会集团在地球上占有特定的空间,由此而形成一种区域现象。截至目前,世界上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约达26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以上。其中,信仰基督教的约有10亿人,其下又可分出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或称基督新教、耶稣教);信仰伊斯兰教的约达6亿人,其下又可分出逊尼、什叶两大教派;信仰佛教的约达2.6亿人,其下又可分出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三大宗教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属于超民族的世界性宗教。在民族宗教中,人数最多的是印度教,信徒约达5亿人。其次是中国的道教、日本的神道教,此类宗教集中分布于特定的民族或地域。信仰犹太教的人数不多,但随着犹太人的流散而扩张到欧洲、北美与亚洲的以色列等地,其圣城位于巴勒斯坦地区的耶路撒冷,因此与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圣城有所争议。在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南美洲的亚马孙河流域、大洋洲与北极附近的居民中还有多种形式的土著传统宗教(原始宗教),但随着所属民族的减少而濒临灭绝。宗教作为一种地域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地理学家的重视,宗教地理学就是以探讨地理环境对宗教信仰的影响为起点的。孟德斯鸠认为地理条件足以决定一个民族的神权思想,其《论法的精神》一书首次将东方各国的宗教起源归因于气候影响人的生理特点而导致的“惰性”精神。辛普尔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精神气质影响直接反映在人类宗教活动的差异中,教派与人种息息相关。二战结束后很多西方国家侧重宗教地理学的文化精神因素分析并将传统的宗教地理学、无神论地理学与通俗地理学纳入意识形态地理学专题研究。例如,索弗的著作《宗教地理学》(1967)与论文《地理学与宗教》(1981)为西方宗教地理学研究内容的确立打下了一个基础,而国际地理联合会(IGU)1980年在纽约设立了由联邦德国地理学家布塔纳任组长的国际宗教地理组,着重于宗教传播的地理背景、宗教信仰的转变与宗教活动的坏境效应等专题的研究。

  世界三大宗教分布:第一,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但最广泛的说法是始于东汉永平十年。相对于其他宗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是最悠久的。在中国现有的各种宗教中,佛教信徒是最多的,甚至很多无神论家庭也会供祭佛教道具。佛教在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甚至被列为国教,虽然在全世界不是人数最多的,但其分布范围相对集中,而且分布最密集的国家也往往是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印度、缅甸、泰国。第二,基督教的分布较为分散且范围最大,自近代以来对全人类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神秘影响。基督教信仰以基督为中心,相信耶稣的救恩,充分彰显了上帝对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舍己无私的大爱。基督教是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大部分地区的主导宗教信仰,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与艺术等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都有深远影响,而20世纪的中国是亚洲除韩国外基督教徒增长最快的地区。第三,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西亚与北非,从公元8世纪起逐步扩张到英、美、俄、法、德等二百多个国家或地区。在中国,伊斯兰教从唐代传入后就广泛发展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部的维吾尔、哈萨克、撒拉、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等民族尤其是回族中影响广泛,与“三股势力”乃至个别全球性恐怖组织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第一,宗教的起源地、分布与传播。宗教起源地与古代文明起源地的关系以及宗教传布的地理背景息息相关,宗教地理分布反映其过去的兴衰、传播并与交通、贸易、移民与军事征服相伴。因此,宗教传播方式既有自愿的也有隐含不同程度的强迫性的。宗教因交通条件的改善、国际交往的增多而加速传布:伊斯兰教随着穆斯林帝国的强盛与穆斯林商人的商业活动及其相关移民的增加而扩展到东南亚、东南欧与北非;基督教随着欧洲移民传播到南非、美洲与大洋洲。第二,宗教文化景观。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信仰、礼仪或习俗,从而形成独特的环境感应与文化景观,比如宗教朝觐活动、宗教禁忌与宗教建筑等造成的独特的区域景观。第三,宗教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原始宗教神化自然界而隐含自然保护的信条,现代宗教往往强调利用自然而忽视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宗教世俗化后教义、习俗的“接地气”在客观上能起到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尤其是中国的佛教胜地往往是植被保护较好的地区。第四,宗教对领土变动、战争、人口分布、聚落形式以及地区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很多国家或地区因宗教或教派之争而爆发冲突或分裂,比如天主教仪式中饮红葡萄酒的需求随着天主教的加速传播而激增,对葡萄种植与酿酒业的跨大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研究宗教的起源,地理环境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原始宗教分散在世界各地有限地域,因此不难查出其宗教圣地;高级形态的宗教发源地的地理因素则可从两方面分析:在自然地理因素上,亚热带的北非、西亚、南亚与中美洲的气候条件适于夜观天象且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其原始居民易于由此幻想而找到精神寄托;在文化地理因素上,亚热带多为古代文明昌盛与民族迁徙枢纽之地,例如诞生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西亚,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且有浓郁的文化思想氛、发达的哲学思想体系,这种文化环境为高级形态的宗教的升华提供了温床。

  第一,宗教的传播路径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较大。在扩散方向上,地理环境中的天然屏障(比如高山、大漠、远洋等)会对宗教传播形成阻碍,导致宗教传播者只能向交通方便的地段聚散,比如山口、河道,古代发达的陆路、海路商业航路都能为宗教传播提供相应的途径。第二,宗教传播受地理文化因素影响较大。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空间上也有一元性,而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势必要从文化发达地区传向不发达地区。宗教传播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政治因素,通过战争征服被占领地区后通常会首先破坏当地的宗教信仰(如破坏宗教祭祀建筑、捣毁神像)并迫使当地居民改宗,西方国家自16世纪以来对其他地区的殖民统治时期的传教活动都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二是文化因素,在文化建构上居统治地位或优势地位的国家或地区通常会有意无意的影响周边国家、地区的宗教信仰,其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往往与地理空间结构有关。第三,宗教的空间分布从地理因素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发源地、传播路线、影响范围有关。一是宗教最初的发源地,对宗教早期的地理分布范围有决定性作用,即使是当今世界三大主要宗教的地理分布也都大致覆盖了其源起地区或在发源地周围地区扩散。例如,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半岛,至今那里仍是该教的核心地区。佛教在其诞生地印度几尽灭亡,但其最大的势力区仍在印度附近的东亚、东南亚诸地;二是宗教的传播时间、路径与传入地足以影响外来宗教在本土的分布;三是宗教传播范围即宗教文化的范围甚至可以宗教作为划分不同文化区的标准。第四,很多自然风景胜地经常成为往往也是某种宗教圣地所在。大如山川、河流,小如岩石、洞穴,都有可能是某个宗教的圣地。其中以山川圣地居多,这与山川的地理特色(高度)有关,因为普遍认为神祗的居住地是人类不可及处,如天空,而山川曾是人类接近神祗的唯一自然途径,所以山川容易被人类赋予某种神圣性。河流、海岸等在很多宗教中地位格外重要,比如印度教的圣地在恒河就与其教义中洁净仪式的规定有关。另外也与原始宗教阶段的万物神性有关,自然地景往往会被视为神灵的化身,传承下来之后因种种社会原因(如政治斗争、经济发展)而导致某些地方的神祗地位升高、下降或消失,从而造成对部分地景的重点崇拜,直至形成宗教圣地。人为因素形成的宗教圣地一般都是宗教的诞生地或重要传播地,宗教创始人、宗教领袖与教内重要人物的出生地、埋葬地与主要活动地在自然地景中也有因传说或宗教典籍中的记载而被视为圣地的。宗教圣地并非都是一成不变的,随时有可能因为偶然事件而被更替。第五,宗教的戒律往往带有受地理因素影响的痕迹。很多宗教有饮食方面的禁忌,原因之一是当地曾有生活环境艰苦的历史记忆,迫于生存压力而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规定以保障种族延续,后被吸收到宗教戒律中而发展为不同地区的信徒必须遵守的准则。第六,宗教群体的形成在血缘、民族、社会与语言因素的基础上也与地缘关系息息相关。同质地理区的不同民族容易形成共同的文化区,因此也容易形成共同的宗教信仰区。从大的空间范围上来看,民族聚集区中的同一民族通常倾向于信仰同一种宗教,民族与宗教之间往往有异常密切的联系,但也有由于政治或其他因素而使同一民族分奉不同宗教的现象,直至引爆地区冲突的导火线,这在二战以后的中东阿拉伯民族尤为引人注目;从小的空间范围上来看,在一定地域内形成的宗教社区会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礼仪习俗而形成一个整体,且往往有一个宗教组织负责整体的协调与控制,这种宗教社区有可能是正式的宗教教区,也有可能是自发形成的。

  宗教没有统一的定义,由于涉及哲学、法学、精神信仰、伦理道德乃至政治立场,宗教争议无可避免。任何宗教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由最初的自然崇拜发展到神灵崇拜,进而发展为有完整的思想体系与政治构架,其过程离不开人文意识与政治力量,二者背后又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塑造。

  第一,政治力量对宗教的影响。华北平原造就了古代中国的大一统专制中央集权国家,这里是古代中国人口最多的平原,而长江以南地区只有几个零散的平原,所以分裂时期华北一旦完成统一,大部分时候都能向南实现久分必合。宗教的壮大离不开其本身的发展属性,但更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持。例如,基督教一开始就是东罗马帝国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设为国教的,因为这个一神教控制一神长老与宣传同质思想而更容易统治,类似于汉代的“摆出百家,独尊儒术”,只不过基督教涉及的领域比儒家更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其实儒家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的世俗化宗教。随着蒙古骑兵的摧残及其携带的黑死病的蔓延,基督教越来越壮大,罗马教皇的权力逐步超过罗马皇帝,以至于即使是罗马帝国灭亡了也很少有人质疑罗马教皇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后来欧洲各王国采取同样的方法利用基督教对教徒的教化确立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至今非常重视统治血统,以血缘为纽带,不论男女国籍,甚至两个国家的国王都都能集于一人之身。中世纪的罗马教皇大部分情况下与欧洲各王国的国王存在权力矛盾,直至形成特殊的“政教二元制衡制”,中国的儒教政治则更像世俗化的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教合一”。儒教超过道教发展为国教促进了这个社会以人为本的人文意识的觉醒:一是黄河治水。西方早期文明主要集中在埃及、伊拉克与希腊,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于黄河下游反复改道的华北地区。早期人类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由某种神主宰的,包括河水泛滥。尼罗河与两河流域定期泛滥,当地人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黄河并不是定期泛滥,经过大禹治水,中国人意识到人类有改造自然为我所用的能力。二是华北平原:人类早期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支撑大规模的远程作战,华北平原分布的众多部落由此演化出了联盟等级制度,这是朝贡制度的雏形。商朝与其他古代文明国家一样,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大祭司见证的天神,即上天安排商王家族的统治而不能违背天意。其合法性在于祭司给臣民解释统治者何以是“天子”,否则就会一直有后起之秀质疑乃至反抗。商朝每次祭天殉葬都要抓来很多活人,甚至靠武力威胁周边其他部落贡献祭品,其中也包括周文王的一个儿子。牧野之战周武王以少胜多,大量军民背叛商纣王,从此中国人意识到即使是神安排的统治也不会持久,以人为本的人文意识从此苏醒。周武王削弱祭司的地位而确立一种天命观念,即其统治合法性来源于天命,而天命来源于民心。这种天命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完善,为了证明天命而催生了专门负责宗教事务的史官。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很发达,包括从各种角度分析万物是由什么构成的,但一直忽略了人类的活动能力与创造能力,所以古希腊的神话中洪水来了就坐方舟逃走。古希腊人认为火是神赐予的,所以称之为“圣火”,而中国关于火的神话是燧人钻木取火,相比之下更有科学道理而宗教色彩较弱。

  简而言之,基督教=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政治、技术+希伯来信仰+古希腊哲学。基督教曾保住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不被蛮族摧毁并教化蛮族,使他们最终文明化;把亚里士多德推上新的高度,促进其逻辑论证体系的跨大洲传播;通过圣经引入犹太人的哲学成就,为欧洲哲学注入新的血液;通过经院哲学的发展发扬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成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对后世的思辨哲学影响深远,而古希腊的哲学体系还不足以支撑现代科学的发展;极力推动对大自然的探索,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对世界的探索就是对上帝的认识,所以基督教一直在推进科学研究,欧洲早期的科学家几乎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科学反过来威胁基督教则是后话了。但基督教的“上帝万能”说削弱或贬低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使中世纪的欧洲人忽略了人类的活动能力与创造能力;其“原罪”说使人类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主张人性本恶的伦理道德而只能靠上帝来教化,与儒教的人性本善论相反。基督教“原罪”说容易使人产生“反正有罪,干脆无所谓多少”等消极想法,甚至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去做违反基督教信条的坏事;其“末日审判”说使信徒们对未来充满了恐惧感;越界传教,认为所有的人类都必须按上帝的“旨意”生存,他们“有责任”拯救全人类。如今,“民主”成了西方世界的新型宗教,认为只要不是西式民主就一定是邪恶的。中国原生宗教未能壮大并传教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以人为本的儒家伦理道德教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西方世界的伦理道德教化就是基督教;迫害异教徒,在教徒里宣传人人平等的同时排挤乃至迫害异教徒,认为无神论者都是有罪的;认为做坏事或做错事后只要向上帝忏悔就能得到原谅而重生,无须向被害人负责并感到愧疚,所谓的“原罪→救赎→死亡→永生”等“天堂”观念的本质还是没达到儒教那种以人为本的人文意识,这也是基督教伦理道德教化最大的缺陷。

  自然环境决定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决定文化意识,文化意识决定政治形态,政治形态决定经济体制。地理环境的影响很大,虽然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推动的,但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着人类文明的走向。例如,古希腊的特殊地理环境是坐落在爱琴海上大大小小的岛屿,在人类的生产力达到足够的水平之前形成了分散的城邦制度,最多时有二百多个城邦,因此古希腊一直没有互相征伐统一建国的思想。其自由民天天无所事事,有奴隶为他们生产一切,所以他们喜欢探讨远离生活的自然哲学,没有任何一个早期人类文明像他们那样经常公开辩论当时对生活还没有显著作用的神秘领域。随着亚历山大三世统一古希腊,其哲学思想失去这种土壤而迅速走向衰落,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此后继无人。

  中国有五大宗教:佛教、基督新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道教。其地理分布的主要特点是:儒教式微,道教零星分布于汉族聚居区,基督新教集中于江淮地区、长白山区,天主教集中于华北地区,伊斯兰教集中于西北地区,佛教集中于青藏高原、江南地区。总之,本土宗教越来越不给力,外来宗教鹊巢鸠占。

  中国现有佛教寺院1.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教的喇嘛、尼姑约12万人,活佛1700余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1万人,寺院1600余座。中国现有道教宫观1500余座,乾道、坤道2.5万余人。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被回、维吾尔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的群众信仰,总人口约1800万,现有清真寺3万余座,伊玛目、阿訇4万余人。天主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大规模扩张。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400万人,教职人员约4000人,教堂、会所4600余座。基督教新教于公元19世纪初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大规模扩张。中国现有基督徒约1600万人,教牧传道人员1.8万余人,教堂1.2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2.5万余处。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句《百年孤独》的开场白用的是中国的中学英语老师做梦也想不到的一种时态:将来过去时。站在大洋彼岸欣赏,我们也许会陶醉于这种戏剧性的命运带来的奇妙艺术张力,但如果你自己就是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呢还会希望未来有一天自己也会面对行刑队吗?诚如佛教所悟,人生无常,但很少有人不会讨厌甚至惧怕无常,总是希望能找到一颗水晶球预卜未来以最大限度地预设未来的确定性与安全感。在遵循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这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财富。只要手里掌控的财富不被稀释,甚至还有可能不断增值,其宗教意义就是不难理喻的,而理财师的地位不亚于教皇。世事无常,没人能掌控一切信息,雕虫小技避免不了命运多舛,理财师也许只能预测21世纪概率最高的财富确定性之“道”,其关键词是城市化、贫富分化、老龄化与智能化。如此“四化”如同宗教,谁理财都回避不了其不确定性的神秘感。

  城市化助推的高房价带来的长期冲击是最可怕的: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二是老龄化问题加重国家负担与用工荒。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快通道则是技术突破,尤其是智能化的普及与升级。进而,5G是一个重要突破口。在历代移动通信技术革命中,单数代一直有划时代的影响。三十年前的1G催生大哥大时代,实现了移动通讯从无到有的突破;十年前的3G催生iPhone时代,实现了把上网本搬到手机上的突破;现在的5G是在3G和4G的基础上催生的信息传输速率的质的飞跃,从而突破了移动网络载体的限制。未来的低头族将被淘汰,信息传输将在空间中无所不在,万物皆可连,万物皆智能。截至目前,我们能看到的相对成熟的5G应用主要是无人驾驶技术与VR/AR技术。现在智能手机销量已见顶,我们正处于两波技术革命之间的低潮期,发达国家完成城市化而陷入老龄化,但新的技术革命暂时还没到来,其直接后果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但基于文化艺术、意识形态之别,全球各地应对经济低迷期的反应又不尽相同。欧洲主动或被动引进大量超能生的穆斯林移民以缓解劳动力不足,但新移民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与日俱增,族群对立给未来的欧洲挖了个大坑。欧洲的民主政治体制不但很难抑制这种矛盾,反而容易煽动民粹,英国脱欧只是第一步,疫期被欧盟见死不救的意大利政客的脱欧怨言也不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古代非洲没有边界清晰且长期持续的大帝国,更没有本土意识形态或宗教能让多数非洲人形成认同感,土著原始宗教被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鹊巢鸠占,所以利比亚等分裂的非洲人对部族的认同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大环境下,哪怕是非洲发展较快的南北双雄(南非与埃及)也在疫期频频爆发骚乱,从而反过来进一步恶化疫情。拉美完美地继承了“两牙”母国的慵懒基因,本身就不怎么勤劳,政治上也和像非洲一样非常不稳定,南美双雄(巴西与阿根廷)的疫情也在加速恶化,其右翼领导人更容易仆从特朗普式法西斯主义排外(尤其是穆斯林)路线。大洋洲相对稳定,但地理条件不适合大规模移民,即使在疫期冒险持续吸引移民也满足不了其内需市场与经济体量。中东穆斯林国家的世俗化道路更是充满变数,作为古老到对信徒日常生活处处管束的宗教,面对突如其来的现代化对其土著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伊斯兰教显然没做好像现代化发源地基督教世界那样充分的宗教转型。中东伊斯兰世界不仅要应付西方现代世俗社会意识形态的激烈冲击,其内部还有教派、国家、民族乃至部落之间的复杂矛盾。中东板块支离破碎各自为政,根本无法凝聚成统一的市场,更别说高科技研发了。南亚(主要是印度)相对稳定,人口红利显著,高科技人才在硅谷极具竞争力,近年来经济增速稳步提升,但包括种教派隔离、姓制度等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痼疾还牢牢占据着南亚各国的新闻头条,南亚现代化之路还很长。东南亚佛教徒扎堆,整体上也像印度人那样很懒,所以各国华人才能到那里发展理财专业户。除了华人占优势的新加坡、文莱,其他东南亚国家(包括当年的“东南亚四小虎”)都没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相对没那么懒的是受中国改革开放的金钱教影响较大的越南。

  相比之下,现在只有中美两国的经济走势能引起全球性影响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但巨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加上基建完善足以促进中国中产阶级的持续扩张,未来中国的内需会越来越旺盛,消费板块持续走强足以消解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的影响。美国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也要面对老龄化冲击,但占美国人口主体的欧裔白人家族欧洲人还是很传统的,受宗教的影响更大,生育意愿更高,加上超能生的非裔、超能移民的亚裔与既超能生又超能移的拉美裔,美国整体人口结构还是健康的,在高科技领域依然能执世界牛耳,加上广袤国土蕴藏的人口承载力与资源潜力,其未来经济增长的确定性依然很强,前提是其种族、宗教冲突不至于失控,中国应以美国为反面教材对“三股势力”防患于未然。剩下的印度、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与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都有各自不同程度的小机会,但只能在资产配置中充当辅助性角色。

  船大难掉头,中美两国都一样。限于自身固有的体制问题,现在美国的社会运行与经济改革的成本太高,让制造业回流本土的难度太大,因为对绝对权力的惧怕让联邦政府就算意识到了危机而模仿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很难争取到足够的权限与财政能力反击华为的渗透。贸易战白热化反而会同时加速中美两国的科技进步。二战期间美德两国贸易战成就的技术进步都非常显著,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的技术进步也都非常显著。站在更长远的视角上看,这场博弈更有可能对全人类的进步大有裨益。这将是一场跨度超过十年的持久战,初期中国会有点被动,但越往后就能越有底气而越来越主动,中国的金钱教早已修炼得炉火纯青。

  全世界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都在“向右转,向钱看”,从而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顶层富人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中产阶级与底层穷人,美国、中国、欧盟、日本、印度、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南非……无一例外。聪明如马云者除了学比尔·盖茨提前退休搞慈善还有别的路可选吗?贫富差距过大会危及社会稳定,社会一乱则经济更没法发展了。蛋糕变小,分到每个人头上的份额就更小了,拉美、非洲的很多国家在疫期的这种局面更是雪上加霜。老龄化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能靠新技术革命(现在主要是智能化)解决,但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反而会被新技术革命加剧矛盾,所以只能靠人类自己的制度改改进去解决,而碾压一切传统宗教的金钱教导致的马太效应会助推社会贫富分化的危机。

  埃及、印度、伊朗等曾有统一宗教与强大帝国的古老国家的老百姓谈起自己的祖国都会有一种文化优越感,中国当然也本该一样,只是我们的宗教短板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扎眼了。但中国没像埃及那样陷入民主选举乱局的恶性循环,也没像印度那样被其宗主国强行大卸八块,更没像伊朗那样国土面积只剩下当年波斯帝国的三分之一且被迫抛弃祖传的琐罗亚斯德教。毋庸讳言,谦谦君子的儒教与飘飘欲仙的道教被有色有味而无孔不入的金钱教摧残是难免的,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好处举世公认,比如在联合国敢行使一票否决权,办得起辉煌的奥运会,能调动各种资源造出越来越雷人的高层建筑与填海造陆工程,能投巨资拍大片……当然,小地方也有小地方的好,精心打点小日子享受小确幸,更关心每一个具体可感的身边人,让每个老百姓都活得更有尊严……比如台湾就有比大陆做得更好的地方,尤其是传统宗教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欧洲迷你型发达国家做的就更好了。不过,有人情味并不是小地方的专利,不是说大国都不会关心小民,只不过我们还在不断努力进步的过程中,此次疫情正在证明中国政府的“地摊经济”等决策导向越来越注意亲民了。但大国能做的这种事,小地方的小资们是永远无法体会到的。然而,长期的分离加上接受西式教育理念,港澳台的年轻人是很难认同这种家国情怀的。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会依然很乱,再美好的时代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一个人的命运既是自己决定的又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而当今中国一直在奖励聪明勇敢的“奋青”。后疫情时代不会亏欠“港独”式“废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情怀中将碾压基督教式披着“民主”伪装的宗教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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